一位国外的朋友将转载于《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今日评论”上的《平庸之恶：阿伦特为什么是错的？》一文发给了我，请我就平庸之恶谈一谈看法。朋友知道我曾经写过一篇“可同情的恶与骨子里的恶”的短文。此文由于涉及批评毛泽东的内容，在大陆中国没有发表的机会，只能在朋友圈中传阅。

我先从“可同情的恶与骨子里的恶”一文谈起。

如果你是马加爵

二十年前，马加爵故意杀害4名同学的杀人案，我想许多人不会忘记。

马加爵事件发生后，中国大陆各网络论坛对其人其事展开一场持久的争论。有人认为马加爵应该被处以死刑，有人则对马加爵之死表示同情

在我的班级中，对于马加爵之死也发生了争论。

一次，上课前，我还没有走进教室，就听见教室里激烈的争论声。我走进教室后，争论停了下来。我对同学们说，继续，我想听！

支持判处马加爵死刑的学生认为，马加爵手段残忍，连杀四人，应当处以死刑。

一位同情马加爵之死的同学指出，马加爵出身农村家庭，生活艰辛、经济拮据。

一位同学激昂地说，你们看报道了吗？马加爵在监狱中穿上了他这一生中穿过的最好的衣服-囚服。马加爵说 “这是我穿过的最好的衣服”，这句话让在场看押他的警察都落泪了。我也落泪了！

另一位同学问，你们看过马加爵临行前写的信吗？大学几年，马加爵没有向家里要一分钱，一个人默默的做苦工 ，一天只吃两个馒头。冬天洗冷水澡，没有鞋子穿。
一位女同学哭着说，马加爵的母亲掉了一百块钱。他看着母亲伤心的样子，就把自己做苦力赚来的一百块钱丢到地上，对母亲说：妈妈你的一百块钱在这里！
一位男生大声质问支持判处马加爵死刑的学生，你知不知道，马加爵宿舍的同学在他的被子上撒尿。知不知道，大冬天的，马加爵宿舍的同学只给马加爵一二块钱，让他替自己洗衣服？马加爵受够了同学的无休止嘲讽，才杀了那些取笑过他的人？

班上多数同学表示同情马加爵之死。只有两位同学认为马加爵应该被处于死刑。

同学们把目光转向了我。

我问，同学们，如果你是马加爵，你会怎么做？冷静地想一想，一个一个地说，说实话！

一个说，我会报告辅导员。

一个说，我会忍受。

一个说，我会找人揍他们一顿。

一个说，我会好好学习，毕业以后再说。

一个摸着头，断断续续地说，—也许—我会杀一个我最恨的人，不会杀四个。—不，我不会杀人。谁往我的被子上撒尿，冬天，我往他的被子上泼一大盆水！

其他同情马加爵的学生没有说话。

一位同学认为马加爵应该被处于死刑的学生说，杀人是犯罪，我不会杀人！

另一个最后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力剥夺他人的生命！

我为最后一个发言的学生鼓掌！

我说，也许有两种恶，我们要分清。一种是可同情的恶。例如，小偷小摸。你们没有经过六零年，那是毛泽东制造的大饥荒年。突然间，一些人开始偷盗甚至抢劫。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讲过。六零年开始，少年管教所了突然人满为患，进来了许多许多孩子。其中大多数是农村孩子。吃不饱，穿不暖，于是，到处偷窃。少数城里的孩子，大都是父母离异，生活无望，于是也开始盗窃。这些都是可同情的孩子，他们的恶是可同情之恶。马加爵之恶不值得同情。因为遭到同学欺凌，就要杀人吗？不能！马加爵的恶是一种骨子里的恶。我很高兴，你们中间没有人出于同样境地会想到杀人。XXX同学说的对，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力剥夺他人的生命！当然，别人要杀你时，你用自己的刀砍死他，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一般各国的刑法都将侵害他人生命权的罪行量刑最重

“骨子里的恶”是一种极端的恶。马加爵的恶致使四个同学死亡。毛泽东的恶呢？

毛泽东的骨子里的恶

初中时，我第一次读《三国演义》。书中写道，董卓“每夜入宫，奸淫宫女，夜宿龙床。尝引军出城，行到阳城地方，时当二月，村民社赛，男女皆集。卓命军士围住，尽皆杀之，掠妇女财物，装载车上，悬头千余颗于车下，连轸还都，扬言杀贼大胜而回；于城门外焚烧人头，以妇女财物分散众军”。最初，我并不相信，董卓如此残暴。后读《后汉书董卓传》，书中写道，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我此时才相信，中国人中间竟然有如此残暴之徒，恨之入骨。

一次，与历史老师谈起对董卓的憎恨，老师对我说，张献忠屠杀百姓，比董卓更为残暴。当时，我受共产党宣扬的“农民起义推动历史进步”谎言的影响，大为吃惊地反问老师，张献忠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怎么会更残暴？老师笑了笑，推荐我读《明史纪事本末》等文史资料。

庚午，献忠、汝才合兵陷随州，知州徐世淳死之，合户被杀，吏民屠僇不遗，血流成沟浍。壬子，献忠复陷六安，将州民尽断一臂，男左女右。

至于张献忠四川屠城，更是骇人听闻：白骨成聚如丘陇，田地荒芜，千里绝烟，人迹罕见，虎豹豺狼行。

张献忠之残暴远远高于董卓，我对张献忠的鄙视痛恨也远远超于董卓。

文革中，我开始学习历史。通过阅读史书，尤其是得到一位曾经经历延安整风的老人的指教，我方知道，与毛泽东相比，董卓、张献忠乃小巫见大巫。

斯大林御批的毛泽东继承了斯大林的凶狠残暴，迫害知识分子几百万，饿死百姓几千万，是一个危害国民的败类，一个名副其实的国贼。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犯罪集团的罪魁祸首，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罪恶几乎都与毛泽东有关。

同学们知道吗？

1950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为巩固中共血色政权，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残杀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人员，200多名在解放战争期间起义、投诚、被俘、退役返乡，闲居或从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杀。

毛泽东认为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处决人犯的比例问题，决定农村按人口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点五的比例。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了多少人？“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 。

毛泽东是一个地道的嗜血鬼，竟然提议按照千分之一比例杀人。以被处决人数87.36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五点七的水平了。毛泽东的残暴令人发指！

同学们听后目瞪口呆！

我说，毛泽东是一种骨子里的恶人，我们要警惕这种人！

如果你是艾希曼

十年后，我在一个中高层企业管理培训班讲课。碰巧的是，班里有三位十年前听我讲过“可同情的恶与骨子里的恶”的学生。

他们问我如何评价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

我反问，如果你是艾希曼，你会怎么做？

一位同学说，我会设法辞职，或者逃离。当然，这很危险。但是，必须这么做！

另一个同学当机立断地说，我根本不会成为艾希曼。因为我绝不会参加纳粹党！如果我加入了纳粹党，我也许会像德国国防军军官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那样参与暗杀希特勒。

第三位同学说，我会学习德军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他曾经在伟大的中国人钱秀玲说服下，释放近百名比利时被捕青年。

我说，阿道夫·艾希曼是纳粹德国的军官。他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由此被称为“死刑执行者”。在审讯过程中，他为自己辩护时说，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我认为，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的定义没有问题，但是她用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来阐释“平庸之恶“，的确值得探讨。现代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平庸之恶”，是指不会思考，不会思考人，也不会思考社会的人的恶。他们犯下的恶是平庸的，你我都是常人，都可能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限制，甚至直接参与其中。汉娜·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是一个“完全不能够分辨是非的人”。他是一个”案头杀人犯”，只是执行上级下达的处决命令，他并非罪恶策划者。所以，艾希曼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

严酷的事实是，艾希曼加入了纳粹党，并成为军官。他并没有像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那样设法挽救他人，更没有参与暗杀希特勒。艾希曼的行为是他自己的选择。他必须为自己的罪行负责。艾希曼不知道自己犯杀人罪吗？否！他对自己的犯罪心知肚明。这就是二战后，为什么艾希曼试图逃离德国的原因。被美军抓获后，他设法逃脱，多年流亡阿根廷，直至到1960年，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抓捕。

艾希曼的恶是骨子里的恶！

宋彬彬与习近平

宋彬彬是一个红二代。习近平，也是一个红二代。同是红二代，他们都有恶，但是，他们的“恶”的性质是不同的。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红卫兵领袖，宋彬彬对于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之死是负有责任的。文革期间，毛泽东要实现独裁，曾经试图通过“灵魂深处闹革命”来重塑中国人的道德伦理。中国百姓被强迫只能信奉毛泽东思想，处于“不能思考”的精神状态。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红二代宋彬彬没有自己的思想，深受国贼毛泽东的诱惑改名宋要武，参与迫害教师的罪恶活动，是毫不奇怪的。“平庸之恶”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所以，我认为宋彬彬的恶是“平庸之恶”。

起名宋要武几个月后，宋彬彬改名为“宋岩”。2014年1月12日，在北师大女附中 “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的见面会上，宋彬彬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发言《我的道歉和感谢》，表示自己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没有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有责任。

试问，中国有几个红二代忏悔了？从改名字起，到主动承认有责任。宋彬彬逐步有了自己的思想不再是一个“不能思考”人。我们可以看到“平庸之恶”是具有变化的可能性的。

而“骨子里的恶”是无变化的可能性的。 习近平就是一个例子。

习近平一上台，说了两句话，不仅显露其愚蠢至极，而且暴露出中国共产党专制暴徒的本色-“骨子里的恶”。

2012年12月，习近平说过：“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联共产党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习近平根本没有认识到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党国极权制度是反人类的。戈尔巴乔夫等苏联共产党党员认识到了苏联共产党犯下的罪恶，作为真正的男儿，他们敢于解散苏联共产党，而不会像邓小平那样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竟然在北京用军队屠杀民众。习近平的这句话告诉中国人，有一天，他这个 “男儿”就敢像邓小平一样镇压中国民众，暴露了他的专制暴徒的无耻面目。记得一位学生曾经对我说过，他曾经在网上写道：习近平，你是被人指上来的，不是选上来的，是男儿的话，选一把，试一试。结果，此语迅速被删。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晋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句话再次说明了习近平根本就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期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蔡霞说过：“习是整个一个人就跟时代隔绝了一样”。的确如此，习近平的这两句话说明他仍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里，延续着毛泽东的“骨子里的恶”。尽管过去了40多年了，习近平丝毫没有一点进步，而且越来越恶，愚蠢之至！
至于习近平执政以来的表现，大量“骨子里的恶”的“事迹”。我就不必多言了。

汉娜·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

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是“极端之恶”，这无疑是对的。我喜欢用中国人描述类似毛泽东、习近平这样的恶人所用的俗语“骨子里的恶”。于是，有了本文的题目“平庸之恶与骨子里的恶”。

2024年10月6日夜

文章来源：作者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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