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背景置于一个荒诞不经的警察国家，人们信奉埃克利斯主义，追求整齐划一的埃特盟（普通人）式生活，浑噩无知又胡作非为是国民的通性。主人公克鲁格是该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享誉海外，为了让他为新政权背书，独裁领导人巴图克百般尝试却不得法，最后挟持了克鲁格幼小的儿子，通过这一小小的“爱的杠杆”，撬动了固执的哲学家……

好奇心是不服从的最纯粹形式

萧轶

爱是“庶出的标志”的最佳象征，

“精神食人主义”无论如何疯狂与邪恶，

都无法阻止个体的爱。

谈论纳博科夫是种危险的愉悦，每一个读过纳博科夫的人都再熟悉不过了。

危险在于纳博科夫总是不忘时刻揶揄评论家们，无论是杂志访谈还是小说前言，似乎对评论家的敌意进行敌意地反击才是他真正想干的事情。在《斩首之邀》的前言里，纳博科夫就如此写道：“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每出一本书，评论家们总是忙不迭地寻找多少有些名气的作家，以便进行充满热情的比较。”同时，他还揶揄了大家所喜欢的乔治·奥威尔。在《庶出的标志》前言里，他又再度强调乔治·奥威尔是二流的陈词滥调式作家，并在再度提及评论家们总喜欢不动脑子地去讨论《斩首之邀》的“总体思想”之前如此声明：我不“真诚”，我不“挑衅”，我不“嘲讽”。我既不是“道德说教者”，也不是讽喻者。政治、经济、原子弹、原始而又抽象的艺术形式、整个东方世界、苏联俄国“解体”的迹象、人类的未来等等，令我极其无动于衷。

而谈论纳博科夫所带来的愉悦，则可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在自然之中找到了我在艺术中寻求的非功利的快乐。两者都是魔法的一种形式，两者都是一个奥妙的巫术与欺骗的游戏。”正如他对蝴蝶的着迷一样，他的小说文本总是充斥着各类琐碎无比的美丽细节和反复对照的文字迷宫。作为高度审美型的小说家，细节就是一切。所以，他才会不断反复地拒斥评论家们总是动辄给他的小说寻找中心思想，甚至认为这不仅是误读，更是对他的冒犯。

▲ 纳博科夫

一. “好奇心是不服从的最纯粹形式”

《庶出的标志》是纳博科夫最具政治色彩的一部小说，从构想到成稿之间，纳博科夫既经历了纳粹德国的疯狂，也远观了苏俄帝国的膨胀，同时还体验了美国社会的自由，当然还夹杂着战争狂徒对薇拉和德米拉造成的人身威胁的焦虑。在 1940 年刚到美国的初期，纳博科夫就用希特勒和达·芬奇做对比，说出了他心中的文明观念：“从达·芬奇那里拿走他的自由、他的意大利、他的视力，他仍旧伟大；从希特勒那里拿走他的加农炮，他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狂热小册子的作者，一个无足轻重的家伙。”

而在《庶出的标志》这本小说中，纳博科夫正好建构了一个优雅的哲学家作为文明的象征，来抵抗全副武装而又荒谬可怕的极权领导。小说故事可谓直截了当：曾被哲学家不断欺负的同班同学为了国家更加美好而发动政变篡权上位，通过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对内殖民的武装暴力来建构一个万众齐心的美好国度，而哲学家却因妻子去世和思想研究而对国家事务无动于衷，一颗纯粹的好奇心总铺在哲学思想领域，或者陷入妻子离世的悲切伤痛之中，以及对儿子安全的顽固焦虑之下。哪怕周围的朋友们一个个对领袖纷纷运动式表态，以及不服从的朋友们逐渐被失踪，哪怕亲眼见证过朋友在家中被包裹着优雅文明面孔的秘密警察从自己眼前带走，他依旧优雅地与接受国家任务改写《哈姆雷特》服从新政权意识形态的新剧本的剧作家一起谈论着莎士比亚的遣词造句，直到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后立马被故作优雅的秘密警察破门而入并带走，这位优雅的哲学家在被秘密警察以儿子安全为威胁的情况下才丧失优雅。他被带走的理由，并非他是一个鲜明的自由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有学问却不为国家服务——注意，不是说他因不服从的反抗而犯罪，而是他因既不服从也不反抗所呈现的对国家缺乏兴趣而犯罪，暗示着人只能且必须对国家意识形态感兴趣而不能对其他感兴趣（当然，因为他对领袖不感兴趣反而让领袖对他感兴趣才有了后来的故事）。这多少让人想起了布罗茨基的经历，因为一门心思写诗歌不工作而被逮捕流亡……

从小说故事来看，《庶出的标志》可谓政治色彩极度浓郁，很容易归纳为奥威尔式的反乌托邦小说类型，但纳博科夫既瞧不起奥威尔的反极权小说，也不愿接受自己的小说被概述为政治类型的文本。单看书中充斥着极权色彩的人物，必定将小说看作是政治小说，然而纳博科夫自己在《前言》中特意声明，这些人物并非类型人物式的存在，也非某种思想的载体，他写的主题是“那颗充满爱意的心的跳动，是那种强烈的温柔的情感被挟持之后经历的折磨”。纳博科夫的言下之意，是要我们去注意一个个体在一个怪诞邪恶的人质国家里的个体意识，要我们去注意生活在极权国家里的独特个体的意识活动和永不停止的头脑思维是如何运转和随着时局而变化的——这就需要我们对小说细节的认真捕捉。

▲ 纳博科夫的蝴蝶手稿

没错，细节。纳博科夫是书写细节的文字高手，以致于他对待细节的认真态度往往打断故事情节的叙述。在《文学艺术与常识》里，纳博科夫就说过：“我想像得出我的年轻的梦想家们，上千成万地浪迹在地球上，在肉体的危险、苦痛、尘雾、死亡、最黑暗却又最斑斓的岁月里，保持着同样非理性和神圣的标准。这些非理性标准意味着什么呢？它们意味着细节优越于概括，是比整体更为生动的部分，是那种小东西，只有一个人凝视它，用友善的灵魂的点头招呼它，而他周围的人则被某种共同的刺激驱向别的共同的目标。”《庶出的标志》的重点就在于对“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生活在极权高压下走钢丝的克鲁格夹杂于丧妻之痛和儿子安全的情感变化，在被极权领袖强迫为政权表忠心的死亡之途中，作为个体的克鲁格是如何一步步从优雅文明的典范变成歇斯底里的疯子的，个体意识是如何被集体运动所摧毁的。然而，纳博科夫笔下的文明典范最终的结局，或许正如另一位来自俄国的作家布罗茨基所说的那样：“一个个体的美学经验越丰富，他的趣味越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越准确，他也就越自由，尽管他有可能越不幸。”尽管这位“文明的典范”在歇斯底里的抓狂下最终死于鹰犬的子弹，但纳博科夫在残酷美学中安慰我们：“好奇心是不服从的最纯粹形式。”

在阅读这部看似政治色彩浓郁的小说之前，我们不妨对比一下纳博科夫与他父亲之间的反差：纳博科夫的父亲致力于社会性的自由主义实践活动，而纳博科夫本人则一再强调自己对现实事务毫无兴趣，不断声称小说创造去政治化，甚至在《文学讲稿》中坦言：“风格和结构才是一本小说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些空洞的废话。”所以，在阅读《庶出的标志》时，我们应该去捕捉的是纳博科夫的语言风格和小说结构，而不要去捕捉小说的虚构背景是否在指涉某个国家的历史或某个时代的面貌：“我不相信‘历史”能够脱离历史学家而存在，如果我想选择一个档案保管人，我想还是选择自己比较安全（至少，出于我的心安）。”纳博科夫不信任历史本身，因为历史会“经由平庸的作家和狭隘的评论家不断地修饰”。所以，纳博科夫用文学的想象力去虚构一场历史的盛宴，将历史当做梦而不是文献来对待，用艺术想象对个体精神的召唤力，对专制暴政进行沉重的打击。

二. 极权意识形态是“精神食人主义”

在纳博科夫的这本小说中，不仅主人公克鲁格的个体意识有悖于极权领袖宣扬的集体式均等主义，连纳博科夫自己也与之较劲。作为篡权上台的极权领袖巴图克，组织的党派叫“普通人党”，暗示着他所统治的国家的每个人都应该普通得人人都只能拥抱埃克利斯主义这种机械化、平均化的人格与思想，甚至巴图克的父亲还发明了能够复制他人笔迹的打字机，他从这种机械装置中看到了统治的前景，那就是人格和笔迹一样是可以复制的，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应该像复制笔迹的打字机一样，如同二十五个字母一样“安全地”排列组合，一起朝着从吃喝拉撒到人格思想都平等的美好未来齐头并进。纳博科夫将极权领袖所信奉埃克利斯主义称之为“精神食人主义”。

然而，克鲁格作为文明典范的哲学家，总是被各种环境所造成的意象和丧妻的幻觉所诱惑，好奇心总是催生各类生活的想象，从幽会情侣披肩的晶片饰品联想到外太空的星系等，甚至还借助小说中给人以强行插入感的《哈姆雷特》改编情节，提醒这位总是充满好奇心的哲学家：“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们的哲学里所没有梦想到的呢。”这位总是从现实环境中幽游于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哲学家，面对的却是一位恨不能删繁就简的极权领袖对他的“青睐”。

面对受雇于机械复制打字机灵感所催生的极权领袖，纳博科夫在改编《哈姆雷特》的细节叙述下，安排了克鲁格对哈姆雷特语言风格的不断推敲以及对语言翻译的不同对比，无论是推敲还是翻译，都意味着对机械复制化的“最简单”的语言的无意识反抗或者说自由意识无意之中对极权集体美学的反抗。更有意思的是，善于文字游戏的纳博科夫，自己也与虚构的极权领袖做搏斗，对于小说中机械复制的语言，纳博科夫戏谑似的在小说中不断杂糅着法语、俄语、拉丁语、德语及纳博科夫自造的巴图克格勒语，借助自身对语言的操练能力不断地与之反抗——不仅小说主人公在反抗简化的语言和均等的思想，连纳博科夫自己也要加入这场个体意识对极权美学的战争之中去。

情节、韵律、意象、语言、双关语、回文、戏仿和暗语，这些纳博科夫生怕读者不知道，在前言中自己做出了长篇大论，最值得注意的是“双关语是一种文字瘟疫，是一种文字世界中的传染病”。无论是双关还是回文，纳博科夫的炫技简直让读者感觉“惨无人道”，故事的情节、人物的名称乃至人与自身所构成的矛盾冲突，都形成了繁密而精致的迷宫：似乎每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双关，每一个人名都是另一个人名的暗语，每一件事物都是另一件事物的回文，每一个情节都是另一个情节的戏仿……比如纳博科夫说“哈姆莱特（Hamlet）”可以写作 Ham-let（火腿片），或者是法语 Homelette au Lard（肥肉片摊鸡蛋），而“Telemachos”又意指“来自远方的战斗”：“把这个词修剪修剪，拿掉不需要的字母，那些都是次要的补充，然后这个词就变成了’Telmah’。现在，你再倒过去读。这就是一支妙笔与一个胆大无耻的思想私奔的结果，而倒过来的哈姆莱特则成为了尤利西斯的儿子，杀死了他母亲的情人们。”而极权领袖巴图克（Paduk）的名字发音近似俄语 падать 一词，意为“倒塌”，读起来又像英语单词 paddock，在莎士比亚时代意为“蛤蟆”，而巴图克本人的绰号就是“蛤蟆”。然而，正是这位丑得如同癞蛤蟆一样的“蛤蟆”，却向往着一个整齐划一的“美好国度”。

三. 爱是”庶出的标志”的最佳象征

当然，整部小说最重要的是克鲁格在这个人质国家中被领袖“青睐”之后，他个人情感面对均等美学的逐步变化。无论作为文明典范的哲学家，还是作为抓狂发疯的人质；无论亲朋好友逐步被失踪而自己尚且处于安全的生活之中，还是最终因儿子被当做人质而被强迫拥抱极权思想导致的歇斯底里，纳博科夫从头到尾都安排着小说开头就被宣告死亡的妻子奥尔嘉时刻现身，幽灵似的充斥着克鲁格整个情感变化之中，还有丧妻后他极力保护的儿子大卫也不断出场，对妻子的思念和对儿子的护卫构成了克鲁格情感变化的最本质线索，而非荒谬邪恶的极权社会对他造成的政治压迫。纳博科夫想要让我们体会到，“死去的妻子和正在熟睡的孩子”所催生的爱，是对极权反抗的最本质行动。因为，爱是“庶出的标志”的最佳象征，“精神食人主义”无论如何疯狂与邪恶，都无法阻止个体的爱，尽管极权能够摧毁我们的所爱……

然而，极权之所以能够借助暴力摧毁我们所爱的人、事、物，也正是因为极权能够挟持“我们的爱”，在挟持“我们的爱”来改造国民的同时，却无法真正摧毁“爱”本身，也就有了小说中克鲁格癫狂地复仇之举，尽管即将死于枪弹之时（注意：纳博科夫并没有安排他的死亡，子弹即将进入身体之时小说就结束了，而纳博科夫作为导演身份掐断了后续并自己出场了），但纳博科夫却安排了这样一个场景：巴图克及其鹰犬一步步逼他终于踏入死亡的临界点时，克鲁格反而坠入了与妻子、儿子相见的温暖梦境中——在巴图克和他的走狗们发出咯咯笑声的时候，克鲁格“沉入到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温柔之中，沉入进一种迟到的让人头晕目眩的深深的永恒的爱抚之中”。

在子弹射入克鲁格身体的一瞬间，纳博科夫自己出场了——纳博科夫伸展着身子从杂乱的稿纸里抽身出来，从窗户上看着暗夜里对面的窗户：“一个不错的飞蛾扑火的夜晚。”原来，整本小说的漫长日夜不过是纳博科夫想象的一个夜晚。在这个温暖湿润的夜晚，纳博科夫面对稿纸的想象驰骋与克鲁格的时空漫游形成了对照，也如纳博科夫在暗夜里看到的那个精致的水坑一样，与克鲁格在生命不同阶段不断看到的水坑形成了对照，模糊了小说与生活、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于是纳博科夫起身宣称“我赋予那个可怜人的不朽是一种含糊的诡辩而已，一种文字游戏”，因为身处时空中的我们终究都得死去，人之死亡不过是“一个节奏的问题”，而我们每个人的死亡风格却可以由我们自己去定义，那么我们生前又该如何度过我们一生的节奏呢？

《庶出的标志》节选

纳博科夫

▲《庶出的标志》[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金衡山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年 8 月版

在他生日的这一天，克鲁格接到一个电话，说国家领导人想要接见他，火冒三丈的哲学家还没有把电话搁下，门就被撞开了—就像是在舞台上常见的那些贴身男仆，在他们假定的主人（在幕间被他们侮辱也许是殴打过）还没有拍手时，就直挺挺地闯了进来一样—一个衣冠楚楚的侍从副官，脚后跟咔嗒并拢站在门口，向他敬礼。一辆王宫用的黑色的巨型豪华轿车随后到来，让人想到是去参加一次盛大的葬礼，这个时候，克鲁格的恼火已经转变成了一种乖戾的好奇。他应该是西装革履的，但现在他穿着卧室里用的拖鞋，两个身材高大的看门人（和可怜巴巴的阳台上的女像柱一样，这两个人也是巴图克从王宫里继承下来的）盯着他那双心不在焉的脚看，克鲁格趿拉着鞋上了大理石台阶。从这时起，他的身边围上来一批又一批穿着制服的粗汉，他们不说话，也不做手势，但这种无形的压力死死缠着他，逼迫着他跟着他们一会儿朝这个方向，一会儿又朝那个方向。他被带着走进一间等候室，与一般的等候室不同，给你看的不是常见的杂志，而是各种需要技巧的游戏（比如，一个玻璃做的小装置，小小的光亮的孤单的可以移动的玻璃球，一定要被弄进一个没有眼睛的小丑的眼眶里）。

很快，进来了两个戴着面罩的人，把他全身上上下下搜查了一遍。然后，其中一个退到一个屏风后面，而另外一个则拿出了一个标着 H2SO4 的小瓶子，把它藏到克鲁格左边的胳肢窝下。他让克鲁格以一种“自然的姿态”站着，然后叫了一声他的同伴。同伴走过来，满脸热切的微笑，他立即就找到了那个东西：同伴说他是透过 kwazinka（屏风之间的缝隙）看见了他放东西的地方。俩人开始争吵，很快就吵得不可开交，直到来了一个 zemberl（宫中内侍）制止了他们。这位一脸严肃的老先生发现了克鲁格不得体的穿着，接下来便是在偌大的空气沉闷的宫中的一阵疯找。克鲁格身边开始出现一小堆各种鞋子的收藏品—几只脏兮兮的无带轻柔舞鞋，一只细小的女孩穿的拖鞋，上面缀饰的松鼠皮毛被虫蛀了，一些血迹斑斑的保暖防水套鞋，棕色的鞋子，黑色的鞋子，甚至还有一双中筒的冰刀靴。只有最后这双适合克鲁格的脚，又是一阵时间过去了，来了不少帮手，找了不少工具，终于把鞋底那些锈迹斑斑但品位高雅的弯形装饰物去掉了。

然后，内侍把克鲁格引见给了 ministr dvortza（内政部长），名叫冯·安伯特，有德国血统。安伯特立即宣布说自己久仰克鲁格的天才之名。他的思想是 Mirokonzepsia 塑造而成的，他说。此外，他的一个表弟曾是克鲁格教授的学生—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是他亲戚吗？不是。部长又说了几分钟的恭维话（他说话方式很是奇怪，在说什么东西以前总是会先发出一声小小的快速的鼾声），然后他拉着克鲁格的胳膊，他们沿着一个长长的通道走去，一边是门，另一边是一溜淡青色和菠菜绿的挂毯，像是在一个亚热带森林里没完没了地穿行。访客不得不跟着参观各个不同的房间，他的引导者会轻轻地打开一扇门，然后虔敬地、轻声轻语地把他的注意引向这个或那个有趣的东西。第一个参观的房间里有一张显示这个国家地形的地图，由铜材料制作，城镇和乡村由各种颜色的珍贵的和较为珍贵的石头代表。在下一个房间里，一位年轻的打字员正在钻研一些文件，她的注意力是如此集中，而部长进门时又是如此悄无声息，以至于他在她的背后打了一声鼾后，那位女打字员被惊吓得大叫起来。接下来看的是一间教室：二十几个棕色皮肤的亚美尼亚和西西里小伙子伏在玫瑰木课桌上认真地写着，他们的eunig，一个头发染过的、眼睛充满血丝的胖老头坐在他们前面，正在涂染指甲，一边闭着嘴打哈欠。最有意思的是在一间完全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些已经绝迹的家具在棕色的地板上留下了几块蜜黄色印迹：冯·安伯特在那儿流连，也让克鲁格在那儿徘徊踱步，他无声地指着一个真空吸尘器，然后来回走几步，眼睛一会儿看这，一会儿看那，似乎是在扫视一个古老礼拜堂里的神圣宝物。

但是，比这更让人好奇的东西则是 pour la bonne bouche。Notamment, une grande pièce bien claire ①，和那些很规整的实验室里的桌子和椅子，以及看上去像是一个特别巨大和复杂的收音机一样的东西在一起。从这个东西里不间断地发出捶击的声音，就像是非洲鼓的声音，三个身穿白衣的医生正忙着检查每一分钟的打击次数，而两个凶神恶煞的巴图克卫兵则通过分别计数在监管着医生们。一位漂亮的护士在一个角落读《丢弃的玫瑰》。巴图克的私人医生，一个块头巨大的娃娃脸正在一面投影屏幕后呼呼大睡。“砰，砰，砰”，机器发着声音，每隔一段时间，有一次额外的收缩，稍稍打乱了节奏。

（ ①法语，一个很大的口腔一样的东西。很特别，亮闪闪的。）

心脏的主人—医生们正在聆听着其放大的跳动—在五十英尺以外的书房里。他的贴身卫兵们全部是皮装，且全副武装，他们仔细地检查了克鲁格和冯·安伯特的证件。后面这位先生忘了带有他出生证明的照片影印件，因此被挡在外面，尽管他态度和蔼，但还是有点不满。克鲁格走了进去。

巴图克穿着土灰色衣服，身上的红斑、脚上的囊肿都被遮住了，手背在后面站在那儿，后背朝着读者。他就这样站在一扇阴冷的法式窗户面前。白色的天空中飘浮着破絮般的云块，窗玻璃微微地响动。这个房间—真有意思—以前是一个舞厅。很多灰泥装饰给墙壁带来了生气。为数不多的几把椅子散乱地坐落在空旷的空间里，椅子是烫金的。暖气装置也是烫金的。一个巨大写字台把房间的一个角落隔离开来。

“我来了，”克鲁格说。

巴图克转过身来，走向写字台，并没有看一眼来访者。他坐进一把皮制扶手椅里。克鲁格的左脚开始生疼起来，他想在桌边找一把椅子，但没有找到，于是回头看着那些烫金椅子。他的接待者发现了：这时响起了“咔嚓”一声，写字台旁边的一个机关打开了盖，一把与巴图克的扶手椅一样的椅子从洞里跳了出来。

“蛤蟆”的面貌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他的每一个看得见的器官变得更加扩张、更加粗糙了。在他高低不平的泛蓝的修整过的头顶上有一簇毛发梳理得非常整齐，而且分到两边。他皮肤上斑点的颜色比以往更深了，胖嘟嘟的鼻子上以及两侧长着很多黑色粉刺，阻塞了粗大的毛孔，人们不仅要想，是什么样的毅力制止了他把这些黑粉刺去掉。他的上嘴唇因为长了一道疤而变形了。一小片有孔胶布贴在他的下巴的一边，一块大一些的脏胶布转过来贴在脖子上，下面是一块放歪的棉垫，就在他仿军装外衣僵硬的领子上面。总之，他看上去有点太面目可憎，无法令人相信是真的，所以，还是让我们来摁一下门铃（一个铜制的鹰）吧，请一个殡仪师来给他美妆一下。好了，现在，皮肤完全清洁干净了，现出杏仁蛋白饼的光滑的颜色。头上戴上了一个富有光泽的假发套，假发是赭色和金黄色艺术地混在一起的颜色。难看的疤块涂上粉色涂料后不见了。的确，现在这确实已是一张令人羡慕的脸孔了，如果我们能够帮他把眼睛闭上的话。但是，不管花多大力气去压他的眼睑，他的眼睛还是一下子就张开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他的眼睛，也许，他的眼睛已经变了。

那是一双被遗忘的玻璃鱼缸里的鱼的眼睛，浑浊、空洞无物，此外，与高大的克鲁格在一个房间里，让这个可怜人陷入一种忧郁的尴尬之中。

“你要见我？你有什么麻烦吗？你的实情是什么？人们总是要见我，谈他们的麻烦和实情。我厌烦了，这个世界厌烦了，我们都厌烦了。世界的麻烦就是我的麻烦。我告诉他们告诉我他们的麻烦。你需要什么？”

巴图克用一种缓慢的、没有声调的咕哝腔完成了这个小小的演说。说完以后，他低下头，看着他的手。手指上还剩下的那些指甲像纤细的线条嵌入在黄色的肉里。

“好吧，”克鲁格说，“如果你这样说的话，dragotzennyǐ（我的宝贝），我想，我需要一杯喝的。”

电话发出谨慎的响声。巴图克去接电话。他听着，脸颊抽动了一下。然后，他把话筒递给克鲁格，他顺手握住，说，“是的。”

“教授，”电话说，“这只是一个建议。一般不称呼国家领导人‘我的宝贝’。”

“我知道了，”克鲁格说，舒展一下一条腿。“顺便说一下，你能送一些白兰地来吗？等一下—”

他看着巴图克，询问他的意思，巴图克做出一种有点像教士和高卢人做的那种无力和愤慨的姿势，举起双手，然后又放下。

“一杯白兰地和一杯牛奶，”克鲁格说，放下电话。

“二十五年多了，Mugakrad ①，”沉默了一会儿，巴图克说。“你就像以前一样，但是这个世界还是往前走了。Gumakrad ②，可怜的，Gumradka ③。”

（①②③第五章提到巴图克喜好把别人的名字做回文游戏，这里他用回文的方式说出克鲁格（Adam Krug）的姓名。）

“是的，”克鲁格说，“两个人可以来聊聊过去的时光，回想回想老师的名字和他们的一些癖好—有意思的是，多年来都保持不变，还有什么比一种习惯性的怪癖更有意思？说吧，我的宝贝，说吧，先生，这些我太熟悉了，真的，我们还真有比雪球和墨渍更重要的事情可说。”

“你会后悔的，”巴图克说。

克鲁格敲了敲他这边的桌子。然后，用手指触摸一把长长的象牙裁纸刀。

电话又响了。巴图克接听。

“你不应该动这儿的刀，”他对克鲁格说，边把电话放回去，边叹了口气。“你为什么要见我？”

“不是我，是你。”

“那么—我为什么要见你？你知道吗，疯子亚当？”

“因为，”克鲁格说，“我是唯一一个在跷跷板的另一端、可以把你的那一端翘起来的人。”

门上响起手指关节清脆的敲门声，内侍端着一个叮当响的盘子迈步进来，他熟练地给两个朋友送上喝的东西，并递给克鲁格一封信。克鲁格呷了一口酒，读信。“教授，”信上说，“这还不是正确的姿态。你应该记住，尽管关于学校记忆的这座短窄和脆弱的桥梁把两边连在一起，但是权力和尊严的深渊把它们远远隔开，即使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也就是你—是的，先生）也不能期望能够去测量这中间的距离。你不能沉溺于这种放肆的亲昵中。我们必须再次提醒你。我们恳求你。希望你的鞋子不是太硌脚，谨致以良好祝愿。”

“原来如此，”克鲁格说。

巴图克用杀过菌的牛奶滋润了他的嘴唇，声音沙哑地说：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他们过来对我说：为什么这个智者可以闲着？为什么他不为国家服务？我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们也很困惑。”

“他们是谁？”克鲁格冷冷地问。

“朋友，法律的朋友，法律制定者的朋友。还有乡村兄弟会的，城市俱乐部的，还有大地方分会。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他不和我们在一起？我只是在重复他们的询问。”

“见你的鬼去吧，”克鲁格说。

门轻轻地开了，一只胖灰鹦鹉嘴里衔着一张便条走了进来。迈着笨拙灰白的双腿，它摇摇摆摆地走向桌子，它的脚爪发出指甲没有修剪过的狗在清漆地板上弄出的那种声音。巴图克从椅子里跳出来，快步走向那只老鸟，像踢足球那样一脚把它踢出门外。然后“砰”地一下把门关上。电话发疯似的响了起来。他拔掉电话线，把整个电话放进抽屉里。

“好了，现在可以告诉我答案了，”他说。

“这正是你欠我的，”克鲁格说，“首先，我要知道你为什么逮捕我那四个朋友。是想在我身边造成真空？让我在真空中发抖？”

“国家是你真正的朋友。”

“我知道了。”

从长长的窗户里进来的灰色光线。拖船悲哀的呜咽声。

“这真是一幅漂亮的画面—你是魔王 ①，而我是男婴，紧紧趴在那个无可争辩的骑手身上，穿透神秘的雾，啪！”

（ ① Erlk.nig，日耳曼民间传说中的鬼怪，长胡子并戴金色王冠的巨人，专做戏谑坏事，对孩子尤其厉害。）

“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小部分，带手柄的部分。”

“没有，”克鲁格说，一拳击在桌子上。

“我请你谨慎。墙上都是伪装的洞，每一个里面都有一杆枪对准着你。对不起，说话时请不要做手势。今天他们都很易受惊吓。是天气的缘故。灰色的阴郁。”

“如果，”克鲁格说，“你不能让我和我的朋友宁静生活，那么让他们和我出国。这会省下你很多麻烦。”

“你到底反对政府的什么？”

“我对你的政府根本不感一点儿兴趣。我憎恶的是你那种让我感兴趣的企图。让我一人独处吧。”

“‘独处’是语言中最卑鄙的词。没有人可以独处。当一个有机体中的一个细胞说‘让我独处’，那么结果就是癌。”

“他们被关在哪个或哪几个监狱里？”

“对不起，你说什么？”

“安波在哪儿，比方说？”

“你想知道的太多了。这些纯粹是无聊的技术问题，对你这样头脑的人没有一点儿好处。现在—”

不，事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进行的。首先，在接见时，巴图克多数时间是沉默不语的。他说的也只是一些简短的客套。是的，他确实是敲过桌子（他们都敲过），克鲁格自己也敲桌子，表示回复。除此，两个人都没有表现出紧张的样子。如果从上往下拍照的话，他们两个在照片上都会很像中国人，木偶似的，外表柔弱，但是在他们衣服下面很可能是坚硬的木质模型—他们一个趴在一缕灰色的光照着的写字台上，另一个斜朝着台子坐着，跷着二郎腿，上面一只脚的脚趾一会儿朝上，一会儿朝下—一些秘密的观察者（比如，一些具有人形的神）从上往下看人的脑袋形状，肯定会乐不可支。巴图克简短地问克鲁格他的寓舍是否够暖和（当然，要不是没有煤炭短缺的话，没有人期望会有什么革命发生），克鲁格回答说是的，还可以。那么，他想要牛奶和萝卜时有碰到问题吗？是的，有一点。他在一张日历纸上记下克鲁格的回答。他知晓克鲁格丧妻后表示悲伤。马丁·克鲁格教授是他的什么亲戚吗？他的妻子那边有什么亲戚吗？克鲁格给他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数据。巴图克身子靠回到椅子里，用他的六边形铅笔的橡皮一端轻扣他的鼻子。一会儿，随着他思索的变化，他改变了拿铅笔的位置：现在，他握住铅笔的一端，水平放置着，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转动，似乎对这个艾伯哈特·法贝 No.23/8 德国造铅笔的消失和重现的过程很感兴趣。这个动作并不复杂，但是，演员还必须得非常小心，不要做过头，就像格拉夫 ① 在某个地方说过的“恶意的做作”。这个时候，克鲁格在一小口一小口地喝他的白兰地，一边轻柔地摇动着玻璃杯。突然，巴图克身体朝前倾向写字台，一个抽屉弹了出来，一张饰有缎带的打字纸稿出现在眼前，他把它递给克鲁格。

① Graaf，十七世纪荷兰解剖学家。

“我必须戴上我的眼镜，”克鲁格说。

他把眼镜拿到脸前，通过远处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看那份纸稿。左镜片上的中间有一处模糊的螺旋状的雾块，很像一个幽灵的拇指的印迹。他朝镜片上哈气，用他的手帕擦拭，这当口巴图克给他解释事情的缘由。克鲁格将被任命为大学校长，替代阿卒罗斯。他的薪金会比他的前任高出三倍，阿卒罗斯的薪金是五千克伦。此外，他还会配有一辆小汽车，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笔迹装置。在大学开学的那一天，克鲁格会非常友善地做一个公开的演讲。他的讲话将以新的版本重新发表，与政治行动保持一致，做一些修改。另外，还会有奖金、学术休假、彩票和一头奶牛—很多东西。

“这个，我猜想，就是讲话稿，”克鲁格谨慎地问道。

巴图克说道，为了不让克鲁格费心去写那个东西，他的讲话稿已经由专家们准备好了。

“我们希望你会喜欢，就像我们一样。”

“那么，这，”克鲁格重复道，“就是讲话稿。”

“是的，”巴图克说，“现在，你慢慢读吧，仔细一点。哦，顺便说一下，有一个字需要改一下。我看看是不是已经改了。请给我看—”

他伸出手从克鲁格那里拿打字稿，胳膊把牛奶打翻了。杯里剩下的牛奶在台子上形成肾脏形状的一摊。

“是的，”巴图克说道，把稿子还给克鲁格，“已经改过了。”

他忙着把各种东西从台子上拿走（一个铜制老鹰，一支铅笔，一张托马斯·庚斯伯罗 ①《蓝色的男孩》的图画明信片，一个镶在镜框里的《阿陀布朗迪尼的婚礼》② 复制品，画中那位新郎不得不抛弃那些半裸体的、戴着花环的漂亮女仆，只是为了那位满身裹起来的、神态笨拙的新娘），然后用一张已经打湿的纸胡乱地擦了几下牛奶。克鲁格sotto voce ③ 开始读：

“‘女士们，先生们！公民们，士兵们，妻子们和母亲们！兄弟们和姐妹们！革命把一些问题（zadachi）带到了我们的眼前，这是一些前所未有的困难的问题，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世界性（mirovovo mashtaba）意义。我们的领袖已经采取了最为坚决的革命措施，以唤起广大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无限的英雄气概。在最短（kratchaǐsbiǐ）的时间（srok）里，政府已经建立了中央机构，为这个国家提供最重要的产品，它们将以固定的价格，玩乐 ④ 的方式进行分配。对不起—有计划⑤的方式。妻子们，士兵们和母亲们！反动派这个九头蛇 ⑥ 还会抬起它的头……！”

（ ① Thomas Gainsborough（1727—1788），英国十八世纪画家。

②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壁画。

③拉丁语，压低声音。

④⑤原文分别为 playful 和 planful，拼写相似。

⑥ hydra，源自希腊神话，相传割去九头中的任意一头，会生出两个头。）

“这不对，那东西不止有一个头，是吧？”

“记下来，”巴图克咬着牙齿说，“在边上注明一下，好了，麻烦你再往下读。”

“‘就像我们一个古老的谚语说的那样，‘丑妇最可信’，但是，很显然，不能把这句话用到敌人正在散布的‘丑陋的谣言’上来。比方说，有一个谣言说什么我们的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反对现在的政体。’

“‘掼奶油’ ① 难道不是更合适？我是说，从这个比喻的—”

（ ① whipped cream，字面意思也可以理解为“被鞭打的精华”。）

“记下来，记下来，这些细节没有关系。”

“‘不对！一句话，不对！那些怒不可遏、大发雷霆、大声斥责、咬牙切齿、恶言恶语像倾盆大雨（potok）一样不间断地泼向我们的人，并不是直接说我们的坏话，而只是‘含沙射影’。这个‘含沙射影’太蠢了。根本不是反对，相反，我们这些教授、作家和哲学家等等，满腔热情和满身学识地支持这个政体。

“‘不，先生们；不，叛徒们，你们那些最‘明确的’语言，你们那些宣言，那些笔记不能削弱这些事实。你们也许可以恶意曲解我们最好的教授和思想家支持这个政体这个事实，但你们不能篡改这个事实，他们是支持这个政体的。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自豪和广大群众一起迈步向前。黑暗中的物质重新知道了如何使用眼睛，并且敲掉了曾经架在那个所谓的思想的长鼻子上的玫瑰色眼镜。不管从前我曾经想过什么、写过什么，有一件事情现在对于我是清楚的：不管它们属于谁，两双看着一只靴子的眼睛看的是同一只靴子，因为在两双眼睛里反映的是同样的靴子；更进一步说，喉管是思想的位置所在，因此，思想的活动就是一种漱口。’

“有意思，有意思，最后一句话听起来是从我的一部著作中的断章取义拿来的。意思完全颠倒了，那个家伙完全没有弄明白我的话的意思。我是在批判那个旧的——”

“请读下去，请。”

“‘换言之，我很高兴，也很自豪要负责领导的新教育部和新大学，它们将要开启一个能动生活的时代。结果是，一种伟大的和美好的简单化将替代过去那个堕落时代邪恶的优雅。首先，我们要讲授和学习的是，柏拉图的梦想在我们国家领袖的手上成真了——’

“这纯粹是蠢话连篇。我拒绝再读下去。把它拿走。”

他把稿子扔给巴图克，后者坐在那里，眼睛闭着。

“别匆忙做决定，疯子亚当。回家去。掂量一下。别，别再说了。他们的怒火压抑不了多久了。请，请，走吧。”

这次接见，当然，就这样结束了。就这样？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克鲁格真的就看了那份准备好的讲话稿？还有，如果看了，那么稿子是否真的就那么愚蠢？他看了，就是真的那么愚蠢。那个病态的暴君或者是国家总统或者是独裁者，或者不管他是谁—那个叫巴图克的人，另外一个称呼是“蛤蟆”—确实把一份打印得整整齐齐的神秘稿子递给了我最心仪的人物。这个扮演接受者的演员应该被告知，慢慢地、慢慢地拿过那份稿子（请让下颌一侧的肌肉一直保持动的状态），不能看着他的手，而是应该眼睛直视那位给与者：简单来说，先是看着给他稿子的那个人，然后，低下眼睛看给予的礼物。但是，两个人都很笨拙，脾气又暴躁，因此，那些监视心脏的专家在某个时刻互相点头示意，严肃地交换了意见（当牛奶被打翻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在演戏。新大学将被安排在三个月以后开学，届时，开学典礼将是一次规模庞大，满城皆知的事件，出席者包括来自国外的一批记者，一些无知的、收受了额外报酬的、带着可以放在大腿上无声打字的打字机的通讯员，还有灵魂如无花果干一样廉价的摄像师。这个国家的伟大的思想家将身着鲜红的罩袍（咔嚓）出现在国家的象征和领导人身边（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用雷鸣般的声音宣布，国家比任何一个凡人都要伟大和英明。

2017-11-17

文章来源：爱思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