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想这是确凿不移的事实。如果我们同意米德所论，康德是德国浪漫主义的背景，那么赫尔德和哈曼则是走上前台的召唤者。我们先谈赫尔德。他1744年6月25日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小城莫龙根，他父亲是一个手艺人，但勤奋好学，最后当了城里的小学教师。1762年，刚满18岁的赫尔德到哥尼斯堡大学读书，他原打算学医，但第一次做人体解剖他就晕倒了。所以改学神学与哲学。当时他的老师就是康德。赫尔德回忆说：“他在自己一生年富力强时期所具有的那种青年人的欢乐愉快的朝气，一直保持到他的迟暮之年。他那宽阔的有如为才思而生就的前额，打上了开朗豁达的痕迹，思如泉涌的动人语言从他的唇际溢出。”后来赫尔德批评康德的理论，但一直避免和康德本人冲突。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伯林对赫尔德的评价中看出他在德国思想界的地位：“他是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精神这些相互关联的思想之父，是对古典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科学方法万能的信仰进行浪漫反抗的领袖之一。一句话，他是法国启蒙哲学家及其德国门徒的最令人生畏的对手。”伯林总结他的思想特征：“他的观点的确对后来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和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他用信仰反对理性，用诗意和历史的想象反对法则的机械应用，用洞见反对逻辑，用生命反对死亡 。”
答：是的，赫尔德读大学时，法国的启蒙思想正在德国传播。那时，德国有精神追求的青年人感觉到一个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他们对法国启蒙思想家有一种即爱又疑的心态。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法国思想家是卢梭，而正是卢梭和启蒙思想家的主流格格不入。被赫尔德参与其中的德国思想界的狂飙突进运动奉为导师的是卢梭，而不是拉美特利、霍尔巴赫，这就使狂飙突进运动打上了深深的浪漫主义胎记。我们可以说狂飙突进运动是启蒙运动在德国的一个变体，这个变体的演变方向不是深化启蒙思想，而是反思和怀疑启蒙理念。1764年，赫尔德告别了哥尼斯堡的大学生活，到了里加担任一所教会学校的校长助理。1769年，他突然辞去了这份干了五年的工作，登上一艘前往法国南特的货船。他自己解释这次出航的理由：“我唯一的意图是从更多的角度认识我的上帝的世界。”这次远行虽然自里加登船，但行程实际上始于哥尼斯堡大学的课堂。康德的教诲激起他一探精神奥秘的雄心。从里加到南特要从波罗的海进北海，过英吉利海峡，再进入大西洋。一路波涛汹涌，险像环生。船一旦进入缓流，大洋宁静，远星在天，赫尔德便动笔记下他的思索。在他直到1846年才得以出版的旅行日记中，这位青年开始规划他的写作，这个计划真可谓雄心万丈。
答：是的，我们应该记住这是一个时代特点，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歌德。他是个大文学家，但写过光学、生物学、矿物学、动物学、色彩学等等各方面的研究著作。赫尔德的眼界也极为宽广，他这样描述自己要研究的领域：”关于人类，关于人类的精神，关于地球以及所有地域，时代，民族，力量，文化形态，亚洲宗教，以及年代学，政务和哲学，希腊的一切，罗马的一切，北欧的宗教，法律，风俗，战争，荣誉，罗马天主教时代，僧侣，中国的和日本的政治，一个新世界的自然科学，美国的风俗，世界构成的普遍历史。”真让人眼花缭乱。不过在他的著作中，这些领域他大多真的都涉及到了，也有真知灼见。到达巴黎后，有两件事让赫尔德吃惊，一是他和启蒙哲人狄德罗的艺术观念很一致。狄德罗对戏剧，绘画等艺术创造活动的基本美学观点深刻又全面，让赫尔德获益匪浅。所以他在巴黎和狄德罗交往甚多。另一件事就是巴黎文人生活的狂放自由，让赫尔德这位深受路德宗虔信派影响的基督徒很不以为然，甚至多有批评。在德国人中，赫尔德是一位激情澎湃，情感丰富的人，但他的激情是内在的，是投入到思想中，投入到精神世界中的。
答：是的。离开巴黎后，赫尔德到了汉堡，在那里见到了德国最伟大的剧作家莱辛。莱辛素有“德意志的莎士比亚”之称。与莎士比亚不同的是他不仅创作剧本，经营演出，而且有极高的理论修养。他的两部著作《拉奥孔》和汉堡剧评》是美学史上最重要的论著。赫尔德在汉堡和莱辛呆了两个星期，他们讨论了许多问题，以至莱辛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前辈也开始重视赫尔德的一些看法。赫尔德对出版于1766年的《拉奥孔》早已熟知，莱辛的这部著作是为了回应另一位伟大的古代艺术学者温克尔曼的著作《古代造型艺术》，在这部书中，他对希腊雕塑群象拉奥孔做了判断。他的一段话几乎成为对古希腊造型艺术的永恒评价：“希腊杰作上共通的卓越特征是姿势与表情上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正如同大海的表面，即使汹涌澎湃，它的底层却仍然是静止的一样，希腊雕像上表情即便处于任何激情之际，也都表现出伟大与庄重的魂魄 。”我们知道拉奥孔群像是公元前一世纪希腊雕塑家阿格桑德罗斯与他儿子波利多罗斯共同创作的作品，表现的是特洛伊战争中，先知拉奥孔阻止人们把希腊人的特洛伊木马拉进城而遭到雅典娜以巨蟒缠死一家父子三人的故事。这座大理石雕像被称为“最痛苦的石头”。在温克尔曼看来，拉奥孔极为痛苦，但他并不发出喊叫，那是因为他具备了伟大的哲学精神，也就是希腊人的艰忍与高贵。而莱辛却认为这座雕像之所以不表现因痛苦而引起的哀嚎，只因为造型艺术美的要求。一具张开大嘴哀嚎的雕像破坏了美。由此，莱辛论述了诗与画的界限。因为维吉尔在他的史诗《埃涅阿斯》中描写了巨蟒缠住拉奥孔父子三人时，他们因极度痛苦而哀嚎。
答：是的。赫尔德接过了这个话题，他在《批评之林》中为温克尔曼做了辩护，又写了《雕塑论》，对温克尔曼与莱辛的辩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趣的是他的著作明显受到狄德罗美学思想的影响，其高明之处在于他细分了不同艺术形式和人感受美的方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视觉只给我们指出形象，触觉只给我们指出立体”。不同的感觉方式创造不同的艺术品。但无论如何，在艺术活动中，感官只关注美。所以视觉是绘画的感觉方式，触觉是雕塑的感觉方式，听觉是音乐的感觉方式。在赫尔德去见莱辛时，他的文章尚未完成，但他与莱辛讨论了这个问题。
启蒙时代的基本信仰是理性与进步。启蒙哲人们希望在理性女神引导下，人类会从愚昧与黑暗中醒来，人类文明将彼此融合，走向光明与大同。但这个美好的迷梦被赫尔德打破了，他提出“又一种历史哲学”，展现了观察历史的浪漫视角。
问：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史似乎是启蒙哲人们的天然使命。
答：是的。几乎每一位启蒙哲人都对人类文明的过去与未来发表过看法。例如蒙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伏尔泰的《风俗论》，孔多赛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虽然所论角度不同，但其基本看法是文明有优劣，人类会进步，尽管我的这个判断有些简单化。我们举启蒙哲人中最激进的孔多赛为例，他说：“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阻碍它的力量为转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们纳入其中的这个地球的寿命而外，就没有别的限度。”他是如此笃信又乐观，以致他给人类进步列了个大纲，共分十大阶段，从人类结合成部落一直到共和国之后人类精神的进步。最后他断言：“人类精神在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可惜他的豪迈乐观最后以悲剧收场。他一生为废除死刑而奋斗，最后却被大革命的恐怖所吞噬，死于共和国的监狱。
问：孔多塞的悲剧似乎从反面证明，历史从不会有什么光明大道可走。
答：这也从正面证实了德国狂飙突进的一代哲人对历史进步观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与歌德、赫尔德同在魏玛的维兰德说：“我们羞于宣称我们这个时代比之前所有世纪有哪怕最细微的真正进步，唯一进步的是如今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已不再为增进上帝的荣耀而烧死女巫和异端。但要说我们整体上比以前更智慧，更善良，更快乐，我不这么看。试问与先辈相比，我们的时代有哪一种邪恶，哪一种愚行有所收敛？”维兰德是魏玛文人圈子里非常重要的一位，他的想法反映狂飙突进一代人的看法，而提出了新的历史观的人正是赫尔德。他在《又一种历史哲学》一文中说：“那些曾经试图解开世代演进之迷的人大多抱有如下想法，进步乃是朝向更大的德和个人幸福，为了支持这种想法，他们粉饰甚至生造出一些事实，忽略或是压制一些相反的事实，把一些东西整个掩盖起来，并用诸如启蒙这样的词替代幸福，用更多更好的思想替代德性。这样他们虚构出世界之普遍的持续的改善。”在赫尔德看来，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朝向一个方向的世界历史。因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有自己演化的路径。他相信每个民族的性格都是深不可测的。你仔细观察它，似乎对其有所领悟，但当你想找一个词来表达你的判断时，你会发现这些词语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所以，他断言：“如果一个人想要对一个民族的倾向或行为进行点滴或全面的理解，那么他必须从与它共情开始。”赫尔德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多元文明的历史框架，他坚信“一切文明都是不可通约的”。他说的是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族类共存社会中的人能体会到这一点。进步的标准在不同民族之间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的问题是，承认不同并不代表否认文明的高下，赫尔德的浪漫想像确定了标准的相对性，却暗藏抹杀标准的危险。伯林从积极的一面解释赫尔德的相对主义历史观，他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一般观念和特殊观念之间一场无休止的冲突，一切一般观念都是危险的，误导人的，和不可避免的抽象。只有那些顽固地把一个理想模型强加给现实的多样性的人们才对例外和偏离感到惊讶。”
问：看来赫尔德是想取一种更具自由判断力的历史立场。
答：是的。只要考虑当时德国缺乏自由的现状，这种争取更大话语权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最终还是要回到进步的标准是什么这个主题之上。在赫尔德那里，这个什么是标准的问题转化成谁来定标准的问题。他批评启蒙哲人的僭越，说“他们真诚地希望扮演神”，“他彻底相信所有东西都是按直线有序进行，一人接着一人，一代接着一代，都在依着他的理想逐步进步而臻完美。”这样的思路过于乐观简单，它根本不能透视真正的人在历史中的遭际和作为。赫尔德睿智地指出：“人是善与恶化成的象形文字，满满地写在历史书卷中。人啊，总归不过是命运的工具。”他由相对主义转向不可知论，说明他认识到人性和历史演化的复杂性，当启蒙哲人在思索对与不对时，赫尔德却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投下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恰是他后来反对他的老师康德的批判理性学说的缘由。我们可以把启蒙哲人和赫尔德的历史理念形象地比喻为线状与网状，启蒙哲人眼中的历史是线性的，从黑暗走向光明。赫尔德眼中的历史是网状的，撒在地球上，有无数网节连接，每一网结就是一部民族史。这是一种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历史观，他奠定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对历史的看法。赫尔德的一段话说得很透彻：“在造物界的气象万千，时间流转中必定有与特定的民族和时代相连的德性，在一处无需护育即开花结果，蓬勃兴旺，在另一处则悲惨死灭或枯萎凋零。但在万变的外形下，人之本性和幸福的核心却都可以保持。谁可以认清和评断这无数的丰富与神奇的存在 ?只有神,可现在的启蒙人不但想要在一瞬间听到所有的音调，还要听到那最高的声音，他要反思整个过去的时光，还要代表整个丰富多彩的造物界的目的，这是何等的狂妄”。
问：他这是向整个启蒙理想挑战了。
答：是的。但不要忘记他是先被启蒙之光唤醒照亮之后才反身去看光亮后的暗影。伯林指出：“生命的源泉是神秘的，对于那些对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运动的精神本质缺乏感觉的人是隐而不彰的，而这种敏感性已被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及其德国的学院模仿者实施的解剖杀死了。”这话告诉我们，赫尔德要冲破理性的束缚，以更敏锐，更有活力，更富想象力的眼光看待历史。这条原则被随后成长起来的浪漫主义者奉为圭臬。赫尔德格外热爱“民族的”这个观念，因为在他心目中，民族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民族是自然产物而国家是人为产物，民族蕴含着生活于这个群体中的所有人的血脉，追求与幸福，而国家却只是偶然的政治安排，他们不讲理地夺走“我们的自我”。民族是永恒的，国家是瞬间的，神圣罗马帝国会消亡，普鲁士王国会消亡，而德意志民族却永存。从这个历史观的角度看，浪漫主义是为日耳曼民族歌唱的夜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