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一般简称为国会中国委员会CECC，它成立的背景是，2000年2000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给予中国永久对华贸易正常关系（PNTR）地位；在对华贸易与人权关系的辩论中，很多国会议员担心，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会使国会每年审查中国人权记录的权力被剥夺。于是当月通过法律建立了独立的中国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国会两院议长和总统分别指定，职能为“监察中国法治发展和人权”。从成立至今，CECC已提交了21份中国人权年度报告，累积汇整了超过1万名政治犯的资料库。
2013年以来，我多次应邀到CECC听证会上作证。本月举行的听证会，聚焦中国20年来的法治与人权状况。支持中国民主和人权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特地到场发言，她回顾说，“2000年，我在众议院敦促我的同事们阻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们不应该将交易置于理想之上，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美国负有将贸易和人权挂钩的道德责任。” CECC主席、参议员默克利（Jeff Merkley）也表示，“一些人希望中国加入国际组织后随之而来的是人权方面的进步，但这个希望落空了，残酷的现实是，中国当局正利用这些国际组织贬低和诋毁普世权利的理念。” CECC共同主席麦戈文（James McGovern）、众议院维吾尔事务议员团两位主席苏奥奇（Tom Suozzi）、史密斯（Chris Smith）等议员也都做了发言和提问。
这场听证会之后的第10天，中共宣布对CECC办公室副主任Todd Stein进行制裁，此前2020年制裁了CECC两名议员（卢比奥和克鲁兹），2021年制裁了 CECC办公室主任Jonathan Stivers，这从反面印证了CECC的工作卓有成效。
我在证词里，强调了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史无前例的高科技极权监控体系，以及某些西方公司帮助中共加强审查和监控的恶行。
自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法律体系已经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和残暴中逐渐恢复起来。制定了众多法律法规，恢复了司法和律师制度，实施了经济市场化改革和行政改革，传统媒体的空间被扩大了。1990年代后，互联网、手机、社交媒体和新的通信技术大大地促进了社会运动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催生了公民维权运动。尽管中国共产党从未放弃对媒体、互联网、学校和出版的审查，从未停止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的镇压，但维权运动还是艰难地发展起来了。维权运动从公民、律师、人权活动家 “依法维权”出发，很自然地扩展到了风险更大的争取民主的行动，比如新公民运动、08宪章运动。承接了1970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的精神，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扩大了群众基础。
但在维权运动出现后不久，中国政府就将其视为对政权的真正威胁，并对人权活动家和非政府组织采取全面的镇压策略，从口头警告、吊销律师执照、软禁、旅行禁令、劳教所、判刑，到绑架、酷刑和株连家人。
习近平在2012年底上台时，中共一方面面临着1989年后新的社会能量的积累——互联网、市场、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公民运动，另一方面面临着，官员腐败、官民冲突、环境恶化、意识形态危机以及更令人头疼的经济衰退。中国共产党已经坚定地、完全地拒绝民主化选项，因此只剩下加强专制镇压一途。这就是习近平过去十年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背景。正如1989年，当中共认为社会自由化和民主运动威胁到其一党统治时，它毫不犹豫地用坦克和机枪粉碎和平抗议，制造天安门屠杀。
习近平实际上发动了一场对法律的战争。他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两届任期限制，关闭了数千个非政府组织，清洗人权律师和持不同政见者，迫害法轮功、穆斯林、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团体，加强对互联网、媒体和学校的审查，逮捕企业家、记者、艺术家、学者和任何不服从其指令的人。中共公然撕毁 “一国两制 “的国际承诺，扑灭了香港的雨伞革命和反送中运动，并最终在2020年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自2020年以来，曾经是世界最自由的东方明珠香港，其自由和法治已被中共彻底摧毁。自2009年以来，至少有159名西藏人自焚，以呼吁自由和人权。根据“自由之家”的评估，西藏的自由人权状况全球倒数第一，比叙利亚和北朝鲜还要糟糕。中国政府在新疆（东突厥斯坦）的很多监控模式和镇压手段，都来自于2008年3月抗议活动后在西藏的统治方式。
自2017年以来，新疆有100万至30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突厥人被拘留在集中营，他们每日被洗脑、被迫放弃信仰、被强迫劳动、被酷刑虐待。妇女在集中营中被系统地强奸和性侵犯，维吾尔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和商业精英被清洗，儿童被强行与父母分离，100万汉族官员被派到维吾尔族家庭居住，对他们进行密切监视。研究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正在系统地对维吾尔族妇女强行进行跨族裔婚姻。截至2022年底，新疆受害者数据库(https://shahit.biz/eng/#lists )记录了自2017年1月以来在集中营中死亡的210人，但鉴于信息收集的极端危险和困难，实际数字肯定远远高于这个数字。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包括强制绝育在内的“种族灭绝”政策，新疆出生率在2017年到2019年间下降近50%。在南疆维吾尔人口占97%的和田地区，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到2018年分别只有8.58‰和2.96‰，而这一地区在2017年前的出生率和自然人口增长率分别在20‰和15‰以上。维吾尔活动家伊利夏提认为，大量维吾尔人，尤其是男性，被关进集中营或监狱，大量维吾尔妇女被政府强制绝育和堕胎，是造成新疆维吾尔人出生率下降的原因。
更可怕的是，中共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权主义监控系统。我用 “高科技极权主义 “一词来描述这个超现实的数据歹托邦。中国各地至少安装了5亿个监控摄像头，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急剧增加。用大数据记录人们的经济、社会和道德行为的“社会信用体系”正在迅速膨胀，对政府认为的“失信者”的惩罚包括了限制出行、限制读大学、和公布个人信息等，三千多万人被禁止购买飞机票和火车票。由中共控制的社交媒体，微博、微信、抖音等，也是监视所有中国网民的有效工具。人脸识别、声纹识别和步态识别、电话追踪器，强制或半强制的DNA采集、虹膜采集，再加上政府控制的大数据，使隐私在中国几乎无所遁形。中国政府建立”高科技极权主义”的目标，是监控到每个人在每个角落每时每刻的一举一动。
此外，新冠疫情已经成为共产党加强对中国社会控制的一个完美借口。直到疫情爆发的三年之后，数亿中国民众，数百个城市，都处于严密封锁之下。封城、封小区、封村、封路，居民的门窗被封死。每个公民都必须出示绿色健康码（还有场所码和行程码）才能出行。我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两位人权律师准备去上海见他们的当事人张展——一位因报道武汉的新冠爆发而被判刑四年的公民记者——，但他们的健康码突然变红，这显然是当局出于政治目的的恶意操控；河南村镇银行的数千名上访维权者也有一样的遭遇。动态清零政策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对抗冠状病毒，不如说是为了加强中共对社会和个人的全面监控，它可以被称为 “防疫极权主义”。
这种反科学、反人权的防疫政策所带来的的次生损害，比疫情本身要大得多。吹哨人和活动家被逮捕，”白卫兵 “任意羞辱、拘留和殴打平民，有紧急需要的病人无法出门或被医院拒绝治疗，被锁在自己家里的人缺乏食物（有些人甚至饿死），学生不被允许参加考试，农民无法春耕秋收，维吾尔人因防疫人员喷洒消毒剂而中毒死亡，失火时居民因门窗被封而无法及时逃生，消防人员因封路或消防栓被堵而无法施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建议
民主国家应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因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而被监禁的公民。我呼吁大家关注被监禁的良心犯：伊力哈木、许志永、丁家喜、王炳章、高智晟、古山-阿巴斯（Gulshan Abbas）, 果·喜饶嘉措（Go Sherab Gyatso）和黎智英等。中国政府应该立即无条件地释放所有在白纸革命期间被拘留的抗议者。我已经证实，很多被捕的抗议者受到了警察的酷刑。在四通桥上挂横幅抗议的彭立发（彭载舟），激励了白纸革命，这位21世纪的新坦克人至今下落不明。南京传媒学院一个可能名叫李康梦的女生，是手举白纸抗议的第一人，她被警察带走后，杳无音信。
美国国会应将目前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暴行定性为种族灭绝。民主国家应敦促中国政府关闭新疆的集中营，停止强迫婚姻、酷刑、系统性强奸、洗脑、强迫劳动和汉族干部强行寄宿维吾尔家庭的做法。
民主国家还应该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镇压政策，包括对使用母语的限制、强制或准强制性的寄宿学校、旅行禁令、破坏文化遗产、宗教迫害、以及对精英和活动家的清洗。
民主国家应该为寻求政治庇护的维吾尔人、西藏人、香港人和中国活动人士提供便利。当务之急是防止这些人被遣送回中国。
民主国家应该停止对中共政权的绥靖。人权问题应该与贸易、技术或其他重要的政治议题挂钩。每次世界领导人与中共领导人会面时，都不应该在人权问题上保持沉默或软弱。当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仍在继续时，沉默就是同谋。
“不寻求政权更迭”是给中共的一个错误信号。中共将继续压制自由，操纵国际规则，已经成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威胁。
民主国家应该制定《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已有类似法案的国家，应该制裁更多的中国人权恶棍。
当务之急是帮助中国人民突破防火墙（GFW）。当中国人民可以从自由世界获取信息时，许多人就会觉醒，并可能采取行动来对抗中共的残暴统治。在翻墙技术或设备（如VPN）上增加一点预算，并致力于推翻中国的防火长城，这将产生巨大的政治利益。
民主国家应该制裁那些与中共的审查和监视同流合污的全球公司。思科和其他一些科技巨头为中国的防火墙提供了技术、设备和培训。在中国安全部门的指示下，Zoom中断了由中国活动家组织的纪念六四的会议，并暂停了一些账户。
我请求国会对苹果公司进行调查。苹果公司将其客户数据的所有权让给了中国政府控制的贵州云大数据公司（GCBD）。苹果公司听任其在中国的供应工厂侵犯劳工权利。苹果在中国的应用程序商店中删除了VPN应用程序。苹果在四通桥抗议活动后不久就限制了隔空投送功能（Airdrop）的使用（将分享时间限制为10分钟）。苹果公司应该告诉公众，它在哪里收到的指示，以及为什么它成为中国当局镇压和审查的同谋。
因为我在中国的人权工作，我曾被吊销律师证、被大学解雇、被绑架、拘留和酷刑，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受到株连。但更多的人遭受了更多的痛苦。一些活动人士甚至失去了生命，像李旺阳、曹顺利、彭明、杨天水、丹增德勒仁波切、刘晓波等人。最近的白纸革命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是多么渴望自由和民主，甘愿冒多大的风险来反抗独裁。支持捍卫自由的人们，是美国和所有自由国家的道德责任和政治义务。底线是，我们不应该容忍自由世界的任何企业和机构成为独裁政权的帮凶。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