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化的最高原则和纲领，是宪政民主国家都标举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中共的宪法也部分列举了这些自由，但在其序言中却公然宣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公然在宪法中强制灌输所谓“国家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剥夺了公民最基本的思想文化权利。按宪政的政教分离原则，所有的宗教、哲学、科学、道德、艺术观点和流派，都属于私人生活和公民社会的范畴，都享有平等的自由，在不妨碍和损害其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国家政治权力不能进行干涉更不能加以剥夺。个人思想的自由和私人言论的自由是不可能因而也没有必要加以强制的；公共空间的思想表达和辩论，内容上以不鼓吹和宣扬法律予以惩处的犯罪行为为限制，形式和程序上以不质疑动机、不搞人格侮辱和人身攻击为限制；只要遵守辩论规则，只要不诉诸行动并触犯法律，种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激进的和极端的思想意识，也有表达的自由。须知真理是在与错误的辩论中胜出的，而不是在辩论之先就被宣布的，要相信民众的认知能力、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倡导文化民主，那就是在文化的多元、自由竞争的前提下，让民众通过自觉自愿的追随和认同，对不同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优劣胜负做出评判。
2、中国文化要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一是要抛弃维护奴役、等级、不公与极权、专制、王霸统治的文化糟粕；二是要挖掘、发扬追求自由、平等、正义和宪政、民主、法治的文化基因；三是要把中国文化中的优良成分与西方文化的优良成分结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从而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转换；四是要紧紧围绕着社会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对当代中国问题做出创造性的解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和范例，也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财富。这就需要我们破除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国粹主义与全盘西化的二元对立。应该说，在这个伟大的文化转型过程中，社会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相比其他流派的文化建设，具有独特的优势：与国粹主义和保守主义相比，它是接纳了西方文化的现代文化；与自由主义和西化主义相比，它具有传统和本土的根基；与民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比，它融汇在世界主流文化之中。
3、根据文化与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对应关系，会形成三种主要的文化类型：权力文化、资本文化、劳动文化。这里的权力，是宪政民主法治下的权力，是有限的、文明的权力，这种权力对现代的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形成一种现代的权力观念和权力文化也是非常必要的。资本在未来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是一种起主导作用的生产要素和经济力量，但也应该防止资本取代权力成为社会的专横和统治的力量，培养一种现代的、有教养的、文明的资本观念、财富观念和资本文化、财富文化。劳动文化说起来是一种历史最悠久的文化，甚至是一切文化的母胎或原型，但在权力文化和资本文化先后崛起并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呈现出不断衰落的趋势，只是在19世纪以来随着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发展壮大而表现出复兴的气象。在现代社会，这三种文化应该建立一种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能重复历史上出现过的权力崇拜、资本崇拜和劳动崇拜。鉴于当代中国的劳动文化还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理所当然格外重视劳动文化的发展。
4、根据文化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对应关系，会出现性别文化、年龄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家庭文化、社交文化、消费文化、民俗文化、生育文化、环境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也具有独立的内容和发展要求，不能简单地归入权力文化、资本文化、劳动文化三大主干文化之中。
5、按照文化的层次，会出现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小众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任何一种文化类型都会出现这两个层次的区别，一方面向高精尖发展，一方面向民众普及。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主张，劳动文化一方面应该在精英、高雅、小众范围内与权力文化和资本文化展开竞争，创造出高精尖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要把重点放在把精英、高雅和小众的劳动文化普及于平民、通俗、大众的劳动文化之中，同时从平民、通俗、大众的劳动文化中，提炼出精英、高雅、小众的劳动文化，这样才能与权力文化和资本文化进行整体的、全面的竞争。
6、教育。按照文化的内容，可以分为教育文化、宗教和哲学文化、科技文化、道德文化、艺术文化，其中教育是基础和出发点，没有教育，就没有各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经过长达70年的党化教育，中国教育业早就已经被改造成为批量制造愚民和脑残的饲养业，这个预定目标是通过以下两条途径达到的：在教育制度上，实行党对教育的绝对领导以及相应的官僚等级管理体制，从大学到中小学，依次授予副部、厅局、处、科、股等行政级别，学校内部也实行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完全剥夺了学生、家长、教师和学校的自主权和民主办学的权利；在教育内容上，以党的意识形态贯彻始终，摒斥普世价值和人文精神，窒息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禁止教师自由讲学，以自上而下的垄断性考试捆绑所有的学生和教师。宪政民主革命后，将以普世价值教育、人文精神教育、公民教育，完全取代党化教育；以基于自由、平等、正义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完全取代充斥着奴役、等级、不公的假大空、伪丑恶教育；以素质教育完全取代应试教育；以学生自治、教师治校、家长参与管理的民主教育体制，完全取代党管教育的官僚主义教育体制。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重视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同时，特别强调社会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下的劳动教育，让每一个人从小就认识到劳动在人类历史中永恒的基础地位，尊重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权利，在全民族形成一种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的健康的劳动文化氛围。针对我国教育重理论轻实践、重科学轻技术的问题，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主张在提高基础教育、大学通识教育和科学教育质量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农业、工业、服务业提供大量匮乏和稀缺的技术工人，在满足产业升级和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源水平和市场竞争实力。
7、宗教和哲学。人类作为宇宙的花朵、万物的灵长，不满足于有限、短暂、形而下的肉体生存，而追求无限、永恒、不朽、终极、形而上的人生意义，宗教和哲学就是满足这一精神需求的主要途径。人们对超验存在的体验、领悟、思考必定是多元的，因此宗教信仰自由和哲学思考自由也是必然的。以强制权力将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考定于一尊，将宗教政治化为国教、将哲学政治化为国家意识形态，既是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损害，也是对宗教和哲学的损害，既使国家和政治神秘化、绝对化、极权化、专制化，而完全扼杀了自由、平等和正义，也使宗教和哲学奴才化、恶劣化、教条化、僵死化，而完全失去生机和活力。在中共极权专制和威权专制统治的70年间，以苏俄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国家哲学，以唯物主义、无神论扫荡宗教信仰，民国时期已经形成的儒、释、道、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教并存的局面被破坏殆尽，中西各派哲学思潮自由竞争、大师辈出的繁荣景象被摧残毁灭。然而，面临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最深刻和全面的社会转型，正需要宗教和哲学最自由而富于创造性的发展，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愿意与其他一切追求宪政民主的政治文化力量一起推动这种发展。
8、科学技术。即使在远古和古代人类还没有自觉的科技意识的情况下，科学技术也自发地成为人类进步和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日益自觉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条件，使得科学技术革命一浪高过一浪，也使得欧美文明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人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开始意识到自己民族和文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严重缺陷和落后，做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科技救国种种努力并打出了“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旗帜，但这个过程被日本侵略战争和共产党夺权战争所扰乱和中断。中共也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巩固其统治的极端重要性，也提出了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择手段地引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然而，这个极权专制和威权专制政权在本质上是蒙昧野蛮的，它永远也不明白或者即使明白也绝不实行的一个道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依靠创新，创新依靠思想自由，思想自由依靠宪政、民主和法治的保障。遑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创新，即使是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创新，也离不开一个自由、平等、公正的科学技术的激励和评估机制，一个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科学技术管理体制，这样才能解释中国科学技术人员最多而成果最少、中国人在国内像虫到国外成龙的普遍现象。社会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法治的中国将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机制和根本的保障机制。中国的体量这么大，问题这么多，遇到的挑战这么强，现代化的任务这么重，一旦砸烂禁锢着中国科技人员的枷锁，切断捆绑着中国科技人员的绳索，彻底解放出他们的创造潜力，彻底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必将贡献出无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成果，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蜚声世界的伟大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认为科技创新是专业科技人员的特权，而主张向全民普及科技意识和科技文化，创造条件让工人、农民、市民等普通民众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为国家科技发展奠定强大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民众基础。
9、伦理道德。宪政民主中国面临着伦理重构、道德复兴的双重任务：一是要把农业经济、皇权专制下的奴役等级伦理和身份道德，转变为工业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下的自由平等伦理和契约道德；二是要治愈共产极权暴政所造成的亘古未有的伦理溃败和道德灾难，这一大溃败和大灾难，不仅意味着民国时期已经初步形成的新型伦理道德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而且意味着数千年来维系古老文明的传统伦理道德也惨遭荼毒。中共先后制造了两次伦理道德大破坏，第一次是毛泽东极权专制时代，通过数十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消灭了一切“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甚至蓄意制造出夫妻反目、亲子相残的人伦惨剧与群众斗群众、派系武斗和灭绝人性的对“阶级敌人”的集体屠杀；第二次是邓小平威权专制时代，以猫论和先富论为依据，假借改革开放之名，通过释放人性之恶来满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贪婪欲望，默认、纵容甚至鼓励专制权力拥有者私分人民过去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国有财产，以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的方式抢劫、掠夺、诈骗、偷盗人民新创造的市场财富，上行下效，相当一部分民间中小企业主和普通社会成员也纷纷通过假冒伪劣、缺斤短两、剥削劳工、破坏环境、坑蒙拐骗、官黑勾结、欺行霸市等等缺德不义、违法犯罪手段聚敛财富。在威权专制向极权专制最后反弹的崩溃时期，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种道德恶行一齐爆发出来，不仅对中华民族而且对世界形成巨大的威慑和危险。当然，即使在极权专制和威权专制时代，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并没有完全灭绝，维系中国数千年历史而不坠的传统道德和工业化、市场化进程中形成的新型伦理道德，毕竟在无数善良的劳动者和各界社会精英那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这是宪政中国重构和复兴伦理道德的基础和宝贵资源，我们相信，在经济政治制度根本转型后，人民的伦理道德状况会迅速发生巨大的改善，与我们同文同种的台湾在转型后短短一二十年就成了世界上最文明的社会之一，可以对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证明。
10、文学艺术。传统中国的宗教、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确大大逊色于西方，但在文学艺术领域却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足以彪炳千古，绘画书法建筑园林也可以独树一帜。民国时期产生了足够多的文学艺术大师。中共建政后，老一辈文学艺术家几乎被一网打尽，文学艺术领域呈现出荒芜凋零的惨象，只有标准化、公式化、政治化、共产主义化的红色文艺唱独角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管控的放松，又因为文学艺术本身就具有审美的、情感的、娱乐的与非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征，因此借机得到了较为自由的发展，甚至产生了一批堪称大师的人物，但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艺术领域又恢复了严厉的政治管控和意识形态审查。需要格外指出的是，70年来的党文化严重毁坏了汉语言的文学性，最近10多年来愈益强化的维稳和监控，更是毁坏了汉语言文字的正常表达功能，其显著的表现，一是生编一些畸形丑陋的词组来颠倒黑白、愚弄公众，比如休假式治疗、钓鱼式执法、自主性坠亡、保护性拆除、戴套式强奸、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确认性选举、临时性员工，恐惧和屈从被称为情绪稳定，强奸幼女被称为嫖宿幼女，轮奸被称为轮流发生性关系；二是设置大量网络敏感词，使得正常文章根本就发不出来，逼迫作者不得不使用错别字、同音异义字、谐音字、文字中穿插数字和符号，搞得斯文不如扫地、汉语不复为汉语矣！宪政民主中国将会扫除所有的党化垃圾文艺，恢复文学艺术的正常表达和表现功能，并在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下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不言而喻，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会特别强调和倡导劳动文学和劳动艺术的发展，以改善劳动者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弱势地位；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会支持和推动女性、少数民族以及其他一切弱势群体的文学艺术的发展。
11、文化产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信息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智慧、文化的生产、经营和交换，已经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个产业的基础上成为独立的第四产业，并且反过来对前三个产业发生巨大的影响。从前，文化领域基本上与政治领域一样属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由国家财政支出提供经济支持和保障，民间文化并不占主导地位，在知识成为经济、文化成为产业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知识和文化的生产、经营和交换当然就脱离了国家的控制而转入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范围，第四产业本身获得的利润和收入在本行业和本企业从业人员范围内进行自主分配，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成为新兴的知识阶级和新兴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是以工人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的政党，但认同工人阶级向知识阶级、中产阶级大规模转化的趋势，因此在其参政和执政过程中，会积极推动知识经济化和文化产业化的进程，推动劳动知识化和智能化的进程，推动工人阶级白领化和脑力劳动化的进程，推动劳动者不断积累和提高其人力资本、知识资本、文化资本的进程。
12、对外文化交往。宪政民主中国当然应该全方位大规模引进发达国家的教育文化、宗教和哲学文化、科技文化、伦理文化和艺术文化，也要引进所有其他国家有价值的文化，但这不等于要连根斩断和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承认以自由、平等、正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或世界主流文化价值，也承认西方人率先发现和弘扬了这一价值，但坚决否认西方人对这一价值的专利权和垄断权，坚决否认西方人有权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观强加于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原因很简单，普世价值或世界主流文化价值来自于人性、人类共通性，而不是来自于西方种族性。中国人也是人，人所具有的中国人无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自由、平等、正义的基因和要素，只不过被奴役、等级、不公的基因和要素压制住了而已，西方传统文化也长期由奴役、等级、不公的基因和要素占主导地位，只不过这一地位被近代以来源于自由、平等、正义的文化基因和要素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颠覆了而已。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现代文化的基因和种子，中国人就绝对不可能接受西方现代文化，即使用国家权力强推全盘西化，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就是要解放传统文化中的现代要素，并且与引进来的西方现代文化有效对接和结合起来，两者共同构成整个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主导力量。日本、韩国和台湾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先例，那里已经形成了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文化格局、文化性格和文化风貌。我们相信，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向人类文化宝库做出卓越的、独创性的贡献，这才是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所理解的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1、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提出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的同时，必须提出自己的社会纲领和社会政策。这里所说的社会，不是广义的、包罗万象的、哲学意义上的社会，而是狭义的、特殊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主要指介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之间的边缘、交叉和过渡地带，如社会保险、社会福利、教育平等、民族平等、男女平等、环境保护、文化产业、公共舆论等等社会生活领域，以及介于主要阶级之间的边缘、交叉、过渡阶层和群体，如非正规就业和自由职业群体、少数民族、身心障碍群体、性少数群体、流民和无业人员、黑社会等社会生活主体。
2、建立全民义务教育体系。教育是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领域，关系到所有公民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展开自由平等竞争的起点公平问题，国家应建立从小学到中学12年义务教育体系，并争取实现公立大学的减免费教育，在这个基础上鼓励和规范民办教育和私立学校的发展，以满足各阶级阶层在教育方面自由选择的需求。彻底废除中共统治下形成的不公平的教育制度，任何一个儿童和青年，都不能因为经济上的贫困、身心残疾或其他原因而丧失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所有孩子在常年居住地方就近进入中小学，不允许因为户籍、父母阶层和身份而被选择性地分配到条件相差巨大的学校。
3、建立全民养老保险体系。中共宪法也假惺惺承诺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实际上仅仅建立了体制内企事业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养老制度，农民、大多数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和自由职业者、家庭妇女、大多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大多数复转军人、身心残障人员、城市贫民等等，都没有纳入养老保险范围之内；在人数有限的退休养老体系中，又存在企业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和中共高级干部之间的巨大的养老待遇差别。涌现出许许多多老年人八九十岁还不得不挣钱糊口、乞讨、捡拾垃圾、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绝望自杀的人间惨剧和社会悲剧。宪政民主中国首先要实行全民普惠制养老制度，任何一个年老公民都可以获得一份能够维持基本生存的养老金，在这个基础上，根据各人所缴纳的养老保险金数额、按照相同的工资替代率领取养老金，同时鼓励企业年金、商业保险和社会互助等补充养老保险。
4、建立全民医疗保险体系。中共统治下的医疗卫生体系，成为权贵官僚资本对人民敲骨吸髓、无度榨取的暴利产业，形成了与养老等级制一样的医疗等级制：农民小病不能报销、大病住院只能从新农保获得低比例的报销；绝大部分农民工不能加入职工医疗保险体系；相当部分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和复转军人没有医疗保险；对普通城市户籍企业职工和部分获得医疗保险待遇的农民工而言，相当多贵重和救命的药品排除在医疗保险目录之外，只能自费；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走公费医疗，报销比例比较高，报销范围比较广；高干享受耗资巨大的医疗保健和医疗特供，一个人花费成百上千人的医疗资源。无数平民百姓，因为没钱看病而只能在家里等死或者拿刀子和锯子给自己做手术，因为交不起费而被医院拒之门外，因为不能及时交费而被拒绝施救并绝望死去，因为不能续费而被无情地赶出医院，因为只能交一部分费而强迫家属做出救孩子还是救母亲的灭绝人伦的残酷选择，因为绝望抗争而在医院跳楼死或在家里喝药死、上吊死、投水死……宪政民主中国将要彻底改变这一反人类的医疗制度，实行平等的医疗保险制度，让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都得到社会的平等的保护和保障，绝不能因为其经济上的贫困而等死或丧失身心健康；取消权贵官僚统治阶级的医疗特权待遇，任何人需要特别的医疗保健服务，只能自费从市场上购买；医院和医护人员恢复救死扶伤、平等对待所有病人的人道主义职业伦理，其经济效益和体面报酬得到国家财政补贴、社会保险基金、市场化医疗业务收入以及社会捐赠的有效保障。
5、建立全民工伤职业病保险体系。在中共统治下，农民根本就不列入工伤职业病范围，就像他们从来没有被列入退休范围一样；全国有不少于600万尘肺病农民工，其他工伤和职业病农民工不计其数，他们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绝大部分未被列入工伤职业病保险范围，只能拖着病残之身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一人得病，全家返贫。宪政民主中国必须建立工伤职业病专项保险基金，从制度上彻底解决工伤职业病的预防和治疗以及病人的康复和生活问题。
6、建立全民失业保险体系。在中共统治下，失业概念不适用农民，而且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农民工加入了失业保险，失业率统计以登记失业人数为准，因此很多人失业后不仅得不到失业保险金，更得不到重新就业所需要的培训和中介服务，只能像一只小船在汪洋大海一样的劳动力市场盲目漂流。宪政民主中国将把失业和就业问题当作国家最为重要的民生和经济问题，给失业人员构筑安全防线，帮助他们解决失业期间的生活问题并尽快实现再就业，同时重视在职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抵御随时可能发生的结构性失业的风险。
7、人口、生育、妇女权利和家务劳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与人口生产和再生产具有深刻的同构对应关系，后者大大超过前者或者大大落后于前者，就会导致物质资料生产严重不足或者严重过剩。两者之间的良性关系主要通过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来实现，这种平衡如果完全是自发地实现的，其间很可能会产生饥荒或生产过剩的现象，因此有必要通过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的调节来防止和减少这两种现象。但这两项政策应该是社会政策而不是政府行政命令，政府可以并应该提供经济资源，但引导公民进行合理的人口生产和生育行为的应该是民间专业的社会组织，政府强制计划生育，不管是强制少生还是强制多生，都是对自由生育权这项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公民人格尊严的粗暴践踏，都是把人当作牲口来圈养。中共政府过去以计划生育之名虐杀了数亿处于孕育之中的生灵，等到人口老龄化骤然来临时，又引诱甚至强迫民众多生，这是双重的罪恶，宪政民主中国应该予以严正的清算。不论是激励生育还是节制生育，都要通过科学而人道的社会政策来实现，其中包括建立覆盖全民的生育保险制度、普及科学合理的生育文化以及对于人口生产和生育抚养第一主体的妇女的普遍和特殊权利的全方位保护，不仅保护她们的职业和公民权利，而且保护她们的女性和家务劳动者的权利，她们的家务劳动应该被视为生产性的、必须支付报酬的劳动。
8、平等居住权和住宅政策。每个人都有居住的需要，因为贫穷而买不起甚至租不起房子而不得不露宿街头或旷野，这在现代已经是不能容忍的社会耻辱了，也就是说，平等居住权已经成为一项基本人权了。在中共统治下，由于权贵官僚资本集团故意哄抬房地产价格，使房地产具有金融和财政功能，以维持其极权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致使绝大多数农民工因为买不起房又由于政府不提供廉租房，而失去了在城市平等居住的权利，而竭尽几代人之力按揭贷款买房的白领阶层，实际上差不多成了终生的房奴，另一方面，特权阶级不仅通过权力和资本直接获得大量商品房，而且通过经济适用房、集资建房、团购买房等等本来应该扶植弱势群体的住宅社会政策掠取大量福利房。宪政民主中国要通过房地产立法和住宅政策来实现公民平等的居住权，一是要合政府、社会、企业之力，为低收入人群和贫困家庭提供廉价商品房源和廉租房源，二是要普遍建立住房公积金或住房保险基金，所有公民都有权加入这项保险，其个人账户所积累资金专门用于购房和支付房租。
9、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社会互助。这是社会保险制度和五险一金的补充，也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组成部分，其中社会救济是对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最贫穷者或遭受天灾人祸一时无力自救者的现金、津贴、补贴、实物救助；社会福利是针对社会困难群体提供的物质帮助和服务支持，前者包括现金援助、收入补贴等，后者包括医疗卫生服务、文化教育服务、劳动就业服务、住宅服务、孤老残幼服务、残疾康复服务、犯罪矫治和感化服务、心理卫生服务等等；社会优抚是对烈军属、复转军人、残疾军人及其家属等特殊人群的抚恤、优待和补助；社会互助是社会成员自愿组织和参与的扶弱济困活动。中共的宪法和法律以及政府政策也承诺了这些社会保障项目，但一则财政投入太少，无力覆盖庞大的困难人群，二是这些有限的社会保障资金是通过政府部门和官员自上而下分配的，结果被层层截留，到达真正贫困的人群手里的已经所剩无几了，比如很多城乡低保名额就给了各级官员的亲友，导致杨改兰杀死四个孩子并自杀之类大惨剧，比如复转军人优抚政策没有得到落实，导致全国数十万复转军人频频上访维权，甚至一度包围了军委大楼。这种情况需要从制度上予以根本改变，由一个宪政民主政府与众多的公民社会组织合作来完成社会保障事业。
10、环境保护政策。中共倡导的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权力市场经济模式，其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一个滔天罪行，就是对自然环境和资源进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破坏性和掠夺性经营，使大好山河变得满目疮痍，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河流湖泊污染、地下水污染、土地污染、粮食污染、蔬菜污染……有用的资源被贱卖，天文数字的财富被转移到国外，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有毒的、不适于居住和生存的环境。这需要未来宪政民主政府和公民社会花费几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修复。为了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可持续生存、长远的发展与恒久的福祉，无论付出多大代价治理和保护环境都是值得的。
11、民间社会团体、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宪政民主国家的社会政策，一方面是政府根据社会生活需要与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的意见制定出来的，另一方面又是通过社会组织得到实施的，一般来说，政府并不直接去完成具体的社会工作，而是通过对民间社会团体的政策导向和指引，或者通过把项目招标、下放、外包给公民社会组织，或者通过购买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生产出来的公益产品和服务，来完成社会治理和社会整合的。这里的民间社会团体、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是相近或相同的意义。在中共极权专制下，只有工、青、妇等等官办的“人民团体”，它们其实不是什么社会团体，而是党和政府的外围组织，受同级党委直接领导，承担一部分政治和行政职能，本身也具有行政级别，并按照行政区划自上而下建立其组织等级和系统，其干部和工作人员享受国家干部和国家工人的待遇。在威权专制时期，这些官办组织的性质、职能和待遇并没有变，但允许社会上出现了民办的团体和组织，出现了公民社会的萌芽，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然而这个时期很短，自2013年以来，对NGO或者NPO的扫荡开始了，不让注册，注册后不许接受境内资金和境外资金，逼迁、整顿和注销，以经济犯罪、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颠覆国家政权等等罪名对其从业人员予以刑事打击，艰苦发育了20来年的民间社会组织被摧残殆尽。然而，民间团体和公民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客观发展需要，是公民结社自由的具体实现，是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任何人与任何权力集团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在中国社会大转型和宪政民主革命过程中，它们会很快涌现出来并成为团结和组织公民和民众的中坚力量，在大转型和宪政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它们更会得到自由、广泛、蓬勃的发展。以社团、民间社会组织承接和替代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减少政府权力清单和减小政府规模，以社会力量约束、限制和监督政府，是社会民主主义既追求社会公平、建设福利国家，又恪守自由和宪政、维护小政府大社会基本格局的最有效的选择。
12、对外社会交往。各国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之间的交流和交往，是真正的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在中共统治下，没有与国家和政府相对而立的民间社会和公民社会，没有结社自由，没有独立自主的公民组织和社会团体，当然就不存在真正的民间外交了，所谓中美兵乓外交、中日民间友好交往等等，都是由官方主导的。宪政民主国家的社会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组织也知道中国工、青、妇等所谓社会团体的党化和官办性质，不承认它们是真正的、自由的社会组织，即使与之有一些形式上的交往，也不可能有工作内容上的实质性交流。比如，号称世界上最大工会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就不是最大的国际工会组织——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2006年与世界劳工联合会合并为国际工会联盟）——的成员组织，双方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中国的数亿工人活生生被中华全国总工会阻隔在世界劳工运动之外了。宪政民主建立以后，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将推动中国公民社会与全世界公民社会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这种合作和交流将会为中国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最为有利的国家环境和国际条件。
（201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