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海内外华人民主思潮，或者是泛自由民主性质的，或者是“宪政民主右翼”性质的，唯独缺乏“宪政民主左翼”的声音，甚至还没有这个概念。如果这种情况不予改变的话，那就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和历史根本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下层和底层民众很可能是失语和缺位的，或者即使在场和出场，由于没有在大事变之前形成比较一致和理性的政治意识，他们的政治参与就很可能趋向于无序化、非理性化，以至于出现很大程度上的暴民政治。在下层和底层民众不参与或非理性参与这两种情况下，都很有可能甚至会必然导致极权专制的复辟，或形成普金—卢卡申科式的威权专制。
是时候公开亮出“宪政民主左派”或“宪政民主左翼”的旗帜了。
1992年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自由主义思潮浮出水面。当时也有一个“新左派”站出来反制自由主义，但因其存在否定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而且是纯粹的学院派，远离被下岗的老工人与成长中的新工人，停留于空洞的道德批判而提不出切实可行的经济政治方案，因此，他们后来大都转化为极左或极右了。于是导致自由主义或右派在民间思想学术界一家独大，而且正因为一家独大、缺乏制衡，本来应该是中右的自由主义，却表现出极右化的趋势，终于，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中国右派（包括自由派公知、人权律师、民运人士）选边站队，大多数成为“川粉”。
至于在西方真正付诸操作并获得很大成功的、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宪政民主左派（中左），在中国过去二三十年间，基本上只是少量学院派学者纯客观的学术研究对象，并未落地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现象，只有极少数学者以及一些网络社区的草根思想者，才正式把社会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左派当做当代中国问题的分析范式之一，把它们提到中国社会转型的推动力量、下层和底层民众的诉求表达以及未来宪政民主的基本组成部分的高度。还有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最近也开始意识到自由主义极右化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他们开始倾向于进步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即左翼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左翼），从许章润、张千帆、笑蜀、贺卫方等人的文章和表态中可以看出这一取向，当然，他们也无一例外地被狂热的川粉斥骂为“黄左”和“左逼”。
在海外华人圈和民运圈中，属于宽泛意义上的宪政民主左派（不限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数要多一些，如夏明、王天成、滕彪、方舟子、林垚、傅志彬、仲维光、程益中等人，但他们也各自为战，不成气候；甚至，早就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民主党和中国工党等组织，但由于孤悬海外，不接中国本土地气，目前还看不出它们做出了什么成就。
大致说来，宪政民主左派或宪政民主左翼，包括三个主要的组成部分：一是以劳工运动为社会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至于宪政民主框架范围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虽然更左一些，但与极左的共产主义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也可以归入宪政民主左翼；二是以女权、环保、少数族裔、性少数等弱势群体的社会运动为基础的思想和政治流派；三是进步主义或左翼自由主义，它在欧洲属于宪政民主右翼阵营，但在美国，由于社会主义传统基本缺位，它就成了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宪政民主左翼，在中国，它至少应该成为宪政民主左翼团结和合作的最重要的战略伙伴。
应该有人出来为中国伟大的社会转型过程和未来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的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宪政民主左翼视角和方案。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一句，没有宪政民主左翼力量的形成、发展、努力和奋斗，仅靠宪政民主右翼，是根本不可能推翻极权专制统治的，即使极权专制自己垮台了，如果仅仅是右翼反对力量取而代之的话，也绝对不可能建立宪政民主，充其量只会得到一个威权专制，甚至不过是换一个马甲的极权专制而已。
欧美国家建立宪政民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初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式上是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原则的宪政民主（当然，这个形式上的宪政民主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在内容上，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就是有产阶级的威权专制，甚至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资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者、妇女、少数族裔、黑奴是没有选举权和结社权的。只有通过一百余年劳工运动、妇女运动、少数族裔民权运动，才落实了普选权，弱势群体通过左翼政党如工党、社会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参与国家政治，实现了宪政民主左翼与宪政民主右翼相互制衡与轮流执政，才形成了真正的和稳定的宪政民主制度。在当代世界，谈到宪政民主，一定是左右竞争与合作的政治制度，这已经成为常识或左右两边的基本共识了。
然而，大部分中国自由主义者，却把18、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及其20世纪的翻版即以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跨越时间和空间条件，纵向和横向移植到了中国。诚然，正如古典自由主义在反对封建专制上厥功甚伟一样，中国自由主义者也是反对极权专制的，这一点与宪政民主左翼是一致的，但是，在当下语境中，这些自由主义者同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尚未成形的宪政民主左翼，对准了社会民主主义、劳工运动以及一切弱势群体的社会运动，他们跟在米瑟斯和哈耶克身后鹦鹉学舌，把一切左翼都打成极左，把宪政民主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打成共产极权主义和通往奴役之路，这在客观上就与极权专制形成合力了，因为极权专制不仅是严厉打击追求自由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也是严厉打击追求平等和基本福利的工农群众的。比如，当农民工进行罢工抗争和集体维权时，当工人试图组建自己的工会并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时，当局无一例外出动警察和维稳力量进行镇压，这些自由主义者虽然不好意思公开发声支持政府的镇压，但也从来不支持和声援劳工运动，而是从新自由主义的学理出发，反复阐述工会导致劳动力垄断、集体谈判破坏劳动力市场定价机制、罢工违反契约，这实际上就是默认和支持低人权、无福利的血汗工厂以及政府对工人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剥夺。怪不得极右派代表人物张五常高声歌颂中国政府是最好的新自由主义政府，中国模式是最好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了。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跟欧洲本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毫不沾边，而是一种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根本就不再是极左而早就变成了红色权贵的极右专政，那么，在异议和反对力量中，实际上也形成了一种尚未掌权的极右思想政治力量，一种可以称之为“民间的极右”，或一种“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一种既紧张对立又客观一致的关系：之所以是对立的，因为它的确是反对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这一点无需怀疑；之所以客观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反对来自下层和底层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
我们同情地理解到，中国特色自由主义之所以走到这一步，的确源于对毛泽东式的民粹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一种恐惧的记忆，那场革命把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网打尽，而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名义建立了一种极权主义专政。中国特色自由主义的逻辑和历史的谬误（所谓自然主义谬误），就是英国哲学家休谟所指出的从“实然”（is）中直接推出“应然”（ought），而忽视了人类主观选择改变因果关系的能动性，从客观上存在过民粹主义革命的事实推出一切来自下层和底层的革命都必然导致暴民专政的结论。在他们看来，只要下层和底层参与和推动社会革命，就一定会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和暴民政治，只有中产阶级和知识阶层精英主导的革命，才会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他们一方面坚决反对权贵官僚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另一方面又绝对不愿意唤起民众一起完成宪政民主革命，于是，在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极权专制主义的无情打击和羞辱之后，绝望之中的他们就把希望转移和投射到像郭文贵和川普这样的外部力量。从这个角度解释郭粉和川粉现象，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他们不知道的是，十几亿民众不动的话，几十个郭文贵和川普都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不知道的是，当他们把宪政民主左派与下层和底层民众推到对立面和极左阵营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在不知不觉间极右化和法西斯化了；他们更不知道的是，即使外部力量真的颠覆了中国现存的极权主义，在十几亿消极民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谓“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仍然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极权专制或威权专制而已。
诚然，下层和底层民众之中的确存在着民粹主义革命的潜能和倾向，但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恰好不是把民众推到老极左和新极左一边去，而是集宪政民主右派和左派的力量，全力以赴地去争取和吸引民众认同自由、平等、正义的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法治的优良政体。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追求普世价值而又亲身投入下层和底层民众维权运动的宪政民主左派，是成败与否的关键，也是未来中国能否真正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的关键。
本文对宪政民主左右两翼的划分，依据的是国际社会通行的关于宪政民主的阐释和分析框架，那就是极右、中右、中左、极左“四分法”，而不是国内流行的左右两极对立的“二分法”。
本来，在民国时期，已经初步引进四分法了，保守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在极右的位置，自由主义、三民主义在中右的位置，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左的位置，共产主义在极左的位置（它的阶段性、策略性、变通性、统战性形态，就是新民主主义，在理论上带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是，在民国时期，中右和中左（第三种力量、第三条道路）都不成气候，而极右（国民党）和极左（共产党）的力量都很强大，国共对决，碾碎了中间力量，也碾碎了和平民主宪政的所有希望，最后，极左战胜极右，建立了共产中国。
这段历史给中国留下了非左即右、非黑即白、你死我活的两极对立的左右二分法，以至中共建政以后，继续以左自居，不断革命，依次把国民党残余势力、政治上不站队的中间派、不太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旧知识分子、保守的小农、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做右派和革命的对象，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被尊称为领导阶级和老大哥的工人阶级，其实也没有择业、迁徙、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基本自由，也没有真正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等政治权利，他们也是在经济上被长期剥削的对象，只不过比更惨的农民好一点儿，还能几十年如一日地挣扎在温饱线上，并且最终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被扫地出门了。共产党不自知的是，极左一旦掌权并对全社会进行极权统治，它就变成最保守和反动的极右了，而它继续标榜的马列毛主义的极左意识形态，不过是极右的面具和马甲而已。必须明确的是，毛泽东时代的共产极权专制主义和改开年代形成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体制的本质，都是极右，骨子里信仰的都是帝王专制所依据的君权神授论、血统论、暴力决定论、强权真理论、精英至上论，只不过变换了一些说辞而已。
然而，改开年代重新回到历史舞台的自由民主派却跟共产党一样搞不清状况，完全沿用了左右两分法和左右两极对立思维方式，只不过颠倒了对左右的评价：共产党认为左就是好的和对的，而右就是坏的和错的，相反，大多数自由民主派认为左就是坏的和错的，右就是好的和对的。他们为自己的右派立场和身份而感到自豪（有人甚至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立场就是“骨灰级极右”，而左派非蠢即坏，是一切灾难和罪恶的渊薮。
这种简单粗陋的分析范式根本就无法解释改开年代已经出现的多元思想，也不能在一个连续的光谱中找到它们各自的位置。
首先，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权力市场经济，在国际四分法中，是极右，而在二分法中国语境下，它是左，这是严重的误判。它就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根本就没给底层民众什么平等和福利，反倒搞出来骇人听闻的等级制和负福利；它甚至没有什么极左平等主义、平均主义、民粹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因此不仅与中左毫无关系，连极左都不是。
第二，自由主义，在国际四分法中，相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确是中右派，但相对于极右派，它又与中左派共享更多的价值，但在二分法中国语境下，自由主义包揽了右边，它如何与比自己更右的自由至上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划清界限呢？难道把它们都打成左派吗？
第三，按左右两分法，西方意义上的中左即社会民主主义，在二分法中国语境下，温和一点的右派会把它拉进右派阵营做同路人，激进右派如大陆川粉，则毫不犹豫地把它视之为与毛左、极左只有一步之遥的左派。但其实，社会民主主义既不同于右派，也绝不同于极左派，在原理和历史两个层面，社会民主主义都是共产极权主义的死敌。
第四，在改开时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新毛左、新极左、新共产党，按二分法，就完全没有办法把它们与正在掌权的、已经变成极右政党（尽管表面上还在标榜一些极左意识形态）的老共产党区分开来了，应该看到，固然新极左将来很可能也会建立新的极权专制，但目前它对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其激烈程度与自由民主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反过来，当权的共产党收拾这些新共产党也不会手软。
如果引进国际上通行的四分法，以上的逻辑矛盾就都可以解开了：
极右：权贵官僚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极端民族主义、逆向国家主义（分裂主义）、逆向种族主义（反华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精英治国主义。在基本价值观上，极右是只要自由不要平等的。
中右：保守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左翼自由主义）。在基本价值观上，中右是偏重自由兼顾平等的。
中左：社会民主主义（右翼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认同宪政民主构架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文化批判理论）、女权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其他一些来自西方的新左翼理论。在基本价值观上，中左是偏重平等兼顾自由的。
极左：新毛左、托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基本价值观上，极左是只要平等不要自由的。
应该说，不是所有的自由民主派都继承和坚持左右二分法，早在2000年左右，陈子明、秦晖、谢韬、许纪霖、王江松等人就已经引进国际上的四分法来分析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状况了，陈子明还精准地把极右称作专政右派，把中右称为宪政右派，把中左称为宪政左派，把极左称为专政左派。网上有一个叫胡常根的民工，经独立观察和思考，也对当代中国思想政治状况做了四分：右愤（右粪）、民右（民主右派）、民左（民主左派）、左愤（粪）。他的用语有些粗鲁，但对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往往比大部分公知来得更贴切和准确。
如果进一步概括上述思想成果的话，可以把四分法表述如下：极右（极权专制右派）、中右（宪政民主右派）、中左（宪政民主左派）、极左（极权专制左派）。一目了然的是：
（1）中右和中左共享宪政民主。
（2）极右和极左都是极权专制。
（3）中右与中左是盟友，中右既与极左相对立，也与极右相对立，而中左既与极右相对立，也与极左相对立。
（4）极右与中右靠得最近，处于同生态位竞争（争夺的主要对象都是社会中上层），因此，中右对于克服极右更有效也负有更大的责任；与此同时，中左与极左靠得最近，处于同生态位竞争（争夺的主要对象都是社会下层），因此，中左对于克服极左更有效也负有更大的责任。
根据当代中国权强资弱、资强劳弱的基本社会格局，极右当权派当然在控制整个社会，其他民间的极右派表面上是批判极右当权派的，但其实共享一些同样的价值和逻辑，形成一种不一定自我意识到的互补关系。自由主义中右派或宪政民主右派，本来在民间思想文化界占有优势，但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囚于左右二分法，拒斥中左派或宪政民主左派，结果是，当他们把追求平等和福利同时兼顾自由的宪政民主左派打成极左派的时候，不知不觉间就把自己极右化了，从而壮大了民间极右阵营的实力，这一次围绕美国大选的激烈争论，大部分自由主义公知选边站队，成为川粉，最充分地暴露了他们极右化的逻辑和价值观，这对中国社会转型以及对他们自己，绝不是一件好事情。试想，以在野的极右精英对抗掌权的极右精英，别说搞不赢，即算搞赢了，也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不过是以一种新专制取代老专制而已，与普通民众何关？与宪政民主何关？
社会民主主义中左派或宪政民主左派，是比较后起的思想政治流派，人数不多，影响也不大，但它面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和底层民众，具有极大的潜力，考虑到它在发达国家早就已经成了主流思想政治力量之一，如果中国不停下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脚步的话，它在中国就会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和前途，但它目前处境艰困，一则受当权极右派的政治打击和在野极右派的思想攻击，二则受到处于同生态位的新极左派的高度防范和攻击，只得到了人数不多的中右派即宪政民主右派的理解和同情。至于新极左派，它不仅同时受到民间极右派、宪政民主右派、宪政民主左派理论上的批判，也受到当局的政治打压（佳士事件就是明证），但预计它会顽强地生存下来，而且在中国日益极化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的做大绝不会是一件好事，万一掌了权，共产主义又要在中国再来一遍。
根据以上力量分析，要比较顺利地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最佳选择就是建立宪政民主右派与宪政民主左派之间的思想政治同盟：它们有分工，那就是前者主要承担动员组织社会中层和部分上层的任务，后者主要承担动员组织社会下层和部分中层的任务；它们有合作，就是一方面要共同对抗极右和极左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要相互声援和支持对方所引导的民间社会运动，如前者声援和支持劳工运动等下层民众的维权运动，后者声援和支持以企业家、业主、知识分子等中上层为主体的维权运动。双方必须明确意识到，目前双方的分歧是次要的，双方的共识才是最重要的，等到宪政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了，那时候才有条件进行争夺执政地位的公平竞争。
如果宪政民主右派和宪政民主左派不能建立强有力的联盟，如果他们各自为战进而相互攻击，可以说，中国的宪政民主是永远也建立不起来的。
社会民主主义、中国宪政民主左派（翼）、劳工运动等底层民众维权抗争运动之所以在中国社会政治转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是因为它们关系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依靠什么力量才能实现这一转型？二是在未来宪政民主结构中，如何合理安排上、中上、中下、下等各个阶层的宪法地位？如何让缺少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下层民众，也享有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他们如何通过宪法赋予的可能性、通过有效的政治和法律通道，提升自己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
关于第一个问题，其实很直白很简单，那就是仅仅依靠人数不多、先天基因不足后天发育不良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根本不足以完成这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要发动和组织下层民众加入到争取宪政民主的历史潮流之中，才能形成足以推翻这亘古未有地强大的极权专制的社会政治力量。如果真诚的宪政民主右派也意识到并承认这一事实，那么问题来了，以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政治纲领和政策，它有能力唤醒、号召、动员、组织下层民众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那么什么思想政治力量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社会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左派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欧洲2.0版的宪政民主主要就是由劳工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推动所完成的，在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中左派、宪政民主左派所领导的劳工运动和底层民众抗议也居功至伟。因此，知识分子要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宪政民主右派阵营里，另一部分要成为宪政民主左派，深入下层民众，推动劳工运动和各界下层民众维权运动，就像韩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在韩国社会政治转型过程中所做的那样。
关于第二个问题，假使极权专制倒台了，在取而代之的宪政民主制度中可以没有对下层民众的权利和权力安排吗？可以把对推倒极权专制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的下层民众当做炮灰和工具扫地出门吗？可以像欧美国家1.0版的宪政民主那样，不给他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给他们成立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和罢工抗争的权利，不给他们建立政党、竞选议员、参与立法甚至组织政府的权利，不给他们维持基本生活和社会保障的权利吗？当然不能！所以在未来中国宪政民主制度构建过程中，要同时体现宪政民主右派和宪政民主左派的贡献，要同时容纳中右翼的政党和中左翼的政党，要同时表达和实现社会中上层与社会下层的权利、利益、意志和诉求。简而言之，要建立2.0版的宪政民主制度，而不能简单重复欧美两百多年前的1.0版的宪政民主制度。
在这个过程中，宪政民主右派和宪政民主左派分别和共同承担艰巨的历史任务。从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右派这方面说，要引导、说服社会中上层节制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诉求，要给予下层民众的经济政治文化诉求以应有的尊重，要防止精英主义、赢家通吃、弱肉强食的极右化冲动和需求，要与各种各样的极右思想政治力量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努力把中上层社会成员争取到宪政民主的阵营中来。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左派，也要引导下层民众接受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右派的合理内核，接受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合理内核，要说服他们克服复仇、平均主义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等极左化冲动和需求，要与各种各样的极左思想政治力量进行坚决的切割和斗争，努力把大部分下层民众争取到宪政民主的阵营中来。
如果主观上崇尚和追求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右翼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认同下层和底层民众的自由和平等权利，愿意向中间和中道靠拢的话，那当然是宪政民主左翼衷心欢迎和真诚庆幸的事情。的确，我们希望中国的自由主义不应该固守在古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乃至保守主义的水平上，而应该与时俱进到现代自由主义即进步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的层次。但是，如果中国特色自由主义进一步极右化，虽然这是我们宪政民主左翼不愿意看到的，我们也不会因此就放弃对宪政民主的追求，而应该把更多下层和底层民众团结在普世价值与宪政民主的旗帜之下，以强大而又文明的政治和文化力量，吸引更多的古典自由主义者转变为现代自由主义者，从而形成整个中国各界反对极权专制的伟大联盟和宏大合唱。
对于中国宪政民主左派来说，存在着多重艰苦卓绝的任务，既要深入民众，为民众的利益和权利而奋斗，又要防止和化解民众中的极左化倾向和趋势，引导民众认同和追求宪政民主；既要团结那些认同宪政民主的右翼人士，又要反对那些威胁宪政民主的极右派。惨痛的历史事实已经无可置疑地证明，极左和极右会导致多么骇人听闻的人道和政治灾难。
宪政民主左翼主张，团结、动员、组织最广大的民众参与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转型，既是应该的（无法想象让绝大多数民众置身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外），也是必须的（非此不足以推翻人类历史上最大而且最强的极权专制政权）。
宪政民主左翼主张，在将来的制宪过程和选举政治中，下层和底层民众拥有和实现一人一票的普选权与通过自己的政党组织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拥有通过宪政民主实现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要求的权利。
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宪政民主左翼愿意搁置与宪政民主右翼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利益追求上的直接冲突，分别动员和组织各自的民众力量争取早日完成宪政民主革命；在宪政民主制度初步建立之后，遵循宪法、法律和政治伦理，与宪政民主右翼展开公平的竞争，共同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2020—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