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认为，民主化之所以是中共政权的不二之选，是基于四个关键性因素的存在。
首先，中国国内存在民主化的需求。尽管多数民众赞同国家的总体发展方向，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对政治现状满意。根据2003年在中国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显示，有72.3％的受访者希望推行民主制度，另有67％的人认为民主制度适合中国。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保守派在中共内部占据优势，不过近年来改革派的影响力也日渐壮大。在一定程度上，这与亿万网民要求政府提高诚信度、透明度和建立问责制度的呼声是分不开的。事实上，新一代领导人似乎也倾向于更为温和的执政路线。因此，与其说国内没有民主需求，还不如说是没有民主”供应”。
其次，中共自身的某些优势正在削弱，而另一些优势又被过度夸大。建国60多年来，从激进的土地改革、”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到私有化改革，再到市场经济改革，中共的确体现出一定的自我革新和自我纠错能力。然而时至今日，中共并没有公开承认或拒绝为”文化大革命”承担过失，而且也没有公开讨论如何避免类似的破坏性运动再次发生这一问题。面对屡传不止的官员腐败丑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月前警告称，如果不实行政治改革，恐怕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将会重演。的确，在这种缺乏问责制度和权力制衡的体制之下，温总理的担忧不无道理。
在人才储备方面，中共又是否真的能够选贤任能呢？凭借其卓越的才干和政绩，仇和从贫穷县的一介县委书记晋升为云南省委副书记，而后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这的确不假。但是，通过非正当手段获得提拔的官员恐怕并不在少数。史宗瀚（Victor Shih）和刘明兴等政治学家于2012年进行的联合研究（即《解读中共中央委员的晋升之路》，文载《美国政治学评论》2012年第1期）表明，中国官员的晋升与经济领域的政绩没有直接联系。恰如史学家吴思所言，关系或”靠山”才是中国官场升迁的”潜规则”。况且，仇和之所以能够在政策上大胆实验、实行创新，正是由于中国的政治体系含有辅助原则2（subsidiarity，又称主从法则，指一种权能分配原则。其核心概念是高一层级社会团体或者政治组织只能处理那些低一层级的社会团体或者政治组织无法独立处理，而高一层级的机构又能更好完成的事务。）和联邦主义（federalism）等元素，而这两者恰恰是一切民主制度的基础。
与此同时，腐败渎职歪风正渐渐蚕食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薄煕来事件曝光后，前后两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习近平都先后表示，腐败可致亡党亡国。不过，个别中共领导人仍然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而他们当中有不少都属于改革派，如邓小平、胡耀邦等等。实际上，这也为中共提供了一个契机：积极推行改革以求实现向民主制度的平稳渐近式过渡，如此才能避免类似中东地区的混乱和动荡。
不仅如此，腐败还导致了资本外逃、食品安全、工程质量、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客观地说，中共的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因为腐败而被革职判刑的高官不胜枚举。但归根结底，在于中国没有权力制衡机制，也没有反腐的绝佳利器，即透明度和新闻自由。诚然，阿根廷、印尼和菲律宾等民主国家也存在腐败问题，但这些国家都经历过军事独裁政权的长期统治，此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全球范围来看，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更容易滋生腐败，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者，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为民主改革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4,000~6,000美元。一些社会学家认为这个水平是多数国家开始民主化进程的临界点。大多数国家的民主程度都随着GDP的增长而有所提高，只有个别国家例外。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放缓激化了国内矛盾，反腐的压力也逐步增大。特别是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公众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大大降低。如果政治现状得不到改善，国内矛盾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同时由于公众对中国政经前景的信心受到影响，资本外逃的脚步也可能加快。长此以往，公众信心的缺失将会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一个民主的中国也许无法在GDP增长的数据上超越今天之中国，但至少经济发展的包容性会大幅提高，让绝大多数人能够从中获益。
自1989年以来，中国还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必须指出的是，主动推行政治改革与被迫改革以应对危机，两者有天渊之别。同暴力革命相比，通过可控的方式逐步推进政体改革当然是上上策。只要主动改革，中共不仅能够完善其政治体系，而且也无需交出手上的政权。中共不应该错失这个契机。
2013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