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大選在即

2024年（民國113年）1月13日，中華民國第十六任正副總統暨第十一屆立法院立法委員選舉在臺灣進行投票。總統選舉總共有三組候選人，分屬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和臺灣民眾黨，立委選舉則要競逐113個席次，其中由單一席次選區選出73席，山地與平地原住民複數席次選區各選出3席共6席，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34席。

現行臺灣憲法源自中國

臺灣的《中華民國憲法》，係制憲國民大會於1946年12月25日在南京通過，而於次年12月25日施行者。《中華民國憲法》的通過，原是戰後國民政府政治協商會議議決《和平建國綱領》的一環，國民政府大幅接受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主同盟的憲政主張，由中國國家社會黨主席張君勱主稿修改《五五憲草》，維持原有繼受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議行合一制（民主集中制）國民大會架構，而實以修正式議會內閣制，由國大選出的總統，於國會立法院立委選舉後經代表新民意的新一屆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長組織政府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對立法院負責。中共以國民政府委員會席次分配未能使其擁有少數否決權為由，有違其對於聯合政府的期待，退出制憲，國民政府乃宣告行憲與動員戡亂並行，實施動員戡亂體制，而仍依憲於1947年舉行第一屆國大代表與立委選舉，這是在全中國土地上除了中共統治區域外舉行的唯一一次自由選舉。不幸的是戡亂戰爭失利，導致中華民國政府退守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平開國，自此兩岸分裂。

修憲鍛造臺灣共和

1980-90年代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六四事件中以軍隊鎮壓撲滅了中國民主化的希望，中華民國則在臺灣記取教訓，轉化野百合學生運動為憲政改革的政治動力，於1990年召開國是會議，決議展開修憲，1991年終止動員戡亂回歸憲政，1992年舉行立委改選，第二屆立法院成立，李登輝任命連戰組織臺灣國會全面改選後首屆民選政府，1996年李登輝依1994年第三次修憲經臺灣人民直接投票當選第九任總統，1997年第四次修憲，憲政體制改為半總統制，行政院長由總統任命，省制虛級化，2000年民進黨陳水扁當選總統，2005年第七次修憲，廢除國大制度，立委選舉改為單一選區兩票制，此即現行的制度。

中國本土的民主經驗

臺灣在1894年（清光緒20年）甲午戰爭後於隔年《中日馬關條約》割讓日本，一度宣布自立建立臺灣民主國進行抵抗，乙未戰敗，成為日本殖民地。清末中國預備立憲，1906年（清光緒32年）以直隸省天津縣試行地方自治，以普選產生縣議事會，1908年清朝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與《城鎮鄉地方自治選舉章程》，全面推動地方自治。惟清朝終究未能完成立憲，1911年（清宣統3年）10月10日清朝新軍武昌起義，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並代行軍政府職權，各省與蒙古繼湖南省後陸續宣布獨立，蒙古則另建大蒙古國，中華民國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議決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在南京開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即展開南北和議，兩個月後，清隆裕皇太后葉赫那拉．靜芬稱制代位宣統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頒布《清帝退位詔書》，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命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日本雖然在明治維新之後即為立憲國家，但臺灣作為殖民地，並不當然擁有日本人的民權，1907年臺灣仕紳領袖林獻堂到日本拜見流亡中的梁啟超，梁啟超明告中國無可期待，臺灣人的解放只有採取愛爾蘭模式，在日本的《明治憲法》中爭取臺灣自治，從此開啟了訴求內地延長主義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直到1935年（日本昭和10年），臺灣全島才有第一屆市會及街莊協議會員地方自治選舉，遠遲於中國天津縣第一次地方自治選舉近二十年。

臺灣光復後，臺灣人好不容易擺脫殖民地位，選舉出制憲國代參與中華民國和平建國，並選舉產生第一屆國代與立委參與國政，旋即不幸地因被捲入中國內戰與世界冷戰結構，從此陷入將近半世紀的國家緊急權狀態，受到國民黨黨國的白色恐怖統治。臺灣的反抗運動起初誤以為中共標榜新民主主義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憲政國家，豈料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後現出階級鬥爭成性的原形，民主黨派完全被趕出中央人民政府，黨國鼓勵人民互相出賣與報復。兩岸黨國的壓迫，實存在著本質性的差異。臺灣的威權統治是《中華民國憲法》與《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下的非常時期／憲政例外狀態；在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乃以基於階級鬥爭與反帝國主義的需要，主張在階級敵人和帝國主義未消失前，國家都需要在中共的領導下實施無產階級專政，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中國人不適合選舉民主，中國人需要共產黨的開明領導。

共和立憲、政黨政治、合眾政府，是孫中山領導中國國民革命的制度目標追求，民主中國的建國程序為軍法、約法、憲法之治，其精神在於分層漸進，條件成熟的省縣就先行以地方自治展開民主化的進程；在現實的革命實踐中，辛亥革命則是以各省獨立加入民國，民國再與帝國的開明派合作，迫使帝國和平移轉政權的方式完成的。民國第一屆國會起草的《天壇憲草》，歷經數度的修正和重寫，其憲政主義與立國精神則融合了日後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基本國策，而保留在現行《中華民國憲法》本文中。顯見，這是一部根植於中國土壤的憲法文本。我們可以說，臺灣在動員戡亂時期的自由化與民主化的過程中，是《中華民國憲法》制約著國民黨政府的恐怖統治，支撐著中華民國對中國大陸發揮政治號召作用的地方自治與有限國會民主，提醒著國民黨政府動員戡亂反攻大陸的終極目的，也為本土反對運動「回歸憲法」的主張提供了保護。《中華民國憲法》代表的是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和平建國的願景，中國更在制憲後參與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訂定，成為普世價值體系的開創者。中共則以新民主主義表達對憲政民主的支持，縱使經歷血腥的解放戰爭，而仍以《中國人民政治協會議共同綱領》取代《和平建國綱領》，意欲重新錨定憲政民主在中國發展的方向。

臺灣對全球民主的貢獻

臺灣的民主化是中國百年來追求憲政共和夢想的實現，是中國文化與憲政民主融合的最佳例證。當年臺灣民主國開千古未有的壯舉，聲稱由人民公決自立，推舉總統，開議會，雖然戰敗犧牲，割臺之役卻促動了中國的維新變法；當代臺灣則以《中華民國憲法》和《憲法增修條文》奠立的中華民國臺灣共和憲法秩序實現了民主化，以事實反駁中國文化與憲政主義侔不相容的謬論。臺灣民主化乃是國家政治現代化理論李普塞假說（Lipset hypothesis）的完美典範，也就是在經濟發展後形成的中產階級公民社會基於權利意識而要求政權開放推動了政治的民主化，可是臺灣的民主化還有另一個對於民主政治文化的貢獻，此即對於1958年元月由唐君毅、牟宗三、張君勱及徐復觀四人聯名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所提出之儒學開出民主論的印證，即承認中國文化缺乏民主思想之餘，中國人必須在儒學強調人為道德實踐主體的基礎上，進一步自覺為政治的主體，而這一命題早在張彭春代表中華民國參與起草《世界人權宣言》時，便已使聯合國接受良知與理性俱為人的秉性。如此，則中國人由家庭關係擴大的社會關係，將會在公民的社會責任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手足之情外，還有先天內在良知的約束，而使臺灣公民社會裡的自主集體行動，應當出自個人道德行為的決斷，而兼有社會倫理上的意義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從而可調整政治社會中政治行動者政治立場的偏差，以及補充國家能力的不足。中華人民共和國徹底壓抑公民個人與公民社會，不可能產生出自公民個人自主意志的社會與政治行動，黨國體制下根本不可能有民主。

臺灣要以民主爭取中國民心，支持中國民主化

臺灣的民主在理論和經驗上都證明了民主也是中國人可以選擇的政治體制，民主的前提是作為人本質的自由的發揮，才有可能讓自由投票支撐起真正民主選舉的運轉。歷經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已擁有中產階級，只是在黨國的強控制下，個人的政治自由無法獲得保障，中產階級的公民意識無從集結，公民社會無法成形，反對運動欠缺社會支持，所以憲政主義蕩然無存，而只有徒具形式而墮落為統治者意志的憲典主義（Constitutionism）。如果認清了中國民主化的問題所在，我們便知其最大障礙就是由強人所領導的黨國體制，是壓根不信任民主的強人。

臺灣人不能把選舉當成民主內戰，只是執政權的選擇，反民主的中國政權在側，視中華民國的存在就是對其統治正當性的威脅，臺灣的選舉民主就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反諷。因此臺灣的選舉競爭必須具有責任倫理，不能為了勝選不擇手段，而必須考慮臺灣的國家安全，要有地緣政治的警覺。所以將臺灣選舉操作成兩岸的民族主義對抗，任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裹脅十四億中國人與臺灣人為敵，是臺灣自取滅亡之舉。臺灣的選舉要有歷史的高度，臺灣要用深化的民主政治證明這是一個優良的制度，有遠見的臺灣政治領袖，要在選舉訴求和國家大政規劃上也把中國大陸人民作為爭取的對象，讓中國大陸人民成為臺灣民主的支持者，因為臺灣為中國百年的憲政夢保留了最後的希望，而也因為有中國大陸人民的尊重和祝福，臺灣的民主才能無懼於獨裁者對戰爭的蠱動，長治久安，永續發展。

而我人則更期待，民主臺灣的領導者，要有為世界與東亞承擔守護民主與區域和平安全的責任感，積極連結印太戰略架構國家。一旦中國發生變化，願意提供臺灣經驗，與印太各國共同維護與管理中國轉型進程，協助中國大陸黨國內外與各省各民族的民主力量，在中國重建憲政民主，使兩岸永享和平。

民國113年元旦開國紀念日晚10時

臺北晴園

作者：曾建元，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暨淡江大學資訊傳播學系兼任副教授；華人民主書院協會暨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