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四，位于马德里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表长篇报道 （新窗口），详细介绍了海外社交平台上最受国内爆料者信赖的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新窗口）及他的父母两年多来受到中国政府及其在意大利代理人的跨国镇压 —— 这也是李老师第一次把自己的遭遇合盘托出。

本周五，李老师就此接受了加广中文采访。他表示，最近，当局对自己父母的胁迫再次升级，威胁把他们投入监狱，还散播色情图片诋毁他们 —— 针对异见人士的父母造黄谣，还真是第一次看到。

我感觉最悲哀的是，中国是我的母国，你看到这个政府竟堕落至此，用这么卑劣的手段对付一个普通人。但我也在想，他们如此规模针对我个人，显而易见，这是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力量。

调查文章将中国跨国镇压李老师的工具包分为：控制父母，护照难题，行政手段，长臂管控的警察，和威胁一个接一个等。

文章还详尽介绍了中国警方持续前往李老师父母家中，胁迫他的父母，要他们向李老师施压，逼迫他回国或是删除账号；威胁冻结他们的退休金，在他们的住所前安装监控装置；网络上开盒他和他父母，包括个人照片、护照、以及住址等信息；针对李老师个人的死亡威胁、恐吓监视；一夜间封锁他所有在中国银行账号以及网上支付，以及在米兰的华人某些商会、同乡会中中国代理人对他的监控和骚扰。

今年二月，有上百位跟随者通过私信告诉他，因为关注他的推特账号被警察约谈。李老师不得不对他的150万粉丝发出了提醒和警告。

李老师对保护卫士表示，希望通过公开他的遭遇，民主政府能立即采取适当措施，减轻异见人士所感受到的压力。在海外，中共依然要强迫他们生活在恐惧中，大家只能通过一致、协调和具体的行动来对抗。

新闻自由是我背后的力量

两年前的白纸运动，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而对九零后的李老师来说，人生从此可谓天翻地覆 —— 从意大利一间艺术学院毕业的李老师原本希望成为一名画家，可以回中国某个大学做美术教师的。

2022年11月底，他把自己的推特（现称X）账号变成了传播来自中国民众抗议长达两年的动态清零、封锁的信息总汇频道，比如富士康工人抗议和乌鲁木齐大火引发的抗议，许多无法在国内看到这类信息的人群转而翻墙跟随账号，他的追随者迅速达到了百万。

一个月后，中国政府迫于民众压力，以及无法继续承担整个社会封锁的代价等原因，突然放开。

媒体曾评价李老师，以一己之力，完胜各大媒体。

当时，他曾对加广记者说，自己是被历史选中的人，而他，决定接受这一命运。

两年过去了，李老师依然在坚持发布中国想要封锁的民间突发事件和信息，他的邮件和社交媒体DM每天都有大量的爆料视频，他需要进行甄别，排除无数骚扰和钓鱼信息。

这两年来，真正支持我的力量其实就是捍卫新闻自由的力量。我觉得，让所有向往自由的中国人，可以看到有个人在坚持这件事情，这对他们是一个鼓舞，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鼓舞。

他对自己和支持者这两年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因为他们，许多发不出声音的人，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公民意识在觉醒。

当然，他个人为此付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代价。

他表示，希望更多的人能和我一起捍卫新闻自由，尤其是一些在社交媒体上更具影响力也更专业的媒体人，能够加入我们。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YouTube视频：中国情况真的很糟糕吗？你的父母被开盒你害怕吗？）

如何对抗跨国镇压？

私人信息被泄露事件之后，意大利媒体对李老师的报道引发了警方关注，他们希望向李老师了解情况。

李老师和他们交谈之后感觉，当下，意大利或是加拿大这样的民主国家，恰好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对抗跨国镇压。

比较遗憾的是，目前，民主国家不能真正做到帮助这些异议人士，因为民主国家有他们的法律和制度，需要有明确证据提供给法庭，而不是中国式行为模式。在意大利，我的遭遇也不是个例，但你知道，这需要好几个部门联合起来才能去做，可往往在民主国家，跨部门行动是很难的。

他解释说，比如，像海外的同乡会等中国代理人多是通过人际关系去维系和维持，他们和中国警方之间甚至没有指令这样的证据，加上他们沟通都是在微信和国内软件的封闭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民主国家很难察觉识别，更难取证。

同时，民主国家对网络管理的法律相应滞后，社交媒体可能沦为跨境镇压的工具，但社交媒体公司却不需要对此承担责任。

李老师举例说，当全网开盒他的个人信息时，他感觉非常无能为力。而如果你向X投诉，十次二十次投诉可能只有一次被接受，自己完全不能理解，也很愤怒。

加拿大香港监察（Hong Kong Watch Canada)的发言人凯瑟琳梁（Catherine Leung）对加广中文表示，全球的异议人士都感受到了中国的长臂跨国镇压。中国政府的目的是通过威胁手段令人们进行自我审查，不再发声。同时，中国政府要重新确立自己的叙事。

她表示，我们之所以背井离乡而选择了这里，是选择了自由，集会抗议的自由，言论媒体自由，宗教自由，我们是来免受政治迫害的 —— 不然可以呆在香港，经济状况可能比现在好很多，有我们熟悉的环境和亲人。所以，你应该使用这些权力，每个人在加拿大拥有的权力。

再有，大家也意识到，应对跨国镇压非常困难，它突破了很多传统的界限，需要政府有意愿去做这件事情。

我建议大家，当遇到跨国镇压，一定要向当地警方或情报机构报告，因为这些报告累积，会逐渐让政府了解华裔侨民面对的是什么，为今后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麦吉尔大学信息学教授本杰明.冯（Benjamin Fung）对加广表示，在打击跨国镇压过程中，应对虚假信息、网上骚扰非常重要，加上中文社交媒体相对封闭，对西方国家是个难题，或许目前美国应对TikTok的方式是个好的先例。

他还希望，法律需要明确社交媒体承担的责任 —— 新冠疫情期间，社交媒体在打击虚假信息上就做得很好，针对跨国镇压也可以借鉴当时的做法。

加拿大人权行动小组的律师泰克（Sarah Teich）对加广中文谈及极权政府在加拿大的跨国镇压时表示，他们给政府建议是，修订相应法规，不仅是制定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案，还应该更新加拿大安全情报服务法、信息法、游说法、选举法等，令其涵盖到跨国镇压和外国影响力因素；需要加拿大政府各部门之间明确合作关系，比如就此培训警方、以及校园安保机构，监测和追踪跨国镇压；需要成立应对外国干扰专门委员会；需要为受到骚扰和威胁人士提供安全保障和心理帮助，设立跨国镇压受害者基金等等。

其他建议还包括，应该与国际上相同价值观盟友合作，制定一项关于跨国镇压的具体条约，学习其他国家在应对外国干扰方面的经验等。

文章来源：加广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