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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15日
（作者为旅欧青年学者）
3月10日，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阿拉伯王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引发了世界政坛和舆论的震动。这意味着自2016年沙特与伊朗因宗教引发的外交冲突而断交后，时隔七年，两大高度对立的中东强国实现了重大缓和。
本次沙伊复交之所以引起舆论震惊，一是因为沙特与伊朗长期敌对，几乎水火不容，数年来也未看出明显缓和迹象。如今骤然复交，自然让各方惊讶；二是因为沙伊复交的声明是在中国宣布，并且是在中国方面直接参与下达成。这让人们对于中国在沙伊复交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以及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进一步深入，颇为关注与好奇。
那么，势同水火的沙特与伊朗为何会突然宣布结束断交状态、恢复邦交呢？沙伊复交后两国关系会走向何方？对中东局势和国际政治又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在沙伊复交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这反映了中国对中东和世界的渗透与影响力的何种变动？
沙特与伊朗都是中东列强，无论人口、国土面积，还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位列中东前五位。何况，二者都是重要的能源大国，沙特石油产量居世界首位、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四；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则分别为世界第四和第二。这意味着两国不仅在中东影响力巨大，在全世界都举足轻重。
而沙特与伊朗却是宿敌。二者的恩怨纠葛，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沙特国民绝大多数为阿拉伯人，90%的国民为伊斯兰教逊尼派信徒。沙特王室还是麦加和麦地纳这两大伊斯兰教圣地的守护者。沙特作为当今世界上极少的绝对君主制（君主专制）国家，国家的内政外交皆由王室掌控并为王室利益服务。
而伊朗的主体民族是波斯人（此外也有一些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极少），国民绝大多数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而掌控伊朗政权的伊朗教权势力，也是什叶派忠诚的信徒。不同于沙特的君主制，伊朗实行伊斯兰共和制、二元制，教权势力和民选世俗政府共同构成了伊朗的政权结构。
因此，无论从民族、宗教信仰（所属教派）、政权体制，沙特与伊朗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乃至深刻的对立。而两国在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则让这种对立加剧，更加激烈和难以调和。
在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沙特与伊朗因均为君主制国家，又都是美国盟友，关系尚可因上层的勾兑勉强维持。而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及其追随者鼓吹“输出革命”，试图颠覆包括沙特在内各伊斯兰国家王室政权，以及推动各国什叶派反抗逊尼派。而沙特同样兴起了瓦哈比主义（即逊尼派中的一种极端主义思潮），同样将什叶派视为死敌。
于是沙伊关系急剧恶化，并在中东展开了激烈博弈。相对弱势和孤立的伊朗，通过扶植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的什叶派势力及政权，并鼓动巴林、也门、沙特的什叶派势力对抗逊尼派主导的政权，打造“什叶派新月”，以图对抗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势力。而沙特则联合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围堵伊朗，打压各国什叶派力量。
在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也是沙特的铁杆盟友。发生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即是萨达姆在沙特等国支持下，与霍梅尼的伊朗争夺地区霸权、压制什叶派崛起的意识形态冲突和争霸战争。
后来，国际风云变幻，萨达姆政权与沙特反目成仇，后又被美国两次打击而使伊拉克政权易主。但沙特与伊朗的争霸仍在继续。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黎巴嫩到也门，沙特与伊朗进行着长期的“代理人战争”。
沙特和伊朗也在域外寻求支持。沙特在冷战期间，尤其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就逐渐成为美国的铁杆盟友，并延续至今。沙特王室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政治集团，他们没有坚定的信仰，更没有政治道德，一切内政外交都是为了王室江山永固和荣华富贵。沙特王室恐惧共产主义革命、伊斯兰革命、共和革命等一切危及其统治的革命，以及相关的左翼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潮。
因此，在充满反美思潮的伊斯兰世界，沙特王室却坚定站在美国一面，以换取美国的坚定支持。而美国为了沙特的油气资源、地缘价值，也放弃了政治道德，不顾沙特专制独裁、压制自由、侵害人权的行径，鼎力支持沙特王室政权。
但沙特王室也并未将身家全部压在美国的支持上。由于美国政府总是面临支持侵害人权的沙特王室的批评与压力，时常提醒沙特进行民主改革，让沙特王室颇为不安。因此它努力向中国靠拢，不惜血本购买包括中国的“东风”洲际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并在涉及中国及中共政权的问题上积极支持中方，以换取中国对其外交支持和军事保障。
而中国政府当然毫不在乎沙特人权问题，甚至“气味相投”而对其更加青睐。无论出于资源需求还是地缘政治利益需要，中国都极为乐见沙特的亲近，将之作为极为重要的盟友善待。
而伊朗方面，则自伊斯兰革命后，走上了长期反美的道路。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但在伊斯兰世界，伊朗作为波斯人为主体、什叶派信徒为主的伊斯兰国家，与其他大多为逊尼派占主导的伊斯兰国家格格不入。所以，霍梅尼时代的伊朗，不仅与美国对立、与苏联和中国关系冷淡，在伊斯兰世界同样被孤立，只有叙利亚等少数什叶派掌权的国家与其有密切关系。
直到霍梅尼去世后，伊朗逐渐放弃了“输出革命”和同时抵触东西方的政策。但伊朗与美国关系仍然十分紧张，欧洲各国也大都对伊朗冷淡。因此，伊朗逐渐向中国和俄罗斯靠拢。中俄两国出于地缘政治和获取资源等利益需求，也向伊朗伸出橄榄枝。于是双方建立了相对友好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并不牢固，仅仅是出于利益需要，而无基于民族和宗教相同性而形成的紧密关系。不过，由于中俄伊均是非民主政权执政，共同的威权主义属性让三国的统治者有了一些共同语言和利益诉求。
除了域外国家，如何对待以色列，也是沙伊两国利用外部力量博弈的表现之一。自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就将以色列视为最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公开发誓要将其从地球上抹除。在现实中，伊朗也处处与以色列敌对，并鼓动其他伊斯兰国家围攻制裁以色列。这既是伊朗教权势力鼓吹的意识形态所引导，也有以此吸引各国穆斯林对其支持的现实目的。
不过，从现实利益层面看，伊朗强烈对抗以色列，是弊大于利的。以色列国土面积和人口虽都远不及伊朗，但国力军力都十分强大，反而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占据优势，给伊朗造成很大杀伤。伊朗许多科学家和军情人员被以色列暗杀，核电站被袭击瘫痪，都是例证。何况以色列有美国支持，伊朗则相对孤立无援。因此，伊以冲突中，伊朗大多数时候都是吃亏一方。
而沙特则不然。虽然沙特不仅是伊斯兰国家，还是穆罕默德发迹、建国的源头，沙特王室也以“圣地守护者”和伊斯兰正统继承人自居。但现实里，沙特王室毫不在乎宗教信仰，也对“消灭以色列”并无兴趣。虽然碍于公开的信仰、穆斯林世界的看法，沙特也未与以色列正式建交，时常也会公开谴责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等行为。但实际上沙特与以色列关系相对友好，双方高层往来密切，经济交流热络，政治军事互动也在暗中频繁进行。
因此，在沙特与伊朗的冲突中，以色列当然是站在沙特一方（虽然大多数是暗中，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以色列的支持，对于沙特在与伊朗的博弈中取得优势，是颇为重要的。
总之，沙特与伊朗各自合纵连横，在中东内外进行着长期的博弈。最近数年的典型表现，即是双方在也门内战中各自扶植代理人，在阿拉伯半岛的南缘上演着血腥厮杀。而以逊尼派极端分子为主的“伊斯兰国”，同样有沙特暗中和间接的支持，打击着亲伊朗的伊拉克政府。而沙特对国内的什叶派，更是严厉镇压，导致沙特伊朗断交的导火索，即是沙特政府处决了知名什叶派教士、社会活动家尼米尔及其他数十名什叶派人士。
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实行“一边倒”的亲沙亲以反伊政策，对于沙特是重大鼓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沙特加大了对内镇压什叶派、对外打击伊朗及亲伊势力的力度。直接介入也门内战即是突出表现。而遭遇撕毁伊核协议、被美国重启制裁的伊朗，则处在内外交困的状态，在与沙特的对抗中处于下风。2020年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苏莱曼尼被美军杀害，更是让伊朗遭到极大挫伤。
但伊朗在逆境中不甘示弱，在内外交困下仍然全力支持伊拉克和也门的什叶派势力，包括支援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民兵，击败“伊斯兰国”伊拉克分支，收复摩苏尔等地；扶植也门胡赛武装、沉重打击沙特对也门的入侵。而沙特重金打造的军队，在战争中的表现极差，在拥有绝对装备优势下居然难以击败胡赛武装。至于支持“伊斯兰国”这种恶名昭彰的组织，沙特也不敢公开进行。因此，沙特并未成功利用特朗普为首的美国保守派当权下“一边倒”支持沙特的优势条件，沙伊争霸陷入僵局。
而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改变了前任特朗普政权“一边倒”支持沙特和以色列的中东政策，逐渐回归奥巴马时代的平衡政策，削减对沙特支持的同时，还表达出有条件恢复伊朗核协议、重建美伊关系的意愿。这显然对沙特不是好消息。而拜登政府也拒绝对沙特入侵也门进行支持，甚至采取措施予以制裁。
在这样的情况下，沙特无法再咄咄逼人的向伊朗发动攻势。而沙特国内也出现一些不安定的迹象。无论是王室的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还是民间追求人权和女权的呼声，以及单一石油产业下经济增长乏力问题，都让沙特王室政权颇为不安。在这样的境况下，沙特起码暂时不希望再与伊朗过度冲突，以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集中力量处理国内问题。
而伊朗同样有类似的需求。自伊核协议被特朗普政权撕毁、制裁重启后，伊朗国内的贫困、腐败、暴力都大大加剧，社会矛盾越发尖锐。民众对于掌权的教权势力及世俗政府的内政外交极为不满，抗议此起彼伏。
去年因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头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浪潮、暴力冲突，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被捕，迄今未有结束。这大大的摇撼了伊朗教权势力的统治。
而伊朗试图对外延伸势力范围、打造“什叶派新月”的宏图，也遭遇许多挫折，以及引发与沙特、以色列、土耳其等国的激烈冲突。而即便是由什叶派掌权的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都不愿意完全听命于德黑兰，而是试图更加自主的决定内政外交。而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伊朗称霸中东的雄心。
因此，伊朗也不愿与沙特继续陷入零和式的殊死斗争，而是希望得到喘息，优先解决国内的动荡及与其他什叶派盟友的纷争。
于是，沙特和伊朗不约而同的有了减少冲突、缓和关系的愿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的和谈与复交，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为什么协议的签署是在中国北京，而非传统上更普遍的在美国抑或欧洲某地签约呢？扮演调停角色的为何是中国政府，而非更多参与中东和谈的欧美呢？
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下的一种必然，也是中国对中东事务介入加深的表现之一。最近数十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入，所参与的外交调停越来越多、自身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过去，中国在调停中往往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仅仅是在欧美之后进行一些例行公事的调解。但中国越来越不甘于做“配角”，试图主导一些国际纷争的调停权。而本次促成沙伊复交，就是一次较为突出的体现。
而中东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地缘战略位置重要，许多颇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国也值得争取。因此，中国在中东的投入不断增多，以加强与沙特、伊朗等区域大国的合作关系。而促成沙特和伊朗这两个资源最丰富的中东国家握手言和，并共同与中国合作共进，当然有利于中国的利益。
但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仍然远不及美国。美国长期在中东事务中扮演着主导角色，这一点迄今也未有根本改变。那为何本次沙伊和解是由中国主导，且明显甩开了美国（甚至未提前知会美国）呢？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沙特、伊朗三国，都属于非民主的专制威权政体，三国的掌权者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对这三国掌权者而言，他们都不在乎本国和他国的人权问题，在外交方面不仅不须顾忌相关国家国内的人权状况，甚至还因为均属专制独裁者，而“惺惺相惜”，并且希望共同抗拒民主世界“颜色革命”的威胁。
如果是美国调停沙特与伊朗的争端，往往要涉及对两国人权问题的批评，在促使和谈同时要求两国改善人权。对伊朗自不必说，对于沙特，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美国各届政府尤其民主党人掌权时，都会督促其改善人权。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将对沙特内政外交的支持援助与人权挂钩，要求其逐步实现民主化，且重点改善女性权利。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一度放弃对沙特人权的关注，还放任其杀害《华盛顿邮报》知名记者卡舒吉。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恢复了对沙特的人权压力，停止了对其入侵也门的支持。这些都让保守顽固的沙特王室不满。如果寻求美国调停沙伊关系，沙特王室就更加受制于美国，不得不在人权议题上有所让步。
但中国（准确说是中共政权，但为方便就以“中国”称之）对沙特毫无人权要求。对中国而言，沙特的极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无论石油供应，还是涉新疆和香港问题，都需要沙特的鼎力支持。只要满足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诉求，中国就非常乐意帮助沙特王室稳定内部政局和改善外部环境。
而沙特也很乐意满足中国的要求，且这些年一直都在相关问题上全力支持中国。或许有人疑惑沙特作为穆斯林国家，为何在新疆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支持中国政府设立“再教育营”在内镇压穆斯林的行径？原因非常简单，沙特王室根本不在乎中国穆斯林的人权，他们也并没有真诚的伊斯兰信仰。它一边向全世界（包括前些年在新疆）输出属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瓦哈比教义，又拒绝对世界各国因其行为而导致宗教冲突泛滥负责，更是毫不在意其他穆斯林的生命健康与权利自由。
因此，中国与沙特一拍即合。而伊朗则与中国一直关系较为友好，自然也乐于中国调停伊沙关系。虽然一个月前习近平及中国外交代表团访问阿联酋时，承认阿联酋对由伊朗控制的若干岛屿的主权诉求，引发了伊朗的强烈不满。但面对内部持续不断的政治反抗和外部的外交与军事困境，最终还是选择息事宁人，接受中国对沙伊关系的调停。
不仅沙特与伊朗迫切需要中国的调停，中国也非常渴望做成这一单“生意”。如前所述，中国对资源丰富的沙特和伊朗颇为看重，又希望加强对中东的渗透。调停沙伊关系，对中国显然有利无害。
更重要的是，最近数年，中国也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需要有所成就和突破。无论是长期“清零”对国内经济民生的打击，还是外部与美欧日印等国因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产生的冲突，都让习近平及中共所声称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与现实渐行渐远。而最近日韩关系的急剧转暖，也让中国感到危机。
于是，中国希望在外交上扳回一城，从西方国家及周边宿敌的围堵中“突围”，并争取建立一个能够对抗自由民主势力的专制威权国家联盟。而沙特和伊朗显然是非常合适的对象。而且，以调停国际争端的方式介入沙伊关系及中东局势，也符合国际和平的“政治正确”，不仅不会被广泛批评还能赢得赞誉。
因此，中国积极调停沙特与伊朗的关系，并大获成功，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了。
沙特伊朗复交了，中国的外交调停成功了。这对于沙特、伊朗、中国、中东局势、世界政治，有会有哪些影响呢？
无论对于沙特还是伊朗，缓和了与对方的紧张关系，都有利于其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这也意味着，他们将加强对国内反抗力量的镇压。虽然他们互相是敌人，但在镇压各自内部异见力量方面，却有着高度相似的态度和目的。因为是中国而非美国主导两国调停，所以他们不用担心调停方干预其国内人权问题，所以更能放心大胆进行镇压。
而对于中东局势，沙伊和解看似是一个好消息。但这种和解是暂时的、有限的、权宜性质的，而不是长久和根本性的。由于双方在所属民族和教派上的差异、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在中短期内看不到走向完全和解和平的可能。而他们也不会放弃与自己在中东的盟友进行“合纵连横”，“什叶派新月”与“逊尼派包围网”的对峙仍将继续，不过的确会有所降温。
而沙伊复交对其他中东国家的正面影响也颇为有限。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缓和，显然不是为了中东和平而是为自身利益。因此，他们不会积极促成两国之外其他各国之间及各国内部的和解和平，中东各国都冲突尤其巴以冲突仍然回持续下去。因此，沙伊复交对于动荡不安的中东，并无太大助益。
而对世界局势，沙伊复交本身的影响就更为有限。但它的另一个影响，即反映的中国、沙特、伊朗等专制威权国家内部的和解与团结，共同对抗自由民主阵营的倾向，则颇为重大。
最近数年，美国和欧盟诸国，联合日本、韩国、台湾、印度等亚太/印太国家地区，建立基于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联盟，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而在欧洲，欧美各国也对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制裁。而俄乌战争爆发后，更是建立了统一的援乌抗俄阵线。中东的伊朗长期被孤立自不必说，沙特因其恶劣的人权也饱受欧美诟病。即便其资源丰富富裕至极，仍然被尊重民主人权的发达国家厌恶。
因此，这些肆意侵害人权的专制威权国家，就积极合作、抱团取暖。中国、俄罗斯、伊朗三国的合作早在进行，而沙特与中俄关系也一直较好。如今沙伊复交，反映了专制威权国家内部进一步的妥协与合作。他们也试图将更多专制威权国家拉入阵营，内部合作共同镇压国内反抗力量，对外则与自由民主力量抗衡。各独裁专制势力的结合，不仅不利于这些国家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自由民主的实现，长远看也危害着整个世界基于普世价值的进步与繁荣。
当然，就中短期看，沙特和伊朗复交，的确也会为中东带来一些缓和与安定，为中东实行持久和平带来一些希望。所以，就事论事，我们可以对沙伊复交表示欢迎，也应赞赏中国在促进两国和解进程中的贡献。
但长远而言，由于沙伊两国深刻的隔阂与对立，以及其专制威权的政权属性、对人权的蔑视和对国民的镇压，这种和解和平必然是不长久的、不稳定的。两国谈判复交中，没有人民充分参与和授权，只有统治集团之间的私相授受，也是反民主、缺乏合法性的。权宜之计不能长治久安，两国早晚会因为历史与现实原因再度反目，重新陷入高度对立与冲突，代理人战争也将战火重燃。
而中国促成两国的复交，事情本身虽值得称赞，但在促谈中明知两国和谈是为集中力量镇压国内反抗，而并不提及人权关切，也没有告诫其不要镇压国内异见者，也反映了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罔顾人权、无视弱势群体利益，而专一讨好各国统治阶层的外交方针之恶。
总之，沙特与伊朗复交及中国的调停，从短期看促进了缓解了两国之间及中东地区的紧张状态，但三方政权的性质及内政外交的理念与措施，则让本属好事一件的沙伊复交蒙上巨大阴影，甚至反映出了反人权势力勾连互助的邪恶目的。
对于沙特和伊朗而言，想要实现真正的对外和平与对内稳定，都应当进行政治与社会改革，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自由，保障人权。“民唯邦本，本固邦宁”，人权的改善才能促成安定和平。
而对于中国，同样需要改革，实现民主与人权。在对外政策上，不能唯利是图，更不能为一党一派乃至一人利益罔顾普世价值，而应基于人道民主理念进行外交工作，与欧美等世界各国一道，促成和平民主进步在全球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