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民 | 沙特伊朗复交:沙伊争霸的长期历史行程下短暂妥协的权宜之计
发布时间:2023-03-16    作者:fredyang

来源: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49758

2023年3月15日

(作者为旅欧青年学者)

3月10日,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阿拉伯王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引发了世界政坛和舆论的震动。这意味着自2016年沙特与伊朗因宗教引发的外交冲突而断交后,时隔七年,两大高度对立的中东强国实现了重大缓和。

本次沙伊复交之所以引起舆论震惊,一是因为沙特与伊朗长期敌对,几乎水火不容,数年来也未看出明显缓和迹象。如今骤然复交,自然让各方惊讶;二是因为沙伊复交的声明是在中国宣布,并且是在中国方面直接参与下达成。这让人们对于中国在沙伊复交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以及中国在中东影响力的进一步深入,颇为关注与好奇。

那么,势同水火的沙特与伊朗为何会突然宣布结束断交状态、恢复邦交呢?沙伊复交后两国关系会走向何方?对中东局势和国际政治又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在沙伊复交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这反映了中国对中东和世界的渗透与影响力的何种变动?

沙特与伊朗都是中东列强,无论人口、国土面积,还是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位列中东前五位。何况,二者都是重要的能源大国,沙特石油产量居世界首位、天然气储量位居世界第四;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则分别为世界第四和第二。这意味着两国不仅在中东影响力巨大,在全世界都举足轻重。

而沙特与伊朗却是宿敌。二者的恩怨纠葛,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沙特国民绝大多数为阿拉伯人,90%的国民为伊斯兰教逊尼派信徒。沙特王室还是麦加和麦地纳这两大伊斯兰教圣地的守护者。沙特作为当今世界上极少的绝对君主制(君主专制)国家,国家的内政外交皆由王室掌控并为王室利益服务。

而伊朗的主体民族是波斯人(此外也有一些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极少),国民绝大多数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而掌控伊朗政权的伊朗教权势力,也是什叶派忠诚的信徒。不同于沙特的君主制,伊朗实行伊斯兰共和制、二元制,教权势力和民选世俗政府共同构成了伊朗的政权结构。

因此,无论从民族、宗教信仰(所属教派)、政权体制,沙特与伊朗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乃至深刻的对立。而两国在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则让这种对立加剧,更加激烈和难以调和。

在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沙特与伊朗因均为君主制国家,又都是美国盟友,关系尚可因上层的勾兑勉强维持。而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及其追随者鼓吹“输出革命”,试图颠覆包括沙特在内各伊斯兰国家王室政权,以及推动各国什叶派反抗逊尼派。而沙特同样兴起了瓦哈比主义(即逊尼派中的一种极端主义思潮),同样将什叶派视为死敌。

于是沙伊关系急剧恶化,并在中东展开了激烈博弈。相对弱势和孤立的伊朗,通过扶植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的什叶派势力及政权,并鼓动巴林、也门、沙特的什叶派势力对抗逊尼派主导的政权,打造“什叶派新月”,以图对抗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势力。而沙特则联合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土耳其等逊尼派国家围堵伊朗,打压各国什叶派力量。

在海湾战争之前,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也是沙特的铁杆盟友。发生在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即是萨达姆在沙特等国支持下,与霍梅尼的伊朗争夺地区霸权、压制什叶派崛起的意识形态冲突和争霸战争。

后来,国际风云变幻,萨达姆政权与沙特反目成仇,后又被美国两次打击而使伊拉克政权易主。但沙特与伊朗的争霸仍在继续。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从黎巴嫩到也门,沙特与伊朗进行着长期的“代理人战争”。

沙特和伊朗也在域外寻求支持。沙特在冷战期间,尤其第四次中东战争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就逐渐成为美国的铁杆盟友,并延续至今。沙特王室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政治集团,他们没有坚定的信仰,更没有政治道德,一切内政外交都是为了王室江山永固和荣华富贵。沙特王室恐惧共产主义革命、伊斯兰革命、共和革命等一切危及其统治的革命,以及相关的左翼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潮。

因此,在充满反美思潮的伊斯兰世界,沙特王室却坚定站在美国一面,以换取美国的坚定支持。而美国为了沙特的油气资源、地缘价值,也放弃了政治道德,不顾沙特专制独裁、压制自由、侵害人权的行径,鼎力支持沙特王室政权。

但沙特王室也并未将身家全部压在美国的支持上。由于美国政府总是面临支持侵害人权的沙特王室的批评与压力,时常提醒沙特进行民主改革,让沙特王室颇为不安。因此它努力向中国靠拢,不惜血本购买包括中国的“东风”洲际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并在涉及中国及中共政权的问题上积极支持中方,以换取中国对其外交支持和军事保障。

而中国政府当然毫不在乎沙特人权问题,甚至“气味相投”而对其更加青睐。无论出于资源需求还是地缘政治利益需要,中国都极为乐见沙特的亲近,将之作为极为重要的盟友善待。

而伊朗方面,则自伊斯兰革命后,走上了长期反美的道路。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但在伊斯兰世界,伊朗作为波斯人为主体、什叶派信徒为主的伊斯兰国家,与其他大多为逊尼派占主导的伊斯兰国家格格不入。所以,霍梅尼时代的伊朗,不仅与美国对立、与苏联和中国关系冷淡,在伊斯兰世界同样被孤立,只有叙利亚等少数什叶派掌权的国家与其有密切关系。

直到霍梅尼去世后,伊朗逐渐放弃了“输出革命”和同时抵触东西方的政策。但伊朗与美国关系仍然十分紧张,欧洲各国也大都对伊朗冷淡。因此,伊朗逐渐向中国和俄罗斯靠拢。中俄两国出于地缘政治和获取资源等利益需求,也向伊朗伸出橄榄枝。于是双方建立了相对友好合作关系。但这种合作并不牢固,仅仅是出于利益需要,而无基于民族和宗教相同性而形成的紧密关系。不过,由于中俄伊均是非民主政权执政,共同的威权主义属性让三国的统治者有了一些共同语言和利益诉求。

除了域外国家,如何对待以色列,也是沙伊两国利用外部力量博弈的表现之一。自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就将以色列视为最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公开发誓要将其从地球上抹除。在现实中,伊朗也处处与以色列敌对,并鼓动其他伊斯兰国家围攻制裁以色列。这既是伊朗教权势力鼓吹的意识形态所引导,也有以此吸引各国穆斯林对其支持的现实目的。

不过,从现实利益层面看,伊朗强烈对抗以色列,是弊大于利的。以色列国土面积和人口虽都远不及伊朗,但国力军力都十分强大,反而在与伊朗的冲突中占据优势,给伊朗造成很大杀伤。伊朗许多科学家和军情人员被以色列暗杀,核电站被袭击瘫痪,都是例证。何况以色列有美国支持,伊朗则相对孤立无援。因此,伊以冲突中,伊朗大多数时候都是吃亏一方。

而沙特则不然。虽然沙特不仅是伊斯兰国家,还是穆罕默德发迹、建国的源头,沙特王室也以“圣地守护者”和伊斯兰正统继承人自居。但现实里,沙特王室毫不在乎宗教信仰,也对“消灭以色列”并无兴趣。虽然碍于公开的信仰、穆斯林世界的看法,沙特也未与以色列正式建交,时常也会公开谴责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等行为。但实际上沙特与以色列关系相对友好,双方高层往来密切,经济交流热络,政治军事互动也在暗中频繁进行。

因此,在沙特与伊朗的冲突中,以色列当然是站在沙特一方(虽然大多数是暗中,但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以色列的支持,对于沙特在与伊朗的博弈中取得优势,是颇为重要的。

总之,沙特与伊朗各自合纵连横,在中东内外进行着长期的博弈。最近数年的典型表现,即是双方在也门内战中各自扶植代理人,在阿拉伯半岛的南缘上演着血腥厮杀。而以逊尼派极端分子为主的“伊斯兰国”,同样有沙特暗中和间接的支持,打击着亲伊朗的伊拉克政府。而沙特对国内的什叶派,更是严厉镇压,导致沙特伊朗断交的导火索,即是沙特政府处决了知名什叶派教士、社会活动家尼米尔及其他数十名什叶派人士。

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实行“一边倒”的亲沙亲以反伊政策,对于沙特是重大鼓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沙特加大了对内镇压什叶派、对外打击伊朗及亲伊势力的力度。直接介入也门内战即是突出表现。而遭遇撕毁伊核协议、被美国重启制裁的伊朗,则处在内外交困的状态,在与沙特的对抗中处于下风。2020年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苏莱曼尼被美军杀害,更是让伊朗遭到极大挫伤。

但伊朗在逆境中不甘示弱,在内外交困下仍然全力支持伊拉克和也门的什叶派势力,包括支援伊拉克政府军和什叶派民兵,击败“伊斯兰国”伊拉克分支,收复摩苏尔等地;扶植也门胡赛武装、沉重打击沙特对也门的入侵。而沙特重金打造的军队,在战争中的表现极差,在拥有绝对装备优势下居然难以击败胡赛武装。至于支持“伊斯兰国”这种恶名昭彰的组织,沙特也不敢公开进行。因此,沙特并未成功利用特朗普为首的美国保守派当权下“一边倒”支持沙特的优势条件,沙伊争霸陷入僵局。

而2021年拜登政府执政以来,改变了前任特朗普政权“一边倒”支持沙特和以色列的中东政策,逐渐回归奥巴马时代的平衡政策,削减对沙特支持的同时,还表达出有条件恢复伊朗核协议、重建美伊关系的意愿。这显然对沙特不是好消息。而拜登政府也拒绝对沙特入侵也门进行支持,甚至采取措施予以制裁。

在这样的情况下,沙特无法再咄咄逼人的向伊朗发动攻势。而沙特国内也出现一些不安定的迹象。无论是王室的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还是民间追求人权和女权的呼声,以及单一石油产业下经济增长乏力问题,都让沙特王室政权颇为不安。在这样的境况下,沙特起码暂时不希望再与伊朗过度冲突,以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集中力量处理国内问题。

而伊朗同样有类似的需求。自伊核协议被特朗普政权撕毁、制裁重启后,伊朗国内的贫困、腐败、暴力都大大加剧,社会矛盾越发尖锐。民众对于掌权的教权势力及世俗政府的内政外交极为不满,抗议此起彼伏。

去年因库尔德族女性阿米尼因未遵循“头巾令”而被酷刑致死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浪潮、暴力冲突,已造成数百人死亡、数万人被捕,迄今未有结束。这大大的摇撼了伊朗教权势力的统治。

而伊朗试图对外延伸势力范围、打造“什叶派新月”的宏图,也遭遇许多挫折,以及引发与沙特、以色列、土耳其等国的激烈冲突。而即便是由什叶派掌权的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也都不愿意完全听命于德黑兰,而是试图更加自主的决定内政外交。而特朗普时期美国对伊朗的打击,也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伊朗称霸中东的雄心。

因此,伊朗也不愿与沙特继续陷入零和式的殊死斗争,而是希望得到喘息,优先解决国内的动荡及与其他什叶派盟友的纷争。

于是,沙特和伊朗不约而同的有了减少冲突、缓和关系的愿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国的和谈与复交,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为什么协议的签署是在中国北京,而非传统上更普遍的在美国抑或欧洲某地签约呢?扮演调停角色的为何是中国政府,而非更多参与中东和谈的欧美呢?

从根本上说,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下的一种必然,也是中国对中东事务介入加深的表现之一。最近数十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入,所参与的外交调停越来越多、自身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过去,中国在调停中往往扮演着相对次要的角色,仅仅是在欧美之后进行一些例行公事的调解。但中国越来越不甘于做“配角”,试图主导一些国际纷争的调停权。而本次促成沙伊复交,就是一次较为突出的体现。

而中东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地缘战略位置重要,许多颇有实力和影响力的大国也值得争取。因此,中国在中东的投入不断增多,以加强与沙特、伊朗等区域大国的合作关系。而促成沙特和伊朗这两个资源最丰富的中东国家握手言和,并共同与中国合作共进,当然有利于中国的利益。

但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仍然远不及美国。美国长期在中东事务中扮演着主导角色,这一点迄今也未有根本改变。那为何本次沙伊和解是由中国主导,且明显甩开了美国(甚至未提前知会美国)呢?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沙特、伊朗三国,都属于非民主的专制威权政体,三国的掌权者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对这三国掌权者而言,他们都不在乎本国和他国的人权问题,在外交方面不仅不须顾忌相关国家国内的人权状况,甚至还因为均属专制独裁者,而“惺惺相惜”,并且希望共同抗拒民主世界“颜色革命”的威胁。

如果是美国调停沙特与伊朗的争端,往往要涉及对两国人权问题的批评,在促使和谈同时要求两国改善人权。对伊朗自不必说,对于沙特,虽然是美国的盟友,但美国各届政府尤其民主党人掌权时,都会督促其改善人权。如美国奥巴马政府,就将对沙特内政外交的支持援助与人权挂钩,要求其逐步实现民主化,且重点改善女性权利。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一度放弃对沙特人权的关注,还放任其杀害《华盛顿邮报》知名记者卡舒吉。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恢复了对沙特的人权压力,停止了对其入侵也门的支持。这些都让保守顽固的沙特王室不满。如果寻求美国调停沙伊关系,沙特王室就更加受制于美国,不得不在人权议题上有所让步。

但中国(准确说是中共政权,但为方便就以“中国”称之)对沙特毫无人权要求。对中国而言,沙特的极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无论石油供应,还是涉新疆和香港问题,都需要沙特的鼎力支持。只要满足中国在这些方面的诉求,中国就非常乐意帮助沙特王室稳定内部政局和改善外部环境。

而沙特也很乐意满足中国的要求,且这些年一直都在相关问题上全力支持中国。或许有人疑惑沙特作为穆斯林国家,为何在新疆问题上站在中国一边、支持中国政府设立“再教育营”在内镇压穆斯林的行径?原因非常简单,沙特王室根本不在乎中国穆斯林的人权,他们也并没有真诚的伊斯兰信仰。它一边向全世界(包括前些年在新疆)输出属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瓦哈比教义,又拒绝对世界各国因其行为而导致宗教冲突泛滥负责,更是毫不在意其他穆斯林的生命健康与权利自由。

因此,中国与沙特一拍即合。而伊朗则与中国一直关系较为友好,自然也乐于中国调停伊沙关系。虽然一个月前习近平及中国外交代表团访问阿联酋时,承认阿联酋对由伊朗控制的若干岛屿的主权诉求,引发了伊朗的强烈不满。但面对内部持续不断的政治反抗和外部的外交与军事困境,最终还是选择息事宁人,接受中国对沙伊关系的调停。

不仅沙特与伊朗迫切需要中国的调停,中国也非常渴望做成这一单“生意”。如前所述,中国对资源丰富的沙特和伊朗颇为看重,又希望加强对中东的渗透。调停沙伊关系,对中国显然有利无害。

更重要的是,最近数年,中国也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需要有所成就和突破。无论是长期“清零”对国内经济民生的打击,还是外部与美欧日印等国因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产生的冲突,都让习近平及中共所声称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与现实渐行渐远。而最近日韩关系的急剧转暖,也让中国感到危机。

于是,中国希望在外交上扳回一城,从西方国家及周边宿敌的围堵中“突围”,并争取建立一个能够对抗自由民主势力的专制威权国家联盟。而沙特和伊朗显然是非常合适的对象。而且,以调停国际争端的方式介入沙伊关系及中东局势,也符合国际和平的“政治正确”,不仅不会被广泛批评还能赢得赞誉。

因此,中国积极调停沙特与伊朗的关系,并大获成功,就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了。

沙特伊朗复交了,中国的外交调停成功了。这对于沙特、伊朗、中国、中东局势、世界政治,有会有哪些影响呢?

无论对于沙特还是伊朗,缓和了与对方的紧张关系,都有利于其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这也意味着,他们将加强对国内反抗力量的镇压。虽然他们互相是敌人,但在镇压各自内部异见力量方面,却有着高度相似的态度和目的。因为是中国而非美国主导两国调停,所以他们不用担心调停方干预其国内人权问题,所以更能放心大胆进行镇压。

而对于中东局势,沙伊和解看似是一个好消息。但这种和解是暂时的、有限的、权宜性质的,而不是长久和根本性的。由于双方在所属民族和教派上的差异、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在中短期内看不到走向完全和解和平的可能。而他们也不会放弃与自己在中东的盟友进行“合纵连横”,“什叶派新月”与“逊尼派包围网”的对峙仍将继续,不过的确会有所降温。

而沙伊复交对其他中东国家的正面影响也颇为有限。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缓和,显然不是为了中东和平而是为自身利益。因此,他们不会积极促成两国之外其他各国之间及各国内部的和解和平,中东各国都冲突尤其巴以冲突仍然回持续下去。因此,沙伊复交对于动荡不安的中东,并无太大助益。

而对世界局势,沙伊复交本身的影响就更为有限。但它的另一个影响,即反映的中国、沙特、伊朗等专制威权国家内部的和解与团结,共同对抗自由民主阵营的倾向,则颇为重大。

最近数年,美国和欧盟诸国,联合日本、韩国、台湾、印度等亚太/印太国家地区,建立基于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联盟,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而在欧洲,欧美各国也对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制裁。而俄乌战争爆发后,更是建立了统一的援乌抗俄阵线。中东的伊朗长期被孤立自不必说,沙特因其恶劣的人权也饱受欧美诟病。即便其资源丰富富裕至极,仍然被尊重民主人权的发达国家厌恶。

因此,这些肆意侵害人权的专制威权国家,就积极合作、抱团取暖。中国、俄罗斯、伊朗三国的合作早在进行,而沙特与中俄关系也一直较好。如今沙伊复交,反映了专制威权国家内部进一步的妥协与合作。他们也试图将更多专制威权国家拉入阵营,内部合作共同镇压国内反抗力量,对外则与自由民主力量抗衡。各独裁专制势力的结合,不仅不利于这些国家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自由民主的实现,长远看也危害着整个世界基于普世价值的进步与繁荣。

当然,就中短期看,沙特和伊朗复交,的确也会为中东带来一些缓和与安定,为中东实行持久和平带来一些希望。所以,就事论事,我们可以对沙伊复交表示欢迎,也应赞赏中国在促进两国和解进程中的贡献。

但长远而言,由于沙伊两国深刻的隔阂与对立,以及其专制威权的政权属性、对人权的蔑视和对国民的镇压,这种和解和平必然是不长久的、不稳定的。两国谈判复交中,没有人民充分参与和授权,只有统治集团之间的私相授受,也是反民主、缺乏合法性的。权宜之计不能长治久安,两国早晚会因为历史与现实原因再度反目,重新陷入高度对立与冲突,代理人战争也将战火重燃。

而中国促成两国的复交,事情本身虽值得称赞,但在促谈中明知两国和谈是为集中力量镇压国内反抗,而并不提及人权关切,也没有告诫其不要镇压国内异见者,也反映了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罔顾人权、无视弱势群体利益,而专一讨好各国统治阶层的外交方针之恶。

总之,沙特与伊朗复交及中国的调停,从短期看促进了缓解了两国之间及中东地区的紧张状态,但三方政权的性质及内政外交的理念与措施,则让本属好事一件的沙伊复交蒙上巨大阴影,甚至反映出了反人权势力勾连互助的邪恶目的。

对于沙特和伊朗而言,想要实现真正的对外和平与对内稳定,都应当进行政治与社会改革,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自由,保障人权。“民唯邦本,本固邦宁”,人权的改善才能促成安定和平。

而对于中国,同样需要改革,实现民主与人权。在对外政策上,不能唯利是图,更不能为一党一派乃至一人利益罔顾普世价值,而应基于人道民主理念进行外交工作,与欧美等世界各国一道,促成和平民主进步在全球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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