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之后，华北大水终于消退，灾民们开始返家。不过，这不是终点，随着卡努台风的到来，风灾和水灾还在中国东北继续，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满目苍夷，人们在问，谁应为这场灾难负责？季节台风还是气候变化，水利机构还是应急部门，或者是“消失的他”？
从7月底杜苏芮台风登陆到8月立秋洪水退去，华北水灾持续了整整两周，大半个河北都陷入汪洋。然而，在灾害来临后的一周时间里，《人民日报》对这场灾难也几乎只字不提；在受灾最重的涿州，人民见不到党政负责人出面指挥救灾或者安抚人心；中国的领导高层则躲在北戴河度假，一副哪管身边洪水滔天的超然姿态。
与32年前华东水灾成天壤之别
这和32年前的华东水灾形成天壤之别。1991年的初夏，一场洪水席卷华东18个省，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乘坐简陋的冲锋舟亲自视察灾情，港台人民争相捐款捐物，国际NGO第一次进入封闭的中国社会。这一切都发生在1989后三年的“治理整顿”期间的凋敝气氛中，中国领导人还算明白治水政治关系政权的根基，把一场洪水救灾变成了冷战后中国引入公民社会组织的起点，也让中共看到了港台民心可用，在社会心理意义上对中国全面开放的推动意义甚至超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
然而，与华东水灾令人振奋的救灾动员和不期然的政治巨变截然相反。在华北腹地的这场大水过后，没有民众自发捐款，没有国际社会支援，也没有广大公民社会组织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进入灾区救援，仅存一些地方公益性专业救援队到达灾区后长时间不得而入、被要求出示所谓“救灾邀请”和“救灾批准”文件。少量在京的国际媒体也彻底放弃了灾区采访，他们或许没有得到采访许可，或许不愿意重复去年采访郑州大水时遭受的无端排斥。
当然，在广大灾区，人们更难得看到大规模的政府救援。对灾区内外的中国人民来说，看到更多的是“动态清零”的影子。仿佛在三年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动态清零”的准戒严体制并未放弃，至少在各级党政治理手段和他们对待民众的态度方面丝毫没有改变。这种不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的僵化体制或许正是华北洪灾的真正根源，在未来还将继续制造类似的人为灾难。
救灾过程再现疫情管理的僵化体制
也就是说，从这次华北水灾的灾难发生和救灾过程来看，几乎重复着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模式，中国无论地方政府还是高层，相比三年的新冠疫情，毫无纠错，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思和改进，反而充分地再现体制僵化和治理失灵。似乎，“动态清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和治理的核心密码，每遇灾难即自我强化并且放大灾难的危害，再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灾难发生机制，恍若新旧历史悲剧——“三年饥荒”和“三年疫情”——的叠加。
因为，在华北，有一头大象在那里，就是雄安，那是华北平原的最低点，雄安三县的白洋淀是传统也是法定的蓄洪洼地，但是从它变成雄安新区的所谓“千年大计”的那一刻起，华北水灾就注定要发生，已经城市化的华北平原就将变成分洪区、泄洪区。
这种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人为颠倒，根本改变了华北平原的地貌，也要比1958年“大跃进”人定胜天的狂热更持久，就是人祸吧。而当气候变化，太平洋的台风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容易影响中高纬度地区，这头大象便成了所谓大局、所谓“江山”的象征，改变了雄安和河北其他城市的关系、也颠倒了中共意识形态里面人民和江山的关系。三分天灾合并七分人祸，就成为中国自然灾害、甚至所有意外灾害的放大机制，轻易地将灾害转为灾难，而不是相反。
这也是刚刚结束的“动态清零”的灾难机制：为了防范新冠病毒如看不见的洪水一般扩散，所有城市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雄安，画地为牢、与邻为壑，人民被分隔在城市、乡村、方舱、住家、汽车、工厂、办公室、甚至电话亭里，处在饥饿贫困、无医无药的无助境地长达三年。两周的华北水灾不过是重现了三年“动态清零”的“全过程”：从河北领导宣布为雄安筑起“护城河”，不让一滴洪水流入雄安，河北人民就陷入了水深火热的人为灾难。
官员躺平，不顾民生疾苦
例如，从水灾一开始，人们就看到惊人相似的一幕：面对突如其来、也是1963年以来最大的河北大雨，河北地方官员普遍躺平，在大水高涨中似乎都在等待来自最高领袖的指令。而不巧的是，如同新冠病毒爆发与2020年初的高层外访和会议冲突，今年华北大水也遭遇中央的暑期休假，铁桶一般的北戴河自然毫无反应，河北主政官员也只能继续新冠疫情期间的“守土有责”，把河北大地当作北京和雄安的“护城河”，只会严防死守，哪里在乎民生疾苦。
如此“护城河”政策，无视人的尊严、无视人的平等，甚至也无视过去三十年华北地区的城市化，今天的华北虽然不及江南富庶，却也普遍小康，已非几十年前一穷二白的农村，却在一夕之间被任意淹没，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倡导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自我否定。这种否定已经通过“动态清零”发生了，尤其在2022年上半年以三个月“封城”粉碎了上海人民所有的现代化幻觉，其悲剧性后果才刚刚开始显现，也就是人民的“润出”和经济的通缩。
在“动态清零”体制被白纸革命暂时推翻后，年轻人转向革命后的”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的“四不青年”模式，中国人民则以不投资、不消费的集体选择抵抗官僚集团促进私企的“31条”和促进消费的“20条”。那么，在华北水灾过后，“动态清零”体制向何处去？是彻底永久化，迎接未来更多的天灾人祸和“艰辛探索”，还是改弦易辙向人民让步？便成为一个考验中南海，也是所有中国人民的紧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