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馮客

譯 / 蕭葉

編按：中國商品向來以價格低廉聞名於世，因為人工又多又便宜，吸引了眾多外商前往設廠投資。中國經濟發展看似蓬勃繁榮，背後卻充斥著仿冒盜版行為、黑心偽劣商品、血汗工廠及政府干預手段，以吸血榨乾他人的方式壯大自己，犧牲了無數人的權利及利益……

中國經濟繁榮最主要的驅動力——盜版

外國公司在中國投資，可以利用其廉價的勞動力，而且中國政府對環境保護和生產安全的要求也比較低，但這些外資公司也得付出相應代價：它們不得不面對被稱為「中國價格」的商業模式。在這種廣泛存在的模式中，外國公司只要推出一款新產品，不出幾個月就遭到中國本土廠商仿製，而且各家廠商為了彼此競爭，不斷壓低價格，直至虧本銷售。創業的熱情，加上國外的先進技術，令盜版現象在中國迅速氾濫，幾乎所有外國商品在中國都能找到仿製品。為了不斷降低成本，中國生產商一心想著如何仿製以及逆向拆解國外產品，對於研究和創新根本不關心。在這種商業模式中，盜版可不是什麼小範圍行為，它實際是經濟繁榮最主要的驅動力。

盜竊智慧產權的行為在中國由來已久，並且受到領導人鼓勵。一九八○年，中國加入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但對相關承諾僅是口惠而實不至。一九八九年，美國商務部稱中國的盜版活動十分「猖獗」，有些國有企業甚至組建工程師團隊，專門研究如何破解外國軟體的保護密碼。一九九二年，中國又加入《世界版權公約》，但與此同時，對音樂、電影、書籍和電腦軟體的盜版活動卻愈發頻繁。

「世界頭號造假者」

於是，熟悉的一幕在中國不斷上演：外國貿易官員不斷批評中國盜版猖獗，並要求中國政府解決這一問題，否則將實施對華貿易制裁。作為回應，中國政府派出檢查人員，邀請外國記者一起突擊檢查幾家工廠，並把盜版商品用推土機銷毀。同時，在北京著名的秀水街服裝市場裡，再也見不到仿冒的卡地亞手錶和路易威登提包了。中國外交部長會鄭重申明中國尊重智慧產權，並是一個法治國家，接下來中國與外國簽署一項新協定，而中國政府也會對版權法作出些微完善。然而，當外國政府官員正為此慶祝時，盜版行為和竊取商業機密的活動在中國又開始活躍起來。據估算，美國公司因盜版而蒙受的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而且這個數字每年都在上升。雖然其他國家也存在類似行為，但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中國的盜版活動都是規模最大的，而且也更加明目張膽。二○○一年中國即將加入世貿組織時，在國際上享有並不好聽的名稱：「世界頭號造假者」。

與此自相矛盾的是，世界貿易組織各成員國依然歡迎中國加入，因為他們希望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會按照有關商標、版權和專利法的國際準則修正自己的行為。可現實恰恰相反，紙上承諾與實際行為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二○○二年十一月，有專家稱中國是「世界上侵犯版權和商標最嚴重的國家」，由此對世界各國藝術家、作家、電腦軟體發展商、設計師、醫藥公司和洗髮精製造商等商品所有者每年造成的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

連《哈利波特》都出現偽作

在中國銷售的醫藥產品中，假貨占一半以上，甚至連尚未在國外上市的處方藥也可以買到盜版貨，而好萊塢大片幾乎每一部都會先在中國──而不是在美國──以DVD形式出現在市場上。

其他如農藥、石化以及化工等領域也都面臨同樣狀況，中國廠商幾乎完全靠仿製或逆向工程來盜版外國產品，甚至連仿製品也有人模仿。例如《哈利波特》系列，當英文版只出到第四冊時，幾名中國作家竟已聯手創作出第五、第六和第七冊，其中一冊改編自另一本偽書，把長相清秀的年輕巫師寫成身披長毛的巨魔。偽書擁有龐大市場，僅二○○五年初全國就出版一百多種這類圖書。

仿製並不局限於較簡單的物品。到二○○二年，中國的國企已經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工程師為其工作了。在二○○三年上海車展上，當通用汽車公司推出新款的家用廂型車時，就在同一排另一個展位上，中國的汽車製造商奇瑞也展示類似車款，但價格只有通用的三分之二。

據各方估計，至二○○四年，外資公司在中國的損失高達六百億美元，超過它們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但蒙受損失的遠不止這些被侵權的外國公司，中國生產的山寨商品還大量湧入貧窮國家，重創當地經濟。例如，肯亞的稅務部門稱，該國大約有八○％假貨來自中國，一家獲准生產BIC原子筆的肯亞公司就是受害者之一，它們根本無法與廉價的中國假貨競爭，而且由於大部分假貨都是透過走私入境的，當地企業和政府每年都要損失數百萬美元收入。

黑心商品毒害顧客，血汗工廠殘害勞工

假冒偽劣商品還會讓消費者承擔間接損失：電水壺會爆炸，高爾夫球杆會折斷，煞車片會失靈，假冒的機油會損壞汽車，仿冒的洗髮精則會損傷頭皮，而諸如廉價的電池、刮鬍刀，甚至假藥之類商品則經由走私進入其他國家，對各國消費者帶來風險。不過，受到傷害最大的還是中國老百姓，他們經常買到含有石蠟的調味料、添加致癌紅色染料的麵條、用工業酒精勾兌的白酒，還有各種假豬肉、假米，甚至假雞蛋。二○○四年，有一個品牌的廉價嬰兒牛奶被發現蛋白質含量不足，有些父母卻將孩子的相關症狀誤以為是餵得太飽所致，最終有五十名嬰兒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然而，這些問題企業總是受到各地政府包庇，甚至連中央政府也無力徹查。幾年後，更大的災難發生了，有些品牌的嬰兒配方奶粉中被查出摻入三聚氰胺，這一醜聞被中央政府掩蓋好幾個月，媒體報導有三十萬嬰兒因食用這些奶粉而生病，但實際人數可能更多。二○○七年，政府的抽檢報告顯示，有五分之一食品和其他商品品質不合格或有缺陷。

許多工廠不僅漠視產品品質，甚至連生產安全也無法保證。因為政府不允許減薪，所以企業只能透過降低或忽視安全標準來節省資金，而且地方政府對這一做法往往坐視不管，因為它們與這些企業──無論私營還是國營──關係都很密切。對於數千萬在沿海地區打工的農民來說，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基本人權。在法律上，他們只擁有農村戶口，因此不能成為城市居民，而只能暫住在城市裡以便出賣勞動力。和所有人一樣，他們沒有集會自由，更不能罷工，每天不得不工作很長時間，而且沒有保險，有些工廠連生產許可證也沒有，工廠主還會任意扣留工人的身分證和工資。無論是在燈光昏暗的血汗工廠，還是技術更為先進的現代企業，工人都需要不停重複同樣動作，例如在機械錘下移動金屬條，或者組裝模具的某個部分。一位名叫王成華（音譯）的農民工說：「要是你稍微走神一秒鐘，你就完蛋了。」他的中指和無名指就是這樣被機器碾碎的。失去手指的工人最多，還有人失去手和胳膊，甚至腿，醫院裡斷指或斷肢再植的手術量也因此而飆升。位於上海南邊的永康被譽為中國的五金之都，這裡聚集大約七千家私營工廠，產品包括鉸鏈、輪圈中心蓋、鍋碗瓢盆和塞子等各類金屬製品。非官方資料顯示，這些工廠每年發生約兩千五百起生產事故。二○○三年，全國約有十四萬人死於工傷事故，受傷致殘者則更多。法律規定企業支付工傷賠償，但實際上得到足夠賠償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仲裁過程可能一拖就是好幾年。

斷了手指的工人很難再找到工作，但兒童的雙手通常更為靈活，而且企業僱用童工的成本更低。二○○三年一月一份政府內部報告指出，在溫州地區，生產鞋子、雨傘、玩具和燈具的工廠僱用童工的現象「相對普遍」。很難找到相關的統計資料，但到二○○五年，沿海地區的農民工數量愈來愈少，因為許多人情願留在家裡種地，而不願到城裡一邊忍受惡劣的工作條件、一邊冒著生命危險去掙那麼點工資。結果各地開始出現綁架農民工和強制勞動的現象，有些受害者年僅十歲。每年都有新的醜聞曝光，有報導稱某地警方從磚窯廠裡解救出數百名未成年童工，還是些貧困地區的兒童被綁架到廣東的工廠裡，每個月被迫工作三百個小時。

在有些村莊，每家都有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在工廠裡打工。由於農村的教育系統幾乎已經崩潰，有些學校為了賺錢，甚至將整班學生承包給城裡的工廠。此外，家庭作坊在農村也很普遍，農民可以在家裡工作，領取計件工資，許多兒童也會加入其中，幫忙摺紙盒或者編竹製品。

政府補貼政策使外國公司無利可圖

中國的廉價商品令出口商很高興，但進口商卻開心不起來，因為進口商品沒有價格優勢。兩種不同理念在中國產生碰撞，一種主張自由貿易，認為國家不應限制進出口，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但這個主張並未成為現實，因為想與一個不自由的國家自由貿易，這在邏輯上首先就說不通。另一派則信奉社會主義，認為國家應該壟斷生產資料，這樣才能促進社會整體利益。這個主張在中國占據主流。事實上，中國所有生產資料──從原材料、土地、勞動力到能源和資本，全都直接或間接控制在國家手裡。有了這麼多資源，政府自然可以用各種方式為其中意的企業提供無窮無盡補貼。例如，有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允許企業免費租用土地，有些商品的價格則被人為壓得很低，還有些國企可以獲得廉價的能源供應。典型例子是南方的中石化和北方的中石油。這兩家巨型國企由數千家獨立經營的小企業合併而成，並在香港和紐約成功上市。然而，這麼大的兩家國企集團銷售利潤卻少得可憐，全靠政府巨額補貼才能支撐營運。二○○五年時，中國的汽油零售價竟然低到無法收回煉油成本。二○○八年，當各國汽油價格不斷飆升時，中國的成品油價格卻僅為國際水準的一半左右。除了能源，國家手裡還掌握資本。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常常為了實現某個政治目標而給予相關企業大量補貼。只要領導人大筆一揮，獲得補貼的私營公司和國有企業就會變得資金充足，並能發展壯大，而且這麼做通常並不違反世貿組織規定。

一九八五年，中國政府首次推出退稅政策，目的是為了保持出口優勢，從而推動經濟快速增長。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各類出口商品的退稅率更被提高五％至一七％不等。然而，這筆支出對中央財政造成沉重負擔，占總支出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其他預算專案（尤其是教育和社會保障）則因此不得不削減開支。

其實，中國政府的補貼政策從一開始就受到很多外國公司（特別是那些竭力贊成與中國增進貿易關係的團體）反對。二○○三年，北京的美國商會宣稱：「蜜月期結束了。」然而，如果就此向世貿組織提起投訴，不僅耗錢耗時，而且幾乎不會改變任何現狀，因為中國政府給予出口企業的補貼形式多種多樣，除了由財政部直接轉帳，還可以透過各類其他機構間接轉給企業，根本防不勝防。一位部級領導說：如果世貿組織說不能這麼做，那麼我們就會換一種方式去做。由於中國的金融交易並不透明，而且國家的一切都控制在一個政黨手裡，所以外國人跟中國打交道時，很難有勝出的機會。

自由貿易有一條鐵則，即國家賺取外匯後，應該將其用於國外的消費或投資，這樣才會使貿易關係中的各方受惠。然而，這條確保相互交換的自由貿易規則被中國政府的強硬手腕所顛覆。中國民眾總體缺乏消費能力，他們不得不將錢存入國家所有的銀行，政府因此積累巨額盈餘，而且還以固定匯率的形式進一步鼓勵民眾儲蓄。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讓出口商品的價格一直低於進口商品。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國家需要大規模干預，尤其是不斷增加貨幣供應量以維持人為設定的匯率。從經濟學來說，道理很簡單：就是要把賺取的美元全部花掉。隨著這麼多外匯透過商品出口和外國投資進入中國，美元相對於人民幣的成本就會下降，人民幣應該升值才對。可是，為了防止人民幣升值，中國央行發行大量貨幣，以一美元兌換八．二八元人民幣的價格收購市場上所有新增加的美元，然後用這筆錢購買美國的國債。國內人民幣的流通量因此持續增長，二○○三年八月同比增幅竟達二一．六％，銀行裡堆滿現金。由於人民幣的價值被低估一五％至二五％，中國的出口商品能一直維持較低的價格，甚至連孟加拉都無法與中國競爭，儘管孟加拉的工資水準比中國低二○％至三○％。

直到二○○五年七月，中國政府才允許人民幣的價值在二％的範圍內波動，而且國家實施嚴格的資本控制，以確保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不會迅速上升。與此同時，央行繼續大規模收購美元，至二○○七年已經積累一兆兩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那些原本以為可以把商品賣給無數中國消費者的外國企業，如今都深感失望。就算它們能開發出一個市場，也會有眾多中國本土企業參與競爭，並且透過與地方政府的深厚關係把外國公司排擠出去，即使大型跨國公司也只能從中國市場勉強分得一小杯羹。

註：本文節錄自《毛澤東之後的中國》第九章〈走向世界（二○○一－二○○八）〉，文章標題為網站編者所下，非原標。

1961年出生於荷蘭，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作品曾榮獲2011年塞繆爾‧約翰遜獎，並入圍2014年歐威爾獎。其撰述改變了歷史學家對中國的看法，如經典的《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以及記錄毛澤東時代普通老百姓生活的「人民三部曲」——《解放的悲劇》、《毛澤東的大饑荒》、《文化大革命》。近作有《獨裁者養成之路》。目前定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