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越胜: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
发布时间:2024-10-13    作者:zhangjie
拉波哀西

一、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

法国政治哲学的奠基人、反抗暴君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艾蒂安·拉波哀西 (Etienne de la Boétie) 生于1530年。当此时,英法两国百年战争已经结束,法国度过了它历史上最黑暗危险的时刻。卡佩王朝的传系转入它的旁支瓦卢瓦。瓦卢瓦王朝立时面对两大历史巨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法兰西的思想从中世纪宗教信条的紧身衣中渐渐苏醒。它将奉献给世界无比珍贵的财富。

问:我们知道,自15世纪末叶,法国王权日益强大巩固,它如何应对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挑战?这些挑战又怎样激活了法兰西思想呢?

答: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先讲几句开场白。感谢索菲女士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向听友们介绍法国的思想。你出的题目,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从十年文革的噩梦中醒来,国中所有的有识之士,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在毛的极左路线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鼓噪下,中国与人类文明主流隔绝甚至对抗,中国被那些政治狂人、野心家、心理症患者和各类骗子绑架,他们要让中国人民永远陷在迷信、狂热、脑残的状态中。这样才可能维持他们反智、反人性和反社会的集权统治。正是这个认识,使当时明智的领导层,邓胡赵提出改革开放的口号,提出要思想解放。那时候,有“新长征”的提法,其含义根本不是现在那些大小毛粉、五毛党们所热衷的“重上井冈山”,“重回陕甘宁”,而是放眼世界,走向世界。当时轰动一时的纪录片《河殇》就是号召中国人民要面对和拥抱“蓝色文明”。不论这部片子的立论有多少可讨论之处,但它是一个象征。走向蓝色文明才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而像当前中国大陆的那种重上井冈山、走向陕甘宁的取向,只能把中华民族引上死路。

问:确实,当时提与世界接轨这个口号,就有很多人指出,这个接轨不单单是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接轨,还有思想、理论和制度建设上的接轨,要吸取人类文明的普世成果。甚至2008年奥运会的口号,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答:是啊,现在回想起来,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现在大陆当局所提的“中国梦”,看起来是个红军梦,它的核心是个帝国梦。这对中华民族是个极大的危险。这是清末慈禧太后和她鼓动起来的义和团做过的梦。而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回顾反省和思考。通过重温人类历史上的那些伟大人物的思想,汲取养料,锤炼我们自己的理性和思考能力,从而保持我们个人的思想与人格的坚定性。所以我借你出的这个题目,和听友们尝试着共同完成这个任务。好,下面书归正传。

说起法国思想,可说是蔚为壮观。不仅因为它极其丰富,而且还因为它确实引发了社会实践,成为改变社会历史的激发力量。当今人类文明社会中的许多基本架构,处世规则,道德诉求,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则,就来自法国思想家的理性思考。他们的智慧、洞察力、思想的深度使人类文明社会受益匪浅。我们今天首先给听众介绍一位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拉波哀西。请听友们注意,拉波哀西的论证基于一个事实和一个疑问。这个事实就是:每一种暴政必然建立在民众的普遍接受之上,也就是大部分民众自己默许了受奴役的状况。我想这是一个事实。我想曾生活在文革极左势力暴虐统治之下的人,会认可这个事实。当时黑暗到了极点,个人的生活有无数痛苦和压抑,但你如果问起来,大部分人都会说,没办法,凑合活着吧,熬着吧。这种态度就是一种默认。拉波哀西的那个疑问则是:为什么世界上的人民会同意接受这种受奴役的状况呢?他的名著叫《自愿奴役论》。这是个矛盾的题目,被奴役却自愿,听友们可以自己先想想这个问题。我先介绍一下拉波哀西其人和他所处的时代,否则不会明白他的思想所由产生的环境。

问:好,你应该先给听友们介绍一下拉波哀西的生平,让听众对这个人有所了解才能比较容易理解他的思想。

答:拉波哀西1530年出生在佩里戈尔地区的萨尔拉,他的家庭是个贵族,他父亲是佩里戈尔地区的王家官员,他的舅舅是波尔多高等法院主席。他很小时父亲就去世了,跟随叔叔长大,他周围的家族成员大多是法律界人士,这使他从小就受到极好的人文教育。后来他的兴趣转向古典文献学,深入到古希腊罗马典籍中,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文化人的风尚。他们要摆脱神学教条,而借古代文化重新焕发思考的乐趣。拉波哀西学着用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写诗,创作了不少爱情十四行诗。随后又投身去翻译普鲁塔克、维吉尔和阿里奥斯特的著作。他特别喜爱普鲁塔克的作品,这位伟大的古典作家那部永恒的经典《希腊罗马名人传》激励了一代代的思想家,那些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希腊罗马英雄人物,对拉波哀西的影响至深。

问:有材料说他和七星诗社的诗人也有很深的交往?

答:是啊,他就学于奥尔良大学法学院,当时卢瓦河一带是法国王室活动的主要场所。卢瓦河畔,有重要的皇家城堡,像布鲁瓦、昂布瓦斯、香波堡、雪侬堡,这里有很多法国王室的历史,像布鲁瓦城堡,王太后美第奇的卡特琳和亨利三世诛杀吉斯公爵就在这里。弗朗索瓦一世把意大利文艺复兴引入法国,修建香波堡,甚至把文艺复兴三杰之一达芬奇都接到了法国,在昂布瓦斯城堡旁给他一座庄园安度余生。达芬奇死后就埋在卢瓦河畔、昂布瓦斯城堡内的圣约翰小教堂内。龙萨是美第奇的卡特琳的宫廷诗人,而拉波哀西也曾梦想做个诗人,所以他和七星诗社的诗人及龙萨均有交往。龙萨有诗:“岁月去匆匆,更叹人易去。倏忽不移时,人已眠新墓”。拉波哀西英年早逝,32岁就去世,正是合了龙萨的诗意。但拉波哀西一生中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他与蒙田的友谊。蒙田是法兰西文艺复兴的一位巨人。他的《随笔集》直到现在仍为人喜爱,常常被人引用,而他初入道时,深受拉波哀西的影响。所以为拉波哀西,他留下了名文《论友谊》,蒙田在文中写道:“我特别要感谢《自愿奴役论》,多亏了它,我和拉波哀西才有了第一次接触,从此也就开始了我和拉波哀西的友谊。肯定地说,这样的友谊实属罕见,在人之间是前所未有的”。拉波哀西生前把全部文稿和书籍交由蒙田处理,《自愿奴役论》就是由蒙田付印的。好,下一次我们再谈拉波哀西思想产生的时代。

二、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拉波哀西的时代

拉波哀西(Etienne de la Boetie)只活了短短的33岁,但这一段正是宗教改革风起云涌、文艺复兴蓬勃向上,社会由中世纪转入现代的时刻。这个关键时刻的各种变动,从宗教到思想,从社会到政制,都是激活他思想的诱因。

问:上次你讲了拉波哀西的生平,这次请你给听友们介绍一下拉波哀西的时代。

答:好。上次我们讲到了拉波哀西出生于1530年,正是16世纪上半叶。16世纪是个什么概念?在世界史分期上,历史学界通常把它当作现代社会的起点,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宗教改革。要理解拉波哀西的思想,宗教改革的背景极为重要,因为他在奥尔良大学学习法律时,他的老师安·迪布尔格就是一名新教的支持者。迪布尔格是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反对亨利二世对新教徒的镇压,公开宣称自己是加尔文教的信徒,最后上了火刑柱。他是一位坚持自己信仰、反抗暴政不宽容的殉道者。

1517年10月31日,萨克森一个矿工的儿子马丁·路德在维滕堡主教堂的门上张贴了他的95条论纲,其中讲到“赎罪劵绝不能赦免罪过。教皇本人无权作此赦免,赦免罪过之权属于上帝”。听友们应该注意到了今年,2017年是马丁路德贴95条论纲五百周年的纪念,在德国维滕堡要举行一个世界基督教的纪念大会, 那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而且马丁路德在他的论纲中还说:“基督徒只要真心悔改,就得到了上帝的赦免,与赎罪劵无关,也就不需要赎罪劵”。什么是赎罪劵?这是一个很可恶又可笑的东西,当时基督教世界的统领罗马天主教会极其腐败。一些教皇生活奢侈糜烂,贪污腐化,养情妇,为私生子谋取收益丰厚的教职,手头钱紧了,就欺骗信众,出卖赎罪劵。只要你花钱买了赎罪劵,你在尘世的罪恶就可一笔勾销。这个伎俩,听友们会很好理解,正像中国大陆的一些贪官,逢年过节要去庙中抢烧“头炷香”,出价有上百万呢,以为自己只要在菩萨面前花巨款烧了高香,自己干的那些坏事儿就可以不受惩罚。不同的是,信众买赎罪劵花的是自己的钱,而贪官烧高香用的是搜刮民脂民膏贪来的钱。路德点燃的这把火,实际上照亮了新教最关键的两个诉求,一是“因信称义”,这就是说,你只要内心真正地相信上帝,你就能够得救,这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这就把得救的基石奠在人的内心,而不是依赖外在的所谓善行,更不靠购买赎罪劵来赎罪。二是路德所说的“基督徒是完全自由的主人,不从属于任何人”。这两条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已经发展了1500年的基督教世界里,从社会思想发展的角度看,路德这是肯定了世俗的人类文明生活,肯定了个人在尘世的地位,今后你要想做个好基督徒,只需认真阅读福音书就行了。因此布克哈特说“路德把天堂变成了人间”。

问:路德是德国人,他掀起的改革是如何冲击到法国的呢?

答:这要归功于古登堡发明的活版印刷术。古登堡的活体字印刷版圣经完成于1455年,有专家称,这一部古登堡版圣经,值一个图书馆。路德写他的95条论纲时,印刷术已经问世好几十年了。拜印刷的好处,路德的观点被到处翻印,秘密流传。就在路德贴出95条论纲的8年前,宗教改革的另一员主将在法国的努瓦永出生了。14年后当他来巴黎上学时,路德的书已经被翻成了法文。索邦神学院的教授雅克·勒费孚是新教信徒,甚至弗朗索瓦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都倾向新教。加尔文先入索邦神学院学习拉丁文写作,又进孟泰谷学院学习神学。在加尔文进孟泰谷学院之前,这所学院出了个文艺复兴的大人物爱拉斯莫。爱拉斯莫生于荷兰的鹿特丹,但他却是在巴黎求学,现在先贤祠旁边的圣热纳维耶芙图书馆墙壁上还钉有一块铭牌,记载着爱拉斯莫曾在此生活学习。他是一位享誉欧洲的大学者,反对愚昧的宗教信条,主张开明宽容。他和路德的思考辩论风格截然不同,从表面上看一个是怒目金刚的斗士,一个是温文尔雅的学者。有神学卫道士攻击他,说路德就是你下出的蛋。他反驳道“不错,可我下的蛋,本是只母鸡,却让路德孵出了只斗鸡”。路德自己说“我不过是把爱拉斯莫的想法直截了当说出来了”。路德很希望爱拉斯莫能支持他,爱拉斯莫给他回信说“如果有人攻击我,我的反应是讲理比谩骂更易让人心服……旧制度犹如一棵大树,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拔除它”。但是他的名著《愚人颂》假借夸赞愚人,把当时社会的种种丑陋现象、帝王的愚蠢、教士的虚伪、传道人的装腔作势挖苦得淋漓尽致。

问:那么加尔文在这两人之间更靠近谁呢?

答:我想加尔文更靠近路德,比如在意志自由的问题上,路德是走偏锋,他完全不承认有意志自由。他说人的意志像拉车的马,由上帝驾驭就走上帝的路,由魔鬼驾驭就走魔鬼的路。人的意志之不自由,就好比拉车的马不能选择主人。这就完全站到命定论的立场上了。加尔文的《基督教原理》基本遵循了路德的思路,可爱拉斯莫却主张搁置争论,让它存疑。这是十分理智的态度,所以后来人评价爱拉斯莫说,他的头脑属于未来科学理性的一类。1528年底加尔文突然被他父亲命令去奥尔良读法律。就在奥尔良大学法律系,结果命运巧合,加尔文成了拉波哀西的学长。1533年加尔文回到巴黎,却因为帮助索邦神学院的院长科普准备演讲稿,他引用了爱拉斯莫和路德的话,结果被人告发,警察竟然要送他去吃官司。所以听友朋友们,言论自由这个东西在西方也不是天生就有,而是经几百年奋斗才争取到的。遗憾的是,当世界大多数文明国家早把这条定律当作空气与食物一样平常的东西时,中国却仍然停留在类似中世纪的状态中。最近当局讲的什么“占领舆论阵地”“敌情观念”“大学教育中的意识形态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完全回到文革前,好像30年改革开放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才真是民族的悲剧。

问:但是加尔文后来主持烧死异端塞尔维特,他也走向不容异见的专制之路。

答:对。他不但主持宣判塞尔维特为异端,处以火刑,随后还对为塞尔维特辩护的卡斯特里奥施加了残酷迫害。这位卡斯特里奥是一位博学的神学家,而且是一位极其勇敢的人。他与加尔文的斗争被称之为“苍蝇撼大象”。他的事迹我们以后会专门介绍。但是有一个问题,想请听友们想一想,加尔文这个人在法国因受到宗教迫害而逃亡瑞士,在日内瓦立足,他的名著《基督教原理》出版就被查禁、搜缴、焚毁。他也曾是个被剥夺了言论、信仰自由的人。但一得势,掌握了权力,就翻脸变成了一个残暴的迫害者。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也亲眼见到过,一些现在的当权者,当年在文革中被迫害甚至家破人亡,但有了一点权力,马上变得不容异端,听不得一点不同声音,干起比毛还要更严酷的、封闭言路、钳制舆论的事情。他们为什么没有反省自身、推己及人的能力呢?今天我先不谈我的看法,以后再说出来向听友们讨教。

下面我再简单地介绍一下拉波哀西时代的政治、社会的情况。当他出生时,弗朗索瓦一世已经在位15年,他应该算是一位明君。他接手自1494年开始的意大利战争,在几次入侵意大利的征战中,他迷上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艺术,他把意大利学者、画家、工匠引进法国,还建立了王家学院,即现在的法兰西学院的前身。著名的枫丹白露宫就是由法国的艺术和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混合而成的杰作。可以说拉波哀西所处的时代,是法国 文艺复兴的辉煌时期。正是在这种开放的氛围下,才会激发出人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伟大的思想成果。我们可以从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看到实证。其实文艺复兴就是人的觉醒,从神道至上变成人道至上。从彼得拉克的爱情诗,到皮科《论人的尊严》,从但丁的《神曲》到布鲁诺的《论英雄热情》,无处不显出人性的光辉和伟大。了解了这个背景,下面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拉波哀西。他思考的主题是:一个人怎能放弃自由而甘愿受奴役呢?

三、拉波哀西的自愿奴役论自愿奴役的状态及其反抗

拉波哀西所讲的自愿奴役,是指在暴政之下,民众并不反抗,看起来他们是同意暴政对他们的压迫。他为此感到痛苦,并以他那颗热爱自由的心灵,体会同胞在被奴役状态下的感受,并指出他们的实际状况。

问:拉波哀西出身于法国的贵族阶层,他为什么会关心一般民众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地位呢?

答:因为在欧洲,贵族从来都是反抗和制约君权的主要力量。比如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英国大宪章,就是英格兰贵族逼迫英王约翰签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不许英王侵犯贵族的利益。这些贵族们认为,不捆住君王的手脚,他就一定会成为暴君,推行暴政。英国思想家洛克给暴政下过一个定义:“暴政就是行使越权的、任何人没有权利行使的权力。这就是一些人运用他所掌握的权力,不是为处在这个权力之下的人们谋福利,而是为了获取他自己私人的独特利益。统治者如果不以法律而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如果他的命令和行动不以保护他的人民的财产为目的,而用来满足他自己的野心、贪欲,这就是暴政”。当然,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统治者不仅仅是君王,还可能是某一个政党所代表的权势集团,因此对自由的思考和利益与个人财产相关,所以拉波哀西在谈奴役之前,先问了一个问题,在一切物品都归一个主人所有的国家里,还会有所谓“公共的财富吗?”正像我们都熟悉的苏俄共产体制下,国家的财富是以全民所有为名义的,但其实是一党独占的。政府怎样去征税、花费,不管是浪费还是中饱私囊,普通民众是完全没有发言权的。这就是拉波哀西所问的,一切财产归一个主人的国家里,是没有公共财富的。随后,他就描述了一个让他吃惊和不解的问题,无数群众不仅顺从这样一个财产独占的制度,而且被驱赶到奴隶状态中,不仅受统治,而且被侮辱。这些普通的民众实际上是每日在遭受抢劫,他自己的生命都不能由自己支配。但是这个抢劫并不来自外国的军队,也不来自野蛮的部落,而来自一个人,这个人往往是这个国家中最懦弱的一个,他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出入都要由别人来保卫,可是他却能够奴役一国之人。拉波哀西说,如果三两个人不能保护自己,受暴君的压迫,我们还可以相信,说是他们缺乏勇气。但是如果千百万人都默默忍受,那只能说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反抗的愿望。三两个人可能会害怕,但是千百万人甚至千百个城市都默默地服从,那就是一种恶习,它都不配被称为懦弱。

问: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称之为自愿奴役了。

答:对,拉波哀西认为这种自愿奴役是一种恶习,所以他大声疾呼,“贫穷、悲惨、愚蠢的人民和民族,是你们自己决定了自己的不幸。你们看不到自己的利益,就在你们面前。你们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好的收成被拿走,田地被蹂躏,住宅被抢劫。给你们带来灾祸的那个人的强大,是你们自己给他的。如果你们不把自己的眼睛给他,他哪里来那么多眼睛来监视你们?如果你们不把臂膀借给他,他哪有那么多臂膀来攻击你们。要不是通过你们,他怎会有凌驾你们之上的权力?如果你们不纵容抢劫自己的盗贼,不是杀害自己的凶手的帮凶,如果你们不背叛自己,他又能奈你们何?”拉波哀西的这些责问后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原则,就是自然法的原则。这个原则认为,在人间的诸种立法之上,还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法,是人间一切是非对错的终极标准,是一切道德规范的基础。它代表着最高的正义,却不是人所能设定的,它提供那些处处有效却无需证明的原则,比如我们现在常说的人权高于主权,这就是基于自然法的。在拉波哀西看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是与生具有的,它不该也不能被放弃。而自愿受奴役则是违反自然的、病态的,因此是一种恶。他有一段很精彩的话:“难道大自然没有在人内心中注入对自由的渴望?自由是如此庄严宏大,如此值得追求的恩典,一旦丧失了它,一切恶便会接踵而至。因奴役而造成的堕落,会使一切美好的事物黯然失色”。

问:那么拉波哀西又是怎样设想来改变这种状况呢?

答:他提出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可称之为“自动放弃”,也就是说转过身来对暴政说“不”。他说,你们可以从这种悲惨的、牲口不如的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只要你们去尝试,你们不用去和暴君作战,只要你们表示出你们不愿意再受奴役,暴君就失败了。不要你们剥夺暴政,而只要你们不再供养暴政。停止服从,停止顺从,就是不再给自己套上枷锁。对于暴君而言,你越臣服,他越强大,他的高高在上只因为普通人都匍伏在地。拉波哀西反复说,如果没有任何人屈从,而只是简单地不服从,那么无需任何暴力,暴君就会像失了养分的树干,枯萎死亡。别以为拉波哀西在说梦话,他这个思想提出了对现代影响至深的大问题“非暴力反抗和公民不服从”。他极大地影响了托尔斯泰、梭罗、甘地,他们把这个思想付诸了实践,所以拉波哀西是公认的非暴力反抗思想的奠基人。当年托尔斯泰反复读这篇著作,读到泪如雨下。其实,拉波哀西的逻辑是简单清晰的,既然一个暴政统治的实现要基于大多数民众的默认,表现为他们浑然不觉地循着暴政规划好的轨迹行动,那么一旦他们不再循常规行动,就意味着撤回同意,暴政就必然垮台。所以拉波哀西说“一旦决心不再当奴隶,你们立刻就自由了。我不号召你们动手打倒暴君,而只要你们不再支持他, 你们就会看到他的基座被抽掉了,他会摔得粉碎”。这和我们经常说的底线原则有相通之处,如果人们坚持绝不附和暴政的宣传欺骗,而是沉默,绝不去向暴政检举揭发,而是尽自己的能力保护那些被迫害的人,绝不参与暴政组织的、针对个人的批判,不举拳头呼口号,暴政的运动便不能实现,就像当年在纳粹党的集会上,那个双手抱在胸前、坚决不行纳粹礼的德国人奥古斯特·兰德梅瑟一样。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会场中成千上万条手臂高举如林,希特勒万岁的呼声震耳。如果这个场面换成每一个人都双手抱在胸前,沉默不语,纳粹党的这种集会自然就无法进行了。如果那些受纳粹奴役的人,听拉波哀西的话,显示自己的自由意志,全体转过身来,对纳粹说不,希特勒的统治又岂能长久。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举手,下次节目,我再给听友们介绍。

 四:人是怎样进入自愿奴役状态的?

人生而自由却身陷奴役。暴政凭借暴力强制、教育宣传、利益收买,使人丧失他的自由本性,甘愿为奴,以至不再知道自己的生活正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法广:上次节目中,你向听友们介绍了,拉波哀西认为,人的本性是要自由的。但他们又是怎样陷入了被奴役状态呢?请你给听友们继续分析一下吧。

答:好,我接着讲下去。在拉波哀西看来,自由是人与生具有的,这完全不需争论。这是因为这个权利是人之为人的特性,它来自自然法的规定。自然法这个概念,我们上次已简单地介绍过。同样,在自然法的原则之下,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权奴役其他人。用拉波哀西的话来说:“自然  上帝的管家,人类的统治者,用同一个模子铸造了我们所有人,让我们彼此相像”。他甚至认为,人在素质能力上的差异,也是自然有意安排那些强大的人去帮助弱小的人。因此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是违背自然的。如果有人否认自己有自由这种天然权利,那他简直牲畜不如。以拉波哀西的标准,那些帮助暴君来诋毁人的自由权,歌颂暴政的人,是最大的邪恶和罪过。那么,又是什么坏运气让人忘掉了他的原初自由状态并不想恢复呢?

拉波哀西区分了三种暴政:其一,统治者的地位是靠选举而得。他在这里指的是古罗马共和时代对执政官的选举。凯撒、西塞罗,都是靠选举取得执政官的位置。而凯撒被谋杀,也正是因为布鲁图这些人认为他要做帝王,改变罗马共和的性质。其二,是靠武力夺天下。其三,是靠传位继承权力。在拉波哀西看来,靠武力夺天下,他统治的,实际上是一个被征服的国家,所以它的治下是抢来的奴隶。生来就是王的人,也就是靠继承上位的人,从小就喝专制的奶水长大,他的治下是继承来的奴隶。那些靠选举上台的人,一旦失去制约,被人吹捧,便会自以为伟大,他会偷偷地把权力传给他的孩子,而这些孩子因为自身缺乏合法性,会变得格外凶残。他们巩固暴政的方法,就是迅速抹去人民对自由的记忆,因为失去了自由记忆的臣民才好统治。

法广:拉波哀西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答:确实如此。他不是空口无凭,而是从历史上寻找证据,总结规律。他说,那些新生的人,你让他 选择奴役还是自由,他一定选自由。但那些曾在自由下生活过的人,一旦臣服于暴君,则必须忘掉自由。他说:“他们那样轻易自愿地臣服,好像他们不是丢掉了自由,而是赢得了奴役”。拉波哀西认为,教育培养会使人形成习惯,这可以是习惯于自由,也可以是习惯于奴役。他举出斯巴达的立法者莱库古使斯巴达人只知道尊重法律和理性的例子。当时,斯巴达决定,派两名使者去波斯王薛西斯那里赎罪,这是因为在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中,斯巴达人杀了波斯的使者,他们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应该去赎罪。这两名斯巴达人到了波斯人那里,一位波斯官员对他们说,你们要是听我们国王的话,国王会让你们成为希腊城邦的统治者。斯巴达人却回答说,你仅仅享受过国王给你的好处,却不知道我们曾享有的好处,那就是做一个自由的人。你不明白自由是多么美好,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会同意,我们会用一切力量,长矛盾牌,甚至牙齿和指甲来捍卫自由。拉波哀西还举了一个例子,在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西米族住的国度,一年只有半年的光亮,那些习惯了黑暗的人,从来没有寻找光亮的愿望,因为“人不会向往他从不知道的东西”。结果习惯就成了自愿受奴役的原因。人们生活在不自由中,却认为事情一直如此,本该这样。就像有人说,中国人就得有人管着。似乎千百年来,中国人从没有享受过自由,已经习惯了做奴隶,被人管着是天经地义的。

问:不过只要有教育的存在,知识的传播,人总会了解自由的理念呀?

答:拉波哀西也想到了这一点。他说无论怎样,都会有一些人,他们能觉出枷锁的沉重,他们像奥德修斯一样,永远寻找。假使自由真消失了,他们也要把它重新创造出来。但是他们的状况却不妙。暴君一定要隔绝他们,不让他们联合,不给他们行动和思想的自由,让他们空怀抱负却无能为力。而对于普通人,暴君最有效的一招是让他们堕落。堕落的人最懦弱和顺从。暴君让人忘记奴役,保持驯服的手段,除了培养不自由的习惯,还要引导社会腐败。拉波哀西举波斯王居鲁士占领吕底亚后,为了平息反抗,下令在城内开妓院和酒馆,因为人容易向诱惑屈服。所以那些罗马暴君,每到有需要的时候,就会向老百姓发红包,开酒宴,用角斗士娱乐民众。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不喊“皇帝万岁”,这些娱乐、小恩小惠,是暴君的工具。所以拉波哀西告诫我们,暴政为了巩固它的统治,一定会训练民众,要他们崇拜暴君。所有暴君都需要造神,而且一定要狠狠打压那些不忘记自由的人。所以还是黑格尔说得对,太阳底下没有新东西,那些古老的统治手法,在现代一样适用,有时换了面貌,实质却没有丝毫变化,中心目的只有一个,让奴役成为自愿的。

法广:这也就是说,让统治表面上看起来是得到普遍同意的,但是总会不断有人觉醒,因为没有万古不变的暴政?

答:拉波哀西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的分析集中到暴政的统治手法上。他称暴政维持的机制是“赃物分享制”。他说,“这是关键之处,是暴政的发条和秘密”。在一个暴君身边,总有几个心腹死党,他们通过暴君来施行统治,在他们下面,又有一批人使统治运转起来。这批人在推动暴政运转时,从中分赃。当所有的利益都掌握在暴君手上时,就会有些人认为暴政带来的直接利益,胜过对自由的追求。拉波哀西说,一个人身上有坏疽,会让整个躯体感染溃烂。所以一个暴君他身边会聚拢来那些腐败的野心家和邪恶的人。这些人为了更多的分赃而努力作恶,结果暴君还没想干的事儿,他们都敢干。其实他们是可怜而悲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暴政体制中没有幸福的人。暴君每日要提防别人,他的生活是焦躁不安的。色诺芬写过一部《论僭政》,里面就描述了暴君生活的焦躁不安。而他身旁的那些帮凶,也如扑火的飞蛾追逐光热却焚身而亡。拉波哀西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暴君会把作恶的行为扩大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这样邪恶人人有份,罪行人人沾血,人们就会更甘心受奴役,因为这个奴役成了他生存的安全保障。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文革中的情况,就不能不惊叹拉波哀西五百多年前的洞见。上次我给听友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曾受过暴政之苦的人,一旦登上高位,会翻脸成为更凶狠的暴君?那是因为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他的统治仍然依赖着一个暴政体制,这个体制的运转永远循着它自身的规律。于是他身旁也会聚集起一群佞臣,吹捧谄媚的小人,入伙的分赃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自由的记忆和向往,都是对他的直接威胁。他在暴政下曾受过的苦难,成为萦绕不去的噩梦。他更惧怕权力的丧失,他会更严酷地对待所谓妄议者,更紧地把握住权柄。一开始或许是因恐惧而生的自保,随后就像吸毒上瘾的人,再也离不开权力。于是对国民中追求自由的人的迫害,就成为自觉主动的日常工作。

好,关于拉波哀西就说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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