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以强盗为主角的文学作品似乎都在表达一种与现存秩序的对抗。
答:是的。英国的侠盗传奇罗宾汉宣扬的是罗宾汉作为道义的化身,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水浒传中的梁山伯好汉打的是“替天行道”的招牌。他们所要行的道就是和现存秩序不同的另一套价值。这里包含的诉求是天下无道,我们要挽狂澜于既倒。席勒自己就坦承,他要“逃离折磨我的环境,放任我的心进入一个理想世界。”因为在他看来,卡尔军校教育出的人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铸件,他们同生动活跃的自然毫无关系。当时在德国有一个强盗横行的世界,正如萨弗兰斯基所说:“毫无疑问,这样一个强盗的世界是个浪漫的世界,有别于18世纪末的社会现实所造就的世界。”《强盗》一剧围绕着一对兄弟的恩怨情仇展开。哥哥卡尔英俊聪明,心胸磊落,拥有继承权,是父亲老莫尔伯爵的最爱。弟弟弗朗茨丑陋猥琐,心地歹毒。弟弟伪造信件,挑嗦父亲仇恨长子,借以获得不属于自己的地位,财产,女人,逼迫哥哥当了一伙强盗的首领。当了强盗首领的卡尔其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心中充满古代希腊罗马人的英雄形象,对现实世界中的种种现象不满。在被亲人和爱人误解之下,他决心以蔑视法律的强盗行为来伸张正义。最终,种种矛盾冲突无法解决。以杀死自己的爱人,向执法当局自首的悲剧结束。整部戏剧情节迭宕起伏,席勒借剧中人物之口阐述自己的理想。同时,用剧中反派人物之口,把现实存在的违背正义原则的邪恶信条一一揭露。弟弟弗朗茨是一位权力狂,相貌丑陋,性格猥琐,他一心想利用各种手段,不管这手段有多邪恶,去获取不属于他的东西。他的信条是“我必须成为主人,凡是用友好态度不能获得的东西,我就以暴力夺取。”
问:在席勒笔下,他不仅使用暴力,还使用邪恶的阴谋手段。
答:是的。他使用的手段极其卑劣。造假欺骗,威胁利诱,暴力胁迫。口口声声辩解说一切都是出自爱心,虚伪无耻到了极点。可兄长卡尔却是位爱读书,有追求的人。他一亮相就是在酒馆中读书,说:“我一读普鲁塔克写的这种伟人传,这个舞文弄墨的世纪就叫我恶心。”又宣称:“普罗米修斯的熊熊火焰已经烧完,于是人们便用松树屑制造的剧院烟火来取而代之。”更直接抨击当下的德国社会:“这个软弱无力的阉人世纪,除了来回咀嚼往昔岁月的事迹,对古代英雄胡乱评论,编造一些悲剧来糟蹋他们之外,干不了什么好事。”他更是公开宣扬自己的理想:“但愿赫尔曼的精神还能在灰烬中发出火光,让我率领一队像我这样的小伙子组成的军队,把德意志变成一个共和国,罗马和斯巴达和它相比就只是修女的修道院而已。”他收到弟弟弗朗茨给他的信,欺骗他说父亲老莫尔伯爵已经诅咒他,决定永远不给他任何恩典,这让他绝望。在一伙强盗的推举下,决心当强盗的首领,宣称:“我的精神渴望着行动,我的呼吸渴望着自由,当个凶手强盗,把法律踩到我的脚下 。”卡尔和众强盗互相宣誓,永不背叛,至死不渝。席勒在这里埋下伏笔,个人誓言和社会法律所要求的臣民责任必会发生无法解决的冲突。卡尔此时有一个理想主义的追求:“我不愿把我的身体挤压到一个束胸中去,把我的意志压缩到法律条文中去,法律使得原来可以像老鹰一样展翅飞翔的人弄的只能像蜗牛一样爬行,法律还没有造就过一个伟人,但是自由已经培育出伟岸宏大,异于寻常的人才。”在年轻的席勒心中,造就伟业的动力是自由。我们将一直看着这个信念渗透他的哲学,美学,诗学。
问:据说《强盗》演出的效果让席勒自己也大吃一惊。
答:是的。他在1781年举债自费出版《强盗》的剧本,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出版后立即引起评论界的注意,有评论家指出《强盗》的作者是德国的沙士比亚。1782年1月13日,《强盗》在曼海姆剧院首演。演出结束后的报道说:“整个剧院就像一座疯人院,大家凝神观看,拳头紧握,观众席上发出沙哑的喊声。陌生人抽泣着,互相拥抱。妇女们摇摇晃晃走向门口,几乎晕倒。观众一致感情激动,一片混乱,就在这混乱的迷雾中,一个新的作品脱颖而出。”这部戏剧为何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因为德国当时普遍的精神状态萎靡不振,社会风气逆来顺受,大众习惯于苟且偷安。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大大小小的公侯领主作威作福。你若敢反抗,镇压来的格外残酷。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庸人状态”。所以,社会积怨深深埋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席勒的呐喊实际上是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由他这样一个不世出的天才振臂一呼,拨动的是整个市民阶层的心弦。席勒塑造的强盗卡尔是个正义的形象。身为强盗首领,卡尔对前来劝他投降的神父展示了自己手上带的四枚珍贵的戒指,然后理直气壮地说:“ 这枚红宝石戒指我是从一位大臣手指上脱下来的。此人出身微贱,凭着溜须拍马一跃而成为君王的第一宠臣。他的同僚倒台成了他飞黄腾达的垫脚石,孤儿的眼泪使他节节上升。这枚钻石戒指我是从一位财政顾问手上取下的。此人卖官鬻爵,把荣誉席位和官职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而把悲伤欲绝的爱国志士拒之门外。这枚玛瑙戒指我戴在手上是为了对您一伙儿的一名教士表示敬意,此人在公开讲经台上痛哭流涕,因为宗教法庭如今日益衰微。我当时就亲手掐死了他。
问:他这是公开反抗不义的强盗行为,宣称他的抢劫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
答:是的。这在当时的德国可谓石破天惊。戏剧的结尾更是把冲突推向极致。当强盗首领卡尔确认他一生的挚爱阿玛利亚仍旧深爱他,他仿佛看到生命的意义和光明的未来。但他手下的强盗们却以他们往日彼此的誓言要挟他:“你这不忠不义的家伙,你的誓言何在?我们可是为了你,把幸福,荣誉和生命全都孤注一掷。因为一个婊子一哭,你就想背叛我们?”此刻,誓言,责任和理想尖锐冲突,没有调和的余地。在个人的爱与团伙的誓言与责任之间,阿玛利亚决定以自己的死亡来结束冲突。她说:“让狄多教我怎样死去。”狄多是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中的迦太基女王,她就是殉情自杀而死。但是卡尔说:“卡尔的恋人只能死于卡尔之手”。他亲手杀死了阿玛利亚。剧情发展到此,席勒也提不出解决办法。卡尔怒斥他的强盗同伙:“用一个圣女的生命换取一批无赖的生命,这不是等价交换。”他明白自己的理想主义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碰的粉碎,他只得承认:“我以为通过暴行可以使这世界美仑美奂,通过无法无天可以维护法律,我称这是复仇和权利。我狂妄的认为,上帝啊,我是在磨砺你宝剑锋刃的缺口,弥补你的偏颇不公。但这是虚荣心切的孩子之见。”最后,强盗卡尔决定自己投案自首。以反抗法律来求得正义的理想终于破灭。这不仅是剧中人物的悲剧,更是社会现实的悲剧 。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德国浪漫主义之十八:革命风暴与审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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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2年,《强盗》在曼海姆首演,随后出版的修订过的第二版被加上一句题词:“打倒暴君”。这是席勒的主意吗?现已无从考证。但从剧本本身表达的情绪中可以看到这种倾向。这时,启蒙哲学已在德国大行其道,对启蒙哲学的批评也预示了浪漫主义运动的到来。但是,启蒙哲学的政治与社会后果就要显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问:思想革命终于引发社会革命,德国文化界极受震撼吧?
答:毫无疑问。在当时,没有什么历史事件能与之相比。它引发全欧洲的震荡,作为法国的近邻,德国思想界首当其冲。当革命的消息不断传到德国时,大多数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都欢欣鼓舞,甚至在精神上参与这一事件。据康德的朋友马尔特说:“当康德听见共和国缔造成功时,激动的呼喊:主啊,让您的子民安宁吧,因为我看到了世界的荣光。”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在图宾根种下一颗自由树来表达对大革命的支持。老诗人克洛普施托克甚至讴歌:“高卢那大胆的国民议会业以破晓\晨间阵雨浇向等待者\透入骨髓\来吧,你这新鲜的清凉剂\纵然不是梦想的太阳。”席勒在大革命爆发时也是满心支持,只是表现的不那么狂热。虽然他为此和对大革命抱反感的歌德有过一些争执,但歌德的冷静无疑影响了他。萨弗兰斯基指出了歌德对大革命的睿见:“让歌德害怕的不仅是革命之强力,让他恐惧的是这样的想象,即大众易受误导,因为他们会被革命的男人,歌德喜欢这样称呼那些空谈理论家和教条主义者,拖进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政治牵涉到作为整体的社会事物,这要求以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为前提,他不仅追寻自身利益而是要能够承担起对整体的责任。”
问:歌德看得透彻。
答:这是一个永恒的教训。终于,在1792年巴黎发生9月大屠杀事件后,席勒开始深入反思。他思考的主题是,革命是为了让人获得自由,但它的后果却是不受约束的暴力得以释放。获得自由的是兽性的本能而不是人性的尊严。萨弗兰斯基指出:“席勒以为革命的肆无忌惮已足以证明粗野和无法无天的冲动在市民秩序的约束被解除后得到释放,以无法控制的狂热急于获得兽性的满足。受国家压迫的人并非自由人,他们只是国家拴在铁链上的野兽。”这种革命及其后果离席勒的追求南辕北辙。于是,席勒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建设性的任务,要探求在人的诸种精神活动中,哪一种活动会使人的本能获得自由的升华。这种自由不是动物性的任意宣泄,而是使人成为文明优雅,道德高尚又具创造力的自由人。这样的革命是精神革命,它会超越法国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为政治和社会革命提供动力和目的。如果人不首先创造出革命的精神基础,一切斗争的结果就是给自私自利的暴力打开大门。1789年11月,正在法国大革命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席勒为自己主编的《历史回忆录总汇》写了一篇导言,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即在历史中,人的激情,牺牲精神和自由意志与理性和启蒙力量的发展不是同步的。他所举出的例证是,欧洲的活力与自由的冒险精神曾在十字军东征中获得展现,但这种活力不受启蒙精神和理性的引导,所以它并没有获得革命的精神基础。席勒问:“对后世来说,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能否成功的长久保持这种自由的活力,直到启蒙那比较缓慢的发展能够顾及到它。”席勒坚信,一切取决于以后的理性是否还找得到以前的自由。
问: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有趣。
答:是的。这个古时的自由精神其实就是当时人的冒险精神,它是一种感性生命力的外溢,要征服,要夺取,这里有群体的坚强意志,尽管他们和迷信狂热纠缠在一起,但群体的性格是坚定的。席勒从比较历史上人的行为模式来观察大革命,所以他始终有一种怀疑态度。他说:“中世纪的英雄们执着于一种他们误看作是智慧的妄想,正因为这对他们是智慧,鲜血,生命和财产,他们的理性越是受到糟糕的教导,他们就越是英勇的服从其最高律令。而我们,他们的有教养的子孙,难道可自我炫耀,较之他们的愚蠢,敢于使用我们一半的智慧。”有趣的是,1792年法国国民议会推举席勒为荣誉公民。同时上榜的还有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但法国革命给他的荣誉并未影响席勒的观察与思考,他的结论是:“人类尚未成长到无需监护控制,那个缺少这么多人类自由的人尚未成熟,不具备拥有公民自由的条件。”席勒是从争取自由的法国大革命中发现自由尚未获得。甚至人们对什么是自由也未彻底明了。席勒从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寻找自由的根据,他认为自己找到了。因为他的艺术创造活动给了那些舞台角色以自由的生命,让他们依照自己的自由选择参与到个人命运和历史活动中。例如《强盗》中的卡尔,《菲耶斯科》中的谋反者菲耶斯科,《阴谋与爱情》中的费迪南。
问:难道他相信艺术和审美的自由创造会产生真正的现实中的自由?
答:是的。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想,但却是席勒对人类精神发展所作最卓越的贡献。艺术家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是自由的,他几乎具有上帝的全能,依照自己的愿望,判断,规则,方法去无中生有地创造世界,一个艺术的,美的世界。在人类的所有精神活动中,只有在审美的领域,他有可能抛弃一切功利的考虑,自由的感受和创造。甚至欣赏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一个创造过程。以撒亚·伯林敏锐的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这种论调第一次引发了我所认为的人类思想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音符,即理想、目的、目标并非通过直觉,科学的手段,通过对神圣文本的阅读,通过听取专家或权威人士的意见而被发现,理想根本不是被发现的,理想是被发明的,犹如艺术。”1791年席勒答应丹麦的奥古斯坦堡公爵,把自己对艺术,对美学研究的心得用书信形式告知他。这个承诺的结果是27封美学书简。从1795年,以《审美教育书简》为名陆续发表。在这27封信中,席勒勾勒出他对人类社会走出野蛮,走向文明,走出愚昧,走向智慧,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愿景和方法。凭借《审美教育书简》席勒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人本主义美学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不是单纯为艺术而造,它包含了席勒的历史观,政治观,社会观,艺术观。它诞生于18世纪末,却为剖析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方法。正如萨弗兰斯基所总结的:“席勒感受到革命的挑战,要发展一种新的审美理论,由此,他成为此后不久所进行的浪漫主义之尝试的发起人。把革命不仅作为题目,而且作为建设性的原则引入文学和哲学世界。席勒1794年提出的游戏理论是1800年前后浪漫主义文学革命的前奏.”我们将仔细的解读席勒的这部著作,它会为我们提供批判当下社会的武器和憧憬未来的信心。
文章来源: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