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众感到无能为力和恐惧的情况下﹐交给公众的最初任务必须是低风险的､建立信心的任务。这类行动﹐例如以不寻常的方式穿衣服﹐可以公开表示一种异议﹐并给公众一个机会以显著的方式参与异议行动。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以（表面上）比较次要的非政治性的问题（例如争取供应安全的水源）作为集体行动的重点。战略家应当选择这样的问题﹐其价值会被广泛认可而又难以拒绝。在这类有限的战役里取得胜利不仅能解决具体的诉求﹐而且使群众确信他们真正有潜在的力量。
长期斗争的各个战役战略﹐多数不应当以立即彻底打倒独裁政权为目的﹐而应当是为了达到有限的目的。也不是每一个战役都需要群众的各个部份都参加。
在思考为贯彻总体战略的一系列具体战役时﹐政治反抗战略家需要考虑长期斗争的初期､中期和接近结束时各个战役的区別。
选择性抗争
在斗争的初期阶段﹐有分別的､具体目标不相同的战役会很有用处。这些有选择性的战役可以一个接一个。有时﹐两三个战役可能在时间上互相重叠。在规划「选择性抗争」的战略时﹐需要确定象征独裁政权总的迫害的一些具体的､有限的问题和诉求。这些问题可以作为在总体战略范围内为达到中期战略目标而开展战役的恰当的目的。这些中期战略目标需要是民主力量当前的或预期的能力能够实现的。这样有助于保证一系列胜利﹐这对士气有利﹐也有助于在长期斗争中逐步改变力量对比。
选择性抗争的战略应当主要集中于具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选择这类问题﹐可以是为了使社会和政治体系的一部分不受独裁者的控制､为了夺回当前被独裁者控制的某一部份､或者不让独裁者达到某个特定目的。如有可能﹐选择性抗争的战役也应当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打击独裁政权的一个或几个弱点。这样﹐民主派就能用他们现有的能力施加最大可能的影响。
战略家们需要很早就规划至少第一次战役的战略。它的有限目标将是哪些﹖它怎样有助于实现所选择的总体战略﹖如有可能﹐最好至少也制定第二次､也许还有第三次战役的战略的概要。所有这些战略都需要贯彻所选择的总体战略﹐并在其要点范围以内运作。
象征性的挑战
在为削弱一个独裁政权的新战役开始的时候﹐最初的比较具体的政治行动可能范围有限。这类行动的设计﹐一部分应当是为了测验和影响群众的情绪﹐并使他们有通过不合作和政治反抗进行持续斗争的准备。
最初的行动很可能采取象征性抗议的形式﹐或者是一个有限的或暂时的不合作的象征性行动。如果愿意参加行动的人数少﹐最初的行动可能是譬如在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地方献花。另一方面﹐如果愿意参加行动的人数很多﹐那么就可以搞一个五分钟停止一切活动或静默几分钟。在另一些情况下﹐少数人可以举行绝食､在某个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守夜､学生短暂的罢课､或在某个重要办公场所暂时静坐。在独裁统治下﹐这类比较挑衅性的行动很可能会遭到严厉的镇压。
有些象征性的行动﹐例如实质上占据独裁者宫殿或政治警察总部的前门﹐可能风险很高﹐因而不适合用来启动一个战役。
初始的象征性抗议有时引起重大的全国或国际注意——例如 1988 年缅甸的群众性街头示威或 1989 年北京天安门的学生绝食。这两个案例里示威者的重大伤亡表明﹐战略家规划战役时需要非常谨慎。尽管有巨大的道义和心理影响﹐但这类行动本身不大可能摧毁一个独裁政权﹐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象征性的﹐不能改变独裁政权的权力地位。
在斗争初期﹐通常不可能完全和迅速地切断独裁者的权力来源。那样会需要几乎全体民众和社会的几乎所有机构——他们此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顺从的——都绝对拒绝政权并突然以大规模和坚决的不合作来反抗它。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也很难实现。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反对独裁政权的初期战役﹐全面不合作和反抗的快速战役的战略是不现实的。
分担责任
在选择性抗争战役过程中﹐在一段时间里﹐斗争首当其冲的通常是群众的一个或几个部份。在较后的﹐具有不同目标的另一战役中﹐斗争的负担将会转移到群众的另一些部份。例如﹐学生可能为某个教育问题而罢课﹐宗教领袖和信徒可能集中于宗教信仰自由问题﹐铁路工人可能事无巨细地遵守安全规程使铁路系统放慢速度﹐新闻记者可能以出版开天窗的报纸（被禁的文章处留出空白）挑战新闻检查﹐警察可能三番五次地抓不到遭通缉的民主反对派份子。按照不同的问题和群众集体﹐分阶段地开展抗争战役﹐能在抗争继续进行的同时﹐让群众的某些部份得到休息﹐选择性抗争对保卫处于独裁政权控制之外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性团体和机构的存在和自治特別重要﹐这一点前文已有简短论述。这些权力中心提供了群众赖以施加压力和抵制独裁控制的机构性基础。在斗争中﹐这些团体和机构很可能是独裁政权打击的第一批目标。
瞄准独裁者的权力
随着长期斗争从初期的战略发展到更雄心勃勃的和高级的阶段﹐战略家就需要计算怎样能进一步限制独裁者的权力来源。这时的目标将是运用群众性不合作﹐创造一个新的､对民主力量更有利的战略局面。
随着民主抗争力量的增强﹐战略家将策划雄心更大的不合作和反抗﹐以切断独裁者的权力来源﹐其目的是加剧政治瘫痪﹐而最终使独裁政权本身瓦解。
需要仔细规划民主力量怎样才能削弱人们和各个集体过去给独裁政权提供的支持。有可能削弱他们给独裁政权的支持的﹐是揭露政权的暴行､暴露独裁者政策所带来的灾难性经济后果､还是对能够结束独裁政权的新的认识﹖至少应当诱导独裁者的支持者采取「中立」的行动（「骑墙派」）﹐或者更好的是成为民主运动的积极支持者。
在规划和执行政治反抗和不合作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是仔细注意独裁者的所有主要支持者和助手﹐包括他们的内部派系､政党､警察和官僚﹐但特別是军队。
需要仔细评估军队——包括士兵和军官——对独裁政权的忠诚度﹐并应作出判断：军队是否会接受民主力量的影响。许多普通士兵是否不幸的､心里害怕的义务兵﹖许多官兵是否由于个人､家庭或政治原因而同政权疏远﹖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可能使官兵易受民主力量的瓦解﹖
在解放斗争的初期﹐应当制定专门的战略来联系独裁者的军队和官僚。民主力量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和行动让军队知道解放斗争将会是激烈､坚决和持久的。应当让军队了解﹐斗争会具有特殊的性质﹐旨在摧毁独裁政权而不是要威胁他们的生命。这些努力的最终目的是破坏独裁者军队的士气﹐最后瓦解他们的忠诚和服从﹐以有利于民主运动。类似的战略也可以针对警察和公务员。但是﹐不要把企图在独裁者的队伍当中获得同情并最终诱导他们不服从解释为鼓励军队通过军事行动很快结束当前的独裁政权。这样一种局面不大可能建立一个能够运作的民主制度﹐因为（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政变并不能纠正群众和统治者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因此﹐需要策划如何让同情的军官理解﹐不论是军事政变还是反对独裁政权的内战﹐都既不需要也不合适。
同情的军官在民主斗争中能够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在军队里散播不满和合作､鼓励故意的低效率和默默地不理会命令和支持部队拒绝执行镇压。军事人员也可以给民主运动提供各种形式的积极的非暴力援助﹐包括安全通行､信息､饮食､医疗器材等等。
军队是独裁者最重要的权力来源之一﹐因为它可以直接利用其纪律严明的军事单位和武器﹐打击和惩罚不服从的群众。反抗运动的战略家应当记住﹐如果警察､官僚和军队始终全力支持独裁政权并在执行其命令时完全服从﹐那么要瓦解独裁政权是非常困难或不可能的。因此﹐民主战略家应当对旨在瓦解独裁者队伍的忠诚的战略给予高度优先考虑。
民主力量应当记住﹐军队和警察队伍里的不满和不服从对这些队伍的成员来说可能是很危险的。士兵和警察的任何不服从会遭到严厉惩罚﹐而叛变行为会导致死刑。民主力量不应当要求官兵们立即叛变。而是在有可能联系的情况下﹐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起初可以采取许多比较安全的「隐蔽的不服从」的形式。例如﹐警察和军队可以无效率地执行镇压的指令､找不到遭通缉的人､警告抵抗者即将进行镇压､逮捕或驱逐出境､以及不向上级报告重要的信息。不满的军官则可以不向下级传达镇压的命令。士兵可以向示威者头上开枪。同样﹐公务员这方面则可以遗失文件和指示､无效地工作､还有「生病」以便呆在家里直到他们「康复」。
战略的变更
政治反抗的战略家需要经常评估总体战略和具体战役战略的贯彻情况。例如﹐有可能斗争进行得不如预计的那样好。在那种情况下就必须计算战略可能需要有哪些变更。怎样才能增强运动的力量并重新取得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确定问题的所在､作出战略性的重新评估､可能把斗争的任务转移给另一个群体､动员另外的权力来源和制定替代的行动方针。这些事完成以后﹐应当立即贯彻新的规划。
与此相反﹐如果斗争进行得比预计的要好得多﹐独裁政权的崩溃进行得比原先计算的要早﹐民主力量怎么才能充分利用意想不到的进展﹐向前推进使独裁政权瘫痪﹖我们将在下一章里探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