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莫斯科到北京的抵抗

乔丹：本，让我们回到那场令人震惊的作家审判。人们究竟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

本：萨米兹达特（Samizdat，俄语意为“个体出版”，引申为地下出版）是一种完全DIY的方式，人们在自家卧室里复制受限制的文学作品。两位被告的妻子制作了她们自己的庭审记录。她们日复一日地做这件事，贯穿整个审判过程。最终，这些记录被汇编进一本文集里，内容包括：庭审记录、苏联媒体的报道，以及来自各方观察者的信件。这些材料通过“萨米兹达特”方式在地下流传，因为它们绝不可能通过任何国家资助的出版社出版，那些出版社的所有书稿都必须经过官方审查机关的批准。

这种自制技术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你只需要一台打字机、非常薄的纸张（最好是洋葱皮纸）和碳纸。先将洋葱皮纸和碳纸交替叠放，三层、五层，甚至有人说可以做到十层、十二层。把这摞纸卷进打字机的滚筒，然后用力敲键。这样一来，你一次打字就能同时得到三份、五份，甚至十几份副本。一位打字员打趣说，等你用萨米兹达特的方式敲完一本小说，你的肩膀会结实得像个伐木工——因为你一直在猛敲键盘。

这些文本的传播方式就像接龙信：你把副本送给某个人，这其实就是一种馈赠——“我让你读这份未经审查、在法律上处于灰色地带、甚至可能让你惹上麻烦的文字。”而作为回报，对方必须再打出几份，把它传给自己信得过的人。

这看似非常原始，但围绕萨米兹达特有一些做法大大提高了效率。比如，这些文本常常被偷运到海外，其中相当一部分会被西方出版社接收，要么翻译出版给西方读者阅读，要么由流亡出版社用俄语、乌克兰语、立陶宛语等原苏维埃本土语言出版。通常，这些书会被印成小开本的口袋书，再通过另一种方式——塔米兹达特（Tamizdat，意为“国外出版”）——偷运回苏联。

我多年前买过这样一本手册，供异议人士或任何可能被克格勃传唤接受审讯的人。作者是另一位数学家弗拉基米尔·阿尔布雷希特（Vladimir Albrecht），书名是《如何成为证人》（How to Be a Witness）。它几乎就是一本实用操作指南：如果你被克格勃带走，“你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又该怎么说？” 这本书非常精彩，现在读来也极有价值。事实上，自2011年起，这本书在俄罗斯的互联网上被重新发布，供抗议者参考——因为他们也开始被克格勃的继任机构——联邦安全局（FSB）传唤。

弗拉基米尔·阿尔布雷特。《如何成为证人：在调查中如何表现》1976。

国外出版显著扩大了苏联地下出版物的传播范围。它的真正力量在于，这些偷运出来的地下文本会传到那些面向东欧和苏联广播的短波电台研究部门。包括美国之音（特朗普正试图彻底削弱的机构）、自由欧洲电台、英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和以色列之声等。许多国家利用短波电台播放我们现在所说的“有声读物”。

地下出版物通常是手工装订成册的小书，装订方式可能只是用回形针简单固定。制作和分发这些出版物的网络涉及数万人。我之所以能比较有把握地说这一点，是因为克格勃为我做了这方面的研究。正如你能想象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机构比克格勃更关心异议运动及其活动和成果。

克格勃曾对最受欢迎的地下期刊《当前事件编年史》（A 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进行了极其彻底的调查。结果表明，这类出版物几乎覆盖了苏联所有中大型城市，从莫斯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横跨 11 个时区。他们列出了一份包含数万人的名单，这些人或负责创作、或负责分发、或仅仅是阅读这些出版物——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

若再考虑“拉迪兹达特”（通过短波电台进行广播出版），其听众人数则以百万计，甚至可能达数千万。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精确计算当时苏联的收听人数，但从大量日记与回忆录的零星记录来看，这一现象在苏联极为普遍。

这些传播网络远没有初看上去那么落后低效。2000年至2010年正值互联网鼎盛时期，人们对互联网寄予种种乌托邦式期望，认为它将构建一个全球透明的信息社会。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互联网是21世纪的萨米兹达特。它让传统地下出版望尘莫及，因为现在有数十亿人能在雷达之下进行无中介的直接交流。这不是很美妙吗？”

然而事实证明，在某些方面，萨米兹达特反而优于互联网。最明显的一点是，地下出版是一种无所有权的技术，没有人垄断它，不存在属于Meta、谷歌或其他任何公司的平台。这意味着它不会被平台中断、控制或审查——而克格勃确实多次尝试过。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在技术上落后，但作为真正言论自由的媒介，它反而更为有效。

乔丹：我想读你书中我最喜欢的两段，描写作为地下出版物读者和创作者的体验：

“萨米兹达特不仅带来了新的阅读内容，还催生了新的阅读方式。有‘狂读’：通宵达旦地翻阅一叠薄如洋葱皮的纸张，因为你只有24小时来读完一本小说，而瓦洛佳第二天就要收回，而且，撇开瓦洛佳的催促不谈，你也不想让那本小说在你的家里多待一秒钟；还有‘慢读’：为了获得一份地下出版物的阅读权，你可能不仅要归还原件，还要归还多份复制本。这意味着你在阅读的同时，必须在打字机上敲出一份新的文本，厚厚的一摞洋葱皮纸与碳纸交替叠放在打字机上，随着打字机滚筒一行一行缓慢运转，有时三层、六层，甚至多达十二层。‘你的肩膀会疼得像伐木工一样，’一位打字员回忆道。有经验的地下出版物读者声称，仅凭手感就能判断纸张与油墨带之间隔了多少层碳纸；有‘集体阅读’：当文本供不应求时，朋友们会围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组成一条传阅线，每读完一页传给下一位读者——这是一本书无法做到的；还有‘定点阅读’：某些作品太珍贵、太脆弱、太危险，绝不能外借。想读托洛茨基，就去某人的公寓；想读奥威尔，就去另一个人家。

无论在哪里、以什么方式阅读，萨米兹达特都带来了阅读禁书的刺激感。其破旧的外观——磨损的边缘、褶皱、墨迹和渗入纸纤维的人体汗渍——反而突显了它的真实感。萨米兹达特让阅读转变为一种越界行为。读者不再被作家们为应对内外审查而使用的寓言式语言所束缚，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世界上最前卫、最神秘的读书会成员。谁是这个读书会的其他人？谁又曾捧着你手中这同一张洋葱皮纸？在你与作者之间，又隔着多少次重新打字？”

以印刷品和照片底片的形式收集地下刊物。

伊恩：这恰恰证明了公民运动或社会运动的一个事实——那些以某种方式紧密结合的小群体，往往能产生更持久的影响。社交媒体的问题在于，它很擅长制造短暂的热潮。比如一呼百应去抗议，去“推翻华尔街”之类的行动，但两个月后，还有多少人与你同在？有人被捕后，又有多少人还站在你这边？人们很快就会散去。可那些在共同行动中彼此紧密相连的人，却更可能产生真正长远的影响。

乔丹：那种经历既可怕，又充满乐趣、刺激与酷感。大家一起玩到凌晨五点，喝酒、聊天。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有追逐与冒险的快感。而不仅仅像在推特上发泄那样。

本：在你刚才提到的品质之外，我还要加上一个贯穿整个运动始终的核心要素：维系这些面对面社群的深厚成年人友谊，以及这种友谊所蕴含的信任与忠诚。这些在任何环境下都弥足珍贵，但在后斯大林主义时代，在公共信任几乎崩溃的苏维埃，尤为重要。

人们害怕告密者，害怕可能会被周围人揭发，无论是邻居还是同事。于是，这些小团体内部形成了“信任与友谊的小岛”，而外部则是对社会整体的怀疑与愤世嫉俗。这种社会遗产至今仍在俄罗斯存在。它们无疑推动了异议运动，因为要参与这些可能导致被捕、甚至让子女失去上大学机会的活动，你必须百分百信任合作对象——无论是起草文件、参加游行，还是保存与传播地下出版物。

但这种强度的友谊和信任也带来了阴影：它让运动带上了英雄主义色彩，对陌生人充满戒备。沃尔平衡量一次示威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现场是否出现了我不认识的人？”因为他明白，要成为真正的社会运动，就必须突破基于亲密关系的小圈子。然而，说易行难。对很多人而言，对陌生人的怀疑始终存在，他们更愿意在熟知且能高效协作的小团队中行动。

乔丹：有趣的是，这里有两难：一方面，除非你能触发连锁反应，实现指数级扩张，否则很难带来真正的改变；另一方面，对许多人来说，真正让他们走上这条路的转折点，是克格勃逼迫他们去指控自己的朋友。这就是道德的十字路口。多数人选择屈服，但在成千上万挑战体制的人中，那极少数核心成员会在此刻直面真相——他们究竟要如何与政权相处。

本：是的。我借用安德烈·辛尼亚夫斯基的话，称之为“道德羁绊”。它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比如，对于像安德烈·萨哈罗夫这样的人来说——他是体制顶层的一员，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还是苏联最致命核武器的设计者，他的绊脚石在于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对这些武器的使用方式毫无发言权，包括它们究竟如何测试，以及地面核试验所造成的环境破坏。

但对许多人来说，情况更像你所描述的：他们被带到当地的克格勃机关，被告知自己必须充当克格勃的线人，并在每周或每月向克格勃汇报朋友们的动向。对某些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道德危机——如果接受这种角色，他们将无法面对自己。可是，他们都是忠诚的公民，从小被教育要尊重克格勃，把它视为革命的守护者。这样的处境常常造成巨大的心理冲突。多数人最终选择与体制和解，学着适应下去。但对某些思想格外高尚的苏联公民来说，这在道德上根本无法接受。而他们有时也因此走上投身民运的道路。

乔丹：在后斯大林时代，你或许不会被处决，但这并非毫无代价。你书中提到了许多实例：有人丢掉工作，有人被迫与子女分离，有人无法赡养年迈的亲属。尽管克格勃不再把人拉到后院枪决，但这些惩罚对个体依然是极为严厉的打击。

本：是的。你提到的那些事无一不令人痛心。它们摧毁你的生活，毁掉你的人生。但若要真正衡量其历史意义，就必须将其与斯大林时代的惩罚措施相比较。在斯大林治下，我书中提到的人物早已被处决；不是在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或各省分部的地牢里被枪决，就是被押往古拉格劳改营，接受长达25年的劳役。

我绝不是要为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惩罚体系开脱，但与此前相比，那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连异议人士自己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辛尼亚夫斯基在描写自己的审讯时，援引了父亲当年的经历，他本以为自己会遭到殴打，甚至酷刑。然而，他却写道，审讯他的克格勃特工出乎意料地有礼貌，他们试图劝说他自己开口。

“比红色更红”的异议人士

乔丹：我们来谈谈一位曾在古拉格待过的人，格列戈连科。他的立场与中国的许多人形成有趣的呼应，因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也以“比红色更红”来为自己对政权的异议辩护。

本：在这两个政权早期，走上抗议或异议之路的人，他们典型的世界观其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认为政权已经偏离正轨，不再践行革命的理想。毕竟，这正是毛泽东对斯大林之后的苏联的重大批评：苏联已滑向一种极具危害性的修正主义，而赫鲁晓夫打着“去斯大林化”的幌子，实际上正将苏联转变为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毛泽东和中国有责任继承列宁的旗帜，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

同样，上世纪40至50年代，苏联国内的反对派普遍主张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当这种意识形态开始“熄火”，逐渐失去能量和动力时，新的思路就出现了。那就是所谓的“法律至上主义”哲学，更加克制和极简化。它不在于推翻政权，更不是要搞任何形式的革命。像沃尔平以及其他人权捍卫者，对革命和革命伴随的暴力早已厌倦。他们要的是循序渐进的、完全依法的变革。

像格里戈连科这样的人，一直都是坚定的列宁主义者。直到他晚年，在他完成了在异议运动中的角色、被迫流亡、定居纽约之后，他才真正接受了基督教的世界观。那时他才彻底放弃了自己大半生在军队和异议运动中坚定拥护的列宁主义。

彼得·格里戈连科

伊恩：这在中国同样成立。很多人会谈起，当年阅读或翻阅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尤其是脚注部分，因为那是他们了解西方哲学和外部思想的途径。这对他们来说同样具有启发性，只是方式不同。

本：其实应该有人写一本书，专门研究读者是怎样以不同方式去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著作的。马列和毛著作之所以特别适合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在国家补贴下以数千万册的规模出版，因而拥有异常庞大的读者群。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重新追溯这些不同的阅读方式，并揭示它们如何影响了这些著作的接受过程。

任何具有一定复杂性的文本，都可能被以不同方式阅读、误读，甚至“创造性误读”。这将会是一个绝佳的案例研究：研究那些被上亿人、甚至几十亿人阅读过的著作。它们是衡量人们如何阅读的标尺——让我们理解人们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是如何解读特定文本的。

乔丹：这让我想到习近平印刷了那么多自己的书，却无人问津的场景。我想读一段格里戈连科的审讯记录。检察官说：“我们不是来进行理论讨论的。你们建立了一个地下组织，其目标就是推翻苏维埃政府。打击这样的目标是国家安全机关的职责，而非党的委员会的职责。”

格里戈连科回应：“这是夸大其词。我创建组织并非为了用暴力推翻现存秩序。我是为了传播未经篡改的列宁主义，为了揭露那些篡改它的人。”

检察官：“如果仅仅只是传播列宁主义，那你为什么要躲到地下去？完全可以在党的政治教育体系和会议上宣讲。”

格里戈连科回应：“你比我更清楚那是不可能的。列宁主义只能在地下传播，这个事实本身就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当前党的领导层已经背离了列宁主义的立场，因此丧失了领导党的资格，而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则有权力去反对这样的领导层。”

本：说得好。要知道，格里戈连科可是苏联军队的一位少将。当人们说异议者都是社会边缘人群时，我总会提到格里戈连科，因为他与那个社会一样根深蒂固，他本身就是体制和教育体系的产物，就像你能想到的任何苏联人一样。我希望这会成为这本书逐渐浮现的一个深层主题：正统思想往往孕育出自己的异端。

很难想象，格里戈连科这样的人存在于苏联以外的社会。他简直是苏维埃价值观的代言人。这些人完全是体制的产物，他们的思维方式非常“苏联”。但他们却把这种体制提供的认知范畴和道德理想，重新导向了国家完全没预料到的方向。

乔丹：伊恩，在中国近年的许多抗议活动中，来自左派的批评，其力度丝毫不亚于来自“意识形态自由派”的批评。当前中国政府，并没有按照一些人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理想去实现，而是按照习近平的定义在行事。

伊恩：在中国的语境下观察这些人时，同样不要误以为他们只是边缘人群。实际上，很多人深深扎根在“体制内”。他们既是批评者，也是撰写相关内容的人。这不仅在毛泽东时代如此，今天也是这样，这些人往往掌握更多信息，对体制运作有更深入的理解。这反而让他们成为更有力、更有效的批评者。

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关系

伊恩：在阅读这本书时，我注意到苏联领导人似乎比我预期中更在意西方。在中国语境下，比如在90年代试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人们才会关注西方政府的看法。但苏联领导人似乎更在意自己在西方国家眼中的形象。这种说法准确吗？这种敏感性在他们能获得的容身空间里起到了多大作用？

本：这很准确，而且非常重要——对西方舆论的敏感性。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有一个时刻让我深刻体会到这一点，虽然我没有在书中提及，现在可以分享给你。

我参考的文件类型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政治局会议记录。在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联邦对研究人员相对开放时，可以获取大量政治局会议记录，包括涉及人权、异议人士和西方批评的讨论内容。

其中有一段，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正在抨击西方对苏联政策的报道，并引用了《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一篇批评性文章。我出生并成长于在巴尔的摩，《巴尔的摩太阳报》是份很不错的报纸。它在美国报纸等级体系中，大概属于二三流，显然不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迈阿密先驱报》或《洛杉矶时报》重要和有影响力。

所以我心想：“好吧，深呼吸，意识到苏维埃共产党总书记、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首脑，竟因一篇发表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的文章而恼怒。” 有没有哪位美国总统能说出除《真理报》和《消息报》之外的苏维埃报纸？我严重怀疑。这让我深刻感受到苏联领导人对西方批评的极度敏感。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勃列日涅夫会在乎《巴尔的摩太阳报》对他或他政府的评价？这恰恰说明，苏联自视为与西方国家同属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化传统。他们不认为自己与西方在文明上存在本质差异。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认为比资本主义更具文明优势。但关键在于，他们所依循的历史叙事其实是一个传承的故事——就像基督教源自犹太教，或者像其他宗教在时间长河中的演化。

对苏联领导人而言，西方人如何看待他们确实至关重要，这不仅因为他们正与西方社会竞争并试图超越它们，更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本质上是这些社会的延续。因此，如果有人将苏联描述为在以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为起点、形成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传统的历史轨迹中落后或迷失方向，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伊恩对此了解得比我多，但我曾在关于亚洲特殊性的辩论中读到过一些内容，当亚洲国家面临人权侵犯指控时，他们会辩称人权是一种西方文化代码，而这种个体主义观念并不适用于以家庭和集体为基本单位的社会。苏联领导人从未像新加坡或中国领导人那样，声称“人权只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坚持认为自己在人权问题上拥有更高的标准。换句话说，他们自信能够在西方最自豪的领域里击败西方。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它揭示了两种体制的根本差异，而且直到今天，这种差异依然存在。

当然，如今的对比没那么鲜明了。普京及其团队早已对西方的指责不以为然，他们不再觉得自己需要在一个包含西方的价值谱系里为俄罗斯辩护。于是我们听到的，是“俄罗斯世界”的说法，是“俄罗斯作为独立文明”的论调。这套思维方式，对中国来说更古老，也更熟悉。

伊恩：中国政府对人权批评的回应纯属战术性的。例如，他们可能会发布白皮书，指出美国也存在人权问题，但这往往是一种“不屑一顾”的方式，本质上是在说：“你们认为我们有问题？你们的问题同样严重。” 与那些签署《赫尔辛基协议》并承诺具体标准的国家不同，中国从未真正接受过外部的人权标准。根本上，他们并不像西方那样看重这些批评。

这凸显了两种制度之间的显著差异。在苏联，深层次的经济问题催生了民众对异议人士的广泛支持。相比之下，在中国，毛泽东时代结束后经济状况相对迅速改善，导致异议运动缺乏广泛的基层支持。这与你在结论中引用的德国历史学家莫姆森对纳粹时期的观察相呼应——“没有人民的抵抗”。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这是戈尔巴乔夫无法复制的），有效削弱了中国潜在的异议支持，与苏联形成鲜明对比。

本：是的，这非常重要。若要问苏联在其整个历史中取得的最伟大、最具深远影响的成就，那个国家的人都会告诉你：二战中战胜了纳粹主义。那是他们的辉煌时刻。普京的讲话也只是在不断强化这一点——即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纳粹德国，这场史诗般的斗争付出了大约2500万人的生命代价。

拥有这样一项巅峰成就的问题在于，它被固定在过去的某个节点，并随着时间推移，它对当前一代人的影响不断减弱。相比之下，中国政府最伟大的成就是使7亿人摆脱贫困。这一成就持续提供着物质福祉——是一份不断带来的红利。它不是一个停留在1945年的事件，不像所谓“伟大卫国战争”那样早已结束。作为正当性与声望的来源，中国政府所掌握的“产品”，要远比苏联政府或当今的俄罗斯政府更为有效。

乔丹：是的，威望这个主题在过去的《话中国》节目中多次提到。我们甚至制作过一个长达四小时的两集系列节目，探讨新书《统治世界》。本，苏联领导人在面对某些问题时的尴尬程度令人惊讶。你经常提到，政治局要为如何处理像萨哈罗夫这样的人物开上三四十次会议。他们竟然如此在意有人开他们的玩笑，并向全世界揭穿他们其实是个“皇帝没穿衣服”的社会，真是不可思议。

本：是的，这一点我一直难以完全理解。一方面，苏联有着极强的自信。他们赢得了战争，率先把人类送入太空，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国家，受到全世界的敬畏与尊重，不再孤立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东欧拥有多个盟友，在亚洲和非洲不断扩大影响力，甚至在西半球还有古巴。这些都是成功与成就的明证。

这甚至还不包括他们在象棋、物理、数学、芭蕾、诗歌和文学等精英领域的杰出表现。在高雅文化方面，苏联几乎满足了所有标准。然而，正如你指出的，那些显露出来的不安全感与实际威胁完全不成比例。人们会觉得，苏联内部存在一种深层的、无法摆脱的焦虑。

亨利·基辛格在和平时期曾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即便莫斯科的报摊可以出售《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打破国家对信息的垄断，也不会对苏联造成实质影响。但显然，政治局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不能容忍任何会干扰他们控制苏联公民信息获取的因素。于是他们试图干扰西方短波广播，惩罚异议人士，甚至搜查数千甚至数万个公寓，试图彻底销毁所有地下出版物。这怎么可能？因为这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文本生产体系；你根本无法彻底管控，而克格勃在这方面也彻底失败了。

要完全理解尤里·安德罗波夫（曾任克格勃首脑，后来短暂担任苏共中央领导人）等人的思维方式颇具挑战性。他是如何在苏联的表面安全与深层不安全感之间寻找平衡的？他是否真的认为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异议人士是对苏联体制的致命威胁？仅仅一本《古拉格群岛》就耗费了当局如此巨大的精力与焦虑，令人震惊。

尽管如前所述，核心的异议群体在2.5亿人口中可能从未超过一千人，但政权却将这些作品和个人视为潜在的致命对手。我不得不自问，这群小小的异议分子为何会显得如此有威胁？部分答案在于，苏联内部存在一种未被承认的焦虑，即对自身制度可持续性的担忧。另一部分原因是，当局认为这些异议者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傀儡。尽管他们看似一群知识分子或边缘人物，但既然被认为有中情局、军情六处及其他安全机构的支持，就被视为真正的威胁。至于其中更深的谜团，我至今仍无法解开。

前车之鉴

伊恩：这其中还有一个推论。如果他们真的当回事的话，习近平曾在一次讲话中哀叹苏联的解体。他说：“到头来，没有一个人有勇气站出来拯救它。”言下之意是，为什么当时没人派坦克上街？为什么任由整个体制轰然崩塌？一方面，他们对这一切极为认真，但最终似乎也被同样的恐惧或焦虑所困扰，无法采取任何行动。

本：苏联解体仍是一个最大的谜团：一个曾经武装到牙齿、并且在历史上遭受过最致命攻击（1941年6月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行动”）中幸存下来的超级大国，最终为何会像纸牌屋般崩溃？

我倾向于认为，并不在于恐惧和焦虑。你准确指出的真正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损失最大的人——政治精英——居然没有奋起抵抗。为什么苏联体制中的利益攸关者没有更积极、更主动，甚至不惜动用暴力去捍卫它？

答案有两部分。其一是戈尔巴乔夫，他策划了那一系列最终无意中瓦解了整个体制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极其纯正的列宁主义者，他深刻掌握并内化了重申布尔什维克理想和列宁主义的语言，以至于党内官僚机构和国家机器中的对手找不到一套截然不同的论述来反驳他。他几乎把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的语言据为己有，使得苏维埃保守派和体制捍卫者极难在话语上超越他。直到相对较晚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意识到，戈尔巴乔夫虽然听起来像是苏维埃价值观和苏联体制的完美代言人，但实际上却是在试图修复与改革的过程中把它推向瓦解。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有句名言：专制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启动改革运动之时。那时一切都可能失控。

其二是制度合法性的缺失——苏联精英未能像习近平所说的那样“像个男人一样站出来”，去捍卫他们自身利益和养育他们的制度的另一个原因是，异议人士在无意中帮助掏空了该体制的合法性。当然，这并非他们的初衷。要记得，他们的目标是向同胞传播法律意识，并推动苏联国家更加守法。但这两个目标都失败了。而相反，克格勃在这些审判的后续处理中愈发无视法律。判决结果总是有罪，刑期不是五年就是六年或七年，因为在庭审开始前，克格勃就已给辩护律师打好招呼，直接指示最终结果。但这些审判的政治影响却是一场灾难：政府显得笨拙、粗暴、专制而又神秘莫测。

从历史角度看，异议运动带来的意外效果——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效果——是掏空了政权的合法性。它一次次证明，苏联这个自诩为“人类历史先锋”、声称自己是地球上最现代、最前卫社会的国家，却连自身的法律都无法遵守。它不断地即兴应付、不断地破坏自己建立的法律体系。要调和这两种现实——一方面是作为历史先锋的形象，另一方面却是一个本质上无法无天的政府——几乎不可能。正是这种无法化解的矛盾，动摇了人们对体制的内在忠诚，也促使他们质疑官方的自吹自擂。

此外，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个制度已经运行了半个多世纪。革命的能量，如同一切能量一样，逃不过熵增的规律，终将逐渐消散。到了八十年代，我们看到的是我所谓的“第二代社会主义”：它缺乏第一代布尔什维克所拥有的热情、嗜血与坚定信念。

对于研究苏联历史的学者而言，学习中文的众多优秀理由之一在于，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更深入地研究了苏联解体，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必须彻底掌握的最重要历史事件。绝不能让中国重蹈苏联覆辙。我非常希望能够直接阅读中国历史学家关于苏联解体的著作，因为他们得出的教训，对当前中国政府如何理解自身定位、避免哪些错误、采取哪些行动，至关重要。

据我从二手资料中了解，中国主流观点认为苏维埃的解体源于意识形态活力的衰退和信念的丧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习近平坚决要求持续强化对党、国家与民族的意识形态承诺。这正是国家如何从他国经验中提炼历史教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例证。

1989年5月，赖亚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参观中国长城

乔丹：本，在您所描述的时代背景下，这点颇具启发性。当今中国社会的内容极为丰富，且民众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脱离的国家直接干预，这与苏联的经验完全不同。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上世纪30和40年代，也贯穿了苏联60、70和80年代。你不必时刻听国家媒体的宣传。你可以阅读几乎任何自己想读的书籍，甚至可以基本上访问西方互联网，观看MrBeast的视频。实际上，他在哔哩哔哩上也有账号。相比之下，苏联后期国家的虚伪性，对民众日常生活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生活体验。

一方面，当代中国共产党（CCP）的生存策略似乎是：“我们会让人民越来越富裕充实，从而让他们无暇去思考政治问题。” 然而，对于像习近平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对党及其使命怀有深厚信念的人，这种策略多少令人失望。让人们政治上麻木不仁并非理想状态，它既不令人满意，也难以成为可靠的长期策略。

此外，中共还在尝试，有时显得笨拙，有时更为有效，将党的意识形态融入大学课堂及其他社会领域。伊恩，你如何看待这种一方面鼓励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又努力让他们重新“调频”至党的意识形态的矛盾？

本：在中国互联网上，你真的可以无惧后果地获取几乎任何你想获取的信息吗？

伊恩：很多内容确实被屏蔽，但只要你不过多质疑社会现状，仍能过上非常充实的生活。大多数人觉得他们已经获得了几乎所需的一切。如果你曾留学，可能想上 Facebook，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本土社交媒体已完全足够。人们普遍生活富足，还能自由旅行。

当然，也有人希望知道更多信息。即使你想了解 1989 年天安门事件，政府渠道也有相应条目。若你在百度上搜索，会看到官方叙事：当时有一些“暴徒”制造骚乱，政府不得不介入。甚至会展示政府坦克被焚毁的照片。如果看到“坦克人”照片，官方解释会是：“没错，坦克人——这说明政府并没有碾压民众；画面显示的是一名男子站在坦克前，而坦克正试图绕过他。”

他们雇佣了大量人员来搭建这样一个矩阵般的替代现实。如果你真的执意要深入挖掘，可以翻墙。但大多数人，像在任何国家一样，其实对政治并不热衷。对90%的人来说，只要明天比今天好，那就够了。

本：是的。这种生活描述与我眼中的70年代苏维埃公民并不相差太远，只是缺少经济繁荣而已。但人们仍然觉得可以在国家持续的意识形态动员之外为自己开辟出一片天地。尽管没有互联网，但通过短波广播、大量流通的外国文学作品，人们依然能接触到不少信息。正如你所说，大多数社会中的人都不太愿意直接参与政治。苏联时期如此，如今的俄罗斯也是如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政治被视为肮脏的、带有道德污染的东西，所以人们宁愿与之保持距离。

“前世今生”

伊恩：我们之前讨论过，苏联异议运动主要由男性主导，但也有许多重要女性参与其中，包括许多参与编纂地下出版物的著名人物。但她们的角色是什么？中国早期的异议运动，尤其是在天安门事件后，常被批评为男性主导，男性自我冲突激烈，形成更多相互对抗而非对抗国家的组织。相比之下，近年来中国或许唯一持续存在的反国家民间社会结构是女性主义运动，女性的合作似乎比男性更能推动事情的发展。我并非要简化或理想化这些现象，但我好奇苏联时代的情况，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男性领袖。这是为什么？

本：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问题在于，究竟是谁做了什么，以及在一个表面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劳动分工、正式等级或领导层的运动中，是否存在未言明的性别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运动中存在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其理念是人们应根据良知指引进行抗争。但如果你看看历史，看看谁提出了重要的纲领性声明，谁阐述了法律至上主义哲学，以及谁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为苏联政府提出政策建议，你会发现这些活动主要由男性主导。我们可以详细讨论人们实际扮演的角色。绝大多数打字和接龙制作地下刊物的人都是女性。

但提出这个问题时，还需考虑另一个层面，因为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媒体报道方式的影响。西方媒体是通向真正乐于倾听的受众（即西方公众和政府）的强大桥梁，这与苏联国家和绝大多数民众之间完全缺乏任何对话形成鲜明对比。由于西方媒体至关重要，其报道方式最终深刻影响了异议运动及其中的个人形象。

西方媒体一贯的做法是，从众多人物中挑选出少数几个给予极高的关注和强烈聚光灯效应，使安德烈·萨哈罗夫、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纳坦·沙兰斯基等人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我并非要贬低这些个人物，他们极为出色。萨哈罗夫是世界级的物理学家，索尔仁尼琴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我也不想贬低西方记者。坦白说，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若能担任报社的莫斯科记者，说明你已经是外派记者中的佼佼者，因为你被派驻到冷战敌对阵营的中心地带。这些人非常有才华，但几乎清一色是男性，无论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世界报》还是《法兰克福汇报》无一例外。他们带着一整套不言自明的假设，认为这种运动的可信领导者只能是男性——克格勃似乎也抱有同样的看法。

从西方报道可见，他们往往称呼某人为“萨哈罗夫的夫人”，而不是用她自己的名字——叶莲娜·邦纳。同样，他们会说“辛尼亚夫斯基的夫人”，而不叫玛丽亚·罗扎诺娃；说“丹尼尔的夫人”，而不叫拉里萨·博戈拉兹。我提及这些例子是因为命名惯例体现了对性别角色的某些隐含假设。拉里萨·博戈拉兹在整个异议运动中的重要性远超她的丈夫和前夫尤利·丹尼尔。我不会说叶莲娜·邦纳比萨哈罗夫更重要，但她所作出的贡献完全不同且独立于萨哈罗夫。她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他内向、害羞，沉迷于物理问题；而她则是一个斗士，绝不接受任何“不”的回答。

叶莲娜·邦纳（左），萨哈罗夫（中），索菲娅·卡利斯特拉托娃（右）。1986

西方媒体的报道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让这一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为人所知，但也充当了一个过滤器，突出了某些人（几乎全是男性）的重要性，而让许多其他人几乎消失在视野之外。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书的副标题是《苏维埃异议运动的多样面貌》。因为，尽管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两位诺贝尔奖得主）值得我们尊敬，但他们并没有创造这场运动，也没有领导这场运动。在许多方面，尽管他们非常重要，但他们并不是推动运动前进的关键力量。我希望突出那些被西方和当今俄罗斯大多遗忘的其他人物。

顺带一提，副标题还有第二层含义，是一个文字游戏——苏维埃异议运动的“多样面貌”也指该运动曾多次面临灭顶之灾，几乎被克格勃彻底摧毁，每一次都不得不重新定义和重塑自身，以新的方式、高举法治旗帜，直到1982年最后一次几乎被彻底粉碎。

乔丹：自本书出版以来，是否有读者提供了意外的信息或联系？

本：确实有读者联系我，说“哦，我认识某某某”或“为什么不提某某某？”但对我来说，最出乎意料的反应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在2023年夏天完成这本书，2024年夏天出版，而同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

我参与这个项目初衷是想理解生活在威权社会中的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在公共事务中参与的可能性。我的研究背景是俄罗斯和苏联历史，因此自然以苏联为案例，显然也希望为研究中国、伊朗、朝鲜及其他威权国家的人提供启发。但大选发生后，人们开始将这本书视为2025年在美国做异议人士的指南。他们开始自问：“在一个似乎决心（用委婉的说法）反复曲解、滥用甚至公然违反法律的政府下，一个法治平台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故事在美国引发的共鸣，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它一再被提及。

乔丹：有趣的是，我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反。你看，我名义上算是个公众人物。我有播客和时事通讯，很多人阅读。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言论，几乎不会有任何后果。我正在反思伊恩书中和你们书中的那些人物，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与风险，以及对抗政权这一决定的严肃程度。

你想想看，美国有六千万选民投票给特朗普的反对者，对吧？我们还有定期的选举，每隔几个月就有特别选举、市长选举。抱歉，各位，你们可不是什么苏联异议人士。我们依然有一个完整的制度，还有法治。我的结论是，这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从战略经验的角度，以及“别太自我陶醉，以为在法庭或选举中挑战当权者并赢得胜利时，你就像十字架上的受难者”的角度，这种类比几乎让我觉得是在冒犯俄罗斯和中国今天异议人士付出努力与牺牲的人的记忆。

本：没错，这完全是公允的。正如你所说，参与异议活动所承担的风险、所涉及的代价，在这两种环境中完全不同。但如果你认为法院和自由媒体是制度中最重要的抵抗力量、制衡机制、对过度扩张的行政权力的约束，那它与异议运动的故事确实是有共鸣的。

地下出版物就是他们的自由媒体，而各种审判则是他们对苏联司法体系的考验。是的，差异当然更大、更明显，但谁能想到，相似之处居然也如此鲜明呢？

乔丹：最大的差别在于，不仅仅是法院和媒体，而是权力本身。在任何情况下，沃尔平都无法当选苏维埃政治局成员。而美国有参议院，53个共和党人和47个民主党人。顺便说一句，共和党人几乎都无法通过任何法律。而且18个月后就会有一次新的选举。这是不会缺席的。

这种反差非常鲜明：面对一个难以想象的、单一而庞大的政权来说，异议人士的斗争常被视为绝望的。光是想象一个变革可能的世界，就需要对真理与自由怀有深刻的、近乎神圣的信念。这种存在性的承诺正是这些异议人士的写照。

而在美国，人们只需开始为14个月后的选举展开竞选活动。两者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将当代美国政治行动与威权国家真正的异议人士作出的牺牲类比，更像是一种自我英雄化，而不是认真的对比。

本：是的，有可能。我本希望美国读者如果倾向于那样的比较，能从中得到这样的启示：如果苏联异议人士能在一个无望程度比我们高出好几个数量级的体制和环境下坚持行动，那么我们在这个国家就没有理由失去希望。因为我们有更多理由保持乐观，相信制度能够经受住压力测试。这才会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收获。只是如你所知，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解读事物。

乔丹：有没有一部电影、迷你剧或某种戏剧化作品，是你特别希望由此诞生的？仅仅挑选其中一两场审判并将其改编成一部剧情片，就会非常特别。

本：俄罗斯人制作了多部关于异议运动的纪录片，其中包括去年夏天在囚犯交换中被释放的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他非常了解异议运动并采访过许多前异议人士。我不知道有没有戏剧化改编。有一位导演正在考虑拍摄一部关于安德烈·萨哈罗夫的传记片。

我认为围绕一个个体来组织剧本比围绕我的书更容易，因为我的书涉及几十个角色。但如果有人愿意尝试，我当然会很高兴。我只是希望这位导演能真正捕捉苏联生活的质感，而不是把它好莱坞化。

乔丹：我觉得可以围绕其中一场审判来展开。那两位小说家——简直是宝藏。我们没怎么聊过阿马尔里克，但他太经典了！我意思是，对话都已经写好了，就等着被搬上银幕。

本：是的。有时写作时，我只是觉得需要对我的资料来源做到公正，因为它们本身已经如此精彩。

乔丹：······本。我们可以用两段引语来收尾，聚焦于这些人及其经历。我们甚至还没提到苏联的国际外交政策维度，以及如何持续为这一运动注入动力。瓦迪姆·德拉奈（Vadim Delaunay）在一次法庭听证会上说过——他参与了196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入侵后的公开示威——“我的一生都渴望成为一名公民，一个能够自豪而平静地表达自己想法的人。在那10分钟里，我就是一名公民。”

萨哈罗夫有一句话：“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自己。苏联社会已经走上了一条自我净化之路，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污秽。一点一滴，我们正在从自己身上挤出奴隶的本质。”

这些人对自己、对同辈、对世界所带来的自我净化与升华，是让我印象深刻且难以忘怀的事情之一。

本：这也会让我难以忘怀。

乔丹：·····我们以一首歌作结。本，有没有一两首歌让你感到灵感迸发，或者能捕捉到地下出版运动的精髓？

本：有的。幸运的是，异议运动有一种“配乐”，那就是所谓的“吟游诗人”创作的音乐。这些歌者男女都有，用自己的吉他伴奏，常常调音不佳。但这是刻意的选择，就像地下出版物一样，粗糙、不加修饰，充满汗水和尘土。他们真正是诗人，将诗歌谱成音乐。

我最喜欢的歌手兼词曲作者之一，同时也是演员的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Vladimir Vysotsky），有时被称为“苏联的鲍勃·迪伦”。他有一首歌叫《猎狼》（“Охота на волков”），讲述了狼面对试图杀死它们的人时所展现的本能。这首歌常被解读为对异议运动的隐喻：异议者无法违背自己的本性，只能遵从内心的驱使。异议者就是那些无法忍受自己袖手旁观、不站出来反抗所见不公的人。

文章来源：议报  链接：https://yibaochina.com/?p=256465】

译者： 苏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