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公眾要問：反對派政治運動具體要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這裡必須明確規定，反對派政治運動本質上是一個社會互動倡議，不存在以犧牲他人為代價的政治煽動，也不支持任何急躁冒進的政治冒險。這個倡議的目標是通過有效的社會互動，確立一個橫跨海內外的行動者關係網絡，再經由這個關係網絡，向中國大陸輸送新的社會變革思想、新的文化理念和新的生活方式。

參與者必須清晰而且準確地理解：社會互動倡議的性質既不是行動、也不是組織，而是傳播思想、理念和生活方式以及形成新的社會認同。其設計原理是：行動和組織很容易被鎮壓，但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很難被鎮壓，甚至都無法監控。比如中共當局在2019年前後，很容易就鎮壓了東北地區一個叫“協和會”的組織，這是因為中共當局嚴密監視一切結社活動，行動和組織是最容易鎮壓的目標。

但反對派政治運動是倡議和傳播思想理念與生活方式，是培養一個看不見的反對派群體。在《七七憲章》簽署者團體反復遭當局打壓的時候，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並沒有什麼動靜，幾乎沒有抗議活動，也沒有幾個組織引起當局警惕，但是社會變革就在思想傳播過程中發生了。經由地下出版物傳播的哈維爾思想鼓舞了一代年輕人，他們去參加地下搖滾音樂會，去過當局很反感的西化生活，比如穿牛仔褲、留長髮、喝可樂等等，這些都是看得見的層面，是社會主動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是從心理上主動疏遠和孤立政權，是沉默的大多數把自己轉變成了看不見的反對派，是用非政治手段來反抗政治。

事實上，2022年底的“白紙運動”也產生了類似的效果：在白紙運動爆發之前，所有人都覺得監控無處不在、鎮壓無所不能，絕大部分人都遵紀守法，不敢違抗清零政策；但是一旦沉默的大多數突破了心理障礙，即使清零政策並沒有正式結束，其他人也一樣大搖大擺地出門，這就是沉默的大多數用非政治手段來反抗政治。

這就是哈維爾講的“反政治的政治”：它並不要求沉默的大多數打著反對派旗號招搖過市，而是鼓勵沉默的大多數接受反對派的替代方案，用非政治手段來疏遠和孤立專制政府。中國的反對派政治運動要傳達的正是這種理念，這是一種求新求變的社會信念，是引導沉默的大多數把尋求政權更迭的迫切心態，轉變成在現實中普遍疏遠政治權威。

白紙運動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是，具有明顯政治反對傾向的群體其實很弱小，在沉默的大多數抗議退潮之後，留在街頭的政治反對者就成了被鎮壓對象。

另一方面，之所以需要通過反對派政治運動來削弱和瓦解中共政權的依附者群體，是因為這個依附者群體還相當龐大，遠遠不像一些人鼓吹中國崩潰論時錯誤估計那麼多，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參加公務員考試的年輕人群體年年都在上漲。據公開可查的資料顯示，2025年省考報名總人數達到530萬，而國考報名總人數已超過341萬。不管這些人有多少是出於投機目的或者迫于生存壓力，這種現象都表明年輕人群體在強化對政權的主動依附。

正因為存在這樣的情況，不削弱或者不瓦解社會對政權的依附，要在中國推進社會運動勢必舉步維艱，而反對派政治運動恰恰就是為了創造這種條件：反對派政治運動要尋求的目標就是強化社會群體對政權的疏遠和不服從；具體來說，就是培養更多的潛在反對者，即使這些群體作為沉默的大多數平時並不發聲，但他們是社會運動的潛在支持者，他們會在反對派聯盟領導下抓住下一個歷史機遇，最終完成社會變革和國家轉型。

民主運動流亡群體以推翻中共政權和實現民主變革為目標，但是這個目標太不接地氣，使其執行層面變得極其困難。這個目標顯然忽視了社會運動才是創造社會變革的關鍵力量：民主運動流亡者不但不關心如何引爆社會運動，還缺乏系統性策略來一步一步實現其反抗目標，甚至對微觀層面的社會變革也不屑一顧，想當然以為中國民眾支持民主運動，完全沒有意識到海外民運圈已經與中國大陸社會脫節，現在除了詛咒中共政權，什麼也做不了。就此而言，海外民運圈普遍在政治層面非常不專業，在戰略層面還一塌糊塗，因此受到非議和攻擊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部分民運領袖轉向民權運動反而是很務實的做法，但公眾必須清楚地意識到：光靠民權運動肯定無法推翻一個極權國家）。中共政權其實反而沒有必要太把海外民運圈當回事，而且根本犯不著指使人用謾駡和攻擊，來指出海外民運圈自身的結構性問題和戰略層面的嚴重混亂。

與海外民運圈過於淩空蹈虛的宏大目標非常不同，新生的社運圈就以社會運動為目標，其中作為社會運動重頭戲的反對派政治運動，還致力於重新修復中國大陸和海外流亡群體的斷層。

反對派政治運動有兩個首要戰略目標，一個是培養反對派群體，另一個是打造一個聯結海內外社群的平行社會合作框架。反對派政治運動的再政治化和再社會化策略，都將為實現這兩個戰略目標服務。

反對派政治運動之所以要重新調整戰略目標，是因為意識到依照民運圈的無效反對模式，既不可能引發革命，也不可能引發社會運動；所以，反對派政治運動從根本上講既是為社會變革注入新變數，也是直接推動社會變革，為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和反對派運動創造時代浪潮。

那麼具體可以做什麼呢？結合中國的社會現實和前中東歐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至少可以從以下九個突破口推進反對派政治運動：

第一，搭建可複製、可裂殖、可擴張的早期合作框架。從波蘭社會運動史可以明顯看出來，1960年代波蘭天主教團體的反對者關係網，是後來團結工會時代反對派關係網的雛形。而這種由無數中間人搭建起來的關係網，不僅有力避免了反對派群體內部爭鬥，還從實質上促成了廣泛的社會合作和社會團結，保障社會運動得到此起彼伏的回應。也就是說，波蘭反對者群體根據早期合作模式，演化出覆蓋範圍更廣和形式更複雜的全國性關係網。

這種可複製、可裂殖、可擴張的早期合作框架，起初需要在專業政治顧問指導下進行，將多個獨立個體和小團體搭建成一個小型關係網。這個小型關係網不僅要致力於早期結社嘗試，還要總結出一套可複製的合作模式。在1981年波蘭實施戒嚴令以後，波蘭團結工會的組織模式直接啟發了很多個其他地下運動組織，它們雖然與團結工會互不隸屬，卻直接沿用了團結工會的高效組織和動員模式，形成了非常良好的社會合作環境。

鑒於中國大陸社會監控風險，培養這種早期合作模式，不可避免需要利用自由開放的國際環境；在形成比較成熟的合作經驗之後，可再透過中間人橫向複製和發展出向中國大陸延伸的關係網。

第二，利用多媒體平臺和新通訊工具進行公共政治訓練。公共政治訓練包括但不限於結社訓練、宣傳動員培訓、分歧管控培訓、安全技術培訓、政治科學教育、社會運動歷史教育，以及遊說、演講和資金募集與管理等方面的培訓課程。

從根本上講，公共政治訓練既是培養組織、策劃和參與社會運動的實踐能力，也是培養一種務實的政治能力，避免被好高騖遠的浮躁情緒誤導，形成眼高手低的社會風氣。公共政治訓練既可依託早期反對者關係網進行，也可以個體或團體名義組辦；既可以公開進行，也可以半公開或者不公開；既可以線上進行，也可以線下進行。組辦方既可以定期召開學習交流會議，也可以組織論壇進行專題討論。這些學習交流會議和論壇將用於檢驗公共政治訓練成果以及實際應用情況。鑒於中國大陸社會監控風險，組辦方在組織相關培訓課程之前，需要提前設計好安全的匿名參與模式，為有保密需求的受訓人員提供安全保障。

第三，進行新型結社和集會嘗試。通常情況下，極權國家監視和鎮壓一切常規結社和集會活動。為了最大化降低政治風險，結社和集會模式需要重新突破窠臼。

當代人過度依賴社交媒體和網路通訊工具，誤把網路聊天群組和社區當成主要結社和集會場所。事實上，網路聊天群組和社區是一種完全無效的結社和集會模式。社會運動中的結社活動通常是從小團體開始，通過小型關係網引薦並且有層層背書加持的成員，不僅可信度更高、更容易實現內部團結，還更便於實現高效率的內部討論和分工合作。但必須明白，學習結社和集會的目的不是討論政治，而是實現真正有價值的學習，甚至學習結社和集會本身就是目的。比如以興趣社或讀書會的名義集結的一個小團體，在端對端加密的網路電話會議中也可完全不必談及政治，而是純粹圍繞興趣或者每期主題。

與一般網路聊天群不同，有效的結社和集會活動，不但形成高效溝通的行為模式，更重要的是培養團體之間的互信互助和合作精神，強化個體的歸屬感，加強個體之間的情感紐帶。即使只是純粹的知識討論小組或者興趣小組，在高度原子化的社會裡，也是恢復社會自組織能力的關鍵一步。即使在前中東歐國家，很多地下組織也不一定有政治用意，但是一旦社會恢復了自組織能力，要進行社會動員就變得更加容易了。

只有社會恢復了自組織能力，你才能說一個社會準備好了，也就是說，具備推動社會變革的基本條件了。儘管當局同樣也可能鎮壓與政治無關的結社活動，找准灰色地帶和充分利用網路加密通訊技術，仍然可以將風險控制到最低。中國大陸近年以追星族為主的“粉絲後援會”實際上也是一種類似興趣社的結社模式。這種特殊的“飯圈文化”不僅有強烈的情感紐帶，還有一定程度的組織化和內部團結。有的粉絲後援會運營模式甚至接近企業。中共當局清理“飯圈文化”，明面上說是因為“飯圈文化”滋生了許多非法活動和極端行為，實際上是當局忌憚追星族團體的結社模式，因為其結社活動可能超出党國監控範圍。但是當局的打壓並沒有想像那麼高效，即使是追星團體也沒有那麼容易解散，更何況中國社會永遠有很多其他屢禁不止的問題。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在中國社會存在一個有待探索的灰色地帶，在那裡不僅結社和集會是可能的，甚至也可能擦著政治紅線進行。

比如前面提到的“協和會”2018年成立于吉林長春，有比較明顯的政治結社和地下活動性質，其早期活動可追溯到2013年，直到2019年被中國公安抓捕以前，這個組織的骨幹成員在灰色地帶遊移了將近六年。總體來看，“協和會”的結社模式並不是很典型的秘密結社，尤其沒有經過專門的秘密工作訓練，還欠缺地下組織的運動經驗。2018年遭到當局鎮壓的成都秋雨聖約教會，也不是很典型的秘密結社，在缺乏秘密工作訓練和缺乏地下運動經驗的情況下，也堅持了近13年之久。這些情況表明，中國社會確實存在一個監控觸角難以充分抵達的灰色地帶，如果採用不斷升級、不斷變調、不斷自我革新的新型結社和集會模式，再加上遍地開花的人海戰術，實際上同樣會給中共當局造成監控和鎮壓困難，中共當局一樣會像前中東歐陣營那樣，面臨國家鎮壓不了社會的難題。

對於反對派政治運動來說，其重要任務理應包括持續探索中國社會的灰色地帶，形成一系列社會運動策略，培養一批有政治能力、有運動經驗的社會運動骨幹。事實上，在白紙運動衝擊之下，中共當局的外強中乾特點已經暴露無遺，國家監控體系並不像想像那麼滴水不漏。當時北京方面一邊反復強調堅持清零政策不動搖，一邊根本鎮壓不住全國各地此起彼伏的不遵從行為，清零政策爛尾就跟那些無視封控政策、堅持出門的集體行動有直接關聯。

但是公眾必須明白這樣一個前提：假如不通過有效的社會動員充分調動社會積極性，再成功的地下活動經驗如果得不到廣泛響應，事實上也一樣等於失敗。那麼宣傳和動員工作要怎麼開展呢？

第四，運用數字行動主義策略發起社會互動倡議。數字行動主義是一種新型宣傳動員策略。數字行動主義於上世紀90年代伴隨互聯網興起開始出現，有時被當成是一種新型社會運動模式。近二十年東西方世界叫得上名字的社會運動，基本上都經歷過一個網路輿情醞釀階段，在引爆社會運動浪潮之後，線上運動和線下運動還呈現出交相呼應和互相轉化的趨勢。

這種運動模式在當前國際社會相當主流，與傳統的社會運動模式有很大不同。但是有不少人對社會運動的認知，還停留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工人運動上，這種陳舊的認知，已經遠遠不足以用來解決中國當前的社會問題了。

即使在網路審查和社會監控相當嚴重的中國大陸，數字行動主義也不是沒有生存空間。中國人熟知的“帝吧出征”就是數字行動主義的其中一種形式，只不過是用在了歪門邪道上。

另一種同樣常見的數位行動主義，就是利用社交平臺進行網路實名舉報，有時候網路實名舉報也可能激起民憤，引發社會輿情的討伐效應。但是簡體中文世界最可能引爆社會運動的數字行動主義，無疑受到推特用戶“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啟發。2022年底，中國大陸爆發白紙運動期間，“李老師不是你老師”跟進即時網路投稿報導，形成了線上線下、海內海外，交相呼應、互相轉化的“再社會化”態勢。儘管白紙運動轉瞬即逝，其中的社會互動模式卻暴露出未來中國社會運動的新方向。簡單地說，就是海外離散群體利用流亡的公共領域進行反向宣傳動員，形成了倒灌中國大陸的社會運動。在“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引領這種成功的社會互動模式之後，國際社交媒體中文社區也出現了許多效仿者，均利用網路投稿揭露社會問題和針砭時弊。2025年，“李老師不是你老師”團隊發起“611ICU”、“牛馬ICU”和“自由散步“專案，再次形成了新的社會互動模式，是對數位行動主義的進一步升級，也是向社會運動轉型。這幾個項目不僅搜集和匯總了中國社會問題資料庫，還利用輿情形成了倒灌效應。數字行動主義在實踐中連通了國內社會和海外離散社群，形成了有效的“再社會化”互動。參與者在實際互動中放下具體政治分歧，就具體社會行動進行互相配合。這表明有效社會互動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管控社會分歧，而缺少社會互動或者無效社會互動則可能讓位給過度清談，過度清談有時候就是社會分歧擴大、社會怨恨加深、社會不寬容程度惡化的直接誘因。

對於反對派政治運動來說，繼續升級數字行動主義策略，繼續利用數字行動主義策略強化社會參與和社會互動，不僅有利於改善民生，還有利於通過“再社會化”互動形成社會紐帶。換句話說，社會紐帶通常就是通過社會互動形成的。事實上，靜態的社會紐帶不但無法扮演有效的社會角色，還無助於克服社會原子化危機。

只有在“再社會化”互動中形成的紐帶，才能夠創造互信、互助和合作精神。如果缺少互信互助和互相合作，不僅社會運動難以開展起來，就算好不容易開動起來，一遇到鎮壓就全線崩潰，無法形成應對逆境的韌性。

第五，形成“平行文化”攻勢，培養社會思潮。社會思潮是社會運動往往被忽視的一個側面。普通人往往意識不到社會思潮對社會的強大動員力。事實上在每個社會變革期，社會思潮都不可能缺席；反過來，如果社會思潮缺席，社會變革也會顯得遙遙無期。

社會思潮關係到同時代人的普遍社會心態、一般社會觀念、文化價值、公共情緒和時代精神氣質。中國人對社會思潮感受最深的時代莫過於清末民初，當時不僅有嚴複和林紓譯介大量西方著作到中國，引領了一整個時代的新風氣，還有梁啟超等知識份子感于亡國滅種危機，奮筆疾書，把求新求變的時代精神傳遍整個國家。

在《七七憲章》簽署以後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出現了社會思潮，其中哈維爾的影響力甚至也跨越國界，鼓舞其他中東歐社會起來抵制極權國家。社會思潮不一定很複雜，像哈維爾的思想就可以用“生活在真實中”和“反政治的政治”來概括。這兩種理念告訴人們：即使不敢站出來反抗極權國家也沒有關係，國民也可以用自己的實際言行來疏遠它、孤立它，用堅守個體層面的道德來對抗國家層面的不道德。

社會思潮起到的作用，也是強化社會動員和恢復社會紐帶。我們看到捷克斯洛伐克長期缺乏社會運動，看上去只剩下思想和文化在運動。事實上恰恰是思想和文化在改變社會，等到天鵝絨革命時機成熟的時候，社會反抗國家的氣候也形成了，即使沒有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參與，社會劇變也已成定數。

對於當下中國來說，社會思潮沒有興起，社會動員要遭遇的阻力就會很大。但怎麼推動新的社會思潮呢？顯然，光是表達反對和不滿還遠遠不足以形成社會思潮。從嚴複和梁啟超講“新民說”到哈維爾講“生活在真實中”，都有一種“平行文化”特點：在這種平行文化中，不管是鼓勵國民求新求變、自強不息，還是鼓勵國民孤立和疏遠政權，口頭上的反對和不滿都讓位給了更務實的社會互動，其目的是直接促成社會變革。

前面已經講到，平行文化現象在劇變以前的中東歐國家已然形成氣候。平行文化通常指由不同政見群體形成的，與政權和主流文化平行的文化替代選項。平行文化流行起來不僅形成社會思潮，還對主流文化產生釜底抽薪的效果。在社會發生新舊更迭的時候，平行文化就是新文化替代舊文化。

為了培養平行文化和社會思潮，不僅需要社會提攜和培養新一代思想家，還需要社會形成和參與有意義的公共討論，控制反智主義、認知混亂和社會仇恨蔓延，努力給新思想和新面孔留出空間，包容那些不拘一格的反叛精神，以及對社會爭議持開放心態。為了塑造這種良性的輿論環境，不僅需要公共知識份子有意識地通力合作、互相回應，還需要意見領袖和社會影響力者展開談判和協調，以便共同響應新的公共議題。這樣的輿論環境就會形成社會思潮的效果。要形成這樣的輿論環境，除了鼓勵更多思想開明的有能力人士充當中間人、調停者和贊助者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引導社會思潮向著平行文化方向發展也並非不可能，這取決於知識界與社會精英是否形成一個有意義的聯盟。在平行的公共領域裡，通過言行互相影響，培養出更務實的社會心態，減少毫無必要的社會戾氣和憤世嫉俗，也遏止一下好高騖遠、眼高手低的政治清談風氣。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什麼心態才更務實呢？除了策略性地引導社會疏遠和孤立極權國家之外，就是盡可能創造一切有利於實現社會變革和推進社會運動的新變數，不管是培養思想家還是塑造輿論環境，又或者是實現跨界聯盟，這樣的新變數前面講了很多，包括腳踏實地學習和宣講社會運動知識也一樣是在創造新變數。相比之下，只滿足於抱怨和擴散怨恨情緒，既不是有價值的文化批判，也不是有建設性意義的務實舉動。真正的文化批判應該交由公共知識份子來做，畢竟有意義的社會分工應該充分發揮各人所長，力有不逮者哪怕不主動擴散社會怨恨情緒，也是在創造有利的內部變數。

那麼，現在具不具備形成平行文化和社會思潮的客觀條件呢？事實上，中國不僅有持不同政見立場的華人文化精英群體，包括著名學者、作家和公共知識份子，還有像《中國民主季刊》這樣的獨立學術期刊和《莽莽》這樣的獨立雜誌，還有流亡到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季風書園，以及流亡到日本的單向街書店、遇見書房、局外人書店等等，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許多流亡書店。此外，還有許多海外中文出版社，以及不少同情社會運動和文化事業的企業家跟贊助人。

可以說，文化基礎設施已經齊備，在中間人牽頭下，完全有條件搭建一個橫跨海內外的新的公共領域。即使仍然身在中國的文化精英，也一樣可能以不同形式加入這個平行社會。而平行社會的文化產品，包括出版物和系列講座，也一樣可能通過網路輸入到中國大陸。

第六，重新發起一場新生活運動。新生活運動是一個歷史概念，歷史上指的是從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公民教育運動。對於現在的人來說，一場精心設計的、有助於疏遠政權和抵制主流社會的新生活運動，是成本最低的、但殺傷力巨大的反對運動，是基於日常生活的反抗。

冷戰時期，可口可樂、地下搖滾樂、好萊塢電影和牛仔褲等西方流行文化元素大量湧入蘇聯和中東歐，這些流行文化帶來的不僅是文化觀念衝擊，還包括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的集體轉變。不少歐洲國家把可口可樂說成是“瓶裝的美國”，甚至誇大其詞說美國推行“可樂殖民”，其中歐洲左翼群體和前共產主義國家對此抵制尤其強烈。

客觀來講，這種誇大其詞的說法並不是空穴來風，因為流行文化往往也帶來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方面的革新。極權國家往往建築在一種高度壓抑個體的生活習慣之上，衝擊這種生活習慣就是從微觀層面瓦解政權的執政根基。

中共當局在汲取東歐劇變歷史教訓基礎上，對引進的西方流行文化元素，至少採取了有限開放、政治馴化和暴力鎮壓三種應對手段。以搖滾樂和饒舌音樂為例，中國有受到官方默許的主流流行文化市場，搖滾歌手和說唱歌手在政治馴化之下，一部分轉向愛國、愛黨和所謂的“正能量”市場；一部分遊走在灰色邊緣，即使明確避開政治審查，也一樣逃脫不了被迫修改歌詞和被限制演出的命運；剩下的有一部分則經常被以各種藉口打壓、乃至封殺，還有一部分完全轉入地下，但也一樣遭到員警騷擾、抓捕和取締。

中國民眾比較少知道的是，中共政權對地下搖滾樂隊的打壓也是常態，在這一點上，中國與東德、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沒有差別。中國主流社會也對地下搖滾樂隊和地下饒舌音樂，有根深蒂固的偏見。一提到這些，普通人就聯想到黑幫、毒品、亂性和反社會。不少人至今還罵地下音樂是西方文化輸入的毒瘤。這其中當然有故意汙名化造成的效果，當局旨在製造禁區，使普通人害怕和遠離地下音樂，因為當局最不願意看到的，還是地下音樂給社會灌輸自由主義和反叛精神。當局的另一個重點防範對象就是搖滾音樂節，在這一點上，中國與前中東歐國家也沒有差別，其中安全和毒品是最常見的打壓藉口。但事實上當局最害怕的還是觸碰政治禁忌，更何況搖滾音樂會的粉絲群體，還很容易形成不受當局控制的社會團結或者公共情緒。

地下搖滾樂在前中東歐國家流行，並不能單純看成是一種亞文化風尚，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種主動疏遠和脫離極權國家控制的生活方式。這些人就像哈維爾號召的那樣，假裝極權國家並不存在一樣，堅持過獨立生活。在中國一樣有這樣的群體，這還不止是地下音樂的支持者群體，像李志這樣的民謠歌手和左小祖咒這樣的獨立音樂人，一樣有很多忠實擁躉，他們介於主流市場和地下音樂之間的模糊地帶，他們一樣以獨立的人格堅持過獨立的生活。還有不配合仇外情緒煽動、拒絕官方敘事、抵觸利用愛國噱頭製造濫情的獨立個體，比如從先前豆瓣打分運動就可以看出來，有很多人故意用一星評分抵制主旋律電影。再比如個體以各自的網路行為藝術，對吃愛國流量的惡俗行為表達集體抵制，這種網路行為藝術不僅有娛樂性，還很容易形成網路默契和心理認同。就社交媒體上傳出的照片顯示，網路行為藝術往往也溢出到現實生活中，儘管中國號稱是一個“監控社會”，反對標語仍然層出不窮地出現在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電線杆上、橋洞底下、圍牆上、看板上、廁所隔間裡……很多地方都被人拍到反對標語。這些反對標語的意義在於表達沉默的大多數對政權的疏遠態度，這種消極反抗形式頻繁出現在公共視野裡，也形成了宣傳效應和鼓舞人心的效果。雖然我們並不支持效仿彭立發那樣成本太高的自我犧牲，但是彭立發及其效仿者，以及那些自發寫反對標語的沉默的大多數，都用具體行動表明，中國的社會監控總是存在很多漏洞，在日常生活領域，不僅有人反抗，還存在很多消極抵抗的空間有待探索。

當消極抵抗形成社會風氣之後，社會對政權的疏遠心理會更加突出，這是切切實實動搖執政根基。又比如中國官媒發佈平臺上經常出現“評論區翻車事件”，這也是集體表達公共情緒，按理說中國網警對網路監控很嚴重，但是並不見得參與“評論區翻車事件”的網友都遭到清算。中國年輕人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沖塔”，集體冒著被網警懲罰的危險去同一個地方表達反對意見，由於參與者眾多，反而個體得以倖免；反過來，如果只是零星行為，遭清算的風險就很大了。

反對派政治運動要做的，就是不斷發現、吸收、擴大和引導這樣的群體，鼓勵他們從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出發，驅逐被極權主義滲透的生活習慣，再通過培養獨立的生活方式，形成對於反對派群體的心理認同以及對政權的疏遠和抵觸。

比如除了抵觸主旋律電影之外，同時也以不同形式支持獨立電影，從小額捐款、購票、網路聲援到組織三五好友私下觀影，包括傳播和討論政治禁片等等。這些事情早就有人在做，風險沒有想像那麼大，差別只在於這種現象還沒有變成新的生活方式。其他方面，比如抵制紅色旅遊、積極維護有獨立人格的言論和個體、拒絕網路暴力、反對網路戾氣、不參與擴散毫無必要的社會仇恨等等，都是在追尋獨立的生活方式。積極支持像賀衛方、張維迎、許小年和陳丹青等有獨立人格的學者和公共知識份子，主動與好友結伴去參加他們的公開活動，組織小型讀書會分享讀書經驗，也可以成為一種生活方式。當一些獨立的個體行為轉變成新的生活方式之後，公眾會看到抵制社會主旋律、拒絕政治煽情、不配合仇恨敘事等行為變成另一種流行文化。

像這樣的行為，如果只是作為一個孤立事件，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但是如果變成一種生活習慣，就會形成一股社會風氣，這就是新生活運動要取得的效果。另一方面，之所以有必要以“反對派”這樣的旗幟號召社會，並不是要求參與者公開以“反對派”名義展開社會活動（這種要求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而是鼓勵參與者在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形成有意識疏離于極權國家的新的身份認同。

我在前面講，這就是日常生活領域的觀念革命。對於沉默的大多數來說，新生活運動就是一種發生在日常生活領域的、系統性的消極抵抗，但其意義卻是積極的，因為從政治上重塑沉默的大多數，是為了克服社會原子化造成的社會動員障礙，因為只有打通了社會動員障礙，才可能連點成片，在公共突發事件中形成全國回應。

私人生活是國家機器沒辦法充分滲透的領域，假如你在心理上和文化上認同自己的反對派身份，你的言行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對極權國家的疏離感，這種情況會給搜捕和鎮壓造成巨大困難。這種文化身份認同和心理認同有很關鍵的穩定信心的作用，尤其對於感覺社會暗無天日、生活看不到希望的人群來說，從心理上認同反對派身份，會讓自己重新獲得集體歸屬感。這也會讓每一個孤立的個體知道，有相當龐大的人口基礎在跟自己做著同樣的事情，自己的個體掙扎並不孤單，反而很有意義。在心理認同和身份認同層面的集體轉變，是社會集體轉向的基礎，也是形成新的社會凝聚力的基礎。

第七，組建中國人自己的“飛行大學”。“飛行大學”的潛力在前中東歐國家並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政治高壓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對教育體系的抵制活動。但現在中國情況與此有所不同，首先是中國存在一個相對龐大的流亡群體，其次是流亡群體和國內社會在海外組建了一個流亡的公共領域，再次是中國的海外離散群體，歷史上一直在中國大陸社會變革過程中充當積極角色。這三種情況都為形成平行社會創造了更好的社會條件。這些條件同樣為“飛行大學”提供了更好的施展空間。

波蘭的“飛行大學”並不是具體某個組織，它有多個分支，是文化精英和社會精英的合作交流平臺，同時也承擔著領導平行社會的文化機關和教育機關功能。

作為平行社會的教育機關，中國需要用自己的“飛行大學”來推動教育理念轉變。“飛行大學”不僅要向公眾推行博雅教育或公共教育，以培養人文主義精神和重塑社會信心，還要用來對沖當局的洗腦教育和意識形態毒害，乃至對抗當局對自己國民發動的認知戰，同時還要致力於形成未來的教育改革雛形和培養未來的教育改革家。這是因為教育理念和教育風氣的轉變，關係到思想和行動最活躍的青年群體，幫助青年群體從死氣沉沉的教育體系中解脫出來，有助於釋放青年群體參與社會運動的熱情和活力。這無異於是為社會運動注入最強勁的動力和最活躍的新變數。

作為平行社會的文化機關，中國還需要用自己的“飛行大學”來推動社會改革。“改革”這個詞在這裡聽起來多少有點刺耳，不管是教育改革，還是社會改革，很多人一提到這個詞就想到由政府主導的改革，進而就聯想到改良主義。我們以後會找機會專門駁斥改良主義。這裡需要澄清的是：事實上，社會一樣有自己的改革家，有時候影響力比政府內部改革派還要大。孟加拉經濟學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就是一位社會改革家，他提倡“小額貸款”和“微型金融”，並創辦孟加拉鄉村銀行，2006年還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和經濟社會制度，絕大多數都來自社會改革家。比如縮短工時、限制童工、設立養老金制度、創辦幼兒學校、推行免費普及教育等改革，就是由19世紀威爾士社會改革家羅伯特·歐文發起的。

中國一樣不缺乏社會改革家，比如中國民營企業家、著名政治犯孫大午，他創辦的“私企立憲”和“勞資共和”就是一種典型的社會改革。這種改革很有18世紀至19世紀那種先鋒開創精神，同時也有一點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孫大午並沒有失敗，誰也說不準未來會不會有人沿著孫大午的社會改革理想繼續前進。

由於極權主義危害，中國社會發展長期停滯，尤其嚴重的是社會改革和社會創新長期缺席。這種僵化的社會環境，不見得會在政權更迭和社會轉型期自動消除，從長遠來看也會扼殺社會活力。從另一方面來看，要推動社會轉型，也需要將轉型模式奠基在社會改革嘗試上。即使是中共政府推動的改革專案，也一樣基於地方試點成果，並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東西。作為未來社會的發展方案，務實的社會改革嘗試，也會對推動社會轉型產生正向引導作用，哪怕是在海外華人社群中率先進行社會改革試驗，也好過拿清談來說服社會。

中國的社會改革處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地帶，仍然有可以探索的空間。社會運動不應該忽視社會改革領域，社會改革領域反而是社會運動的一個環節，是推動社會運動朝著具體目標前進的方向和動力。由於中國的社會自組織能力遭到摧毀，沒有獨立的機關推行獨立的教育和社會改革，這些嘗試不得不落到平行社會頭上，只能寄希望于“飛行大學”來承擔這方面的探索。

不管是在地面還是在地下進行，教育和社會改革不僅自身就有強烈的社會運動色彩，還是一項立足長遠、以社會轉型為終極目標的公共事業。中國的反對派政治運動，完全可以基於實際情況設計自己的“飛行大學”，即使只是作為多個分支組織或小組活動，“飛行大學”也一樣在承擔建立社會自組織的任務。在教育和社會改革領域積累話語權，不但有助於加強社會對反對派群體的支援和認同，還有助於分化和瓦解民眾對政權的支持率，因為在平行的領域裡，由政權推行的改革不但停滯了，反而還越來越嚴重地扼殺社會活力和加劇社會壓抑。

第八，用社會分工和平行替代方案來強化政治競爭力。不同政見者在表達反對意見的時候，通常只是表達不滿，用平行替代方案來遊說社會的情況並不多見，這往往跟專業領域缺乏社會分工有直接關係。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只有反對意見，沒有專業分工，沒有平替方案，這些恰恰是社會運動的薄弱點。

通常一個國家面臨的社會困境是具體的，雖然所有問題都可能上升到國家體制層面，但不是去除了專制政權，就一勞永逸解決一切問題。平替方案就是探索社會問題的平行解決辦法，這個解決辦法不但要足夠具體，還要有就事論事的務實態度，避免因為抽象的理念分歧就胡亂劃分敵我矛盾。

比如不少中國人把美中關係拿來胡亂劃分敵我矛盾，在一些親美派人士想像中，只要中國民主化自然而然就會親美，而反美就好像必然是民主的敵人；但在反美派人士眼中，親美成了一種道德原罪，成了非人化的不道德行為。但實際上，美中關係絕不是中國民主化之後就會水到渠成的事情，印度是民主國家，卻並不明顯親美；沙烏地阿拉伯是專制國家，卻是美國盟友；法國是美國盟友，但是法國政壇奉行戴高樂主義傳統，始終與美國保持若即若離的距離，甚至法國激進左翼極端反美也是稀鬆平常的事情。土耳其與美國盟友關係也一樣若即若離。但是中國的親美派和反美派陷入了抽象的仇恨螺旋，還有圍繞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爭議也引起中國人內訌。

這種簡單化的想像不但背離了務實的政治態度，還憑空製造出許多社會矛盾。這種社會矛盾很少圍繞具體的中國對美外交政策分歧，而是因為對美國國內事務和美國國家戰略有分歧，中國人就在自己的社群裡大搞黨同伐異，這是心智上非常不成熟的事情，但很多人只滿足於借機發洩情緒。

社會爭議應該轉移到政策本身，而不是社群內部因為抽象的原因互相仇恨。反對派政治運動要做的，一方面是推動更專業、更具體的政策平替方案，不但讓社會看見反對派精英群體的政治能力，還要讓社會養成務實解決問題、抑制抽象仇恨的習慣，因為在平替方案中，務實解決問題才是目的；另一方面是在各專業領域長期深耕，不但瞭解相關領域的深層社會問題，還知曉如何利用相關社會影響力形成有效社會互動。這是一種將抽象社會矛盾縮減到具體爭議上的政治策略，不但有助於培養更加務實的合作態度，還身體力行地塑造有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典型範式。

反對派政治運動可以做很多工作來實現專業化的社會分工。其一是成立反對派智庫，專門為政治反對運動提出平替政策建議和政治顧問，幫助反對運動分析局勢和及時調整鬥爭策略等等。即使沒有反對派智庫，由海內外專業人士組成的鬆散的行業公會或者專家委員會，也能起到相似的效果。這樣的智力機關不僅可以在社會運動早期充當“造王者”，協助社運骨幹形成有效領導力；還可能在社會運動中承擔協調、談判、遊說和調停工作，其角色類似波蘭的天主教會團體。其二是在民族、宗教、勞工、人權、司法、文化、教育、農林、工商、公共衛生等不同領域，培養社會運動骨幹和社會分工，分工負責自己擅長領域的社運骨幹，專門長期致力於相關領域研究和領導該領域的社會抗議活動。

眼下中國的不同政見群體就沒有形成有效的社會分工，幾乎所有人都在參與所有領域的反對，這種“萬金油式反對”說服力有限，尤其難免出現道聼塗説、以訛傳訛現象，乃至形成反智主義的輿論氛圍，使民眾一遇到不同意見，就條件反射一樣學官方定性，按“造謠”論處。雖然我們經常看見有政治類和財經類的網路影響力者，但他們不是社會運動骨幹，也沒有在其相應領域進行平替政策研究和鼓吹。

法律界也許是唯一例外，司法界經常不缺乏律師群體為修改具體法案進行鬥爭。比如許思龍律師等人為農民爭取平等獲賠權，經過6年鏖戰，最終於2022年逼迫最高法院修改惡法。社會各界往往對這種具體鬥爭認識不足，雖然司法鬥爭並不總是成功，但如果社會各界都圍繞具體領域展開鬥爭，那就不是社會改良了，而是社會運動了。

反對派政治運動不僅需要募集資金來資助平替政策研究，還要設法為影響力者提供串聯、合作和培訓機會，也為深耕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提供培養社會影響力和實現行業內部合作的機會。朝著專業化領域推進，有助於影響力者向社會運動領導者方向轉型，這不僅是重新鞏固影響力者在相關領域的專業性和權威性，還有助於在相關領域形成和引導支持者群體，為實現具體目標鬥爭；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是將專業影響力兌換成相關領域的社會動員力。

但由於缺少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程度不足，社會不滿情緒往往不能落實到具體訴求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社會運動，因為沒有具體訴求引導社會不滿情緒。事實上，很多社會運動就是圍繞具體訴求鬥爭展開的，這並不奇怪。比如1968年波蘭當局禁止上演亞當·密茨凱維奇的一齣戲劇，旋即引發了波蘭知識界和大學生群體的抗議活動。這種情況就屬於是文化領域的具體抗爭，有清晰的目標和號召力。

許多人想像在中國這樣的極權國家，民眾不敢集體表達反抗意見，但這並不符合事實。中國不僅每年群體性事件和維權活動頻發，還經常出現圍繞具體訴求的抗爭，比如近期四川江油發生的反霸淩抗議活動，恰恰說明社會不滿情緒是可能走向集體抗爭的。但是同一起事件也暴露出原子化叛亂的嚴重缺陷，那就是缺乏專業干預和引導，抗議者既不知道鬥爭方向，也沒辦法堅持鬥爭，還稍微一遇到鎮壓就作鳥獸散。假如有一批長期致力於在教育界深耕的社會運動骨幹來引導這場抗議活動，其結果就可能大不一樣。比如一起教育界醜聞，可能引發海內外教育界人士群起響應，集中在短時間內，接二連三將其他醜聞披露出來，並通過相關影響力網路動員全社會抗議活動。

依照這種模式，反對派政治運動可能會在海外演變出一個小型的聯絡和動員中樞，其角色是資助、聯絡和推動反對領域的社會分工，從形式上維繫一個鬆散的海內外聯盟。

第九，使用非對稱博弈策略探索非暴力運動新邊界。我們在往期節目援引國際前沿研究，解釋過非暴力抗爭成功率更高、更有利於成功實現民主轉型。但是非暴力運動是一個模糊的領域，還有很多新形式沒有充分探索，比如情報戰、資訊戰、認知戰、文化運動、思想運動、新生活運動等形式都屬於非暴力領域，包括傳統的罷工、罷課、罷市活動也屬於非暴力抗爭，並不是上街挨警棍不還手才叫非暴力。但傳統的“三罷”活動在高度原子化社會組織動員起來非常困難，幾乎已經提前宣告不可持續，中共當局有一系列對策將“三罷”活動扼殺在萌芽階段。單純就當局已然成熟的維穩模式來看，用超限戰誘導暴力、濫用暴動定性、將和平示威汙名化和血腥鎮壓都是常規模式，所以只要有人上街示威遊行，最終都難免被當成暴動鎮壓。這種情況必然迫使反對者將反對活動轉入地下，尋求以小博大的非對稱博弈策略，其中情報戰、資訊戰和認知戰就是比較典型的非對稱博弈手段。

非對稱博弈不僅對專業技術手段要求很高，還對資金支持和分工合作要求很高，但不論哪種情況，並不是完全不可探索的新領域，在專業人員的培訓和引導下，普通人也一樣可能在情報戰、資訊戰和認知戰中貢獻力量，這類反抗形式會在一定程度上補償一些社會群體對暴力活動的狂熱和偏執。非對稱博弈要產生以小博大的威懾效果，就必須把熱衷暴力的社會群體控制在可控範圍之內。對於非對稱博弈來說，暴力威懾只在可能使用、但尚未使用的情況下才是有效的，一旦使用暴力，哪怕是有限暴力也可能被當局引誘和污蔑，最終又不得不陷入“誘導暴力-鎮壓暴力”的惡性循環。

非對稱博弈是另一種形式的“自限革命”，但與波蘭的“自限革命”策略有很大不同。波蘭的“自限革命”主動把自己限制在實現獨立工會這一目標上，不但抑制更加廣泛的政治訴求，還將鬥爭手段限制在合法鬥爭和對話談判領域。假如中共當局充分汲取東歐劇變教訓，波蘭的“自限革命”策略就很難在中國取得進展，除了眼下中國嚴重缺乏形成工人運動的社會自組織條件之外，中共當局也非常清楚，在社會領域哪怕一個微小讓步也可能引發雪崩效應。

非對稱博弈宣導的“自限革命”首先是一種戰略模糊，其次是一種灰色地帶策略，這裡所謂“自限”，指的就是自我限制在模糊地帶的社會運動形式。在這個模糊地帶，傳統的暴力手段被轉化成系統的破壞性活動和襲擾戰術。與波蘭的“自限革命”另一個根本不同的地方在於，非對稱博弈宣導的“自限革命”作為一種節制暴力和轉化暴力的特殊手段，是服從於社會運動主流的其中一種鬥爭策略，其職責是與其他抗爭形式分工合作，並且服從反對派團體的政治領導，不能單純指望光靠某一個鬥爭策略最終取得全面成功。

最後，要說明的是：以上九種反對模式皆有賴於社會分工協作，很少有任何個體或團體能夠面面俱到。也就是說，各人根據自己特長，參與其中一項或者多項社會分工，並與其他社會分工保持鬆散的合作關係，即可視為參與到反對派政治運動的共建工作。這些鬥爭策略是必要公開的理論部分，即使公開這些內容也不會造成困擾，但在實際應用中，反對派團體形成的具體鬥爭方案則是嚴格保密的。這是理論跟方案的差別。這九個突破口哪怕只取得一個突破也可能引發連鎖效應，最終都可能在頻繁的社會互動過程中，促成一個鬆散的反對派聯盟。

這些突破口實際上勾畫出在現實中還有哪些可以操作的領域，讓公眾清晰地分辨出哪些是原本可以做、但是沒有做到的事情。

許多人對反對派聯盟存在普遍誤解，除了前文已經澄清的地方以外，還需要再補充的是，反對派聯盟是在社會運動過程中，逐漸由弱小發展壯大，通常要遵循自己的成長邏輯。不管是清末在海外成立的同盟會，還是波蘭的團結工會，反對派聯盟即使在最成熟階段，也不一定有能力將全社會的反對力量整合到一起；反過來，並不是要將全社會反對力量整合到一起才算是反對派聯盟，因為反對派聯盟往往與其他反對團體並立，但通常是其中力量最大的那一支。匈牙利的情況告訴我們，在特殊情況下也可能出現兩個旗鼓相當、互相競爭的反對派聯盟。

但反對派聯盟絕不等同於政黨，其與一般反對團體最大的不同就在於：反對派聯盟本身就是一種鬆散、但有效的社會合作和社會互動模式，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社會運動，絕不僅僅是一個形式上的政治組織，甚至也可能根本不是一個組織，而組建聯盟和維繫聯盟內部事務所考驗的政治能力，從根本上講就是一種社會運動能力。

之所以需要反對派聯盟，是因為將個體反對者和反對團體全部整合到一起很不現實。劉曉波以前設想以言論自由為最大公約數，吸引更多個體參與較大範圍的社會合作。這實際上就是間接承認：在全社會找到一個實現全體合作的折衷點，是非常困難的。在實際的社會運動中，不管是社會的最大公約數還是折衷點，其實沒有那麼重要。從中東歐社會運動歷史來看，更重要的是基於中間人搭建起來的反對派關係網絡和社會互動。所以，我們說的反對派聯盟實際上並不一定要基於某些共識，因為共識很容易破裂，但是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和社會互動卻在不斷維護和修復社會紐帶，甚至也可能促使有私人恩怨的團體或個人實現間接合作。正是因為這種內部的多元合作特點，反對派聯盟既鬆散又能夠形成強大合力。

在最後一個章節，我們要區分一下社運圈和民運圈，以便更準確定位反對派政治運動。

我們在前面解釋過，中國的“反對派政治”跟民主國家的反對黨或在野黨聯盟完全不同。對中國來說，“反對派政治”首先是一種社會運動，其次是圍繞社會運動展開的公共政治活動。我們在前面講，反對派政治運動有兩個首要戰略目標，其一是培養反對派群體，其二是打造一個聯結海內外社群的平行社會合作框架。這兩個目標都是為反對派運動創造條件。

假如我們用“社運圈”來指稱反對派政治運動的主要參與群體，這恰好可以跟一般海外流亡群體所構成的“民運圈”區分開來。社運圈與民運圈即使完全可能在不同領域互相合作，但本質上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圈子。

第一個關鍵不同點在於，民運圈以六四運動流亡群體及其他不同政見流亡者為主體，由於長年孤懸於海外，逐漸與中國大陸社會脫節，無法與中國大陸社會形成有效的社會互動；為了克服民運圈無法重啟社會運動的困境，在新生代海外流亡群體牽頭之下，社運圈早期成員擬在重新整合海內外反對者群體基礎上，重啟社會運動。也就是說，相比孤懸於海外且社會運動策略逐漸老化的民運圈，

社運圈更強調海內外反對者群體，以全新的組織動員策略，形成新的整體和社會分工。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社運圈特別注重反對者群體的重建過程，尤其是通過新的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形成新的社會動員模式。如果說民運圈常見的自我定位是民主人士和不同政見者，社運圈的自我定位則是反對派。所謂反對派不是政治組織成員身份，而是在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等方面形成的新群體。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二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通常由流亡的著名政治犯和不同政見者組成，其社會影響力並不必然兌現成社會運動的領導力；相反，由於流亡之後與中國大陸社會日漸脫節，逐漸失去了社會運動的實際領導力；相比之下，社運圈早期成員往往缺乏民運圈人士的社會知名度和影響力，這些早期成員之所以從草根社會脫穎而出，更主要依靠在社會運動中的實際領導力。

這裡講的實際領導力，指的是流亡的公共領域中的意見領袖、宣傳人才、社會活動家、思想理論人才、組織動員人才、政治顧問，以及資助社會運動的企業家。由於其特殊的早期成員構成，社運圈通常比民運圈更加注重人才訓練和領導力培養，尤其是培育思想理論扎實、精通公共政治、在社會運動方面有專業分工的運動骨幹。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三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有一個實現民主轉型的宏大目標，但是缺乏組織運動策略和專業分工來實現其目標，還無法突破理論障礙重建海內外社會聯結，也無法克服中國社會的原子化問題和普遍社會心理障礙；社運圈將宏大目標拆分成階段性目標，包括反對派政治運動階段、反對派運動階段和國家轉型階段，而反對派政治運動階段有一系列組織運動策略跟專業分工，還有三個階段性目標，包括重新整合反對者群體、進行公共政治訓練、搭建一個貫通海內外的平行社會合作框架。

在這裡，“反對派”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和新身份認同，其戰略意圖在於恢復海內外社會聯結，促成明確的海內外分工和協作，以及形成有效的社會互動，直至形成一個能夠從一般反對團體中脫穎而出的社會聯盟。由民運圈群體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也有不同政見者聯盟性質，但是社運圈的反對派聯盟，不但是基於社會運動的聯盟，還是策略性重塑思想理念、生活方式和社會認同的結果，也可以說，是用社會互動和社會紐帶來代替尋求最大公約數，克服因具體政治分歧不能實現多元合作的障礙。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四個關鍵不同特點是民運圈沒有的東西，那就是社運圈將重構流亡海外的第二公共領域，為形成平行社會戰略創造基礎條件。對於社運圈來說，重構第二公共領域意味著形成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生活運動，同時利用新的技術條件，形成從海外倒灌中國社會的系統性策略。重構第二公共領域不是一味宣揚民主自由和普世價值，而是建立海外與中國社會的溝通平臺，以一種務實的合作態度關注中國社會問題，同時承認和支持不同社會群體在反抗專制活動中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將社會運動從狹義的民主派抗爭，擴大到更務實、更具包容性的反對派抗爭。

正如我們前面所講，即使東歐劇變，也不是民主派跟專制政權的鬥爭，而是社會反對國家。反對派聯盟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承擔著連通海內外社會和形成溝通機制的重任，還形成政治顧問團隊和一系列平行替代方案，為大規模社會運動和國家轉型做準備。

社運圈與民運圈第五個關鍵不同特點是：社運圈尤其強調在社會運動中，突出專業化和社會分工合作的重要性，盡最大可能避免非專業人士堆積在不恰當位置，產生毫無必要的社會分歧、互不理解和互相怨恨。在前中東歐國家，我們已經見識過清晰的社會分工合作對社會運動的推動作用。

在既缺乏社會運動又缺乏專業分工的國家，比如現在的中國，很容易將不能勝任相關能力的非專業人士堆積在同一個領域，其結果只能是吵吵嚷嚷阻塞社會運動，連累專業人才不能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而普通民眾也不知道社會困境的癥結出在哪裡，轉而悲觀絕望、乃至憤世嫉俗。

社運圈在推進專業化和社會分工合作方面的努力將有助於分化出新的社會職能，這將大大補償以往因專業化程度欠缺和社會分工不足造成的缺憾，淤塞在同一個領域的社會人才也將通過社運圈的整合行動，重新分配社會職能。儘管社運圈完全可能跟民運圈實現跨界合作，但我們必須正視社運圈作為一股新生勢力，正在激發不可小覷的社會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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