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荣 剑[1]
编按：以下摘自于作者正在写作的“世纪批判三书”之第一卷《世纪的歧途：左翼共同体批判》。作者在这一节中试图揭示中国当代思想左右分化及其冲突的时代前提。本刊限于篇幅，发表时有很大删节，原标题为“后革命时代的现代性问题”。
如何把一个“革命国家”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从世界现代化史来看，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课题。比较现代化理论虽然强调了基于不同制度、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国家，在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不同路径，在目标模式上亦有可能是大相径庭，但共产国家的现代转型并没有形成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以致中共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确像是“摸着石头过河”。该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文革”的结束和“邓小平时代”（傅高义语）的开始，其意义在于如中共党史所述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实现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转移。这是从“革命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开始？
阿里夫·德里克用自己独创的一个概念“后革命”，来概括中共的这个历史性转变，指明这个概念的双重涵义，即“革命之后”和“反对革命”。[1]中国“文革”之后的历史性转变似乎就符合“后革命”的双重界定：一方面，“文革”的终结意味着是“革命之后”，如同法国大革命曾经在不同时段里被多次宣布“结束了”，“伟大的中国革命”也是在“文革”之后被实际宣布“结束了”。另一方面，“革命之后”意味着革命的遗产被搁置起来，如果不是“反对革命”，那至少也是不再进行革命了，革命的意识形态被一种新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德里克正是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问题，高度评价了罗荣渠在1990年代所开创的现代化研究的意义所在：“现代化不是对革命范式的替代，而是能够说明革命以及更多问题的范式”。[2]但是，“后革命”并不意味着是“去革命”，在德里克的分析框架里，“后革命”叙事之所以比世界上更为流行的“后殖民”叙事更深刻，就在于“因为革命能够有效地说明后殖民主义如何与过去决裂，进而在自己前提的基础上重构过去。”[3]而后殖民批评最显著的历史性问题莫过于将革命从其目的论中剔除出去了。所以，德里克认为，“后革命有助于更广泛地理解后殖民时代世界形势的思想与政治内涵”，[4]尤其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研究“革命国家”如何转变为“现代国家”，必须具有“后革命”的思维。
虽然德里克倡导以“后革命”思维来研究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但他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一书中，并没有充分揭示出“后革命”时代的基本特征，甚至全书除了书名之外没有出现“后革命”这一词汇，他所关注的主题是中国建构一种有别于欧洲现代性的现代性模式，认为中国自1978年以来对前半个世纪的主导潮流的逆转，并不仅仅是对革命历史的拒斥，而是产生一种新的权力意识，也就是中国社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另一个可替代的中心模式成功涌现出来。[5]这个偏颇的叙事表明作者并没有深入理解中国“革命之后”的制度性质，也对“革命之后”的革命缺少足够的敏感性，他满足于从抽象的理论层面来探讨将现代性从欧洲中心主义的遗产中拯救出来的可能性，以及将那些早先受到西方现代化话语压制和边缘化的文明与传统的遗产重新引入现代性内部的可能性，最后是将这些可能性不言自喻地转化为现实性。
事实上，“革命之后”的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个“革命国家”的性质，革命的意识形态依然占据着党的主导地位。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被认为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1979年1月召开的中共理论务虚会议，在清算了毛的错误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认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6]同年3月，邓小平在复会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首次阐述了“四项基本原则”与现代化的关系：“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7]邓认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而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原则。革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并没有被否定，革命依然是这个政党的执政基础。作为革命的替代方案的改革开放，被视为是另一种形式的革命，或者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是中共的“第二次革命”。[8]
罗纳德·科斯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亦是从“革命”的视角来观察由私人企业家和市场的力量给中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但他将这场革命界定为“边缘革命”，即不是由政府主导而是由四种“边缘力量”所推动的革命，这四种边缘力量是：农村土地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科斯和他的合作者王宁在他们的共同著作中总结道：“我们对边缘革命的强调表明，1980年代中国市场化经济转型主要是由非国营经济引导的，而国家引导的改革并没有成功拯救失去活力的国营经济。”[9]这个结论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主导力量的国家权力，其实并没有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家主导的改革或通过有形之手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实际上是在边缘革命所开拓出来的基础上形成的。
科斯界定的“边缘革命”和德里克所提供的“后革命”的思维方法，具有事实判断上的一致性，他们都是基于中共在文革结束之后对革命意识形态所做出的重大调整：在不放弃革命的一系列话语的前提下宣布不再继续进行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取而代之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但中共在“后革命”状态下进行的改革开放，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德里克对“后革命时代”的两个基本判断——“革命之后”和“反对革命”，中共将改革开放视为一次新的革命，并非仅仅是一种政治修辞或意识形态的宣传语，与革命相关的一系列政治制度安排及其思想理论环境，比如“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是改革开放的最大约束条件。罗荣渠把革命话语和现代化话语置于一起研究，尽管引起了德里克的重视，但他未必能够体会到罗的现代化研究也是受制于时代的政治和思想条件。在这方面，费正清显然比德里克看得更清楚一些，他把中共改革开放视为“革命手段”的重大转变，无疑是一个深刻的见解——改革只是改变了革命的方式或手段。革命方式和手段的改变以及工作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制度安排有了根本性改变。费正清在晚年认识到了，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成长“不可能在没有民众参与政治的情况下进展到多么远，……我们不妨把中国朝文明社会的动向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趋势，但不可就此断定这个趋向必然导引中国走向西方那种自由选举、代议政府、法律保障下之人权的民主政体。”[10]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悖论就在于，“革命性”与“现代性”的同时存在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性质和路径依赖，“后革命”时代的问题，依然必须在革命的逻辑中予以理解。
德里克“后革命”叙事的一个重大局限在于，他没有把制度因素置于“后革命”话语的首要位置，在他试图表明“后革命”话语比后殖民理论更能广泛地理解后殖民时代的世界形势与政治内涵时，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那些“革命国家”的政治制度远比“殖民国家”的政治制度有着更为持久的政治控制力，因此也就没有充分意识到“革命国家”的政治转型远比“殖民国家”更为困难。在德里克看来，后殖民叙事主要关心三个问题：“第一，冲决欧洲中心模式；第二，确认本土声音在后殖民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因而，第三，确认后殖民文化是一种混杂文化（hybrid culture），是辩证法的产物。”[11]与后殖民的这三个问题相比，德里克视野中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问题是什么？是“在历史中重新引入替代性过去（alternative pasts）以及替代性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因为它们不仅被殖民史而且被民族国家的历史抹杀了。[12]所谓“替代性过去”和“替代性现代性”，就是要重述中国历史和重构中国有别于欧洲的现代化模式，这和后殖民叙事的目标基本一致。但区别在于，后殖民问题的解决是在推翻西方的殖民统治之后，而“后革命”问题的解决是否也是在推翻或根本改造了“革命政权”之后呢？德里克没有回答，他只是认为社会主义遗产在实践中已经作出了无可挽回的妥协，因此似乎不必再继续追问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现代化之路究竟能走多远。[13]事实上，在德里克关于中国的历史叙事、革命叙事和现代性叙事中，叙事主体始终是一个抽象的中国，而决定中国现实制度安排的那些“革命”因素则是作为“替代性现代性”的条件被其悬置起来，从未对此进行批判性质疑。认识中国这个“革命国家”的现代转型，如果离开了对中国的制度分析和制度批判，能否产生客观和有效的结论，就会成为一个问题。
科斯的“边缘革命”论面临着和德里克同样的问题，即“边缘革命”的效应在中国改革进程中是处在不断的递减状态。确切地说，中国改革的双元结构——政府主导的改革和民间自发的改革，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由民间边缘力量推动的“边缘革命”主要发生在1980年代，到了1990年代，以邓小平南巡讲话为起点，改革完全是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双元结构被打破，民间的改革动力几乎完全被体制吸纳。“边缘革命”的衰竭，表明传统的国家主义体制具有巨大的反噬能力，它不仅将民间改革成果据为己有，而且也在相当程度上汲取了民间改革的智慧，认识到了市场经济的奥秘所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突破和对外开放，最大受益者不是民营经济——它们虽然也取得了巨大增长——而是执政党和国有经济体系，后者在中国市场化转型中尽享改革带来的好处，依靠市场经济创造的巨大绩效和财力，得以避免合法性危机的蔓延和国企效率低下的种种困境，进一步巩固了在现有经济制度中的支配地位。
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并不认为邓是改革的总设计师，而愿意称其“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如此评价邓的历史作用似乎并不为过，但应该意识到邓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党的权力的象征和体现。从最早为改革开放设置四项基本原则这堵总防火墙起，邓身上集中地体现了“革命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悖论。按照德里克的方式来理解，邓开创了一个“后革命”时代，革命不再是时代的主旋律。按照科斯的理解，“边缘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一开始并没有一整套关于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方案，后来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市场转型完全是出乎意料的。由此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设问：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新的伟大革命？还是被许多人期待或批评的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抑或是一个“替代性现代性”的国家转型实验？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参考莫里斯·迈斯纳对“后毛泽东的中国”所作的一个基本判断：
“毫无疑问，市场力量的解放将会产生无数的经济受益者和新的社会集团，但是，国家决不会允许这些人的势力发展到强大得足以（即便是在遥远的未来）与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相抗衡的地步。中国的共产党国家仍然是并在未来也依然很有可能是驾驭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人。”[14]
这是作者在1986年做出的政治判断，是不是具有先见之明，还是过于武断了？正是在这一年，中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会议，会议标志着全面启动改革开放进程，中国由此进入了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时刻，一个长期陷于动乱、战争和革命的国家，在以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变。制度的巨大效率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然是早期那些对中共改革开放持怀疑论立场的人难以想象的。改革的巨大魔力是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新的分析，以便能够解释中国何以能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并对转变的性质做出界定。
“中国是头睡狮，一旦醒来，整个世界会为之颤抖”，据说这是拿破仑向世界发出的警告。不管拿破仑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的崛起的确已经震撼了世界。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2010年发表了《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主题就是“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此书横空出世，引来中国学者一片欢呼。比如，阎学通就认为：这部著作的“历史厚重性和未来前瞻性超越了所有我读过的有关中国崛起的著作。本书暗示人们，中国崛起的结果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世界越来越像中国。”马丁·雅克著作的标题——当中国统治世界，是许多中国学者原来一直期待说出的话，现在终于被一个外国学者抢先说了出来，其意义当然不是前些年几个愤青发出的“中国可以说不”能够相提并论，这是一个中国“即将”统治世界的预言，也是中国“已经”启动统治世界的开端。
“邓小平时代”是否开启了一个“后革命”时代？“后革命”时代的现代性问题究竟应该怎们看？这的确是时代的大哉问！“新时代”的来临，是邓小平时代的终结还是延续？或许还要再看，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还将长久地置于革命的主旋律之中，或者被革命打上深深的烙印。
[1] 作者容剑为中国大陆政治学者。
[1]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2] [美]阿里夫·德里克：《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胡大平、付青松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
[3]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第83页。
[4] 同上书。
[5] 参阅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李冠男、董一格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6]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四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7] 参阅同上书，第63页。
[8] 在中共的革命话语系统中，改革就是革命。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界定为“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参阅张士义、王祖强、沈传宝主编：《从一大到十九大：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1921-2017》，东方出版社，2018年，第440页。
[9] [美]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215页。
[10] [美]费正清：《中国新史》，第492-493页。
[11] [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第91页。
[12] 参阅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第6页。
[13] 参阅阿里夫·德里克：《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第114页。
[14]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下，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