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永毅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
摘要：为什么在中共执政史上仅毛、习两人对个人崇拜有强烈的个人欲望？而其他的领导人，如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却兴趣不大？在毛泽东和习近平崇尚个人崇拜的背后，其实是追求终身执政的合法性。中共在文革结束后也曾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反对个人崇拜。习近平之所以能很快推翻这些党纪国法，一是由于它们缺乏理论上的明确性，二是邓小平在“六四”后提出的“核心论”为新的个人崇拜大开缺口。最后，目下的中共早已是一个腐朽不堪百年老党，它已经无力阻止一个对国家政治经济无寸缕之功的人登基了。
什么是“个人崇拜”？我们在中国大陆著名的《百度百科》中查到：“个人崇拜，读音gè rén chóng bài，意思是大家一起崇拜某个人的现象。”[1]这种过于简单的释义完全是一种同义反复，似乎对这一词条有着某种避讳。然而，在网上的《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里，我们却得到了详实得多的释义，如“个人崇拜……指以大规模宣传手段将某个人在一个社群中塑造成崇拜对象，通常都通过媒体手段将其人格形象理想化、英雄化甚至神化。当政府利用大众媒体、宣传及其他方式予以不容质疑的奉承和频繁的颂扬、美化等等，将某一在世（或已身故）的政治领袖塑造为英雄化、神化、理想化的公众形象，则自然会产生個人崇拜的群众現象”。[2] 鉴于这一释义把个人崇拜定格为“某一在世（或已身故）的政治领袖”，使我们不由想起中共迄今为止的在历史上搞个人崇拜最烈的毛泽东和他的模仿者习近平。由此，又使我们萌生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中共执政史上仅毛、习两人对个人崇拜有强烈的个人欲望？而其他的领导人，如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却兴趣不大？再如，中共在文革结束后也曾经制定和发表了一系列反对个人崇拜的政策文件，而为什么习近平能如此顺利地冲破这些藩篱？最后，在毛泽东以后，立下粉碎“四人帮”不世之功的华国锋也搞过个人崇拜，但不过三五年便被推翻了。而为什么习近平对国家政治经济无寸缕之功，却能把新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政治上的个人崇拜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崇拜。《维基百科》的定义在论述其特征时非常准确地指出：“被崇拜者通过一切手段来巩固和强化，并利用人们的崇拜来维系他的地位与权力。[3]”既然“被崇拜者” 要“通过一切手段来巩固和强化”他的执政，当然不是追求一种短期的合法性，而是长期的、甚至是终身执政的合法性和可能性。
中国社会经历过数千年的皇权统治，“君权神授”的皇帝是有着父殁子承的终身执政的保证的，他们的合法性来源于他们的血缘。然而，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习近平都没有这一血缘上的保证。更为不幸的是：他们所信仰的马列主义至少在口头上和体制上都是反对皇权继承关系和终身执政的。这样，有着终身执政欲望的毛泽东或习近平一类的独裁者就只能通过个人崇拜的手段来绕开体制的中介维系，在领袖（统治者）和民众（被统治者）之间直接建立忠诚关系。毛泽东以他的“喀里斯玛”（charisma）在文革中直接和民众联盟，号召对官僚体制的造反便是成功的一例。与毛泽东相比，习近平更缺乏“喀里斯玛”式的人格魅力，更缺乏终身执政的自信，他也就更需要打造对他个人崇拜的种种神话，以便终身执政。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独裁者们的个人崇拜其实是他们可以终身执政的一个护身符。
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自2012年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民间对他的毛式造神此起彼伏。以民间歌曲为例：“歌颂习近平的民间歌曲出现并在网络流传。2013年习近平到庆丰包子铺吃包子，民间作曲家吴颂今创作《包子铺》称赞‘亲民爱民的习大大，包子铺一场巧遇，寒冬里温暖了老百姓的心田’。……其后出现系列吹捧歌颂习的歌曲，其中《东方又红》模仿毛时代歌曲《东方红》，凸显‘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2016年，官方制作颂习歌《不知该怎么称呼你》。”[4] 在二十大习近平还没有获得无限期连任之前，他对这些庸俗化的个人崇拜还只是默认和保持距离、或只是暗中怂恿，在他终于获得终身皇位以后，很可能会无所顾忌地推动这一热潮。 西方心理学家在分析大搞个人崇拜的独裁者人格和心理缺陷时指出:这是一种“自恋神经症”[5]。它表现为对权力的神经症：渴望支配他人的愿望，盲目地偏执于强迫地、潜意识地、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永远不可能满足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西方心理学家也认为极端的个人崇拜正是崇拜领袖的民众的自恋病态的反射。这里，无论习近平还是中国社会中为数不少的个人崇拜的民众都病得不轻。中共的二十大以后一定会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大发展。习近平进一步怂恿并推动中国民间的个人崇拜的热潮的直接目的，正是籍以震慑党内可能的反对势力，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党内“定于一尊”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德国弗赖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中国历史教授丹尼尔·利斯 (Daniel Leese) 在研究毛时代的个人崇拜时指出：“个人崇拜将被主要分析为权威主义政治的一种双向交互，它既是（权威主体）为获得政党统一性而有意谋划的政治手段，又是一个‘庇护者（崇拜客体）—— 被庇护者 （崇拜主体）’这一关系无意间产生的结果。这样一种关系尤其产生一个对官员升迁规则没有明确定义的政治系统中。”[6] 换句话说，在一个正常的类似民主社会的升迁制度被破坏殆尽的极权社会，中共各级官员为了获得升迁并保住他们手中的权力，必然也只能通过对领袖的无原则的效忠和吹捧来达到。他们崇拜领袖，其实是崇拜领袖所代表的权力。而另一方面，这又给了被崇拜的领袖人物一个结党营私的大好机会。与毛泽东相比，习近平不过是一个既缺乏资历又没有才能的中庸之才，为什么一上台就蓄意倡导、鼓励、推动上面这些官员的政治投机的无耻吹捧呢？只有一种解释：他本人对权力的崇拜和渴望：要想即刻或得至高无上的权力，尽快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可以以此划线来寻找和组合自己的追随者，把任人唯亲、结党营私合法化。一般说来，那些肉麻吹捧、献媚阿谀之徒都是会被迅速提升到党的核心地位的，而由这批佞臣组成的核心集团又会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的狂热发展。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的迅速提拔便是典型一例。二十大中，习近平把缺乏资历和才干，而只会狂热吹捧他的李强、蔡奇等人破格提升到政治局常委，把政治局搞成了清一色的“习家军”，做的比毛还要过分。
结党营私的下一步必然是党同伐异。在国际共运史上，个人崇拜历来被提倡和接受它的共产领袖作为权力斗争中的最主要的政治工具。列宁死后，托洛斯基的威望为党内最高。斯大林为了与他对抗，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列宁崇拜”，并把自己精心打扮成列宁的最亲密的战友和好学生。搞倒托洛茨基后，他又明目张胆地大搞“斯大林崇拜”，并以此为武器搞掉了布哈林、季诺维耶夫等党内的反对派，最终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也把自己自我造神为最伟大的领袖和天才。毛泽东也是如此，他为了整肃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和他有不同意见的刘少奇等领导人，鼓励和指使林彪等人从军队到中国社会大搞个人崇拜。在毛氏的造神运动初见成效之时，他就借其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习近平也是同样。他依靠胡锦涛的“团派”迅速上位，通过反腐运动搞个人崇拜。在二十大大权在握后又立刻清洗了了扶他上台的胡锦涛及其代表的所有“团派”。
最后，我们还应当指出：个人崇拜还常常会成为独裁者愚弄人民群众，完成个人野心的重要工具。毛泽东想成为国际共运中和苏联分庭抗礼的“伟大领袖”，习近平则想成为颠覆整个自由世界秩序的“人民领袖”。他们搞个人崇拜，都是为了愚弄和利用人民，来完成他们的个人野心。毛泽东的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全民性的浩劫和灾难。不仅造成数百万人的无辜死亡，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还差一点把国家拖入和苏联的核战争。习近平在二十大后是否进一步利用各种形态的政治运动乃至发动战争来制造和巩固他永不满足的个人野心，是值得我们非常警惕的。
和共产党内开创一代的枭雄们相比，习近平是一个守成一代的独裁者。他严重缺乏第一代领袖从草莽起事到身经百战而得天下的传奇色彩。这些传奇色彩对于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铁托等人的个人崇拜来说，比较容易自然地形成一种喀里玛斯式的魅力。习近平模仿毛泽东，无疑想成为中国的习泽东。但在毛泽东的革命经历面前恐怕也只能自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恋”有时出自于“自卑”，自我造神其实出至于造神者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独裁者的不安全感是一种病态人格，但任何独裁者都是或多或少地多疑的。由于他们在自己的登基之路中运用了的众多的阴谋诡计，推己及人，他们自然地防范着他人效法自己来颠覆他们手中的无上的权力。独裁者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智谋时，心胸狭隘的独裁者便会把猜忌变为妄想和行动，残忍的政治清洗或其他的政治运动便会发生。例如，最近在中国不断发生“动态清零”其实并不是一种对流行病的控制，而是习近平在尝试对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的严密控制的病态的政治运动。再如，最近习近平对原公安部部长孙立军、傅政华等人的政治团伙的清洗，用的是“反政变”的名义而且判刑非常之重，令人难以相信。另外，晚年的独裁者的身体心理都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使本来并不严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日益加剧。他们首先不断地妄想出种种不真实的“敌人”来，又运用他们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进而采用极端的手段来清除假想的“敌人”。这一自卑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其一是中共的宣传机器会无视常识地开足马力造神，大力宣传习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学等方面的造诣，塑造习是一个有高瞻远瞩、才干非凡和领导艺术、个性鲜明的世界新领袖。甚至在习近平在文革插队落户时的经历中，也挖掘出“小梁河大学问”和“挑担十里不换肩”这类的荒诞笑话来。如果说这种自卑导致的第一种结果还是闹剧和喜剧性的，第二种结果就很可能是悲剧性的。如同马克思在嘲讽拿破仑大帝的侄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时指出的，“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7]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模仿固然有东施效颦的可笑，但是如果他决定也建立自己的个人传奇，就可能向悲剧转换。例如，如果他学习毛泽东的好战，悍然发动武力统一台湾的战争，把自己塑造成为超越毛泽东的，完成统一祖国大业的又一个超凡领袖，就会如同俄国的普丁模仿彼得大帝那样，给整个民族和世界带来极大的灾难。当然，这也可能给习近平个人带来拿破仑大帝侄儿的悲剧。作为拿破仑皇帝的侄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掌权后解散议会，也当上了法国皇帝，并模仿拿破仑一世发动对外战争，后来在色当会战中被普鲁士军队俘虏，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模仿者的笑柄。
鉴于毛泽东在文革中大搞个人崇拜的惨痛教训，中共在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曾经痛定思痛，制定和发表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甚至在党章中都写上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章节。例如，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整整七个章节论述了反对个人崇拜。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1980年3月15日）和颁布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80年7月30日）。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八二年九月六日通过的中共的新党章里，第一次写上了“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 这一词句，至今还保留在二十大通过的中共的新党章里。
这些防范和反对个人崇拜的努力，还反映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上。比如，在国家主席的任期上，文革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在中共党内的总书记一职，也有成文的《党章》第六章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另外，还有不成文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在习近平以前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基本上遵循了这一任期规定的。这里也就从反面解释了为什么江、胡，甚至提拔了他们的邓小平虽然也都是独裁者，但并不热衷于搞个人崇拜——因为他们并不想终身执政。
但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个人崇拜在中共党内和中国社会大规模地回潮。一个问题油然而生：文革结束不过四十多年、习近平执政不过十年，本人也不过是一个中庸之才，为什么个人崇拜的回潮会如此迅猛？
个人崇拜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首先从这一角度寻找问题的根源。至今为止，中共都认为个人崇拜的产生并不是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错。中共的《宪法》和《党章》都开明宗义地指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和中共的指导意识形态。其实，这一理论体系本身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是充满了内在矛盾的，个人崇拜的发生正根植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掌过权，因此他们对于这样一个主要发生在共产党掌权以后发生的问题并没有太多的权威论述。但是，恩格斯关于膜拜革命权威的论述， 实际上是为共产社会个人崇拜的基础——暴力和权力崇拜开了先河。[8] 列宁是第一个掌过几年权的共产党领袖。他生前对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有过一个著名的论述，把恩格斯原来一般性的对革命和权力的宽泛的崇拜引向了领袖个人。[9] 列宁提出了“一党专政加领袖独裁”的统治模式。当然列宁笔下的“领袖”还是指一班人（政治局成员），但是毛泽东露骨地解释了这一班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10] 于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下，常常会非常自然地走向对“一个领袖”的个人崇拜。
说来也是讽刺，一直反对毛崇拜的邓小平对造成习近平现在个人崇拜现状有过特殊的“贡献”。其一是他提出了和反个人崇拜自相矛盾的“核心论”。邓小平在思想上一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实用主义者。一方面，他同意批判毛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断，要求集体领导。但另一方面他又决不放弃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自己也大搞个人独裁。1989年六四事件后他选择了江泽民当新的中共总书记时，提出了在集体领导中建立一个“核心”。而且这一“核心”必须要全党来“要有意识地维护”[11]。这和他批毛时提倡的集体领导的观念是自相矛盾的。任何政党的领导核心是在它的政治活动中自然形成并选举产生的，绝不应当是人为制造的。邓小平要中共领导层“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其实是一种通过强制和宣传来人为制造领导核心的行为，这就为毛泽东式的“班长崇拜”开了顺理成章的先河。
其二，邓小平所制定的一些中共反对个人崇拜的政策文件，对于如何具体地限制它的发生也大都是自相矛盾和含糊不清的。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曾明确指示：“在党委会内，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中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12] 这一党规，把总书记放在集体领导中一个“召集人”的平等的位置，本来是反对个人崇拜很重要的一环，但不久便被邓小平自己提出的“核心”论给推翻了。其结果只能有助于野心勃勃的总书记在“核心”和非核心之间建立“君臣关系”，根本无法根绝个人崇拜的发生。再如，《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报纸上要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13]。但是何为“少宣传”？何为“多宣传”？何为“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何为“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这些都因为没有具体内容的规定而形同虚设。而只要认为宣传党的“核心”是完全必须和必要的，党国的宣传机器自然会制造出种种领袖崇拜的无稽神话来。如果我们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追根溯源，始作俑者就是邓小平的“核心”理论。
从上述从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对革命权力的膜拜到领袖专政及核心论的提出，都不难推断出在共产国家里，有组织的领袖崇拜非但是一种政治活动的常态，还是无法根绝的痼疾。不管这一“核心”是天才还是庸才，也不管他是否有喀里斯玛式的个人魅力，只要这个“核心”有强烈的个人欲望，共产党的组织就会维护并抬高他的领袖地位，甚至不惜制造出种种“定于一尊”的神话来。从这一视角来看，个人崇拜不过是领袖崇拜的极端形式而已。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最广泛的崇拜主体、即中国社会和民众的角度来探寻一下，为什么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可以那么快地回潮。邓小平主持的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只有经济上的开放而没有政治上的改革。天安门城楼上一直还高挂着毛泽东的像，正标志着毛文革和毛崇拜非但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结束。习近平上台以后政治上向毛文革的大幅度倒退，倡导红色基因，又把民众对毛泽东的崇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既然曾一度被否定的毛崇拜还大有市场，中国的民众和社会又怎么会特别抵制新的领袖崇拜呢？这里的更重要的还是整个政治体制没有改革。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中共各级大会的代表和选出的委员，无一不是按毛时代的老方法选拔出来的“申纪兰”式的人物。他们的肩膀上根本没有长着自己的脑袋，在习近平指引的个人崇拜之路上走，当然是轻车熟路。
二十大以前，网络上出现了种种习近平被中共元老集团政变赶下台的流言。这使我们不由想起了在毛泽东的“四个伟大”和习近平的“人民领袖”之间,还有过一个短暂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他在领导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政变以后，不过五六年，便被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派集团赶下了台。其罪名之一，便是搞了毛式的个人崇拜。为什么当年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没有搞成，而习近平却大功告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无疑是当年有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集团”。近来，不少人因为对于习近平执政的不满，也寄希望于中共有这样一个“元老派集团”站出来搞政变，“软禁”习近平、重新回到邓小平的开放路线。但是这些朋友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目前的中共党内，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制约习近平的“元老派集团”。文革结束后，华国锋并不是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派集团”选择的领袖，而是靠毛指派为接班人，并靠所谓粉碎“四人帮”的军事政变一跃为“英明领袖”的。而习近平在2012年的执政，是得到中共各派、包括所谓的“元老派集团”同意和支持上台的。造神者一旦完成了造神，就很难再食言而肥。文革后的中共确实有拨乱反正、涅槃重生的中兴想法。而习近平上台前后的中共，已经是一个腐朽不堪的百年老党，根本不可能再有中兴的可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时倒华的元老派最主要的三人：邓小平是74岁、陈云是73岁，而胡耀邦才63岁。为元老派掌握军权的罗瑞卿也才72岁。而现在为人们籍以希望的所谓“元老派集团”里：宋平已经105岁，江泽民已经96岁（本文发表时江已经去世——编者），朱镕基已经94岁，连胡锦涛、温家宝都已经差不多80岁了！很难想象这个垂垂老矣、走路都困难的“元老派集团”还有政变的雄心壮志。更何况他们中的好几个人和他们的家属，都还很深地卷入了极端腐败的丑闻。他们和习近平之间，本来就有黑箱子里的权钱交易。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所在，使这些“元老们”必然在习近平前面乖乖地认怂服软。
这便是中共的现状：一个平庸无知却野心勃勃的领袖 vs.一个腐朽不堪、垂垂老矣的政党。一个追逐前所未有的权力的新生独裁者和一个腐败到集体沉默的百年老党同时存在。这一现状非但决定了这个党中兴无望，还决定了这个庸才只要对前独裁者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式的模仿，便可以成功地劫持整个党、迅速成为其又一个“伟大领袖”，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独裁统治。
从举国学习“习近平思想”的热潮中，我们不难想起文革中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早请示、晚汇报的疯狂。从习氏“定于一尊”和“不准妄议中央”的法规，我们很容易想起文革中严禁议论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公安六条》。从习近平借大规模的反腐败搞政治清洗，我们会自然联想到毛泽东从“三反五反”到文革揪斗走资派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被清洗的反对派除了政治路线思想上的不同，很难发掘出经济上的犯罪来。因而被打倒几年后，常常能够再平反复出。而习近平时代的被清洗的反对派，无一不极端腐败。只要是一抓一个准的经济犯罪，就足以判处他们极刑，根本不用再罗列政治上的罪名。因而现下批判习近平搞政治清洗的说法是“选择性地反腐败”。意思当然是全党包括了习近平自己和家族都有经济腐败问题，不过习搞得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已。
如果在大搞个人崇拜上把习近平和毛泽东做一比较，只需简单地用两个词就够了：习更“皮厚心黑”。2008年8月，我在洛杉矶采访一位原在福州市委工作过的办公厅干部时被告知：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副书记时，他去过习的书房。在那里看到过习的藏书，其中有一本是蜀人李宗吾在民国初期所写的《厚黑学》。[14] 此书研究掌权的权谋，认为大凡成功立世者必须要比别人皮更厚、心更黑。
习近平确实比毛泽东皮更厚、心更黑。尽管从革命资历上习根本无法和毛相比，但就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速度上来说，习比毛要“短、平、快”得多。毛泽东从延安整风开始搞个人崇拜，到文革的巅峰历时近30年，而习近平一上台便在中央成立十六、七个“中央文革”式的小组，并急吼吼地全部自任组长。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虽然也接受了他的同事—如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等人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对他吹捧，但是他没有公开的自吹自擂。相反，在迄今可查的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毛泽东曾有过多次制止或反对对他个人崇拜过头的指示。如文革中对“毛主席像章”之风的制止和对“四个伟大”提法的纠正。当然，毛执政三十多年里，毛纵容对他个人崇拜是绝对主流，否则不会发展到文革时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他又时刻在防止它走火入魔。有时搞得太庸俗化了，他也会出来假惺惺地纠正一下。这方面习近平显然偏执和愚蠢得多，在他执政的十年内，他对任何无耻肉麻的吹捧从来是多多益善、照单全收，从来看不到毛泽东式的老练政客“纠正”，哪怕是出自于一种虚假的谦虚。
与毛大不同的是：习近平还常常在中共的代表大会上亲自做重要报告，对自己进行厚颜的吹捧，以亲自定下在党章和宪法中对自己的歌功颂德。例如，中共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于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就是在这一建议中，取消了国家主席不得超过两届的任期规定，当上了终身主席。并且，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后面，加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终于得到了和毛泽东比肩的地位！[15]
李宗吾先生在他的《厚黑学》的自序中云：“物以少见珍，最初民风浑朴，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黑又厚，众人必为所制，而独占优势。[16]”尽管在中共上层从没有“民风浑朴”一说，但也不妨对习近平和他的两个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作一比较。虽然江、胡在学养才识上都超过习，但习近平“又黑又厚”的权力欲和领袖梦显然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最后“独占优势”、“众人必为所制”。
如果我们把习近平和华国锋作一比较，习的权力欲的厚黑本质更暴露无遗。华在登上“党主席”大宝前早已经当过几十年的湖南省省委书记，抓农业生产一直有口皆碑。后被毛调到中央先后担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党的副主席。其党内资历不仅远高于习近平，甚至和习仲勋相必也不遑多让。而习近平完全是一个靠开后门、坐直升飞机上台的高干子弟。毛死后，华国锋领导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一举粉粹了“四人帮”，连后来推翻他的邓-陈元老派，都不得不承认他此举“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17]。华国锋在毛逝世前就被毛选为接班人。当时毛指示要全党多宣传华国锋。而据说华听说后受宠若惊，主动要求限制宣传[18]。粉粹“四人帮”后，他接受了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冠于的“英明领袖”的称号，搞过个人崇拜。但是他在党的会议上受到胡耀邦等人批评后，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斥之为“妄议中央”、“寻衅滋事”而加以镇压，相反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在华、习比较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是：华国锋从来没有像习近平那样对自己无耻的自吹自擂。当年毛泽东评价华国锋“为人忠厚老实、不蠢、公道，[19]”并没有看走眼，大体还是对的。而当年中共无论是元老派、江派还是团派，把皮厚心黑的习近平误以为是憨厚老实，实在是看走了眼。
二十大以后，习近平个人崇拜的走向如何？以史为鉴，我们倒是可以断定习近平一定会把对他的个人崇拜进行到底的。
[1] http://baike.baidu.com/item/个人崇拜?fromModule=lemma_search-box
[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个人崇拜
[3] 同上。
[4] “习近平如何自我‘造神’？”（2017年11月17日）。https://www.chinaaid.net/2017/11/blog-post_17.html
[5] 同上。
[6] Daniel Leese. Mao Cul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p.16.
[7]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网站《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1851-1852/01.htm
[8] 恩格斯在他的《论权威》一文中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7页。
[9] 列宁在回答“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这一问题时认为：“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有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载《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页。
[10]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网络版），香港中文大学出中国研究中心， 2022年。
[11]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选择江泽民指出：“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1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18页。
[13]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https://www.66law.cn/tiaoli/150952.aspx
[14] 《厚黑学》一书初版是1917年。曾一度成为民国禁书。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时期也从海外引进，以译著的名义出版过此书。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就出版过。
[15]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全文）》，http://www.ztdj.gov.cn/article/show-104112.html
[16] 李宗吾原典、东野君译著：《千古奇书：厚黑学典藏本》，呼尔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页。
[17] 新华社：《华国锋同志生平》（2008年8月31日）。
[18] 孙万国：“文革尾声天安门事件再探”，载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6年，第657页。
[19]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