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卫[1]
摘要：绝大多数学人目前还在使用传统的左右二分法，只不过一些人以左为政治正确以右为政治错误，另一些人则相反。本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极右、中右、中左、极左四分法，对当代中国的思想政治状况和谱系进行分析，得出了诸多既不同于官方也不同于大多数自由民主派的结论，尤其针对自由民主派中出现的相当严重的极右化倾向和趋势，进行了善意、严肃的剖析和针砭。
去年年底，荣剑发表了“左翼问题批判导论”系列文章，张千帆为之撰写长篇评论，在肯定荣文基本立场的同时也提出了批评。[1]接着，陈天庸对张文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质疑。 本文将围绕上述争论，展开论述当下中国的左右问题。
1、如果陈天庸是站在宪政右翼的立场批判极左，主张自由和宪政优先而平等和民主稍后、不能把当代西方对平等和民主的追求搬到当下中国、中国当下的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而不是劳资矛盾、中国当下最根本的问题是官府对于财富的暴力攫取而不是资本对于劳动的剥削、资本家和商人也是追求消极平等（平等政治权利）的抗争力量而不能被当作民众追求积极平等（实质平等或经济社会平等）的斗争对象……那么我们宪政左翼是完全能够理解和接受的。
2、问题在于，陈天庸像哈耶克一样，在强烈反对极左的同时，把中间偏左的宪政左翼也给否定了，从而不知不觉间把自己定位在极右的位置上了。张千帆尖锐批评哈耶克说，既然市场自由成了他的“自然法”，政治自由还是独裁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民主政治干预市场自由，那还不如支持市场的独裁政府。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说：“民主本质上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措施。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一个高度同质化和教条的多数民主政府其统治的压迫程度，或许并不亚于最坏的独裁统治。”事实上，他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辩护，并和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和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惺惺相惜。他甚至将《自由宪章》送给萨拉查并附言：我这本书，可以帮你设计宪法防止对民主的“滥用”。[2]
陈天庸则高度认同哈耶克，认为皮诺切特17年执政使智利摆脱了苏俄式社会主义统治，智利至今是拉美几十个国家中社会与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智利民众至今受益于皮诺切特依据弗里徳曼经济学思想的国家治理成果。民众的生活福𧘲、社会相对自由与安全，是不是可以作为评判政策优劣的标准？舍此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3]
3、陈天庸在这里有一些错误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第一，阿连德政府是以社会党人为首的左翼执政联盟，是民选的合法政府，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上属于宪政民主左翼，虽然匆忙实施了相对于智利国情而言过于激进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导致了经济状况恶化、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但与以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的苏俄式社会主义（国际上通称共产主义）和共产极权专政还是有本质区别的。然而，自米塞斯、哈耶克以来，把社会主义打成共产主义、把宪政民主左派打成极左派，已经成为极右派的标准动作、横扫一切的棍子和不假思索的教条，既然阿连德政府是共产主义政府，那么用军事政变等非常手段颠覆它，仿佛就具有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合法性了。
第二，皮诺切特背叛军队不得干政的宪政原则，领兵攻打总统府，杀害民选合法总统，建立军阀独裁专制，残酷镇压和杀害政治反对派、工会领袖、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对智利人民欠下了累累血债，这是倾太平洋之水也不可能洗干净的罪行。本来，在宪政民主框架内，是实行社会民主主义、New-liberalism还是 Neo-liberalism的经济纲领，都是可以的，前提是获得人民的选举授权，实现合法的政党轮替。就智利而言，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多党制和宪政民主体制还在正常运行，反对阿连德政府的政党和政治力量，完全可以通过动员和争取选民，在即将到来的下一轮选举中实现政党轮替。任何政治力量，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只要是用暴力等非法手段夺取政权，就犯了颠覆宪政民主国家政权的首恶之罪。
第三，哈耶克、弗里德曼的Neo-liberalism产生于欧美社会环境，应该说，相对于凯恩斯主义（左翼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新政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与社会民主主义，具有相当的学术合理性，且在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情况下，也具有纠偏功能的政策合理性，哈耶克、弗里德曼们通过欧美国家的宪政民主程序，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学理变成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政策，也是正当合理的；但想把新自由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去，尤其是推广到那些经济不发达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去，为此不惜通过中情局与这些国家的极右派政治力量联手推翻民选合法政府，这恰恰是出于他们所批判的“理性的僭妄”和“致命的自负”，完全背叛了知识分子的学术操守和政治伦理，这是他们也洗不掉的污点。
第四，在美国政府和企业界的大力援助下，在皮诺切特独裁专制政府的刺刀保护下，“芝加哥男孩”们对智利经济强制进行休克疗法，全面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迅速开发智利的经济资源，一时之间取得了令人炫目的经济增长，被弗里德曼称之为“智利经济奇迹”。然而，这只是一种极少数人得到暴利的经济增长，其代价是底层民众大规模的失业、社会福利和安全网的瓦解，与极为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1983年，智利国内的失业率从1973年的4.3%上升至22%，而实际工资水平相比70年代初下降了40%，之后，军政府不得不实施了阿连德式的“最低报酬就业计划”，为民众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就业岗位，就业情况才出现较大改善，到1990年，智利国内的失业率才降至7.8%。
第五，皮诺切特独裁时期这种有片面自由而无基本平等的经济模式，必然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政治危机，民众的抗争与日俱增。皮诺切特的明智之处是没有一条道走到黑，而是选择了恢复大选和议会民主制。取而代之的中左翼执政联盟在1990年至今的7次大选中，赢得了5次。中左翼执政联盟并没有走向极左，并没有取消私有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合理内核，而是补足了需求侧改革的内容，使经济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增加民众收入和社会保障、兼顾自由与平等的基础之上。今天的智利，在综合竞争力、经济自由化程度和市场开放度、国际信用和国内生活质量、较低的腐败感知和较低的贫困率等方面均为拉美之首，此外，在新闻自由、人类发展指数、民主指数、稳定的政治环境等方面也获得了很高的排名。这表明，社会民主主义和宪政民主左翼不仅与极左共产主义是两码事，而且在经济上也能取得很好的成就。另一方面，2010年和2018年，中右翼执政联盟也两度赢得大选，这表明，中左翼长期执政也必然会带来诸多弊端，需要中右翼出来予以制衡、对冲、纠偏。可见，智利的例子根本不足以证明“独裁专制+新自由主义”这种极右政经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长期有效性，只有中右和中左、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长期竞争与合作，才是迄今为止最为优良的政经模式。
4、为什么中国的陈天庸们，敢于跟在他们的西方导师哈耶克们身后，为皮诺切特们大声点赞，一点不怕有损自己公共知识分子、自由民主派、异议人士的令誉呢？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人并非独裁专制者，而是在面临极左共产主义危害时挺身而出捍卫自由的英雄，如果说他们因此采取了暴力和极端手段的话，那也是被极左共产主义逼的，是正当的自卫反击；他们因为恢复自由秩序而给人类带来的福祉，远远超过了他们给一些人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误伤；无论新自由主义社会存在多少令人不满之处，那也比令人恐怖的极左共产主义社会好得多。这里存在一个二选一的道德决断：自由还是奴役？
如果有人问，极左很坏，极右就是好的吗？他们毫不犹豫地说，不错！极右就是好的，因为从事物的本质上说，左就是错的、坏的，右就是对的（right）、好的，越右，就越对、越好，极右，那就是极对、极好了！著名社会学家郭于华就在推特上很坦荡地晒出自己的政治立场是“骨灰级极右”！那么，在历史上、国际上那些被公认为极右派的纳粹法西斯也是对的和好的吗？另一位中国保守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刘军宁回答说：纳粹是极左，但被误判为极右了。从一开始，左派所倡导和追求的平等价值就是子虚乌有的，只有右派所倡导的自由价值才是真实的、源自人性本身的。一切倡导和追求平等的左的思想，都是人类理性的迷误，其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坏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次坏的，左翼自由主义也不是好东西；此外，诸如女权主义、种族平权主义、性少数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等，也都是属于左边的、走火入魔的东西。正如在右和极右之间划等号，是极左派最大的思维误区一样，在左和极左之间划等号，也是极右派最大的思维误区。
然而问题在于，左右结构，不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都是天然而普遍存在的：鸟有左右双翅，车有左右两轮，人有左右手脚，人不能总是迈左腿向左转，或者总是迈右腿向右转，那就成了原地转圈了，必须一左一右交替迈腿，才能往前走。自由和平等，从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来，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是并列提出的，两种价值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也有独特的、不可化约的部分，不能用一个概念取代另一个概念。于是历史上才会出现偏于自由但兼顾平等的自由主义、宪政主义、资本主义，与偏于平等但兼顾自由的平等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前者叫做中右（中间偏右），后者叫做中左（中间偏左）；至于只讲自由不讲平等的，那叫做自由至上主义、自由放任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只讲平等不讲自由的，那叫做平等至上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共产主义，前者就是极右，后者就是极左。[4]
5、荣剑在左翼问题批判导论中有一个相当严厉的责问：“为何是左翼而不是右翼总是与革命、激进、暴力、斗争、消灭、镇压这些词汇所标志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5]
荣文总体上是兼容中右中左、反对极右极左的，但这个责问表明他否定了极右与革命、激进、斗争、消灭、镇压等等之间的联系，这与其总体理论框架是自相矛盾的。陈天庸比荣剑要右得多，他断然否认平等主义的任何合理性，认为这种以平等为诉求的左翼思维，会因为导致新的杀富济贫而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障碍，而以自由为诉求的右翼思维，则不会产生这样的风险。他完全否认这样的事实：历史上的极右专政，作为一种反革命，也是很激进、暴烈、血淋淋的；他更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平等和公正的缺失，才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与民众的抗争和革命，才会进一步导致极右势力对民众的残酷镇压，并以对外扩张来转移国内矛盾。对左翼极权或极左专政，当然应该严厉批判和谴责、严加警惕和防范，但绝不能就因此说，右翼对于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甚至认为越右越好，极右极好。
极左的确是与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紧密相关的，革命、造反、起义、暴动的确是被统治和压迫的普通民众的专利。但首先必须承认，在统治阶级的极右专政下，革命、造反、起义、暴动具有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和正当性（道义合法性），对这一自然/历史权利，这一来源于血亲/同态复仇和正当防卫的、天然的、不证自明的权利，中国的儒家、英国的洛克、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都是明确予以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只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并且是很难彻底否定的，因为在早期资本主义和初级（1.0版）宪政民主阶段，上升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并没有兑现普遍人权和平等自由的承诺，以财产资格限制把工人阶级和穷人排除在选举过程之外，工人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权、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也得不到法律保护，如此一来，所谓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虚伪的自由民主或资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受到严重侵害而没有合法途径伸张正义的、处于绝望状态的无产阶级，诉诸于暴力革命，应视之为正当复仇和防卫反击。至于后来资产阶级让步了，普选权实现了，工人可以结社组党了，工厂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出来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过时和失效了，这也是理固当然、势所必然的事情。我们不能因为某一种思想和观念后来变成了谬误，就否认它们当初出现时的合理性。
6、越是极右专制的国家，极左的土壤就越丰厚，极左的反弹就越猛烈，反之，越是中右和中左竞争与合作的国家，极左革命产生的土壤、发生的概率就急剧缩小。极右派与极左派表面上针锋相对、你死我活，但其实又相生相成，彼此成为对方生存发展的条件：正因为极右派有意无意倡导和实施丛林竞争法则，造成了极为剧烈的贫富贵贱分化和官民劳资冲突，才不断出现绝望者的复仇和推倒重来；另一方面，极左派在用暴力横扫极右派以及保守派、改良派、整肃一切反革命分子以及非革命、不太革命者的过程中以及获得胜利之后，也成为了一个掌握无限权力、掌控一切资源的超级统治阶级，本身就成为最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和反动的极右派，从而复辟了等级专制制度。极左革命发生了异化、变质、180度大转弯，从前冒死反对极右专政的极左派现在成了新的极右专制者。
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有产阶级、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成员都会变成极右派，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放弃了极端个人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损人利己主义，而建立了兼顾弱势群体利益的温和的个人主义、平等的自由主义、兼顾他人利益的合理的利己主义，这些人就构成了政治上的中右派和中右政党。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下层阶级成员都会变成极左派，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放弃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目标以及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而选择了温和的工联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通过工人联合、劳资谈判、普选制、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逐步达到自由平等、经济公平与社会公正的目标，这些人就构成了政治上的中左派和中左政党。
人类要终止极右与极左之间翻大饼的游戏，走出这样一种专制的循环，只有奋力建立以自由、平等、正义为原则的宪政、民主、法治，而中右派和中左派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体力量。[6]
1、中国异议人士中的极右派，异口同声地认定现政权是极左政权：四项基本原则，哪一条不是极左特征啊？本文当然也认为上述四条都是极左特征，但这只是这个政权的外观和形式特征，而不是其真相和实质特征，其真相和实质是如假包换的极右，两方面合而论之就是“形左实右”。
在它掌权前后搞的“打土豪分田地”、“劫富济贫”，那的确是极左，但后来把土地从农民那里“合作化”、“集体化”，把私营企业国有化，把一切经济资源变成党国所有以后，它就不是极左而是极右了。改革开放后，把抢来的财产私有化、货币化、资本化以后，也只不过党国所有制获得了新的实现形式，党国财产在全社会财产中的比重是降低了，但其所拥有的绝对量却大大地增加了，并且凭借战无不胜的政治权力，党国对那部分让渡给民间的财产仍然拥有毋庸置疑的最终处置权或终极所有权——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绝大多数民众自己没有什么生产资料所有权，也不可能分享对于所谓国有财产、公有财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他们只是干活挣工资的雇佣劳动者而已，哪里是公有财产的主人？作为雇员，他们不具有组织起来与雇主进行平等协商和谈判的权利，他们也不能平等地享有带有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程度、社会不平等程度、等级差距和隔离程度，比所谓欧美日澳韩台资本主义国家要高得太多，这不是极右又是什么呢？
民间极右派为什么会“误判”这个极右政权为极左政权呢？为什么要照搬它的自我表白和那一套忽悠民众的虚假意识形态呢？其深层原因，就是要回避自己的极右价值取向与这个极右政权的同向同构性，从而既可以保持反共产极权的政治正确，又不用顾忌别人批评自己与这个政权的诸多相似、巧合、“客观上一致”之处，比如反平等，反福利，反独立工会，反劳资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反社会保障……他们不认为这个政权反平等和福利是问题，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问题是反自由和竞争，至于底层民众对平等和福利的要求，那是妨碍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将来也许可以考虑，现在不行，如果硬要的话，那就是应予打击的民粹主义、平均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现政权打击劳工集体行动保持沉默的原因，因为他们预感到，如果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或许也会这样干……这一点显示了民间极右派与官方极右派之间的深层默契和同一性，只不过一者在朝、一者在野而已。
2、如果民间极右派希望建立一个“皮诺切特式极右政治+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政经模型的话，那么恭喜你们，眼下的“中国模式”已经是这种模式了。那个由极左政权演变而来的极右政权已经很好地利用、消化、驾驭、保护、规制好一种新自由主义经济了，张千帆在《平等是祸水？——兼与荣剑先生商榷》中对这一点有很深的感悟和很好的表述，限于篇幅就不引证了。极右自由派对此很不服气，陈天庸就反问，张文称“恰恰是在实行国家最小干预的奥派国家，马克思与哈耶克合流了”，但没有例举样本；到底哪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法定指导思想的国家，可以称为“奥派国家”？如果他仅仅因为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法定指导思想就判定它是一个极左国家，那么当然，这样的国家是绝不可能采用极右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但改革开放、市场化以来，中国早就是一个极右国家了，它对新自由主义的包容、奖掖、形塑、收编，是有目共睹、不容否定的。中国真的就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奥派国家”的样本。
3、那么，中国就没有了极左派和极左化的危险了吗？当然不是。有极左，但不是已经变成了极右的老极左或“皇左”，不是官方表面上悬挂和招摇的那套意识形态，而是反对现存极右政权和秩序的新极左，是原教旨马列毛主义，主要是民间毛左。新极左与老极左共享一些意识形态资源，以至让许多人分不清两者，但他们相同的东西是表面的，在深层次上则是对立的：新极左指责现政权的路线、政策和实际运行体制，早就背离了马列毛主义，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现行体制已经成为官僚资本主义，执政党已经成为假共产党，成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成为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执政党为了保持形式上的极左，对这种实质上的极左，在很长时间内是容忍并加以利用的（用以反对普世价值、宪政民主和颜色革命），但当新极左走向线下、走向工人群众，发起像2017年佳士工运那样的集体行动和政治行动时，当局就毫不客气地予以严厉惩治了。
“中国模式”越兴盛，贫富两极分化越严重，经济社会矛盾越尖锐，新极左的发展空间就越大。对此张千帆也注意到了：“同样是在这里‘验证’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济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和这些贪得无厌的资本家没什么好谈的，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打倒。在拉美和非洲，革命和独裁成了对立统一、连环相生的一体两面：只有右翼独裁才能镇住以实质平等为诉求的左翼革命，革命又产生新的独裁政权……马克思理论针对的恰恰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只是在实施这类体制的独裁国家才有它的用武之地。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极左理论和哈耶克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貌似背道而驰，却都在独裁国家找到自己的应用场域。”[7]
你们一再地把美国的民主党人、欧洲中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乃至中右翼的基督教民主党人称之为“白左”、“圣母婊”、“极左”、“共产党员”、“文明的灾星”，从而把欧美一半以上的选民变成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为什么？
面对国内6亿人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世界上最高级别的基尼系数、无数人劳无所得病无所医老无所养学无所教住无所居，你们反平等、反工会、反福利、反再分配，与这么庞大的人群背道而驰，你们所追求的“自由民主”与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利益相悖，你们究竟想把中国引向何方？
如果你们主张自由、竞争、效率、宪政、做蛋糕要相对优先于平等、合作、福利、民主、分蛋糕，这没问题，反正别人会提出与你们相异的主张；而宪政民主就是偏右和偏左不同主张的反复和可持续的博弈，双方都阶段性地服从民众的选择就可以了。可是，你们或者忽视和否定平等、合作、 福利、民主、分蛋糕的必要性和重要价值，或者在时间上划一个界限，先有自由、宪政后有平等、民主，这就是我们主张左右平衡的宪政民主派万万不能苟同的。你们的问题不是一概否定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而是把其中你们所喜欢的要素片面夸大而否定其中你们所不喜欢的要素，并且达到了逢右就捧、逢左就反、非左即右、你死我活的程度。这不就造成一种新的“定于一尊”和对“真理和正义”的垄断了吗？这不是新极右吗？这与你们深恶痛绝的逢右就反、逢左就捧的极左不是陷入同一个极权主义的逻辑陷阱里了吗？
5、我把中国民间极右自由思潮称之为“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成了同一个铜板（中国模式）的官方与民间两个背面，这不是从动机上做诛心之论，而是从后果上做客观分析。所谓中国特色自由主义，是指它不同于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现代自由主义，而是全盘接受了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萨克斯等人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它特别适合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它对于解构极左意识形态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不幸的是，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相互定义的，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狗肉，中国特色自由主义也是挂自由主义的羊头卖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狗肉。不管民间极右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者之间有多么激烈的竞争和冲突，但在对劳动力和环境资源进行无责任、低成本、敲骨吸髓的开发和剥削方面，又是高度一致的，甚至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只不过一者占主导地位，一者处于从属地位。
中国特色自由主义自以为是反对极左专政推动宪政民主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却不料，自己不知不觉地成了极右专政的冲锋队和白手套，原因有二：一是前者生长发育的空间是后者让渡的；条件就是，在微观经济领域，你可以发财致富，也可以掠夺环境和剥削劳工，但你要把大头交给当政者，也不能有任何政治上的和宏观经济层面的挑战，掌握整个经济体系开关的只能是当政者。所以前者并不构成对后者的真正制衡、解构，而是一种补充和依附。以为自己清白无辜、推动民主，的确有些自欺欺人了；二是前者以为自己引进了普世价值、市场经济和对宪政民主的追求，但因为这是一种片面的引进，包含着对平等、福利、底层民主诉求的忽视和拒斥，这正好可以被极右当政者收割和利用。它作为形左实右的政权，表面上当然不会公然否认平等、民生、福利，而是大讲特讲共同富裕，但现在有一些人在普世价值和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否定平等、民生、福利，那真是神助攻。什么过高的平等和福利政策造成平均主义、“养懒汉”的后果云云，……当局一方面可以把民众的怨愤引向新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改善一点民生和福利以平抑民愤，如此一连“赢两次”，而被极权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民间极右派，连输两次而不自知。
6、那么民间极右自由派（中国特色自由主义）就一无是处并且没有前途吗？不是，前面说了，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它们是有贡献的，但现在仍主张自由放任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不合时宜乃至反动了。陈天庸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状况还停留在美国建国前的水平，让中国实行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一步跨越一二百年，会坏事的。情况不是这样。中国现阶段，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制度（软件和形式构架）层面的确不如罗斯福新政前的美国，但在物质、技术、生产力、教育文化（硬件和实体内容）层面甚至已经超过了，比如，1929年美国人均GDP为858美元，之后连续暴跌四年，到罗斯福开始实施新政的1933年，只有455美元，到罗斯福去世的1945年，只有1631美元；中国2021年人均GDP为11891美元，超过了美国1979年的11693美元。单是这一点，就要求我们不能再简单地移植早期资本主义阶段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了，应该积极地迈向现代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宪政民主（即中右和中左、中上阶级与中下阶级竞争与合作的宪政民主）。何况几十年来，民主世界在福利和平等方面已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不可逆的变化。衷心希望那些仍在追求宪政的民间极右自由派多多学习和反思，走出认知迷雾。
注释：
[1] 作者王大卫（笔名）为中国大陆政治学者。
[1] 参见张千帆：《平等是祸水？——兼与荣剑先生商榷》，载于《中国：历史与未来》2022年1月31日，shorturl.at/qEHO2 .
[2] Jesús Huerta de Soto, Salazar: The Dictator Who Refused to Die, https://mises.org/wire/salazar-dictator-who-refused-die
[3] 参见陈天庸：《也谈平等——与张千帆老师商榷》，载于《中国：历史与未来》2022年2月4日，shorturl.at/svDKL .
[4] 参见王江松：《中国社会民主主义论纲》，“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思想政治谱系”，纽约：博登书屋2021年，第115～125页。
[5] 参见荣剑：《关于‘左翼问题’的终极性反思》，https://freewechat.com/a/Mzg4MzY4Mjk5OA==/2247483903/1.
[6] 参见David Wong：《宪政民主左派与宪政民主右派合则双赢、离则两败——答“中国良心知识分子谈宪政民主”问卷》，载于《中国：历史与未来》2021年9月17日, shorturl.at/eCEU9 .
[7] 参见张千帆：《平等是祸水？——兼与荣剑先生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