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1]
摘要: 习近平是如何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的?本文尝试着做一个由外入内的深度分析，首先讨论背景、习的权力政治学，然后讨论其人格特质等个人因素。
习近平将中共二十大演成了他个人的“加冕礼”，不但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习氏政治局班子，还被他的亲信赞誉为“人民领袖”——这个原来只用于毛泽东的称号。十年前习上台时，没有自己的执政班底，仰仗着红二代的身份和元老们的加持才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看起来也没有宏伟的改造计划、更未像毛和邓一样为党做出令同僚折服的贡献。然而，他居然仅用三年成为党的核心，五年将自己的思想写入党章，十年完成三连任，其权力堪比毛。
那么，习是如何建立起他的独裁统治的?本文尝试着做一个由外入内的深度分析，首先讨论背景、习的权力政治学，然后讨论其人格特质等个人因素。当本文定稿之时，中国正发生被称为“白纸革命”的抗议风潮，民众第一次公开挑战习的权威。不过，正在发生的事情其意义需要时间来展示，已超出了本文所能分析讨论的范围。
在分析习如何谋权前，先了解他上台前中共的状况特别是胡的治理困境。从今天的视角看，正是胡治下的中共的特定生态为习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胡是邓指定的江之后的隔代接班人，无疑会让江很不满，不会心甘情愿把权力交给胡。因此江在总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后，在人事上做了两手安排：一是卸党职不卸军职，保留三年军委主席；二是将政治局常委人数由7人扩充成9人。中共政治局常委人数虽没有一定之规，但从江时期的7人变成胡时期的9人，应该出于江的安排，其用意既可稀释胡的权力，又可安插自己的人马牵制胡，从十六大、十七大的常委人选看，前者明显江派色彩的有5位，后者明显江派色彩的有3位，若把习算上，有4位，因为据说习也是由江曾遴选的。江的这两手布局，保证了退下来还能牢牢掌控权力，不至于人走茶凉、人亡政息。实际上江处于半退状态。即使三年后他把军权交给胡，由于官僚系统和军队的重要职位还由江氏人马把控，胡在他的10年任期始终难有作为。
中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这种结构，造成的一大后果就是人们常说的“九龙治水”，总书记的权力被大大弱化，八个常委各管一摊，在各自分管领域，每个常委都有绝对权力，并不听从总书记的指令。按照中共的制度设计，党的总书记只是会议召集人，没有一票否决权，其权力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在这个职位上的那个人的资历、声望和能力，胡在这三方面都表现平平，又没有自己强有力的人马，此乃决定胡是个弱势总书记，在位十年，始终没能成为党中央的“核心”。
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九龙治水”导致的弱势总书记并非没有优点，党的领导人太强势，如果胡作非为，缺乏应有制衡，会把党和整个国家带入灾难，毛就是典型。而领导人弱势，对他的制衡很多，至少能够杜绝一些荒唐的决策。但弱势总书记由于缺乏应有权威，也会导致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政策的执行力差，要做的事做不了，国家的发展计划无法落实。整个胡时代，政令不出中南海是被舆论诟病的。另外，弱势总书记也使得其无法约束其他常委，甚至有实力的地方诸侯，这会造成党内政治生活的群龙无首，各自为政，乃至野心家的出现。胡执政后期，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在路线和政策上公然和中央唱反调，并得到周永康这样的中央要员支持，对中共这种强调严密组织性和政治纪律的执政党来说，此类野心家的出现，绝不是好事。
腐败不是哪个中共领导人当政时的特色，但胡时代腐败的严重，已威胁到中共的执政安全亦是事实，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到胡时期进行了30年，市场经济也实行了近2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整个社会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从而为腐败的盛行打下了物质基础。
改革前，中国也有腐败，但更多表现为制度性的特权腐败。改革后，特权腐败继续保留并滋生，以权钱交易为表现形式的腐败则取代前者成为主要的腐败形式。在改革后的前30年，中国出现过三次腐败高潮。一是改革初期，为了发动和推进改革，中共要把一批官员清理出行政队伍，不吃皇粮，他们的去处是商界。党对这批官员特别是其中的红二代，采取赎买和给政策特权，所以当时兴起了“官倒”这种新兴现象，它其实就是腐败。二是邓九二南巡开启了市场经济，由于市场实行等价交换，权力化作商品，没有法律约束和保障的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腐败。而对此时的中国来说，市场经济还是个新事物，先干起来再说，规则制度一片空白，腐败也就蓬勃发展。三是在江后期和胡前期，随着大量国企被无偿或低价贱卖给私人，原体制的官员和接近权力的人，成为国企改革的受益者，他们瓜分了天量国有资产。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中共亦有意识地放纵腐败，经济理论界制造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信条[2]。但腐败一旦被放纵，就像癌细胞一样，能自我复制和扩散，将一个健康的肌体完全腐蚀掉，何况中共这个肌体本不健康。也许在某个特定阶段，腐败能够推进改革，可从长时段来说，由于腐败带来的交易成本的无限上升，会使得整个社会无心生产，而专注于交易即腐败，最后降低社会的总生产效率。一个社会一个政党，靠腐败来运转，也会败坏社会的所有美德。中共到胡时期，已呈王朝末代景象，社会看起来一片繁华，但腐败深入这个体制的骨髓。
要说胡不想反腐是假，然而，在腐败已成大气候下，反腐谈何容易。中国最大的腐败，最富有的家族，都在党内高层，在政治局和常委这一层级。这些权势家族，手握巨额财富，认真反腐必然触及他们的利益。所以，胡当时面临的状况是，反腐可能亡党，不反腐则可能亡国。他不是一个有魄力的领导人，更缺乏有效的反腐工具，注定不可能真正去反腐，只能让腐败这朵恶之花在他任内茂盛开放。
胡时代中共的第三个困局，是社会狼烟四起，党面对造反的群众，活跃的民间社会，要求自由和开放的思想舆论界，以及政治反对派的挑战，毫无招架之力，节节败退。
中共在毛统治下，搞了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百姓吃不饱饭，饿死几千万人，中国处于一穷二白状态，这会使尚有良心的党的领导人，对人民怀有亏欠心理，或许这是邓实行改革开放的深层心理动机。而要改革，党就要退守收缩，把一部分权利和权力让渡给民众和社会。在习上台后的前30年，党大部分时间处于守势。邓对六四学生运动的开枪镇压，是一个极端情况。但在开枪之后，以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开启，中共再次进入退守状态。
市场经济本身也要求把经济自由权还给民众，中国前期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放权让利。由于这种改革，过去被党全面压制，已经奄奄一息的社会，获得了喘息机会，慢慢有了活力，成长壮大，各种力量开始生成，到胡时期积累了相当大的能量，亟欲摆脱中共控制。
当时至少有四股力量挑战中共统治。第一个股力量是工人和农民的抗争。这两个党章规定的领导阶级，处于社会底层。但相对而言，工人的大规模抗争多发生于江时代，因为江时代推行最激进的国企改革，把大量的国企廉价转卖给私人资本家，而工人则被买断工龄，扫地出厂，并创造了一个词——“下岗工人”，几千万的工人一夜之间从社会主义的主人变成了国家弃儿。在这个残酷的国企改制过程中，爆发了大规模的工潮。胡时代更多的是农民抗争，原因在于以三农问题为表现形式的对农民的压榨在胡时代达到顶点。据不完全统计，胡领导的十年，每年出现的大小群体事件多达几万件[3]，其中农民抗争占主流，一些地方甚至还爆发过几十万农民的“起义”，打砸地方政府。农民大规模长时间的抗争，最后迫使中国政府取消了实行几千年的皇粮制度。
第二股力量是公民自组织的生成，它们以民间社团的面目出现，构成了中国活跃的公民社会的主体，冲击中共的统治基础。毛时代的中国，只有全能政府，没有民间社会，或者民间社会的力量微薄地存在于社会末梢，当然谈不上有现代的公民意识。改革后，私人财产受国家鼓励，为保护私人财富，社会形成了产权意识以及伴随产权意识而来的要求建立公正规则的法治意识，并开始有组织地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和政治。到胡时代，中国公民社会初具规模，力量逐渐壮大，以民间和半官方社团为形式的各类公民自组织表现得非常活跃。
大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民间团体分成三类，一类是经济性的以互助和获取信息为目的的社团，此类社团数量最多；一类是公益性的以参与公共事务为己任的社团，其中民间和半官方的环保组织表现得最为抢眼，因为环保相对政治禁忌少，易被官方接受或合作，它们对推动中国的环境改善和大众环保意识的促成，居功至伟；还有一类是维权性的民间社团，这类社团往往带有隐秘的政治目的，直接参与和介入公共事件，或者某些事件由于它们的卷入而变得广受瞩目，例如，在孙志刚案件、温州动车事故、广东乌坎抗争等事件中，各种维权组织和有代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对事件的激化或解决起了关键作用。中国公民社会在胡时代的兴起和活跃表现，其背后是中产阶级的形成，并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政治需求。它们组成某种意义上的自治，不让政府染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件，为民众维权，监督官员，让政府非常被动，特别是它们和中共争夺群众，其公信力常常打败中共。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将为中国的民主化准备好群众基础和中坚力量。
第三股力量是媒体舆论和思想理论界被自由主义主导，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大众明星，他们的声音和行动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应，政府和官员受到舆论强有力的监督。胡时代是中国舆论监督的黄金时代，也是“公知”的黄金时代，大部分媒体掌握在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编辑记者和领导手中。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后，媒体的生态发生分化，除了传统的党报党刊，为适应市场化竞争，由党报副刊衍生的都市报在胡时代已成气候，深受大众喜爱。胡时代也出现了真正由民间资本兴办的媒体，再加上由中央部委举办的部分经济类报纸，它们行使着对政府的强大监督功能，尤其调查记者异军突起，很多调查报道刊发后引起社会轰动，弄得涉事的官方和官员非常被动和狼狈，他们对舆论监督恨之入骨，欲对媒体和记者收拾而后快。
与此同时，思想理论界在胡时代也非常活跃，很多理论禁忌被打破。经历毛时代的极左一统天下，人们对假大空一套本能的反感和厌恶，尽管六四之后极左有短暂的几年回潮，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右”在思想理论界占主流，自由派的头面人物引领风潮，一批知识分子关心时事和政治，他们是媒体座上客，具有很大的舆论能量，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政府和公权力，启蒙大众，鼓吹政治自由和经济私有，让官方防不胜防，被动挨骂。
第四股力量是中共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他们在胡时代跃跃欲试，有些直接从事政治反对运动，有些以维权为名，行政治抗争之实。中共在毛统治时期尤其文革后期，已经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文革结束到改革发动的过渡期，政治反对派开始出现，但这时的政治反对更多表现为一种政治主张而非行动，也就有了西单民主墙。六四是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第一个高峰，之后由于镇压走向沉寂，不过在江后期，因为社会环境渐渐变得宽松，以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为伪装的政治反对派浮出水面。
胡时代，政治反对派已经半公开化，他们不限于表达政治反对立场，也借助社会热点事件，进行政治反对行动，比如号召公民不服从，甚至效仿阿拉伯之春，发动中国版的茉莉花革命，虽然在官方的严厉打击下它开始即结束，但已是六四后首次针对中共的政治反对运动。它发生于胡主政的最后一年，对中共的震动相当强烈。
胡时代中共的软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高层出现了几大派系，不同派系之间的相互制衡隐约形成了初级的党内民主势头。
中国没有反对党，七个所谓的民主党派不过是花瓶党，根本无法制衡中共。要想开启中国的民主化，当时流行的主张是从党内民主做起，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尽管这在学界有争论，可亦不失为一种途径，似乎适合中国国情。胡时代一些颇有名望的党的理论家，积极鼓吹党内民主[3]，官媒也大谈党内民主的好处，这在今天不可思议。一个具有严密组织性，只允许一种声音的党是不可能发展出党内民主来的，要进行党内民主的探索，党的纪律就必须松懈，思想要多元，党内分成不同的派系集团，必要时甚至分裂党。
恰好胡时代具备这些条件，特别是有中共历史传承下来的不同派系这个先天基础。但是过去战争年代形成的派系此时基本已衰退，以中共元老和现任领导人为首的新派系崛起，其中两大派系分庭抗礼，一个是江泽民、曾庆红当头的所谓江派，这派网罗了众多红二代，是当时最有实力的派系；另一个是胡锦涛当头的团派，是当时仅次于江派的派系，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胡耀邦。两派对中国发展和中共自身的改革有不同的政策主张，相互牵制。同时党内以温家宝为首的开明派倡导普世价值和党内民主，和党外自由派遥相呼应，要在中国变天。
党内不同派系的存在，并允许一定程度的争论，给予了改开派党内民主的探索空间。中共在江主政末期，零星出现基层政权的直选试点，到胡时期，这种试点的范围和层级有所扩大。其中最典型的是四川步云乡的乡长公推直选，从1998年到2001年，进行了四年[5]。虽然步云乡的探索后来在当局的压力下停止，但四川一些地方的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试点到2010年还在推进[6]。此外，在浙江温岭等地，出现了乡镇一级政权的预算民主的改革探索。上述这些探索试点，都有党外的公共政策专家参与指导。这反映了胡时代党内官员的思想是相当开放的。中国社科院一位学者的私人调查显示，直到习上台初期，在其调查的样本中，高达近八成的官员赞成在中国实行西方民主[7]。由此反映出党内多数官员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高接受度。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中共很可能步日本自民党的后尘。自民党也在日本长期执政，但它党内有众多派系，其中有一个主导派系。这是日本特色的党内民主。
胡时代虽然党内民主的苗头出现，却是以党本身的涣散、软弱、丧失战斗力为代价的。在顽固的中共保守派看来，搞党内民主的后果，一定是党的分裂和瓦解，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党内民主，反对思想多元化，要用毛的思想重新武装党。这就要改变西方思想在多数官员中占主导的状况，清除他们的自由民主理念的杂质，否则无法在党内建立起集中统一的体制。
了解胡时代的背景和中共当时所处的四个困局，我们就明白习何以用了不到三年就强势崛起。习如果不想改变或者无能力改变中共的现状，重塑中共，他很可能像人们认为的那样成为中共最后一任总书记。许多红二代对胡不满，责备他无所作为，放任腐败，击鼓传花，只想平安渡过十年，把接力棒交到下一任手上就万事大吉，不想如何为中共守江山。习上台受到红二代的鼎力支持，因为他是自己人，江山是他们的父辈打下来的。然而，胡也有苦衷，他的弱势和难有作为是受江的制约。习当然也清楚这点，尤其薄熙来之乱和周永康案对他震动太大，两案把领导层的“九龙治水”和弱势总书记的权力结构的弊端暴露无遗。
因此，习不想自己当权还有个“婆婆”管着，也不想有人觊觎自己的宝座。胡因深知被人看管的苦也不想让习重演这一幕，在退下来时没有像江一样再做三年军委主席，完全裸退。习在上位前，则表现出毫无野心的样子，也让江胡对他无多少戒心，以为是个好受控制的人。他在成为总书记后，外出首站即去深圳，拜褐莲花山上的邓小平铜像，使党内改革派和社会自由派对他寄以希望，以为他将走邓的改开路线，甚至会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同时习又出台九号文件，在高校发出“七不讲”[8]指示，让党内保守派和社会左派欣喜，以为他将走毛的极左路线。他此时有意隐藏自己，导致人们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左右两派都把他看作自己人，从而支持他。另外，他还在当选总书记不久，率领常委班子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发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动员令，又把大众的激情和民族主义情绪调动了起来。习初登大位的这三步棋从策略上说是成功的，骗取了三股不同力量的信任，以为他是那个值得他们支持的领导人。
可以说，习做储君的五年，目睹胡十年中央政治的腐败和中共影响力的衰落，已经在构想和规划上台后改造中共和中国的宏伟图景，他的出发点是不做亡党之君，要让中共中兴，永续执政，实现中国复兴。从上述分析看，党内尤其在高级干部队伍里，很多人对中共的领导体制、党内的思想混乱和软弱涣散、腐败猖獗等状况是有相当程度共识和共鸣的，习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总书记的权力会得到胡及其团派，以及红二代的支持，他们深深认识到，没有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什么事都做不成，党也没有力量，而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必有赖于一个有权威的带头人即总书记，所以加强总书记的权力，是他们从胡时代的党的教训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构成了习权力崛起的时代背景。
习要扭转中共的被动防守，让党重新焕发活力，变得强大，也会得到保守派、左派，红二代以及部分党内改革派的支持，后二者虽然反对党的僵化，但也不希望党在自由派的进攻下失去执政地位。此外，他的反腐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甚至某些腐败官员的认同，后者也认识到，这个腐不反不行。这就可以解释习对中共的改造计划何以在党内未遭遇太强阻力，大家都想改变现状，认为不改变不行，党必须集权，只是习后来走得太远，动作太大，从集权到极权，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们只想让党看起来像个党，不那么腐败，有些生机，而不想再出现第二个毛泽东，那是党内大员和元老无法接受的。但魔鬼一旦释放，要想再收进瓶里，就非常难了。
有了胡时期的困局形成的某种党内高层的集体共识，习也就展开他对中共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他采取的策略可称为“两手出击，两手都硬”，一手对党或对官，一手对社会或对民。其目的是不想重蹈胡的覆辙，让自己成为一个强势领导人，并在他的领导下，恢复中共的活力和战斗力，成为一个坚强的党，永续执政。
习对党的改造首先采取的步骤是设置新的党内小组，实行小组治国，以党领政，强化中央集权，进而实现个人专权。要建立权威，前提是拥有权力。权力是领导权威的基础，这是胡带给习的首要教训。但在习上台初期，他受制于江胡等党内一帮退休元老，在原有的党政系统里难有作为，必须另辟蹊径，设立新的机构，并亲领这些机构，才能把现有的机构及赋予该机构的权力边缘化。习在党内新设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等多个小组，加上原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他都亲任组长和主任。据不完全统计，习兼任小组组长或主任的头衔多达十几个，并赋予这些新机构巨大权力。通过此种方式他将权力抓在手。
小组治国是中共传统，最有权力的小组当属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习设众多新机构不会引来党内反弹。在无法对原来的官僚体系做大的改造前，习要抓权通过这种方式不失为好的途径。经过三年运作，他的权力已经稳固，于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自我加冕，由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核心称呼的确立，表明他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已拉开距离。这种情况下，习有能力对整个官僚体系动大手术。十九大结束后不久的次年3月，中共公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该方案的宗旨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以习为核心的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此次改革组建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等新机构，将深改小组、网信小组、财经小组、外事小组等改为委员会，仍由他兼任各委员会主任。之所以要将各领导小组改组为委员会，是因为小组不是党政序列的常设机构，而带有某种临时性质，事情完成了，为此设立的小组也就要结束使命，但变成委员会，就成为正式的常设机构。习此时大权在握，不再需要用此种新设小组的突袭办法，可又不想放弃这些权力，于是把它们提格成委员会，从而得以名正言顺地继续抓权。
习集权的目的有所谓干大事的成分，然而，一旦尝到权力带来的巨大甜头，集权本身也就成为目的，甚至要超过干大事的目的。因为集权的过程势必要打碎旧的权力结构，一些官员势必要成为牺牲品。这就会带来矛盾和冲突，使习产生某种不安感。权力越大，集权的矛盾和冲突越剧烈，不安感也会越强；而不安感的增强，反过来又需要更大的权力来消除它，从而形成一种集权正反馈。人们现在看到的正是此种情形。习有了“核心”称号和地位后，还不满足，2018年进一步要“两个维护”，并把它上升到全党必须始终坚守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两个维护”实际是“一个维护”，即维护习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和领导权威。但“两个维护”也不能满足习对权力的欲望，他在2020年又提出“两个确立”，干脆把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领导拿掉，变成习个人核心地位和思想的确立。从“两个维护”到“两个确立”，背后是中国的外部发展环境在2018年后有了根本改变，影响到民众特别是官员对习的领导能力和水平有了跟过去不同的评价，让习感受到一种威胁，因而要不断地向全党提醒，维护和确立习的核心地位，是全党必须遵守的政治规矩，是对习忠诚的表现。到二十大，在“两个维护”和“两个确立”的基础上，他干脆组建了由自己亲信全面接管的中央领导体系。
可见，通过总书记——党中央核心——两个维护——两个确立提法的演变，以及亲信的全面上位，习由集权干大事变成了对权力的独家占用——完全极权。
与集权相辅相成的是反腐，这是习改造中共，建立极权统治的第二步。他的“两手出击，两手都硬”，其中针对官的一手主要由反腐来承担。前已提及，中共的腐败到胡时期发展到阶段性顶点，胡不是不想反腐，而是根本反不动。习明白，腐败非反不可，否则他真成了最后一任总书记。多数高级官员也清楚，中共要执政下去，必须遏制腐败，在这个问题上，中共高层是有共识的，只是人人都不希望反腐反到自己头上。
不过，习对腐败的下手之重，还是超出了很多人预期。基于江胡反腐的经验，人们普遍认为习的反腐就是做个样子，但是他有自己的考量，要通过强力反腐立威，让大小官员特别是那些瞧不起他的高官元老感到害怕和恐惧。腐败到腐烂固然对中共不是好事，却为习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立威机会，习要快速建立起个人威望，就必须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只抓权，不让官员害怕和恐惧，权力也可能不牢靠。从这个角度说，习是将反腐作为建立其个人权威的手段或者工具来使用的。他深知反腐必会得到民众和党内多数党员的支持，有了广泛的民意支持，腐败官员不敢对他分庭抗礼。
但反腐必须找个得力帮手，习找到了同属官二代的王岐山。王本是治理经济的能手，素有“救火队长”之称，按理应该把他放在经济部门发挥所长。事后来看，这出人事安排是一着好棋，王没有辜负习，抓了很多高官，让大小官员望而生威，大大扩充了专司反腐的纪委的职能和权力。此后中国政坛以“习王”相称，王成为事实上的党内二把手。习用三年不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王是头号功臣，可也由此埋下了二人矛盾。
习的两届任期，被查处的官员大概有几十万，其中高级官员553人，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9]，包括正国级一名，副国级六名，军委委员二名，遍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群团、国企、高校、宣传、政法、金融、军队和武警等各领域和系统，每个省市都有主要领导干部落马，很多地方和部门还是塌方式腐败。然而，过分夸大其反腐意义也没必要。虽然反腐确实改善了一些官民关系，让官场变得廉洁些，但并未带来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进步，这是因为，习的反腐主要着眼于巩固权力，树立权威的需要，从而使反腐沦为选择性反腐，成为习整肃政敌的工具，尽管他的政敌确有腐败嫌疑。习通过反腐，打击和削弱了江派和团派以及邓陈等元老的势力，基本上让这两派瓦解，还把矛头指向王岐山，法办了王的大管家董宏，整垮了王的白手套海航。周永康和孙政才之后，也许是对党内政治局委员和退休元老震动太大，弄得这少数权力寡头人人自危，在他们表示出臣服后，习的反腐呈现出三个底线，即红二代不反，政治局这一层级不反，退休的元老不反。故十九大后，虽然落马的高官仍然很多，但基本停留在副省部级，省部级只是个别。
习改造中共和建立极权统治的第三步，是在党内立规，要官员们懂规矩。他为此采取的措施是，全面强化党的领导，将所谓政治建设置于党的建设之首，实际是以政治建设之名，行党内效忠之实。2012年11月17日，刚当选总书记的习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句话原是毛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所讲，毛的原话是：“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10]后来把它概括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在这次集体学习的讲话重拾毛的“牙慧”，当然不是无的放矢，他针对的就是胡时期党内存在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为乏力，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等问题。所以他说，“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11]。用党的御用学者的话讲，“党领导一切”强调的是在包括中共、人大、政府、政协、监委、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政治主体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党在范围上是领导一切的政治力量，在地位上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12]。
表面上，全面强化党的领导是要彰显党的存在和领导作用，实则是突出和加强习的政治权威和核心地位。因为党的领导作用能够发挥，党对广大群众具有号召力和战斗力，习的权威和地位就会更巩固，这正是他推行政治建设的首要目的。中共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等，没有政治建设一说，因为上述各项建设无不带有政治性，具政治效用，无须格外再叠加一个政治建设。政治建设是习首次提出的，2018年6月2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他提出了这一说法，2019年1月31日，中共正式出台《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针对的就是政治意识不强、政治立场不稳、政治能力不足、政治行为不端等突出问题。后来当局在评价一个干部的政治立场时，频繁使用“政治占位”一词，衡量标准就看一个官员是否拥护和忠诚习，严格遵守和执行习定下的党内政治规矩。
为让官员有规矩意识，懂规矩守规矩，习不仅将政治建设作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还把它制度化。每年末，习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法、最高检党组和书记处工作报告。政治局24位成员、书记处书记、两高党组书记，都要向习个人汇报一年的工作总结。这两项汇报，现已成为制度和惯例，名义上是加强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领导，实际加强的是习一人的领导和权威。通过这两个做法，习终于把自己凌驾于其他政治局成员之上，凌驾于党中央这个集体和全党之上。
此外，习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主要领导负责制，彻底肃清西方思想的影响，一边高举共产主义旗帜，一边推行民族主义；同时用专政手段，全面打压社会的反对力量，用这一套“权力政治学”，从而最终建立起了他的习氏王朝。
[1] 作者邓聿文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原副编审。
[2]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如张曙光、张五常、张维迎等分别提出腐败是润滑剂、买路钱和吐痰论，见博讯网https://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5/08/200508221139.shtml，凤凰网https://finance.ifeng.com/people/200701/0120_188_65959_2.shtml。
[3] 于建嵘：《中国的骚乱事件与管治危机》，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6434.html。
[4] 王长江：《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谈推进党内民主》，《中国改革》，https://china.caixin.com/m/2012-11-12/100459113.html。
[5]《基层民主建设路在何方？——以四川省步云乡直选乡长为例》，中国公共管理案例中心，http://case.sppm.tsinghua.edu.cn/info/1004/1541.htm。
[6] 《公推直选十年后仍“试点” 被指“不愿削弱权力”》，瞭望周刊，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11/04-18/2979828.shtml。
[7] 这是一位曾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学者在微信上与笔者的交流，他也把他的调查报告发给了我。该学者2012年已从社科院离职，我们的交流记录和文章笔者未保留，但对交流的内容印象很深。
[8] “七不讲” 的具体内容是：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中共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司法独立不要讲，见维基百科。
[9] 央视网，https://news.cctv.com/2022/10/17/ARTICPr87jglOzOUn7C4imDg221017.shtml。
[10] 罗平汉：《“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由来与发展》，学习时报，2020年11月13日。
[11]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求是杂志，2021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