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高瑜:批评社会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发布时间:2024-08-21    作者:zhangjie

主持人:大家好这里是观点,我是唐琪薇,今天的观点节目,我们通过视频联线访问了人在北京的中国著名独立记者、专栏作家高瑜女士。高瑜女士曾是中新社专题部记者,后担任《经济学周报》的副总编。89六四之后高瑜开始为境外中文媒体写稿,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中,高瑜荣获多项新闻自由国际大奖。而为了在中国追求新闻自由,年近八旬的高瑜三度身陷囹圄。高瑜老师告诉我,从小她就是一个不愿意受束缚、自由自在的孩子。我们今天的访谈,就从高瑜老师的童年时代谈起。

记者:您父母都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而且您父亲还是中共早期的地下党员之一。父母带给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高瑜:我从小很受家里宠爱的,从小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幼儿园给我起的名字叫升旗大王,当年要升国旗嘛。我父亲去世很早55年,我刚刚十一岁他就去世了。我还记得我到我爸爸的办公室,我爸爸告诉我说你要警惕个人英雄主义。而且我还有一个经历就是我55年,还选上给毛泽东献花,但是那年呢我是五一去献花,我没献成是为什么?取消了,从那以后再 没有给毛泽东献花。上小学也是功课很好的,这个当然了有 我母亲的教育,我母亲从小对我就一个要求,只要你功课好就行,别的都很自由的。

记者:我知道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中国可谓是运动不断,这对您世界观的形成产生最大的冲击是什么呢?

高瑜:对我冲击最大的就是文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语文系,我的作文老师就在楼上可能是单独关押他的时候,他可能有历史问题吧,那会儿人大我住的那几个楼是小楼,就是一个系一个楼二层楼,没有暖气我们都是生炉子,那个老师就是拿捅炉子的那种铁通条,不知道你们南方人知道不知道,就烧红了从自个儿心脏穿过去就那么自杀的,哪个系都有打死的老师。我家住的那个楼,是个司局长以上的楼,整个让抄家。从郁达夫一直到老舍的一些绿皮的那些选集,都是我母亲替我买的。我当年看书是比较多的,我自己当时喜欢买苏联小说,我母亲不太了解,抄家把我们家的书全抄走了,被窝褥子抄完家之后还给你洒上点酱油啊醋啊,所以我觉得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甚至是一场摧毁文化的大革命。我弟弟当年是念高中吧,那天灰头土脸回家了,我妈妈问他说你干什么去了?他说我们拆一个地主婆的房子去了。后来我妈就赶快给了他点钱给了他粮票,让他去串连,就让他避免参加那种激烈的破四旧运动。

记者:我们知道文革结束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自由思想的活跃期“北京之春” ,1970年代末北京的西单民主墙,还一度受到邓小平的支持,但最终还是被打压了。那段时间您在北京吗?您会如何的看待这个短暂的活跃期呢?

高瑜:我在北京,我当年分到北京市文化局的党校。当年这个名字还不叫党校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一个要培养文化局下属单位,都是上万人的吧,那么一个党校,要培养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对那个时候的民主墙呢,我正好是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还有马列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要给他们讲这些。我还给人大自我开课呢讲的鲁迅,他们认为我讲得很好。

主持人:高瑜当年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是希望就读新闻系,却阴差阳错进了语言文学系。1980年高瑜被调到中国新闻社专稿部,终于圆了自己的记者梦。

高瑜:中新社主要是对外的,相当于新华社的对外部,它是(中共元老)廖承志成立的。中新社我是写专稿,就是要写长篇报道而不是写新闻的。我第一篇稿子吧,我写的冰心的丈夫吴文藻,那是80年的国庆稿,后来发到了徐四民(任总编的)那个《镜报》,等于一炮打响了吧。有一次我还碰到廖承志,徐四民就说我的稿子非常好。廖承志就说哎呀,说你这么年轻要多写呀!我当年到专稿部都三十六岁了,我是最年轻的。你到现在你看中新社,除了他们后来办了一个中国新闻,我偶尔看在网上看一眼,这是比以前的进步,其他的你看那个社里边的发了什么重头稿啊?跟我们那会儿比差远了。我们那会儿写一篇稿,你看我还写过《邓小平的家庭生活》,当时我采访他女儿那个画家邓林,也是全世界转载。现在看不到那种重头稿,就好像刘宾雁的稿子在《人民日报》消失了一样。

记者:您说过也是因为中新社特殊的工作性质,让您真正了解到什么是自由的新闻界。当年您到了中新社之后,也是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到海外媒体的一些报道是不是?

高瑜:每天对我们的要求必须浏览港台报纸和杂志,所以我就真正的见识了新闻自由,给我开了一个窗口。你看经历了文革研究,我又是在党校工作了几年,大学毕业又是下放农村,就是十年虚度吧,差不多就十年虚度。这种情况下我一下就推开了(一扇窗),我每天都得看台湾香港的报纸杂志,那会儿香港还有个《联合报》《中时报》,主要就是我们当时要立足中间报打入右报,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这样。所以我的专稿当年也都是在香港,很快人家就了解我了吧。

主持人:在社会学家吴文藻的专访之后,高瑜陆续采访了一大批中国著名知识分子、政界高层人士。之后高瑜开始将她的关注点聚焦在一些政治敏感人物,并开始撰写深度的时政分析文章。1985年《人民日报》资深记者刘宾雁因为其作品《第二种忠诚》受到打压,时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还决定让刘宾雁调离《人民日报》社。高瑜之后撰写的专稿《刘宾雁宣布退出文坛》,引起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文章刊登后不久,胡耀邦又批准刘宾雁可以留在《人民日报》社。但是,审核通过这篇稿子的时任专稿部主任冯钜昌却被中新社撤职,高瑜也因此成为中新社严格控制的自由化分子。

​​记者:说到这篇后来成为您离开中新社导火线的专稿《刘宾雁宣布退出文坛》,我记得您说过您后来和刘宾雁先生探讨,无论是50年代还是80年代,为什么他最有影响的作品都是以作家身份写的,而不是以记者身份写的。刘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界理论界都有松动,只是新闻界没有一点变化,还和57年一样。您同意他这样的说法吗?

高瑜:他说的有非常多的道理。我记得他在他的茶几上给我画了三个圈,这圈是新闻的这是文艺的这是理论的。文艺界松动最大,但是理论界有松动,新闻界一点没改,因为他当年就在新闻界给打成右派,他那些报告文学都成了右派作品了。他最早写那个王守信(高瑜老师口误)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都是在人民日报文艺版发的,它不是在新闻版的报道。胡耀邦那是和知识分子关系最好的一届总书记啊,他当年还要求我们新闻要二八开,写成就写党和国家的成就要占80%,写缺点只能占20%。我们中新社专稿部的责任就是小骂大帮忙,通过20%来表扬党的80%的成就。所以说我们当时是这个情况的。

记者:尽管如此,和毛时代相比,上个世纪80年代政治改革热潮中的新闻改革还是一度活跃的,您对当年党媒内部在争取新闻自由上做的一些努力有没有一些了解呢?

高瑜:80年代我认为一些包括《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当时的总编辑、后来又是社长兼总编辑的胡绩伟,那也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个老前辈。我崇拜他和鲍彤何家栋一样,都是划等号的。当年《人民日报》解放思想还有一些什么,他都是推着全国人往前走的。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那个思想桎梏里解放出来。他和胡乔木有过一场大辩论,就是党性高还是人民性高,他就提出来人民性高于党性。后来把他调到人大教科文卫,他又是教科文卫的副主任。这个副主任呢他当年就是要起草新闻法。他当时就说我们这个新闻法不光是管下边记者报社,还要管领导报社的宣传部门,你不能用党的权力来干涉新闻自由。他是有这个(想法),所以一直就没实现。像80年代我采访了吴敬琏。吴敬琏批评的全是赵紫阳的错,你知道吗?他现在也在批评,权贵资本主义啊都是他提的,他这才叫真正的经济学家、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什么叫知识分子在国外呢?就是你要起到社会责任,在社会上起到批评作用,你才能称为知识分子。中国可不一样,你看看有一拨人那都讲的是什么呀,全是讲了谎话,自己可能都要脸红的那些话都说得出来吧。

记者:我记得中新社的领导曾经批评您说,采访一次就成了朋友了,记者不是社会活动。您说您的看法正好相反,好的记者就应该是好的社会活动家。

高瑜:我是这样的,我采访一个部门一个什么,很快人家就拿我当朋友了。就包括邓朴方的残疾人基金会,都拿我当他们自己的比较特殊的记者了,你看我跟着邓朴方走了好几个城市。正因为这些,86年胡耀邦给我们电影部批了他们打的一个报告,就是要拍《邓小平和现代中国》,要拍成一个彩色纪录片,结果就把我调到电影部,借调,让我写这个大纲。我当年写这个大纲的时候,采访了很多人,什么严家祺啊还有王军涛陈子明这些,他们当年成立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一个民办的研究所,他们改革开放走得很前的,我就是和他们建立很好的关系。我最大的一个安排就是,我作为编导,这部影片就是让邓朴方和巴金做了一个关于人道主义的对话。当年人道主义,毛泽东时候你提人道主义那就是反党啊,那都是资产阶级最腐朽的思想。我写完这个提纲以后电影部都传阅,就说我这个写得非常好,就把那个改革开放邓小平所起的作用,国家向着世界文明靠拢啊,那个成就写出来了。当然了我对邓小平当年是有点吹嘘的,为什么要吹嘘呢?这是王军涛当年教我的,他说你把什么成就都往他身上靠,让他不能往后退。当年我就写了这么一个电影,等到87年一月,中央的什么生活会就逼着胡耀邦辞职了,一逼他辞职,侨办当时主任是廖晖,就是廖承志的儿子,他就胆小了,他就把这个电影停了。

记者:刚才您也提到很多的您的采访对象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记者不和访问对象保持适当距离的话,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采写时的公平和公正呢?您是如何平衡的呢?

高瑜:我自己呢,你看我对于刘宾雁都有看法。刘宾雁按说是新闻界的前辈、作家,有成就的中国第一的作家,可能就属刘宾雁,除了巴金那些人之外。当年刘宾雁的几篇报告文学一出来啊,那简直就是洛阳纸贵啊,我们专稿部一份《人民日报》大家都抢着轮流看,什么也不看就看它那个副刊啊,就看他那篇报告文学啊。但是我对他的作品我有评价的,它不是一种从人性刻划人的最成功的作品,我认为不是。当年其实刘宾雁的作品呢,何家栋说了一个非常准确,它是党文化的最高峰。因为你看当年刘宾雁去采访,他作协副主席嘛还有什么,都是省的一些宣传部部长、或者副省长陪同的,他在宾馆里面接受他采访的人排成长队,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你有什么问题,你有什么。。。他的《第二种忠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采访,他收到的题材呀,他才写了个《第二种忠诚》啊。像《人妖之间》,你想想他一篇文章就给王守信定了罪了,说他是妖。当年王守信只不过就是随着改革开放,他在县里面成立了一个小金库,还不是腐败,他一分钱也没捞,是给县里边有一些活动资金等等。在这种情况,你想想像刘宾雁一个大作家,就能给他定死罪,结果王守信就给枪毙了,所以这个就是当年这种党文化的力量啊。《第二种忠诚》他还是要强调忠诚,他没有摆脱党文化的那个圈圈,就这样他还被开除党籍。可是我对他的作品有认识,但是不影响我对他的感情。

主持人: 在中新社写稿受限后,高瑜接受《经济学周报》总编何家栋的邀请,出任该报的副总编。她不但向原《人民日报》社总编胡绩伟、著名诗人邵燕祥等当年的重量级人物约稿,自己也撰写了大量和深化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有关的文章。

记者:离开中新社之后您是去了《经济学周报》、《经济学周报》在很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和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南北呼应。我知道当年你们被誉为是南有导报北有周报。这两家媒体的脱颖而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年对媒体民营化的一种尝试呢?

高瑜:《世经导报》还不一样,它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三产,三产就是企业,就是要走向市场化的企业。《经济学周报》就走得更远一些,更远一些也是88年开始的,因为这个报纸办了十年也没有什么影响,后来让何家栋接手了当总编辑,而且当时一个完全是民营的研究所,就是陈子明(办的),他们注资了《经济学周报》,但是《经济学周报》还是社科院主管,当时必须有主管单位嘛,所以民营,当时注入一些民营的成分那就不简单了。

记者:后来《经济学周报》跟《世界经济导报》都被关闭了,而且《世界经济导报》是江泽民下令关闭的。我看到有观察人士指出,江对《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处理,其实是他一块重要的政治基石,江泽民因此被邓看中,当上了中共的总书记。不知道您对这方面有没有一个了解,您的观察如何呢?

高瑜:它被关掉主要就是它四月底的时候,组织了一场胡耀邦的纪念座谈会,它就因为这个会议被江泽民给停了,他们发了好多版纪念胡耀邦。纪念胡耀邦你想想谁要纪念胡耀邦,就戳到邓小平的肺管子上了。邓小平对他身后看谁会成为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也是以胡耀邦为准的。谁要是赞成胡耀邦他就要把谁搞倒,他怕秋后算账嘛,等他死了。当时李鹏在常委会上就说,现在的学生都集中到广场上了要纪念胡耀邦,这怎么办呢?意思说要怎么对待学生,结果赵紫阳就说我们党都要纪念,那为什么不让学生纪念?(李鹏)他就把这个话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这一下就已经生了杀机了,得把赵紫阳给搞倒。

记者:刚才也提到您曾经为纪录片《邓小平和现代中国》撰稿,而且您也访问过很多邓的家人,以您当时对邓的观察和了解,您对他后来决定六四镇压有多大程度的认知呢?

高瑜:我当时真没想到,我没想到。起码他对赵紫阳胡耀邦,胡耀邦因为后来学生运动起来了,他认为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认为学生起来那些运动,就是要求反腐啊要求政治改革呀,这都是自由化,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所以逼得胡耀邦辞职,但是他还给胡耀邦留下了,因为胡耀邦听他的话了嘛,所以他还是给胡耀邦留了政治局委员。对赵紫阳就不成了,不21号就军管了吗?赵紫阳是不同意的。而且好像(赵紫阳)17号还开了家庭会议,就说他可能要(被罢免)总书记,这可能会给全家都带来非常大的政治压力。但是呢?(赵紫阳的)全家人还都支持他。六四发生以后学生都提出来新闻自由,希望(香港《镜报》总编)徐四民来北京办报。当年在常委会里边,赵紫阳还提出来一个要加快新闻法的制定,从此就销声了。六四之后,新闻法根本就不提了。

主持人: 1989年6月3日也就是六四的前一天早上,高瑜被北京市国安局拘捕。6月30日,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特别发文,称高瑜在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的《严家祺与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权力地位制造舆论。这篇对话也被认为是最终导致《经济学周报》停刊的原因。从此以后,高瑜成了一名为海外媒体写稿的中国独立记者。更多高瑜女士的观点,请您关注下期节目,我是唐琪薇。感谢收看,祝大家新春快乐,健康平安,再会。

附:

50年多前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反对人类文明的运动,那场运动的对象是中国的知识份子,他们是知识、思想和科学的载体,这场运动的结果,是消灭了20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知识份子。这场运动制造的严重后果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性;二是旷日持久性;三是可传承的灾难性(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反右的传承)。仅就这场运动消灭知识份子这个结果谈谈我的见解。


要消灭的是知识份子的理性思想和批判社会的力量
先引用画家陈丹青一段话到了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甘弩、丁玲、肖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一个人模样给弄成那样子,还不如长得丑陋,犹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点最后的尊严。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

用今天的话评论陈丹青先生,应该称他是鲁迅先生最狂热的粉丝,他独独尊称鲁迅为”大先生”,他认为鲁迅若活着,是不会去参加79年文代会的。陈先生依据的是从来没有接受过党改造的鲁迅的品德和风骨。直到2001年因周海婴公之于众,我们才知道,1957年7月7日上海与38名文化界人士座谈,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泽东提问:”如果鲁迅在世,他今天会怎么样?”毛回答:”要么在监狱里继续说,要么识大体,不作声。”1957年对鲁迅都要封口,何况对其他人呢?鲁迅果能被封住口,那脊梁骨也就被打断了。

陈丹青用画家目光审视的不仅是毛政权之下坍塌了、扭曲了的中国知识份子的相貌,也是他们坍塌了、扭曲了的灵魂。42年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次对知识份子残酷的迫害和改造,是42年整风的直接结果,是他建立毛氏王朝,搞独裁专制的开始。而57年的反右,规模和手段都是42年不能比的,这场运动从社会属性上讲就是要打垮和消灭中国的知识份子,消灭他们独立的思想,自主的人格和批判社会的力量,社会属性不再有了,知识份子也就不存在了。毛因此才能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作为右派的主体,是这样几部分人:

一、以”章罗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份子,是中国具有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的大知识份子,他们针对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提出批评,并提出多党制架构的设计。

二、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份子。他们最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积累的大量的严峻问题,他们直接给中央写信,喊出人民的疾苦,批评党的干部的特权。

三、以林希翎和北大519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他们接受苏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激烈地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

四、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棐、肖军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和著名文艺家,他们的知名度高,就党对文艺的领导,对文艺作品的封杀和党内宗派主义提出批评。

五、教育界、科技界著名教授、科学家,他们学贯中西,就教育、科学和经济建设违反常识、违反规律提出意见。最经典的是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

以上五部分人都是当时和未来中国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作为知识份子的群体徒具有学历的标签,而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功能。

摧毁知识份子的4种方法

“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普世价值的尊严、理性、自主有一致性,反右就是从摧毁中国这一文化传统入手,从而摧毁了全社会知识份子的灵魂。毛把整风中敢于或者被迫讲了真话的知识份子,统统加了”右派”这顶政治帽子,是文革搞阶级斗争为纲的预演。我就从”右派”这顶帽子谈起。

一、”右派”帽子,相当犹太人身上的黄星。

为了建立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建国之后,在连续的政治运动中,已经人为制造出”地、富、反、坏”阶级和阶层,另外还有”胡风分子”、”高饶分子”。上文归纳的右派主体的五类人,按照思想的光谱,基本与右不沾边,有的甚至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但也统统给他们加了一顶”右派”帽子,在当时因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左的思潮正在世界范围涌动,中国更是高唱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向左!向左!向左!”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内,无疑是置”右派”于死地。他在中国处于一言九鼎的地位,抛出的帽子,相当法律裁决,轻而易举就把一、二百万人和家属,一个大到上千万人的群体续在”地、富、反、坏”的后边,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被剥夺公民权。

二、所有右派必须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公开检查,也就是公开认罪。同时要表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向党具结画押。这是剥夺知识份子尊严最厉害的一手,尊严没有了,灵魂也就破碎了。

根据右派的职务高低,给右派也定了6个级别,一类最大,六类最小。1980年,为了准备国庆稿,我去采访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这次采访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次采访,就因为吴先生讲的一句话:”我是第五类右派,是性质最轻的。”按照吴先生的级别至少是二类,定为五类明显是优待。讲到右派经历,吴先生忍不住流下泪水,但是他对被划为五类,是心存感激的。每当我想到毛氏运动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剥夺,我总会想起吴先生的这句话。

正是根据每个人认罪的态度,又给右派定了五种处理方法。把最严重的送监狱,甚至被判死刑。次之送北大荒、夹边沟全国几十个右派改造基地,无异于肉体消灭的集中营,右派在改造基地承担了搞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成千成千被活活饿死,已经越来越多见于史书,这是作为右派的知识份子以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成为史家,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贡献。还有的被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农村接受改造。最轻的在原单位降职、降薪,拿20几元的生活费接受改造。

拒不检查的右派是极少数,其中一个是邓小平拒不改正的中央统战部管理的5个大右派之一彭文应,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名字。彭文应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硕士,是共产党真诚的朋友,资助过周恩来和多名共产党人,因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1949年5月初,陈毅率人民解放军进逼上海,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1957年,身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他在受到批判时,不仅就每一件具体事情与成百上千的围攻者据理争辩,固持事实和己见,而且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公布了一篇发言稿,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份子所追求与坚持的社会责任作了总结和阐述。拒写检查。彭文应为他的”态度恶劣”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职务被撤销,没有了工资,六个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顿失生计。妻子急得旧病复发死去,次子自杀身亡。组织上来人告诉他,”只要写个检讨认错,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他坚决不写。他说:”想用不给吃饭来逼我承认,是绝对办不到的!”子女们跪着哭求他:”家里没有饭吃了,你就承认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写。他对一同落难,奉命说服他认罪的王造时解释说,他的经济和家庭的确越来越困难,但是不应该从个人利害得失来对待政治上的是非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生命最后一年,还给中央上”万言书”,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份子帽子”。

1978年,全国的”右派”几乎全都被宣布为”错划”而获得改正,而彭文应却被”升级”,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并列,成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当年的”反右前台指挥”邓小平,报复的就是彭文应不认罪的态度。

王怡先生最近为我们提供了一名被称为中国的巴弗(圣经中的一个圣徒)的基督徒右派吴维尊。

1987年5月28日,吴维尊被监狱哄骗出狱,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1981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文中说:”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从此吴维尊在监狱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个监狱外的服刑人员。直到死。他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屈服。

右派份子最后的尊严,随着这些人生命的结束而消失。更多的人随着被摘帽,78年被改正,向党表示感恩戴德。

三、对右派实行”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反右是它实行大民主的试验,是文革的先声,是让中国人集体丧失人性的大动乱。

全国的人,包括右派家属子女,亲朋好友对待右派,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对右派下手,人人要口诛笔伐,揭发检举,人人必须学会撒谎,制造谣言,必须学会大义灭亲、上纲上线。使得右派处于众叛亲离,人人喊打,无地自容的境地。很多右派不甘受辱,或畏惧受辱而自杀身亡。很多人只因同情右派,为右派讲话,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光明日报》一位老记者,是我的大学长,他当年被定为中右,他说,当时一听到班上一个左派的声音,心里就不停地哆嗦。

被称为”中国知识份子唯一”的顾准的家庭变故,是颇具典型性的实例。读了朱学勤先生对顾准六弟陈敏之的采访《迟到的理解》,我流下了辛酸的泪水。顾准是57年、65年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境遇就更悲惨。我摘一些内容给大家:”1966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蜇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顾准又是个孝子。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1965年,顾准处境恶化,不得不将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1966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1972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见面。1974年11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11月16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了。”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母子相见,终成泡影。

“1982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六叔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84年2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说:”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淌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他的女儿还说:”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今天强迫中国人和知识分子接受和奉行的准则仍旧距离科学还远,这就是1957年M为中国留下的遗产。

四,右派在改造中仍要比认罪、比检查、比揭发、比检举。这是M分化瓦解、个个击破惯用的手段,也是将知识分子改造成驯服工具的手段。

M善用人海战术,搞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百万,几百万这是让M十分在意的数字,M决不会掉以轻心。右派在改造中,无论在监狱,还是在劳改营,哪怕是在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在右派群体内,仍要比认罪、比检查、比揭发、比检举,让右派和右派厮杀,让右派改造右派。M用这种方法,打散,进而消灭这支几百万人的庞大队伍,让你不能抱团,让你七零八落,让你饥人抢食。”食”是M诱惑灵魂的高招,那就是”摘帽”、”返城”、”安排工作”、”提高待遇”,为右派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美其名曰:”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给出路。”M讲的都是谎言,但是迷惑了右派中的绝大多数。这也是M搞历届整人运动惯用的方法。

李锐女儿李南央的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写了她的母亲范元甄的一生,范的一生是蹉跎的一生,也是揭发别人的一生。她在所有政治运动中揭发自己的兄弟姐妹,好朋友,熟人,李锐致命的”攻击”M的话,都是她揭发的。62年7千人大会之后,李锐离婚,本来是要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使用,就因范元甄的一封长篇检举信,将李锐置于死地。信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烧掉!”范元甄自己都认为邓是因为她揭发的内容,而不是因为她揭发行为说:”太恶劣了。”文革之后,因范揭发人太多,没有单位接受,拿着副部级工资,仍然在仇恨和咒骂中度日。令女儿南央吃惊的是,母亲揭发父亲,”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对李南央的书,有一个评论:”范元甄是被党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而李锐是没有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李锐自己有这样一个总结:”知识分子夫妇,去延安的,大多离了婚。而没有去延安的,大多白头偕老。”反右运动中,造成的离婚案到底有多少?数目会大得惊人。这就是M改造知识分子力量的体现。

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威力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体现在一些属于右派中的头面人物的身上。20年前,1986年11月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是已经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10年前,许良英先生纪念反右40周年写的《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详细记述了这个事件,值得我们很好的回味。

许先生写到”我们发出大约40封信,除费孝通、钱伟长外,都立即回复,而且都充满热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回信者有:化学家袁翰青,水利学家黄万里,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杂文家曾彦修,翻译家刘尊棋,老报人徐铸成,文学家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数学家曾肯成,浙江所谓’沙杨反党集团’骨干孙章录和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有不少我们并没有邀请的右派,也主动来信要求参加会议。有一个原来不知其名的浙江右派,来信教训我,说反右问题中央已有结论,我们只能在此框框内讨论。这种由右派转变的左派,我已见识不少,如丁玲、陈沂、陈涌等,想不到在浙江也冒出了一个。

“12月20日,刘宾雁通知我,说《人民日报》社领导要他不要参与这个会的活动,他只好照办,望我们谅解。12月上旬开始,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当局归咎于方励之。听说就在这个时候,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我们寄给他的反右运动历史讨论邀请信送交当局,并附了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12月30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讲话,批评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当他批评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时,赵紫阳插话,说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要开纪念反右30周年大会(把我误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于是邓说,要把这3人立即开除出党,并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6年岁末,空气非常紧张,仿佛又回到了1957年和1966年,方励之成了宣传工具批判的对象,我们3人发起的会也在内部受到批判。除夕那天,王淦昌先生特地来我家,劝我们在目前情况下不要开这个会。第二天(元旦)一早,我去看刚从合肥回来的方励之,我提出,鉴于目前政局动荡,而对他的谣言太多,无法平心静气地讨论学术问题,原定2月初的会只能推迟,他完全同意。两天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向我正式传达党中央将召开这个会定为’敌我矛盾’,并同时通知各单位,不让接到我们邀请通知的人参加会议。事实上,两天前党组织就已知道我们已决定暂时不开这个会,他们也认为问题已不存在。当时听说,在开除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3人党籍之后,还准备再开除10人,我是首当其冲,固概由于赵紫阳发了慈心,我们得以暂时幸免。

半个月后,方励之和刘宾雁先后被开除党籍,官方还向全国印发了供批判用的他们的言论摘编。《刘宾雁言论摘编》中的最后一篇竟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全文》,这多少有点冤枉。因为这件事是方励之创议的,通知也是由他执笔;3人的名字排序又以我在先(大概因为我年纪最大,反右时受处分最重,又是对外联系负责人);而刘宾雁已中途宣布退出。当局张冠李戴,把发起开这个会的帐算在他的头上,实在是没有道理的。显然刘宾雁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主要是为了这件事,他自己当时也是这样说的。可是,他1990年出版的《自传》中,对此事只字不提,未免令人费解。”

据何家栋先生生前讲,刘宾雁90年的自传写于国内,没有交他看过。1957年何家栋因为出版了刘宾雁的文集《本报内部消息》,同时打成右派。我翻看刘先生的90年自传,对这件事也一字未提,可见刘宾雁事过30年还承受着什么样的压力。

50年前的反右运动和今天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军方的《解放军报》4月刊登采访报道,通过一位军事科学院教官和一位武警部队政委的谈话,提出国家安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安全的新安全观。他们强调,西方敌对势力通过文化传播兜售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反动思想,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军队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上将熊光楷5月在《学习时报》发表《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文中把”寻求非法扩散政治影响的组织或个人”列为对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并称”信息网络的滥用将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到底今天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是什么?早在70年代,M政权请来的一位左翼作家韩素音,已经为中国指出了。她说,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是环境和教育。30几年之后,韩女士的预言成真。

20世纪上半叶的几代知识分子本来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他们被反右摧毁,使得20世纪下半叶出生的人在文化断裂中成长。文革已经无法重新再揪出更多的右派了,但是对老右派却是致命的摧残,很多人死于这个时期,包括枪毙了林昭。文革只能产生几百万红卫兵,红卫兵只能充当批判一切文明的打手。今天聊度余生的右派,都垂垂老矣,现在是红卫兵正在领导我们的国家。林昭的母校,我们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理科系,四年下来还要让学生必修五门政治课,”思修”——思想品德修养,”M概”——M思想概论,”马哲”——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邓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马政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文科系还要再加一门”时政”。17大之后会不会再增加一门”科谐”——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呢?背着这样的枷锁,我们怎么能优化我们的知识结构?

中国的高楼以世界不及的速度在拔地而起,中国模仿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到全世界,中国已经到世界各地开采、收购石油。世界在惊呼:”中国突然无处不在!”中国的军事装备已经向世界显示导弹摧毁卫星的能力。而我们付出的代价是70%的江湖遭到四——五类的中度和重度污染,鱼虾死绝,沿岸到处是癌症村,二分之一以上的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十五个海洋生态监控区中只有两、三个处于健康运行状态;生态系统退化加剧,土壤侵蚀2004年就达到了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早就世界第一,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了。中国国民一半以上看不起病,政府九年义务教育不能完成。到底哪个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有世界人数最多的政党和军队,但是我们没有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因为培养世界一流的老师都被反右扼杀了,现在能够恢复和提高中国人辨别善恶是非能力的社会力量还是太弱了。

物极必反。文革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谱上成长出四五一代,六四出现了89一代,一二九的垂垂老者仍然是呼吁中国民主的领袖。90年代40岁的王小波提出反对愚蠢和无趣。今天更年轻的刘军宁提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他呼吁”一切回到人的立场。”被反右运动摧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理性、自由、和人性正在成长。

唐琪薇

20240131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原帖注明——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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