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中国重庆一家电动汽车厂。图源：NurPhoto / Getty Imagesyibaochina.com
来源：外交事务
作者：刘宗媛（Zongyuan Zoe Liu）
译者：听桥
中国经济正陷入困境。
2022年末，中国政府突然决定结束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此后，许多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增长引擎将迅速重启。多年的防疫封锁已使一些经济部门几乎陷入停顿，重新开放这个国家本应触发大规模的经济反弹。
相反，经济复苏之路步履蹒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乏力，消费者信心低迷，与西方的冲突加剧，房地产价格暴跌更导致中国一些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违约。2024年7月，中国官方数据揭示，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低于政府设定的5% 左右的目标。政府最终允许中国民众离开居所，但无法命令经济恢复到先前的势头。
为解释这一暗淡图景，西方观察家给出了五花八门的说辞。其中包括：中国房地产危机延宕不绝，人口迅速老龄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收紧了对经济的掌控，且以极端措施因应新冠疫情。但当前经济停滞局面的一个更持久驱动因素，要比习近平日渐加剧的威权主义或房地产市场崩盘的影响更为深远：一项推行长达数十年，一切以工业生产为优先的经济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战略导致了巨大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多年来，北京的产业政策造成了从原材料到电池和机器人等新兴技术领域的生产设施过度投资，这往往令中国的城市和企业在此过程中背上巨额债务负担。
简言之，在许多关键经济领域，中国生产了远远超出了自身或外国市场可以持续消化的产品。结果是，中国经济存在陷入物价下跌、资不抵债、工厂倒闭，最终是就业机会丧失的厄运循环的风险。利润减少迫使生产商进一步增产，并加大产品打折力度，以产生现金，偿还债务。此外，随着工厂被迫关闭，各产业部门整合，幸存下来的企业不一定是效率最高或利润最丰厚的，相反，往往是那些最方便获得政府补贴和廉价融资的企业。
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该问题就已成为国际贸易中一股破坏稳定的力量。中国公司在全球市场造成了许多商品的过剩供应，将价格压低到对其他国家生产商所能接受的收支平衡点以下。2023年12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警告称中国的过度生产正在导致“不可持续的”贸易失衡，并指责北京以超低价格向欧洲市场出售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品，实施不公正贸易的做法。今年4月，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警告说，中国在钢铁、电动汽车和其他许多商品领域的过度投资可能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混乱”。耶伦表示，“对世界其它地区来说，中国眼下实在太过庞大，它们无力消化这么巨大的产能。”
尽管北京强烈否认，但数十年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导致了产能过剩周期性出现。在国内，政府指定的重点经济部门的工厂通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以满足地方和国家的政治目标。北京还经常性地提高许多商品的生产目标，哪怕当前的产量已经超过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长期以来规划经济的传统，这一传统大力强调工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发展，同时实际上忽视了家庭消费。这一疏忽并非源于无知或误判，毋宁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经济愿景。
在党看来，消费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扰乱，有可能使资源从中国的核心经济力量即工业基础中转移出去。按照党的正统观念，中国的经济优势源于其低消费和高储蓄率，这形成了可由国有银行系统输送到工业企业的资本。这一系统还将党的等级制度嵌入每一个经济部门，由此强化政治稳定。因为中国臃肿的工业基础仰赖中国领导层可以随时施加限制的廉价融资生存，商界精英与党的利益紧密捆绑，甚至屈从于党的利益。在西方，金钱影响政治，但在中国恰恰相反: 政治影响金钱。中国经济显然必须在投资和消费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但北京不太可能做出这种转变，因为它依靠从生产密集型的经济政策中获得的政治控制。
对西方而言，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构成一项长期挑战，无法单纯通过设置新的贸易壁垒加以化解。首先，即令美国和欧洲能够大幅限制中国商品进入西方市场的数量，此举也不会化解中国数十年来因优待产业投资和生产性目标而累加的结构性低效问题。任何路线修正都可能需要中国持续多年实施成功的政策。另一方面，习近平越来越多地强调中国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这一战略本身就是在回应中国所认为的西方在经济上孤立中国的做法），这加剧而非弱化了导致生产过剩的压力。此外，华盛顿阻止北京向美国关键部门倾销廉价商品的努力，只可能在美国经济内部造成新的低效，即便这些努力将中国的生产过剩问题转移到了其他国际市场。
为拟定上佳的方略，西方领导人和决策者最好去理解造成中国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因素，并确保他们自己的政策不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与其设法进一步孤立中国，西方理当采取措施，确保中国坚定地留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内，利用全球市场的激励机制，引导中国实现更加平衡的增长，减少粗暴的产业政策。
没有这样的战略，西方就可能面对这样一个中国：它越来越不受国际经济关系约束，并准备加码推行国家主导的生产战略，甚至不惜蒙受损害全球经济、妨碍自身繁荣的风险。
工厂之弊
中国经济停滞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并非近期政策选择的结果，而直接源自四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不均衡的产业战略。
中国的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是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开放中国经济后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份文件虽然长达一百多页，但几乎全部着力于阐述发展中国的工业部门、壮大国际贸易和提升技术，只有一页涉及增加收入和消费。尽管已经历巨大的技术变革，全球市场也已几乎面目全非，但今天，党对中国工业基础的重视依旧惊人地似曾相识。“十四五”规划（2021—2025）详细罗列了经济增长、研发投入、专利成就、食品和能源生产方面的目标，但除了在其他地方零星提到，家庭消费仅有一个自然段专门论及。
中国的经济规划者优先考虑了工业产出，他们认为，中国生产商总能在全球市场出售过剩的供应，并从国外销售中收获现金。但实际上，它们在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外国政府担心中国供应链主导地位的各个行业都造成了巨大的生产过度投资。本世纪初，中国钢铁行业的过剩产能已超过德国、日本和美国的总和。最近一些年来，中国在煤炭、铝、玻璃、水泥、机器人设备、电动汽车电池和其他材料方面也出现了差不多的过剩情况。今天，中国工厂每年能生产出两倍于全球用量的太阳能电池板。
中国的清洁能源汽车生产（2020—2024）。深红色代表过剩产量，略浅红色代表出口量，最浅色代表零售量。左栏数字单位是百万。
对全球经济而言，中国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影响深远。例如，在电动汽车方面，欧洲汽车制造商正直面来自中国廉价进口汽车的激烈竞争。西方的这一和其他新兴技术领域的工厂可能关闭，更糟糕的情况是永远不会建成。此外，高价值制造业的经济影响远远超出它们本身的活动; 它们创造了服务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对维持刺激创新和技术突破所必须的各类地方人才库至关重要。在中国国内市场，产能过剩问题在一些行业引发了一场正在妨碍利润、吞噬资本的残酷价格战。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5月，27% 的中国汽车制造商没有盈利; 在去年的某一时间段，这个数字一度达到32%。整个经济的生产过剩还普遍压低了价格，导致通胀徘徊在接近于零的水平，私营非金融部门的偿债比率（偿债总额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攀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这些趋势侵蚀了消费者的信心，导致国内消费进一步下滑，增加了中国滑入通缩陷阱的风险。
当北京的经济规划者确实谈到消费时，他们倾向于结合产业目标一起谈。目前的五年规划在简要讨论消费时的陈述是，应特别引导居民消费那些与北京的产业优先发展目标一致的商品: 汽车、电器、数字产品和智能家电。类似的情况是，尽管中国生机勃勃的电子商务部门可能暗示消费者有太多选择，但实际上，像阿里巴巴、 拼多多 和 Shein 这样的主要平台竞争激烈，兜售着同质化的产品。换言之，消费者选择的幻觉掩盖了几乎完全由国家的产业偏好而非个人偏好塑造的国内市场。
这也反映在旨在拉动消费支出的政策倡议中。以政府最近推动商品置换的举措为例。根据2024年3月的一项行动计划，商务部与中国其他政府机构一道，为以旧换新的汽车、家用电器和固定设施消费者提供补贴。从纸面上看，这一方案与华盛顿在2008年经济衰退期间为帮助美国汽车业而推出的“旧车换现金”（cash for clunkers）计划有几分相似。但它缺乏具体细节，而且仰赖地方当局实施，这导致其整体上是低效的；尤其是，没有提高耐用品的价格。尽管政府有能力影响中国消费市场的供求动态，但假如人们不去以旧换新，政府不能强迫他们花钱或惩罚他们。当收入增长放缓时，人们自然会收紧钱包，推迟大宗采购，并尽可能用更旧的设施凑合更长时间。
矛盾的是，产能过剩对整体经济造成的拖累，意味着政府引导消费的努力正使人们更不大可能去花钱。
收债人
北京产能过剩问题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承担着发展中国产业基础的重任。
自上而下的产业计划，旨在通过为将资本和补贴分配给优先部门的地方官员提供激励，奖励那些能够带来最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城市和地区。正如学者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评论的那样，为刺激地方产业发展，北京了利用“共同富裕”等社会运动。“共同富裕”这一概念由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在1953年首度提出，习近平在2021年的一次党的会议上重新提出。
这些计划性的指示和运动给党的地方书记造成了巨大压力，要求他们迅速取得成果，他们可能认为那些成果对他们的党内晋升至关重要。于是，这些官员有强烈的动机在重点行业进行高杠杆投资，而不考虑这些举措是否可能有利可图。
这一现象助长了中国各地方政府的高风险融资行为。为鼓励地方政府主动作为，北京通常不提供融资，而是赋予地方官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们在地方银行的帮助下，安排资产负债表外的投资工具，为优先领域的项目提供资金，同时中央政府将其职能限制在具体说明哪些类型的地方融资选择是被禁止的。中国大约三成基础设施支出来自这些投资工具; 没有这些工具，地方官员根本无法完成那些将为他们在党内赢得赞誉的项目。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搞法不仅导致了巨大的产能过剩，还造成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根据《华尔街日报》7月的一项调查，中国各地方政府的账外债务总额，目前在7万亿至11万亿美元之间，其中多达8000亿美元存在违约风险。
尽管目前债务规模可能更加严重，但问题并不新鲜。1994年实施的财政改革允许地方政府保留其税收收入的一部分，但减少了从中央政府获得的财政转移支付，自那以后，地方政府就处于长期的财政紧张状态。地方政府竭力履行其拉动地方生产总值增长和以有限资源提供公共服务的双重使命。因为将财政权力集中到国家一级，而将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支出转嫁给地区和市政府，北京的政策令地方政府负债累累。此外，通过强调快速增长的表现，北京敦促地方官员支持国家重点行业的快速执行资本项目。作为进一步的激励措施，北京有时会向重点行业的项目提供有限的财政支持，并帮助地方政府更方便获得融资。最终，地方政府承担了财政风险，项目的成败取决于党的地方领导，这导致了扭曲的结果。
中国仰赖地方政府推行产业政策的一个更大问题在于，导致全国各地的城市和地区在同一行业展开竞争，而不是相互补充或发挥各自的优势。因此，二十多年来，从西部的新疆到东部的上海，从北部的黑龙江到南部的海南，受到省一级和地方官员超越同行的举措驱动，中国各省份在几乎没有彼此协调的情况下，在政府指定的同一些重点行业建起了工厂。这样的国内竞争难免导致产能过剩，债务水平高企，哪怕在中国已获得全球性市场主导地位的行业也是如此。
以太阳能电池板为例。2010年，中国国务院宣布，到2020年，包括太阳能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两年内，中国34个省份中有31个将太阳能光伏列为优先发展产业，半数城市投资于太阳能光伏产业，一百多个城市建起了光伏产业园区。几乎同时，中国的光伏产量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供应被出口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那里的政府补贴太阳能电池板的所有权。到2013年，美国和欧盟都对中国光伏制造商征收了反倾销关税。到2022年，中国自己的已安装太阳能光伏容量已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此前中国已积极扩建了可再生能源设施。但中国的电网无力支持更多的太阳能发电能力。因国内市场完全饱和，太阳能设备制造商故技重施，将尽可能多的产品销往了国外市场。
2023年8月，美国商务部发现，中国光伏生产商将产品运往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进行小规模加工程序，以避免支付美国的反倾销关税。中国的光伏产能已经是全球需求的两倍，预计到2025年将再增长50% 。这种极端的供应过剩导致中国已完成的太阳能产业的利用率在2024年初暴跌至仅为23% 。尽管如此，这些工厂仍继续运营，因为它们需要筹集现金，以偿还债务并支付固定成本。
另一个例子是工业机器人，2015年，北京开始将其列为中国制造2025战略优先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当时，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国内机器人产业有明确的理由: 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买家，中国的购买量约占全球销售额的20%。而且，该计划看上去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到2017年，中国至少有二十个省份拥有八百多家机器人公司和四十个专注于机器人技术的产业园区。但尽管形成了庞大的产业基础，这种倾尽全力押注的做法对改进中国的机器人技术几乎无所助益。为实现北京雄心勃勃的生产目标，地方官员倾向于在能够迅速扩大规模的成熟技术领域投入。如今，中国在低端机器人领域拥有大量过剩产能，但在需要本土知识产权的高端自主机器人领域仍然缺乏足够的产能。
低端生产的产能过剩还困扰着中国其他技术行业。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人工智能，北京在最近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将人工智能列为优先发展产业。2019年8月，政府呼吁建设约二十个人工智能“试验区”，即有权使用地方政府的数据进行市场测试的研究园区。目的是利用中国在该领域的两大优势: 一是快速建设实体基础设施，从而支持人工智能企业和人才集聚的能力; 二是政府收集和共享个人数据的方式不受限制。两年内，尽管有新冠疫情和政府实施大规模封锁导致的干扰，中国仍有17座城市建起了这样的试验区。此外，这些城市都实施了鼓励进一步投资和数据共享的行动计划。
从纸面上看，中国的人工智能项目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仅次于美国。但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实际成色，一直受阻于政府审查和缺乏本土知识产权。事实上，许多利用了政府强大支持的中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在推出的产品，仍基本上仰赖西方开发的模型和硬件。与在其他新兴产业的倡议类似，北京有可能将巨额资本浪费在强调规模经济而非根深蒂固的创新的冗余投资上。
僵尸企业竞赛
矛盾的是，尽管北京的产业政策目标发生了变化，但许多导致产能过剩的特色依然存在。
每当中国政府优先考虑一个新领域时，地方政府的重复投资就不可避免地刺激国内的激烈竞争。企业和工厂竞相生产同样的产品，且几乎没有盈利，这一现象在中国被称为“内卷”。企业不是竭力使得自己的产品与众不同，而是尽可能扩大生产，介入激烈的价格战，进而试图只是在生产方面超越竞争对手; 企业缺乏通过改进管理或在研发方面投入，以获得竞争优势的动力。
与此同时，有限的国内需求迫使企业将过剩的库存出口到海外，而在海外，那些库存也受地缘政治和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出口目的地的经济下行和贸易紧张局势的加剧可能阻碍出口增长，并恶化国内的产能过剩情况。
这些动态都导致一个恶性循环: 由银行贷款和地方政府支持的企业必须不停歇地生产，以维持现金流。停产意味着没有现金流，将促使债权人要求退款。但随着企业生产增加，过剩库存增加，消费者价格进一步下降，导致企业亏损更多，这又要求地方政府和银行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随着企业债台高筑，对它们来讲偿还债务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加剧了它们成为“僵尸企业”的可能。那些企业实质上是破产的，却能够形成足够的现金流，满足偿还债务的要求。随着中国经济陷入停滞状态，政府减少了要求企业缴纳的税费，以之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但这减少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尽管社会服务支出和债务偿还额增加了。换言之，地方政府和它们所支持的企业之间的密切金融关系制造了一波由债务推动的地方生产总值增长，并使经济陷入了难以逆转的产能过剩陷阱。
2021年3月，中国合肥，一条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线。图源：Aly Song / Reutersyibaochina.com
但即便是眼下，中国也几乎没有展示出减少债务依赖的迹象。面对与美国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习近平加码力推中国实现技术上的自给自足。在北京看来，只有在战略领域投入更多，它才能保护自己免于遭到孤立或西方潜在的经济制裁。因此，政府正专注于为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技术提供资金，并抑制在它认为是干扰性领域如房地产行业的投资。为刺激更多高端本土技术的成长，中国决策者近年来动员了整个银行系统，并建立了专门的贷款项目，以支持优先领域的研究和创新。结果是，导致过度投资和生产的那些结构性问题有加深而非纠正的趋势。
例如，2021年，国家开发银行为技术创新和基础研究设立了专项贷款。截至2024年5月，这家银行已发放了超过38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支持关键的尖端行业，如半导体、清洁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和制药。今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几个政府部委共同推出了690亿美元的再融资基金，以刺激中国各银行为科技创新项目提供新一轮大规模贷款。在该项目启动仅两个月后，全国约有421处工业设施被认定为“智能制造”示范工厂，这是赋予计划将人工智能融入制造过程的工厂的一个模糊头衔。该项目还宣布，要投资于一万多个省级数字优秀场景和4500多家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公司。
但除了成为头条新闻的投资数字，这场运动几乎没有衡量实际成功的标准。讽刺的是，新项目的公开目标是为致力于创新的中小企业填补资金缺口，这道出了北京经济管理中的一个更重大缺陷。多年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倾向于将资源输送给已经成熟的公司; 相比之下，政府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开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以匹配美国的风险投资方式。但哪怕是在这方面，中国的经济规划者也没有意识到，创新的真正驱动力是颠覆。要真正培养这种创造力，企业家必须能不受限制地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并获得私人资本，但这一情况将削弱北京对中国商业精英的控制。
假如没有可能造成市场动荡，这些巨额投资就只会加剧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资金被注入那些可以最快登顶的产品，这将迫使制造商过度生产，然后依靠向国际市场倾销所能获得的微薄利润生存。
过度生产之苦
在一个又一个行业中，中国长期的产能过剩正在为美国和西方国家制造一个复杂的困境。
最近几个月，西方官员升级了对北京经济政策的批评力度。5月，拜登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任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在一次演讲中警告称，中国“政策驱动的产能过剩”——这是反市场行为的委婉说法——正在损害全球经济。她表示，通过执行“不公平地压低资本、劳动力和能源成本”的政策，允许中国公司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中国眼下在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和其他领域占据了相当大比例的全球产能。因此，北京正在阻碍全球市场的创新和竞争，威胁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就业机会，并限制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打造供应链韧性的能力。
4月，在意大利卡普里（Capri）举行的会议上，七国集团成员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警告称，“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导致了“有害的产能过剩”。大量廉价中国制造产品的流入升级了贸易紧张局势。自2023年以来，包括越南和巴西在内的几个国家的政府对中国展开了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美国和欧盟对从中国进口的包括但不限于电动汽车的各种商品征收关税。
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习近平、党的主要期刊和中国官方媒体始终否认中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他们坚持认为，那些批评源自美国毫无根据的“焦虑”，中国的成本优势不是补贴的产物，而是“受到全面市场竞争影响”的“企业努力”的结果。实际上，中国外交官坚称，在许多新兴技术领域，全球经济饱受严重的产能短缺，而非过度供应之苦。 5月，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指责美国以有关产能过剩的夸张说法为借口，设置有害的贸易壁垒，意在遏制中国，抑制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
但中国决策者和经济分析师早就承认了问题的存在。早在2005年12月，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就警告称，包括钢铁和汽车在内的七个产业部门已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他将问题归咎于“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自那以来的将近二十年里，北京发布了十多项行政指导方针，解决各个领域的问题，但成效有限。2024年3月，北京大学教授卢锋分析发现，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电池和传统微芯片领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 NEF）估计，仅2023年，中国的电池产量就相当于全球总需求。随着西方国家扩大生产能力，且中国电池制造商继续扩大投资和生产，未来几年，全球过度供应问题可能恶化。
卢锋警告说，中国对这些产业的过度开发将迫使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倾销产品，并加剧中国与西方之间本已令人担忧的贸易关系。为因应难题，他提出了中国政府已尝试过的一系列措施，比如刺激国内支出（投资和家庭消费），以及许多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主张但北京没有推行的一些措施，包括政企分开，改革再分配机制以造福家庭。但这些拟议中的方案并没有直面困扰中国经济的根本性协调问题: 地方政府在国家指定的优先领域重复投资。
降低围栏，收紧缰绳
到目前为止，美国因应中国产能过剩的挑战办法，是对包括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和电池在内的中国的清洁能源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与此同时，拜登政府通过2022年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在美国国内建设许多相同行业的产能。但美国理当警惕，不要试图单纯通过建立贸易壁垒和夯实自己的工业基础来孤立中国。
华盛顿若向投资于美国关键领域的公司提供大量激励措施，就可能复制一些困扰中国经济的问题: 依赖债务驱动型投资；资源配置缺乏收益；技术公司股票中可能出现的投机泡沫，假如股市突然崩盘，这些股票可能破坏市场稳定。假如目标是超越北京，华盛顿理当专注于美国的体制已经擅长的事情: 创新、市场颠覆和密集使用私人资本，同时由投资者选择最有前途的领域提供支持，并在获得回报时承担风险。美国若专注于限制中国经济优势的战略，就可能忽视自身的优势。
2023年4月，伊斯坦布尔附近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航道上，一艘运输中国电动汽车的船只。图源：Yoruk Isik / Reutersyibaochina.com
美国决策者还必须意识到，北京谋求自给自足的努力加剧了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一努力近年来得到了重点关注，反映出习近平的不安全感，以及他在与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形下降低中国战略脆弱性的迫切愿望。事实上，习近平动员该国的民众和资源围绕中国建造一道技术和金融墙，这一尝试本身会有重大后果。一个日渐与西方市场隔离的中国，在可能与西方发生对抗时的损失会更小，因此，也就更少有降低局面升级的动机。只要中国与美国和欧洲通过不易替代的高价值商品贸易被紧密捆绑在一起，西方阻止中国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时就会变得高效许多。中国和美国是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敌对国家; 尽管如此，论及美中贸易关系时，老话当中仍有大智慧: “亲近你的朋友，并更亲近你的敌人。”
美国政府理当劝阻北京，不要建造一堵可以防范中国经济受制裁的墙。为此，下一届美国政府理当缔造联盟，恢复受损的多边机构，形成新的相互依存的结构，使孤立和自给自足不仅对中国没有吸引力，而且也无法实现。一个好的开端是在谈判桌上拟定更多政策，而不仅仅是征收关税。在紧张的地缘政治氛围下发动贸易战，将提升人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赤字，并导致人民币贬值，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关税的影响。
中国的贸易政策或许也可以比看上去的更加灵活。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升级以来，中国学者和官员探讨了若干政策选项，包括实施自愿出口限制、人民币升值、拉动国内消费、扩大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投资于研发。中国学者还研究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关系，指出贸易紧张局势如何迫使汽车制造等日本成熟的产业升级，并提高与西方对手的竞争力，这种做法可以为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提供经验教训。
除了自愿实施出口限制，北京已在一定程度上尝试其中几种选项。假如政府也实施自愿出口管制，它可能一举多得：此举将减少贸易，甚至可能弱化与美国的政治紧张关系；迫使成熟产业进行整合，并变得更可持续; 有助于将制造能力转移到海外，直接服务于目标市场。
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的是一种分割的方式，一次解决一件事，将谈判重点放在单一议题上。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倾向于不同的方式，即不排除任何事情，在一个领域的让步可能换取在另一个领域的收益，哪怕那些事情毫不相关。因此，尽管北京在孤立的谈判中可能显得顽固，但它可能愿意接受一个更全面，同时处置美中关系多方面事情的协议。华盛顿理当以开放态度看待达成这样一项大型交易的可能性，并认识到，假如激励发生变化，中国领导层可能突然转变策略，就像它突然结束新冠清零政策时那样。
华盛顿还应考虑，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推动与北京的谈判。例如，中国可能同意自愿放弃其在世贸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在一些贸易争端中，这一地位赋予了被认定的国家以优惠待遇。中国也可能被说服，支持世界贸易组织修订其确定一个国家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框架：美国和欧盟正是依据逐个产业而非经济整体的状况，利用这一地位对中国征收了更高的反倾销关税。这些举动将承认中国的经济成功，同时要求中国遵守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更高贸易标准。
习近平自视为改天换地式的领袖，这招致人们将他与毛主席相提并论。2023年7月，在他正式接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这一点显而易见，那时距离基辛格去世仅仅四个月。基辛格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为数不多的广受尊敬的美国人士之一。习近平认为，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应受到谈判或外部压力的约束，但对自愿在贸易问题上调整，作为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他可能持开放态度。
中国许多专业人士和商界精英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感到绝望。他们明白，中国融入西方领导的全球体系比被排斥在外获益更多。但假如华盛顿坚持目前的路线，并继续走向贸易战，华盛顿就可能在无意中导致北京加码推行产业政策，而正是这些政策首先导致了产能过剩。从长远来看，这对西方国家和中国一样不利。
[作者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高级研究员。本文原题“China’s Real Economic Crisis”，原载美国《外交事务》2024年9/10月号，8月6日上线。除了截图之外的所有图片均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
原文链接：China’s Real Economic Crisis | Foreign Affairs
Aug 19, 2024
译文源自：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