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簽訂，中共開始在西藏建立政權，並對西藏進行「人民民主改造」。
然而僅僅8年後，「拉薩事件」爆發：1959年3月10日，數萬藏人包圍達賴喇嘛所居住的羅布林卡宮，阻止他前往中國人民解放軍駐地看演出。在中國官方歷史中，這一事件被稱為「西藏叛亂」，在藏人的敘述中則是「抗暴」或是「起義」。拉薩事件發生一周後，達賴喇嘛秘密出走。3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炮轟拉薩城，「拉薩事件」演變為「拉薩戰役」。
1959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官方歷史總是語焉不詳，藏人的敘述難免支離破碎。留美獨立學者李江琳自2004年開始致力於西藏問題研究，2009年她辭去在紐約皇后區圖書館的工作，專註於研究當代西藏史。一方面她研讀中國官方出版的藏區縣誌和州志、軍事志和當年的報導，以及各種相關文獻資料；另一方面，她走訪印度和尼泊爾的17個西藏難民定居點，採訪了300多名來自西藏三區（指安多、康區、衛藏三區）的難民，多次採訪達賴喇嘛。
2010年《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在台灣和香港同時出版，該書詳細介紹了1959年拉薩事件和達賴喇嘛出走始末。2012年《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在台灣出版，再現了半個多世紀前發生在西藏高原上的鮮為人知的戰爭。2014年《藏區秘行》出版，記錄了對藏區秘密戰爭歷史現場的一一尋訪，展現了一個歷史與現代交織中的西藏。三部曲前兩部英文版將陸續推出，第一部《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英文版《Tibet in Agony: Lhasa 1959》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今年10月推出。
李江琳，江西南昌人，紅色家庭出身，父母均為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成員。1982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1987年獲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1988年留學美國，先後獲得波士頓布蘭戴斯大學猶太歷史碩士和紐約皇后學院圖書館學碩士學位。
近日，李江琳通過電話和郵件接受了採訪，根據她所進行的調查，她談到了中共政策50年代的轉變怎麼導致「西藏起義」，達賴喇嘛的出走為何屬於無奈選擇，以及五十年代西藏發生的秘密戰爭。採訪經過刪減和編輯，分兩部分刊載。以下為上半部分。
問：為什麼會對西藏1959年這段歷史感興趣？
答：最早接觸西藏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那時我還在上海讀書，坐輪船回家，我家在九江。同艙的兩個人，身材高大，會說漢語，但很少跟我說話。此外，他們互相說一種奇怪的語言，我一點都聽不懂，於是就問他們。他們說他們是在北京上大學的四川藏人。從他們那裡我第一次聽說達賴喇嘛派代表團來考察這件事。這件事就在心裡埋下了種子。
第一次聽達賴喇嘛演講是1999年在紐約中央公園，這是他在美國的第二次公開演講。當時我所在的一個西方禪宗圈的朋友建議我去看看，我就去了。主辦方預計有五千到一萬人參加，結果來了五萬多人。演講結束後，達賴喇嘛帶領五萬人同聲祈禱，那也是我第一次在紐約看到藏人。
2004年，我在紐約皇后區圖書館主持西藏文化節，也讓我意識到，我此前對西藏的了解都是文化方面的，對西藏當代歷史一無所知。即便是我所知道的西藏文化，基本上都不是藏人告訴我的，要麼是中國官方學者，要麼是西方人。意識到這點，我就決定自己去藏人那裡了解西藏，特別是當代西藏。
2007年，我第一次去達蘭薩拉，還去了印度南方的色拉寺，帶回來半箱子資料。我可以在那裡隨意採訪，採訪了很多流亡者，也記錄了很多資料。我發現西藏流亡史是一個空白，然而我要做西藏流亡史研究就必然要知道他們為什麼流亡，這樣就自然而然關注到1959年達賴喇嘛為什麼要出走這件事上。所以，2009年我再次到印度，研究範圍就主要集中在1959年的事件。然而我在採訪中發現，僅僅講述1959年是不夠的，不能說明達賴喇嘛出走的原因，事情還得往前推，我的研究範圍便從1959年擴展到1956至1962年，對藏人來說，生存保衛戰實際上從1955年就開始了。
問：你是怎麼收集資料的？
答：實際上我書中所用的資料只有少量是內部資料，大多是中國官方公開出版的。我從美國、加拿大的不少圖書館借調了很多資料，比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就找到了1958年的《青海日報》和《青海畫報》；我手頭的地方志有100多部，藏區已經出版的地方志我基本上都有。然後對地方志的每一個部分進行梳理，看看在同一時期發生的事情之間是否有關聯性，然後跟公開和內部出版的中央文件對照，總是能找到前因後果。這其實是常規的歷史研究方法。我的研究屬於實證研究，重在史實重建，從無數的資料中抓取有用的信息，加以考證、駁正、對比、分析、排序等等，用這樣的方式把一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梳理出來。
問：為寫這本書你採訪過達賴喇嘛三次，幾百位流亡藏人。你有沒有在中國境內做過採訪？有沒有採訪過中國官方人物？
答：2012年我在四川、青海、甘肅藏區旅行時，隨機採訪過一些當地藏人和體制內藏人幹部和學者，並且採訪了前青海果洛州州長達傑，有一些重要採訪是委託信任的人替我做的。還有幾位當年在青海工作過的人通過各種途徑告訴我一些重要信息。由於在中國境內採訪原解放軍官兵相當困難，我收集了近200份解放軍官兵回憶文章和回憶錄，還找到一些內部出版的回憶錄。
問：1951年5月，《十七條協議》簽訂，西藏和平解放，為何還會發生戰爭？
答：所謂「和平解放西藏」是否是真的呢？首先，為什麼有一個「西藏地方政府」？為什麼別的民族沒有「地方政府」，單西藏有「地方政府」？第二，「和平解放西藏」是真的「和平」嗎？實際上在此之前［註：1950年10月］，解放軍攻克昌都，是先有戰爭，再有這個協議的。1951年解放軍進入拉薩，並不意味着「佔領」已經完成。在1959年之前，中共只是進行了各種布局，也有各種預案，由於建政尚未完成，那些預案暫時還沒法施行。中共在西藏的基層建政，是在1959年3月到1962年間，以「邊打邊改」的形式完成的，也就是說，對西藏的徹底佔領以及改造都是通過戰爭進行的。
問：毛澤東本人對西藏做過什麼指示？
答：毛澤東對於西藏有過相當多的指示，公開出版的有《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收入101篇，但這只是一部分，還有很多沒有收入這本書。1950年1月，身在莫斯科的毛澤東給中央及彭德懷拍過一封電報，電報署名是「毛澤東於遠方」，這個遠方指的是蘇聯。在這封電報裡說到：「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佔領，並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這裡有兩個很關鍵的詞：佔領和改造。
《十七條協議》中有一點非常重要，那就是「十七條」裡沒有說中共可以在那裡建黨，只是說中國人民解放軍可以進駐西藏保衛國防。所以，從1951年到1955年7月1日之前，中共西藏工委是個秘密組織，對外以解放軍「獨立支隊」的名義出現，這本身就違反了《十七條協議》，就像是木馬計。這個時候，中共西藏工委已經秘密發展了幾百個藏人黨員，在西藏各地建立了51個黨支部。可見，從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沒打算遵守協議。所以說，對於西藏進行改造是一件勢必進行的事情，從一開始就計劃好了的，不只是佔領，還必須改造。
問：是這些「改造」導致後來藏人的反抗嗎？
答：引發藏人反抗以及隨之遭到鎮壓的原因是什麼，這個問題有一些爭議。簡單地說，「佔領」與「改造」是毛澤東1950年初定下來的方針，中共佔領西藏後，西藏工委和駐藏解放軍始終不渝地在執行這一方針。一直到現在，中共仍然沒有改變「佔領和改造」西藏的總方針。也就是說，中共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就是既要「佔領」，又要「改造」。但是，中共歷史文件證明，在具體政策上，1955年末到1956年上半年，中共政策有一個明顯的轉變。在此之前的重點是「統戰」，同時培養中共自己的幹部。具體行為上強調謹慎。1955年末，周邊四省決定在藏區開展以土改和合作化為中心的「民主改革」，立即遭到底層藏人的抵制，藏區各地相繼發生大規模的藏人暴動，中共中央隨即派解放軍殘酷鎮壓。遭受鎮壓的藏人向拉薩方向逃亡，於是不可避免地把達賴喇嘛管轄下的中心西藏地區拉進了這一衝突之中，最終爆發了1959年3月10日的「拉薩事件」。
這是我根據中共文件和各方回憶錄重建的史實，從時間點上看，1955年末到1956年春是一個轉變點。不注意這個時間點，就無法解釋那一連串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
問：如何進行「民主改革」？
答：藏區的「民主改革」有明確的目標，即以罰款和沒收的方式「摧毀封建經濟」，收繳民間武器，摧毀寺院，基層建政等等。如在進行「牧業合作化」的時候，把比較富裕的牧民擁有的牲畜用贖買的方式放到公私合營牧場，給的價格非常不合理；牲畜比較少的牧民擁有的牲畜聯合起來成立「合作社」。對於牧民來說，這相當於沒收他們的全部財產。牧民普遍不接受這樣的「改革」，有些部落反抗，有些部落逃跑，這就被說成「叛亂」，於是就派軍隊鎮壓，成了一場戰爭。在青海和甘南等地區最為慘烈，死的人最多。
2012年的時候，我曾經去藏區尋找那些發生過大規模戰役的戰場，特別開車一整天到青海省興海縣的中鐵溝，因為我在印度的西藏難民定居點採訪過程中聽說了一件事：青海有個地方，有一年發洪水，從山上衝出很多人和牲畜的骨頭，把黃河河道都堵住了。我後來了解到那個地方叫中鐵溝，在青海省興海縣和同德縣交界的地方。根據中共軍方資料，那一帶是「興海東南地區圍殲戰」作戰的地點。這場戰役打了兩次，第一次是1958年8月到9月，第二次是1959年6月到10月。當時為了逃避中共的「民主改革」，興海、同德、果洛等地有近萬民眾逃到那一帶的深山裡。「海東南地區圍殲戰」動用了轟炸機對逃到那裡的藏人轟炸、掃射，根據軍方資料，兩次作戰共「殲滅」8000多人。
洪水衝出人骨是否可能？到了中鐵溝我就明白了。那個地方現在平均每公里只有五個人，在當時人口密度可能還要低。大規模的屠殺之後，解放軍不去收拾戰場，草原上也不掩埋屍體，打完就走。這樣的「改造」就是屠殺。
還有，尤其是在青海，大批部落中的男性為了「防叛」給抓起來。原果洛自治州州長達傑先生向我證實，1958年到1961年期間，為了「防叛」，部落裡18歲以上、60歲以下的成年男性全部抓起來。青海果洛久治縣，被抓走的人佔全縣人口的百分之十，有的地方多達百分之二十。根據甘肅黨史資料，甘南州「按照人口分配捕人指標」，有的地區分配的捕人數字甚至超過了當地成年人的總數。1962年2月2日，新華社內參有一篇報導說，青海果洛、玉樹許多地方青壯年男女比例在一比七以上，有的地方達到一比十幾，「因男的太少」，青年婦女無法解決婚姻問題。很多地區被抓走的人，有一半以上死在監獄中。草原上生存本來就艱難，那裡沒有人口稠密的城鎮群落來抵禦災難。在成年男性全部消失之後，剩下老人婦女和小孩的部落，怎樣抵禦自然災害，怎樣生存怎樣繁衍？有多少餓死的呢？尤其是在大饑荒年代。這已經無法統計了。對於這段歷史，我們知道的還很少，了解非常有限，我只是把我通過研究了解到的史實說出來，具體細節有待更深入的挖掘。也許，對於漢人讀者來說，面對這樣的史實是很艱難的，但我們必須面對。
問：藏民的這些反抗與1959年3月10日的拉薩事件有什麼關係？藏民為什麼要阻止達賴喇嘛去軍區看戲？
答：起初我也有這個問題：為什麼1959年藏人的反應這麼激烈？為什麼1954年達賴喇嘛去北京都沒事？這其中是有原因的。1958年初，甘南地區藏人暴動，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汪峰去甘南地區做調查，有人告訴他們一點經驗：藏人和其他民族開戰，一定拚死保護好自己的頭人。因此，若是控制了頭人就可以控制住藏人的反抗。於是，李維漢就給中央提了一個建議，通過請客吃飯、辦學習班等方法，把藏人中有威望的人都控制起來。
後來中共中央把這個建議轉發到四川和青海。於是，從1958年開始，藏人中有威望的人都被中共各級政府以各種名義邀請到縣城、省城等等，然後就被控制起來，不知下落不知生死。用這種方式來消解藏人的反抗，讓他們群龍無首。比如說安多地區著名的貢唐倉仁波切，在藏人民眾中威望極高。你聽說過有名的「紅原氂牛奶粉」嗎？他是紅原奶粉廠的創辦人，1957年他出資創辦，名叫「公私合營貢唐和平奶粉廠」。1958年他在阿壩的紅原縣，四川省委統戰部專門派人請他去成都，在成都還特別派人天天陪他看電影，然後有一天，看完電影他就「失蹤」了，其實是被逮捕了。這些情況都被逃難的藏人帶到了拉薩。此外，還需要注意，當時達賴喇嘛是被邀請到軍區看戲，而且不許帶有武裝的警衛，藏人得知這個情況，當然非常恐慌。於是，藏人包圍了羅布林卡宮，阻止達賴喇嘛去軍區。
另外，1959年3月10日的「拉薩事件」，某種意義上說，一開始是藏人內部的事件。藏人包圍了羅布林卡宮，並沒有包圍，也沒有打算包圍中共西藏工委和任何中方機構；他們打死的是一個藏人，不是漢人，打傷的也是藏人，不是漢人。而且當時的情況很複雜，藏人內部有多種不同意見，有要求獨立的，有主張妥協的，等等。在英文版中，我根據2010年後找到的很多資料，對這本書進行了修訂，對當時的情況做了比較詳細的分析。
（下）
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签订，中共开始在西藏建立政权，并对西藏进行“人民民主改造”。
然而仅仅8年后，“拉萨事件”爆发：1959年3月10日，数万藏人包围达赖喇嘛所居住的罗布林卡宫，阻止他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地看演出。在中国官方历史中，这一事件被称为“西藏叛乱”，在藏人的叙述中则是“抗暴”或是“起义”。拉萨事件发生一周后，达赖喇嘛秘密出走。3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拉萨城，“拉萨事件”演变为“拉萨战役”。
195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官方历史总是语焉不详，藏人的叙述难免支离破碎。留美独立学者李江琳自2004年开始致力于西藏问题研究，2009年她辞去在纽约皇后区图书馆的工作，专注于研究当代西藏史。一方面她研读中国官方出版的藏区县志和州志、军事志和当年的报道，以及各种相关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她走访印度和尼泊尔的17个西藏难民定居点，采访了300多名来自西藏三区（指安多、康区、卫藏三区）的难民，多次采访达赖喇嘛。
2010年《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在台湾和香港同时出版，该书详细介绍了1959年拉萨事件和达赖喇嘛出走始末。2012年《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在台湾出版，再现了半个多世纪前发生在西藏高原上的鲜为人知的战争。2014年《藏区秘行》出版，记录了对藏区秘密战争历史现场的一一寻访，展现了一个历史与现代交织中的西藏。三部曲前两部英文版将陆续推出，第一部《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英文版《Tibet in Agony: Lhasa 1959》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今年10月推出。
李江琳，江西南昌人，红色家庭出身，父母均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成员。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1987年获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1988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得波士顿布兰戴斯大学犹太历史硕士和纽约皇后学院图书馆学硕士学位。
近日，李江琳通过电话和邮件接受了采访，根据她所进行的调查，她谈到了中共政策50年代的转变怎么导致“西藏起义”，达赖喇嘛的出走为何属于无奈选择，以及五十年代西藏发生的秘密战争。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分两部分刊载。以下为下半部分。
问：藏人包围罗布林卡宫七天后，达赖喇嘛出走，他真的别无选择吗？
答：达赖喇嘛最初的决定是到山南。当时解放军并没有控制山南，他想在山南呆下来，然后再和中共谈判。当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来一场“总决战”解决西藏问题，毛已经不耐烦去一步一步通过统战来改造西藏了，想通过军事行动一步到位。达赖喇嘛不知道这一点，他以为只要他离开，就可以避免流血，避免一场屠杀。到了3月22日，他才知道拉萨战役的消息。此时拉萨战役已经结束，拉萨已经遭受屠城。他知道不可能再按原计划进行，只能去印度避难了。
问：关于达赖喇嘛的出走，有两种说法颇为流行：让路说，即达赖喇嘛是毛泽东有意放走的，和挟持说，即达赖喇嘛是被”叛匪挟持”带走的。这两种说法可信吗？
答：让路说其实是一个很晚的说法，我仔细追查过源头，正式出来是在1990年代。其实最权威的资料是《杨尚昆日记》，杨在日记中记下了黄克诚带来的毛泽东指示，其中一条就是尽可能不要让达赖喇嘛走，然后才是“一旦走了也没关系”。几个小时后，达赖喇嘛就走了。他们都不知道达赖喇嘛什么时候走的，怎么可能让路呢？达赖喇嘛出走的路线都是头天晚上决定第二天如何走的，藏人方面有很多资料证明这一点，所以不可能是让路。挟持说完全是编出来，这是对外的宣传。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出走到印度寻求政治庇护，这怎么对外交代呢？就只好说挟持。达赖喇嘛出走是不是CIA策划的？我曾问过达赖喇嘛这个问题，他一口否定。他说完全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达赖喇嘛途中遇到CIA电报员，是出走几天后的事情。这位电报员也只是把信息传递出去，并没有传说中的“CIA派飞机”之类的事。
问：为什么毛泽东要打拉萨战役？
答：毛泽东一直希望西藏能出点什么事情，以便推翻“十七条协议”，迅速开始在西藏的“改造”过程。“拉萨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总算等到了政治上的主动。”也就是说，毛泽东一直在等待一个对他有利的时机。
1958年青海省循化县藏民暴动，即“循化事件”。在这个事件之后到1959年1月22日，毛泽东有过几个批示。在这些指示中，还可以发现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想法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练兵”，通过战争来“练兵”、“让我军锻炼得很能打”。2008年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解放军五年藏区平叛的艰苦岁月》，其中也提到在1956年到1961年，解放军在青藏高原通过5年的“艰苦平叛，终于获得了辉煌胜利，并由此获得了高原作战中使用各类武器的特殊经验”。其实不止5年，中共军队在玉树的军事行动到1962年7月才结束。
1950年代，苏联淘汰了一批军事武器图纸给中国，虽然是淘汰的，但在当时中国还是最先进的武器，称为五六式、五四式、五九式等武器，比方说，五四式122mm榴弹炮，就是“拉萨战役”中的主要武器之一，还有五六式火箭筒也在西藏用过。斯大林给毛泽东的10架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的第一次实战，就是轰炸理塘、巴塘和乡城的寺院。
1956年3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架图-4重型轰炸机从陕西武功机场起飞，携带着多枚重型炸弹飞临中国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当地最大的寺院理塘寺上空。这是图-4轰炸机第一次进行轰炸。当时理塘的藏人都没有见过飞机，没有一个词来称呼它，看见一个像大鸟一样会飞的东西，往寺院扔东西，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叫炸弹，大约有2000名藏人在理塘寺镇压中死伤。
问：毛泽东为什么要练兵？
答：毛泽东需要一支“很能打”的军队牢牢控制西藏，同时震慑周边国家。1962年3月，在西藏的战争结束，1962年10月，中印战争开始。当时报道形容中国解放军势如破竹。当然势如破竹了，这些军队在高原上已经练了6年。像丁盛的部队，是1958年直接从韩战战场下来到甘肃青海镇压藏人和回人反抗的。1959年去西藏镇压藏人，打完之后撤回四川。1962年又去打印度。1959年到1962年三年战争期间，总政总参总后，以及全国的各军事院校都派人去西藏观摩体验，总政看如何做群众工作，总参学习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总后看需要什么样的装备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那场战争中实现。
问：从1955年到1962年，藏区像这样的“叛乱”或是战役有多少场？
答：藏民的反抗是一波一波的，第一波反抗是1955年的迪庆，之后甘孜、阿坝、甘南、果洛、玉树、海南、黄南等地，都发生了较大的反抗，也都遭到军事镇压，接下来才是西藏。战争在青海那边尤其惨烈。如1958年6月的柯生托洛滩战役，发生在今天的黄南自治区那里，甘南玛曲县和青海河南县交界的地方。当时在那个黄河滩上聚集了大概7000到1万的藏人，几乎全是逃亡的手无寸铁的百姓，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僧侣等。他们打算渡过黄河，逃到甘南去，在拂晓的时候，被解放军包围，打了整整一天，再比如中铁沟，在一个山涧里，解放军用了飞机和大概六个团的兵力打一群聚集在那里的藏人。这些被打死的人全部是逃到那里躲避的牧民、农民、僧人，解放军打完仗往上报的时候都说成是“叛匪”。
由于资料不足，没法统计整个藏区有多少场战役。我只统计了1959年到1961年底西藏自治区范围内发生的战役。在这里一共发生了12场战役。西藏军区编的一份机密文件里有一个统计数字：在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一年半内藏人死伤被俘8.7万人。不过，一场“战役”通常包含不同规模的战斗，根据公开和内部的官方出版物，我统计出在这六年中，中共军队在全部藏区的大小战斗有1.5万多次，这还是不完全统计。
最近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机密文件中看到一个数据，在1956年到1962年这6年中，解放军在战场上“歼灭”的藏人达45.6万多人。外逃人数：《纽约时报》1959年5月14日报道11500藏人进入印度，也就是说，“拉萨战役”一个多月后，进入印度的逃亡藏人就有1万多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进入尼泊尔、不丹、锡金的人数，以及在途中被追击的解放军打死或因其他原因死亡的人数。
资料和田野调查显示，这些难民大多来自四川藏区和现西藏自治区，来自青海、甘肃、云南的藏人很少，因为他们逃出来更不容易，要过黄河，进入西藏后转到印度，路途更远。我曾经采访过几位从安多地区逃出来的藏民，他们走了一两年。
问：你在《1959：拉萨！——达赖喇嘛如何出走》前言中说到，“1949年以来，中共军队进入城市镇压民众抗争的事件，迄今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59年的拉萨，另一次是1989年的北京。中共处理这两个事件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哪些相似之处？
答：这两场屠杀相差30年，确实有些相似之处。首先，屠杀的对象是平民。1959年，藏人中唯一能算得上是正规军人的是藏军，他们当时的总数只有3000多人。1959年3月，他们有武器，但没有指挥，他们的指挥系统处于瘫痪状态，所以只能各自为阵，有的打，有的投降。在整个“拉萨战役”中，被解放军炮火屠杀的绝大多数是平民。在持续两天的战役中，据中共统计数字，解放军死亡是60多，藏人是500多。
其次，在这两场屠杀中有一个很积极的角色或是决策人，那就是邓小平。1959年，邓小平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积极参与了“拉萨战役”的策划。在3月10日到16日之间，中共西藏工委常委、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跟达赖喇嘛彼此有过三封往来的信。第三封信虽然署名是谭冠三，其实是邓小平写的。
第三，两场屠杀都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通过军事镇压粉碎了民间的所有反抗。拉萨当时起来反抗的是下层，而不是上层。
当然，它们之间也有不同点，最大的不同就是，对1959年的藏人来说，这是一个外来政权对他们的屠杀。那场镇压虽然中共在军事上胜利了，但留下的后果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的，藏人依然在反抗，差不对每一代人都在以各种形式反抗。虽然镇压看上去暂时奏效，但民间积累了一定能量后，反抗又会再度爆发。
问：如今藏人自焚事件与这场战争有多大关系？
答：这可以说是当年战争的一个后果。中共非常迷信军事力量，迷信暴力，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而藏人的反抗也是一直在进行的。反抗什么呢？反抗一个外来政权对他们的占领和改造。我曾经做过一个地图，将西藏三区1956年到1962年战争最惨烈的地方标示出来，与网上下载的自焚发生地点的地图比较，发现二者有着惊人的重合性，也就是说，自焚多的地方正是当年战争最惨烈的地方，像安多地区。
至今外界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很多老一辈的人也不愿提，因为实在是太恐怖了。2012年，我曾到青海尖扎县的一座著名寺院，当年的废墟已经没有多少了，寺院的僧人大多是中年人和年轻人，对当年发生的事知道的很少。我问年轻的喇嘛，有人知道1958年的事情吗？他们指着一个看上去80多岁的老人，说经历过1958年事件的人只剩这一位老僧人了。我问他愿意接受采访吗？那位老人坚决不肯。我回去之后，就看到新闻说，政府把这个寺院殿堂里达赖喇嘛的照片全部没收了。
问：你的书出来之后，有没有受到批评和责难，尤其是来自中国官方的？你个人生活有没有受到困扰？
答：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责难是不可避免的，批评帮助我更加严谨地分析和考证资料，更加注重细节的真实性和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中国官方没有直接反应，他们只是立刻把我的书列为禁书，并且屏蔽微博上的相关评论。2012年夏天我“潜入”四川、青海、甘肃藏区后，他们取消了我的探亲签证。对我的个人生活而言，无法回去看望84岁高龄的母亲，当然是令我困扰的事。
问：你个是达赖喇嘛的信徒吗？
答：这个问题用“yes”或“no”来回答可能会引起误解，我想多说几句。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唯物主义的红色教育下长大的，我在中国从未受过有关宗教的教育。1988年我进入布兰戴斯大学学习犹太历史，自然避不开宗教方面的内容。我在课堂上精读过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以及系统的宗教学知识。在以后的十来年里，我接触了世界三大主流宗教，甚至一度加入过纽约著名的印度教团体。我也研究和修习佛教禅宗，练习瑜伽，打坐冥想。但是在宗教问题上，我的态度一直是开放的。宗教史的知识、宗教学的理性和个人的灵性信仰及修为，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方面。达赖喇嘛常说的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各种宗教的不同之处一目了然，人类宗教的相同核心价值却需要我们去共同寻找。我想强调说明的是，我对当代藏史研究并不是源自于对藏传佛教的信仰，也不是基于反共的立场，而是出于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和对普世价值的认同。
问：你出身红色家庭，如今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背叛”，你有没有对此感到困惑？
答：曾经有过一点吧。我母亲属于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大队的，南昌解放第六天，她就到了南昌。我父亲是新四军系统的，皖南事变后，他北撤到东北，然后又南下到江西。他们是江西第一批建政干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是从小被培养成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不过，当我研究越深，我就对那场“革命”的否定越彻底。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和父母之间的亲情，他们处在他们的时代中，我处在我的时代中。我跟我的一个哥哥关系非常近，他的政治观点却跟我正好相反。几年前最后一次回家，在家那些天，我哥哥忙着准备课件，向民众解释“中国梦”；我忙着整理在藏区各地采访来的资料。我母亲看着我们两个，叹口气，说我们家出了一个接班人，一个掘墓人，哈哈！
文章来源：新世纪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