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血色风雨家国情：文强父子劫后追忆》分“卷一”和“卷二”。

“卷一”的题目为《劫后追忆》，定稿于1997年，是父亲的遗世之作。“卷二”的题目为《血色风雨》，由我执笔，追忆父子间的互动，及文家最大恩人阿婆的动人事迹。父亲以战俘之身，因不审不判的荒唐政策，被迫在狱中受到将近27年的煎熬，并被长期剥夺战俘起码应该享有的通信权利。母亲于1949年年初从台湾赶回大陆，一心想将他营救出来，却连探监的权利都被剥夺。因丈夫始终音信渺茫、生死不明，母亲于绝望中含冤自尽。阿婆承上启下，忍辱负重，勉力维系破碎的家庭，却在瘫痪、失明后，无法留下任何孩子照料自己的晚年。最后，在奄奄一息中，总算迎来与父亲的最后团圆，堪称当代奇迹。

《劫后追忆》定稿时，父亲已年届九十，四年后驾鹤西去。书中所涉的人和事，散于九州大地的各个角落。他对遥远的往事能有清晰的把握，首先得益于非同凡响的记忆力。其次，虽然“战犯”中，每五人有一人是被活活关死的，父亲得益于修身养性的非凡能力，得以克服烦躁、怨恨而存活下来，还获得从容复盘历史事件的机会。其三，战犯管理当局为了弄清每个“战犯”的历史，有动力通过里查外调，反复核实各种细节。其四，父亲出狱后，长期担任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从未中止笔耕，积极参与政治组和军事组的资料整理和编辑。所以，通过他本人、难友、监狱当局、政协文史办公室这几方面的反复梳理、核对，使本书中提及的历史事件的细节得到确认，因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父亲一生漫长而坎坷，却丝毫未减他对这个古老民族发自内心的热爱。他深信，对他一生最感兴趣的，必定是这片土地所滋养的人民。因此，大陆是他出版这部封笔之作的首选之地。

这份稿子既倾注了父亲晚年的心血，又得到同事的好评，他满怀期盼，将书稿送交全国政协，以为能很快面世。不料，得到的答复却颇为生硬：稿子虽有价值，作为曾经的“战犯”，为何不提功德林和秦城的改造生活？对九十高龄的老人而言，这是相当无礼和无识的。

父亲不愿涉及狱中生活，理由显而易见。他信奉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级为“战犯”，其中更有16年之久，被生生剥夺通讯权利。他若为了奉命走上战场，成为战俘，觉得无罪可言。不料他竟被不审不判地升出版，味着良心，对无辜被囚的岁月曲笔歌功颁德，则这种回忆实有何历史价值？若父亲义无反顾，揭露狱申所受的身心煎熬，进而想诉战犯和特赦两大政策给他和全家带来的无妄之灾，不但稿子会遺制杀，还会连累后人。面对两难，父亲巧妙地略过漫长的囚禁岁月，既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又给当局留够了面子。不料仍遭拒斥，父来无奈，只能悻悻然索回文稿，束之高阁。

他明知来日无多，却连最后的心愿也无法实现，怎能不耿耿于怀。我回国讲学，目睹父亲的愁状，体会到他的心中之苦，虽万般同情，却爱莫能助。继《吾民无地》之后，自己的另一本纯学术新著，因多讲了几句台湾土改的好经验，便在大陆四处被拒。好在前几年退休了，加上新冠疫情的爆发，有了细读他的遗世之作的空闲。一边阅读，一边回忆父子间的互动，对他的内心世界有了进一步的领悟。

铁窗岁月漫长而枯燥，除了不断接受自相矛盾的洗脑之外，他一定被迫写下无数的反省、感恩、谢罪和检讨。对这类违心的东西，他一定拒写过，得到的惩罚却是残酷而立竿见影的。他不但迟迟未获自由，而且爱妻和亲弟被迫含冤自杀，五个孩子和阿婆深陷贫困和歧成之中，难以自拔。铁窗内外，父子之间，竞无一丝天伦之乐，唯剩绵绵的相思之苦。目睹其他难友陆续出狱，我猜父亲最后不得不违心写出一些当局索要的材料，以求结束漫漫无尽期的囚禁，尽起作为父亲迟迟无法履行的家庭责任。要他在离世之前，再去重复这类陈词溢调、虚言伪情，无异于向心灵的伤口撒盐。此时的他，早已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内战战俘，对中共的所谓“战犯”和特赦政策也早己嗤之以鼻。他宁肯将封笔之作藏之深山，也不愿再按中共的口径作任何改动。

父亲在狱中接受的洗脑是，他的表哥是盘古开天地以来最英明的伟大领袖，土地私有和资本私有则是万恶之源，私营企业和个体农户必须尽速消灭。所以，社会主义改造无比及时，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这套说教无非要这些战俘们相信，中共推出的、以苏联为榜样的社会-经济模式，相比民国时代的体制来说，不知要优越多少。至于父亲的这位表哥亲手发动的文革，更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深刻的伟大革命，将彻底截断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可能性。

可是，中共的这套洗脑毕竟骗术低劣，漏洞百出，只有一时之效，经不起逻辑推敲，更经不起实践检验。父亲不幸中的大幸，在于出狱仅仅一年多，他的表哥便寿终正寝，四人帮随之锒铛入狱。于是，毛泽东治下民不聊生、经济濒于崩溃的事实很快浮出水面。这位自称的伟人采用暴力加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对民众实施无以复加的管控，却仍然无济于事，因为无法满足民众对自由和温饱的起码要求。他自吹自擂的所谓伟大、光荣、正确的激进路线，不但使中国沦为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度之一，还使中国成为东亚的政治动乱之源’。随着邓小平的复出，中共被迫逐步放弃激进的社会主义路线，不但宣布文革是一场浩劫，还基于生产力太过落后的理由，提出中国仍要大幅后退，以便恶补资本主义的课。因而，中共被迫向友美、友欧、友日、保护私产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路线靠拢。于是，私营企业重新得到鼓励，遭到农民诅咒的人民公社被全面解散，分田单干，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形式得到农民的衷心欢迎。这一切显示，毛泽东机关算尽才拼凑出来的经济制度，不过是套在亿万民众身上的枷锁而已。

父亲看到城乡原有的强大活力在市场导向的改革中逐渐得到恢复，政治上又在简政放权，深受鼓舞。尽管他与外界隔绝了20多年，对毛泽东治下的社会变化十分陌生，父亲还是迅速地意识到，毛泽东经不攻自破。他还觉得，邓小平推出的这条路线似曾相识。目睹中共向三民主义路线大幅靠拢，他一度对中国前途极为乐观。1985年访美时，他曾逢人就说，他对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的新政，对大陆的未来，以及对两岸和平统一抱有强烈的期望和信心，并以极大的热情表示，余生想写一本邓小平主义的书。

可是，残酷的现实很快浇灭了他内心的期盼之火。1989年，父亲目睹中共对六四运动的血腥镇压，引起内心的震撼。其后，他又目睹苏联、东欧所有的共产主义政权一一崩溃，进一步引起他内心的思索。父亲目睹邓小平对学生的血腥镇压，知道邓不愿放弃党的特权和花式烧国体制，内心极为悲凉。与此同时，目睹台湾迅速迈向宪政民主，父亲对两岸在制度上和终极目标上的巨大差别，已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他放弃了《邓小平主义》的写作计划，觉得索然无趣。当时，大陆在努力加入WTO，他对大陆通过首先改变经济制度，然后带动政治制度的相应变化寄予厚望。他盛赞老友谢韬提出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期盼中共以此为指导，走出一党专政的陷阱，使大陆在政、经制度层面上逐渐接近台湾。唯此，两岸的和平统一才有坚实的制度基础。

正因为完成了上述认识，所以，他将“劫后”两字作为关键词，放入书名之中。《劫后追忆》回避了对狱中岁月的的描述，将内容集中在民国时期，理由很充足。他觉得唯有这段历史，对国人而言，会有参考价值。父亲如此落笔，符合他写此书时立下的宗旨，即“泾渭不乱源，真金不怕火。我行我素，秉笔而书”。我为父亲对《劫后追忆》一书的内容剪裁和结构安排的巧妙而暗暗喝彩。

弹指间，父亲出狱已有五十年。他的去世也己接近二十五年。令人怎外的是，网上仍在不断流传他的趣阐逸事。人们不仅没有将他速，反而对他生出经久不赖的兴趣，暗慕他为人处世的也大有人在。

关于父亲在狱中的表现，有各种段子。有一个传得相当久远，并被用来解释他为何迟迟未被特赦的段子说，他曾拒不向当局递交悔过书。

仔细回忆，父亲出狱后，未向我说过诸如在狱中如何桀骜不屈、宁将牢底坐穿之类的大话。不过以父亲的个性，在他被俘后相当一段时期中，坚决而干脆地回绝战犯管理所这类要求，是极有可能的。

父亲不喜欢当面说悔过的话，反映了他作为湖南人的刚烈个性。

出狱后，我从未听到他正式向阿婆和我们孩子们说过“道歉”两字。

不过，重获自由后，他曾像苦行僧般地生活，将省下的钱寄给生活特别拮据的孩子，冀望多少改善他们的困境。这算不算在用行动默默地表达歉意呢？湖南省政协领导反复邀请他到长沙老家一游，被他多次拒绝，最后才勉强成行。他向我解释说，1949年后，受他牵连，在自称和平解放的湖南，老家的近亲中被共产党残酷镇压的竞高达二十户之多。这些亲戚家的长辈已经死于非命，后代还要一路蒙受贫残和耻辱，种种惨景，一言难尽。接受湖南政协的邀请，风风光光地回长沙老家一游，如果不见这些受害者的家属和后代，不但违背人情，而且会加深与他们的怨仇。但是，见了面，他们处境贫困而卑贱，却帮不上丝毫的忙。光向他们说一声道歉，人已死去，苦已受尽，又有何用？何况，这声道歉应由谁来说呢？由一个被关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已经垂垂老矣的人来说吗？父亲说得痛心、悲凉，我默默感受着他内心的万般尴尬。

常常有人问，父亲与毛泽东是否有某种亲戚关系？说实在，我倒是比较晚才知道两家原来有这层关系。父亲重自由的早期，文革尚未结束。他在家中并未向我提起此事，恐怕也感到并无光彩之处，至少在我面前。我当时喜欢向他控诉毛泽东和四人帮的暴虐和祸国殃民。何况，不但他本人被扣到最后一批获释，而且我们几个孩子也无一人因这层关系而蒙受任何照顾，反而深受其害。1990年代后，父亲才告诉我两家的关系。那时他与李纳有来往。我在国内时，参加过他们的聚餐，亲耳听到李纳称父亲舅舅，我则称她为大姐。她朴实无华，实事求是，不但能对历史上的典故侃侃而谈，而且不为她父亲的一生文过饰非，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之前，何维凌在我面前多次提到她，也是赞扬有加的。他们曾同为北大学生，一起去通州乡下参加四清，目睹大跃进失败之后农村的黑暗和贫困，以及饥肠辘辘的农民所抱的怨恨。李纳对她父亲究竟给民众带来了幸福与否，心中是有数的。

父亲的遗稿中提到，他高中时在长沙就读的一所艺术专科学校，与毛所在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仅一墙之隔。这解释了父亲为何会通过与毛泽覃的战友关系，与毛泽东相识、相熟。不久，父亲又从毛泽覃口中获知，他们的母亲文七妹是文家人。在毛泽覃的主动提议下，他和毛家兄弟们结成表兄、表弟关系。随后，在长沙和广州的圈子里，双方以文家同辈后人的身份来往，不但符合中国的社会习俗，也是一种客观事实。当年父亲承认这种关系，与功利心丝毫无关。若拒不承认，反倒会被习俗视六亲不认的势利怪人。父亲的家境毕竟比毛泽东一家要优裕，祖父的社会地位也显著高出毛泽东的父亲。

真正令我感兴题的。是父亲失去自由以后，究竞从何时起开始强调这层关系？这里倒有个旁证。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叔叔因胡风一案的牵累，整整十年（1955年到1965年）意外成为父亲在功德林（1955-1959）和秦城（1960-1965） 两处监狱中无话不谈的难友。始于功德林，并在秦城获得巩固的这段友谊，在各自重获自由之后，又因为有共同的旨趣而保持终生。谢韬因提倡民主社会主义，向中共指出一条走出独裁死胡同的和平途径而蜚声中外，也为父亲所钦佩和赞赏。2008年夏天，我曾登门拜访谢叔叔，正好他的女儿谢晓玲和著名电影导演彭小莲在座。拜见时，我特地请教谢叔叔，在狱中时，是否已经知道毛家和我家的这层亲戚关系？谢叔叔当着大家的面，对我很肯定地说，当然知道。你父亲在狱中喜欢公开强调这层关系，并对不能早日释放十分不满。看来，父亲当时有过幻想，以为提及毛、文两家的这层亲情和旧日交情，能获早释。事实证明，他是大错特错了。

人们对父亲感兴趣，一个明显的理由是，除了他和共产党不少高层领导人有密切关系外，他和程潜、戴笠、杜聿明等民国政府的党、政、军重要人物也过从甚密。但是，除了这些人事关系引起人们的你奇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持续打动着人们的心弦呢？为何对他的兴趣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的问题，是在细读父亲遗稿，以及失育复得的《文强准海战役日记》（下称《日记》）的过程中产生的。父来老练的文笔，栩栩如生的记述，配以由景而生，因情而发的诗词，将我不由自主地带回到民国年代。

父亲笔下的这段民国岁月奇妙无比，精彩异常。因为这是一段问外完全开放，又允许民众自由自在的时代，所以会有各种思潮和观点韵冲撞，以及各种大变故的波澜迭起。与《日记》不同，《劫后追忆）一书的目的是为了出版。即使在有出版自由的地方，为出版而写的作品也不可能像日记那样无所顾忌。这是为何父杀在《劫后追忆）中天某些话题选择保持沉默。通读了《劫后追忆》后，我感到父亲实就上是在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他以前曾做过的违心表述做最后的展清、更正、甚至否定。这一点可从他在字里行间力戒漫画式的夸雅吻，对民国时代的各种人物抱持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清楚看出。

父亲用细腻的笔触对人生的不同阶段作了深情的回忆，透出他对往日的无限留恋，也映射出他真实的心路历程。其中，他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段长达十年之久的岁月中，由一名被狂热的爱国主义驱动的清纯学子，转变成一名共产主义信徒，期间，他被共产主义的大魅力所征服，义无反顾地一路追随中共。除了毅然退出国民党，以共产党员的身份热情投入北伐外，还作为共产党的骨干，从事各种地下活动，包括南昌起义和四川根据地的开拓。这段经历并非父差有。当时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有过同样的心路历程，反衬出在一个数内说外惠困扰的国度，乌托邦思潮对涉世未深，而又有强烈民族主人和爱国主义情怀的年轻人而言，确实有着巨大的魅力。正像一位无名哲人所言，如果在二十岁之前没有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此人必为一名冷血动物。然而，在三十岁之后仍然信仰社会主义，此人必为一名痴。父亲在三十岁后重新回到三民主义的经历显示，对于年过三十人群来说，随着对人性的复杂有了更深刻的洞察，对世界的运转世有了更切实际的理解，乌托邦这种虚无缥缈而又狂热极端的病毒是难以在他们身上找到繁殖的温床的。

读者可从这段岁月的记叙中，感受到他本人、他的第一任妻子周敦琬、以及他的同事们的真诚、忘我、纯洁、以及献身精神。以周敦琬为例，为了追求真相，清洗所受的冤枉，以及出于对丈夫的挚爱，见到父亲受到罗世文的冤枉后，她先向他通风报信，又愿意跟他一起脱党。她不但坚信自己和丈夫的清白无瑕，而且向往着奔向延安，重返共产党的阵营。在这一点上，她十分不同于父亲。1930年代中期起，父亲已坚定地回归到三民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上。不过，父亲高度容忍爱妻的理根。可以想见，他和爱妻组成的家庭，实际上实行了一家两制，互不干涉对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两人的民主作风。他们信奉人格平等，真正做到了互敬互尊。父亲在祭祀爱妻亡灵时，作了十首祭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其中第二首提到爱妻“闺闱大度攻经史，不谙人间多苦辛。”°显然，这位出身富裕家庭，在燕京大学完成教育的奇女子，在此时的父亲眼中，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不谙真实人性，至死怀抱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

在中共成立的初期，靠着共产主义许诺的美丽梦境，的确俘获了大量追求理想王国的清纯少年。他们才华出众，立志救国救民，不贪图享受，不追逐升官发财，对投机分子深痛恶绝，是中国社会中的一股清流。为了实现梦想中的乌托邦，他们不但竭诚扶助工农大众，而且为了生存，不惜和地痞、流氓、乃至土匪日夜厮混，只图东山再起，夺取政权，实现他们心目中的乌托邦梦想。他们赤胆忠心，对渺茫的理想一往情深，却对世界的复杂和人性的多变和自私自利缺乏体验。正因为中共党内存在着这样一批无私友爱、肝胆相照的有志青年和志士仁人，所以，这一时期的中共内部洋溢着一股理想主义的清新空气。然而，随着形势的恶化，这个信奉阶级斗争和阶级仇恨的列宁主义政党的内部，必然为猜忌、专制和霸道所笼罩，同志间的畅所欲言成为往日的幻影，民主和申诉的权利也成为遥远的梦想。父亲和他第一任妻子在中共内部的荣辱沉浮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蔣介石常常悲凉地问自己、或问部下，为何共产党能够得到志士仁人的甘愿献身。细读父亲对这段时期的描写，或许就能明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吸引的，除一些老于世故，擅长阴谋诡计的混世魔王之外，大多是一些十几，二十几岁，热情有余，心智未萌的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他们对现实中的不平和贫富差别嫉恶如仇，眼睛里容不得一粒砂，却对共产主义不着边际的美丽许诺痴迷到不容任何质疑。这也许反映出当时，乃至今天无数国人的相似心态。父亲正是从十几岁起，和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和家國情怀。这也许反映出当时，乃至今天无数国人的相似心态。父亲正是从怀，对世界为何处处充满不平，为何满眼有触目惊心的贫富悬味等等，有着十分幼稚的认识。他们不能忘怀的，是自己的民族曾经引领过世界，因而一心想恢复这个古老国家的昔日菜光。他们上下求索，好高骛远，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痴醉其中的，看似尽善尽美，以为借此能帮助自己的民族弯道超车，一步到位，重新领先世界的灵丹妙药，有一天竟会异化成可怕的心灵毒药，而他们梦寐以求的人间天堂会异化为地狱一般的存在。

目睹今日共产主义在苏联、东欧、乃至全球的失败，人们自然会理直气壮地嘲笑父亲这一辈人，指责他们远没有理解现实世界的运作规律，他们当年所向往的一切只是虚妄不实的幻象，所投入的感情则幼稚而肤浅。这些批评都是站得住脚的。然而，我们却不能指责他们从一开始就居心不良、心怀邪念，从一开始就以追逐私利、谋求专制特权为驱动。父亲对这段时期的追忆，正好构成对今日青年的最好警告：美梦和噩梦看似相隔遥远，其实仅咫尺之遥。美梦越是妙不可言，越易构成无以自拔的诱饵。这不仅令后人悲叹，更应令今人警惕。为一切美丽、紫高、庄严、天堂般的许诺应抱慎之又馍、勇于批判的顾频态度。一切许诺，不管如何美丽，必须看其实践的结果，而非天花乱坠的事先许诺。唯有这样，才不会空掷自己的一腔热血和最可珍惜的青春时光。

2001年夏秋之交，父亲知道大限将至，眼见自己的封笔之作无法出版，决定在临终前接受采访，讲出一生的精彩故事。采访由丁东先生和林豆豆大姐两位牵头，由刘延民教授率领的团队录音。说起来，还是林豆豆大姐首先发现了父亲的这条线索。作为林彪的女儿，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她很快意识到父亲的一生与中国的近代史息息相关。不过，她与父亲走近的初衷，是想更多了解她父亲的生平事迹，毕竟两人曾为黄埔四期的同学，共同参加过南昌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丁东先生参与此事，是因为他当时正担任《口述自传丛书》编委会的主编。他和志同道合者意识到，那些直接参与过，或见证过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老人纷纷凋零，重要史料行将湮灭，因而将抢救史料视作神圣职责。采访和整理成书的主要工作则由刘延民教授率领的团队完成。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父亲得以在病榻上喷发出生命的最后火花，为后世留下许多民国故事。采访的录音经刘教授团队费心整理后，以《文强口述自传》题（下称《口述》），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第一次出版，引起了广泛注意。一年后又出了修订本，更正了第一版中的许多错讹。

错讹之产生，我猜想有以下诸方面的原因。首先，这部《口述》在由录音转为文字时，父亲已经离世，未及亲自审订。其次，父亲一辈子乡音未改，浓重的老式长沙官话为整理者留下诸多疑难。其三，文亲的漫长一生覆盖近百年，涉及的历史人物、事件、地点、时间、背景无算，记述者需要对近代史有翔实的了解，才能游刃有余。其四，父亲已届高龄，病重体衰，记忆难免有失准之处。由于这些原因，整理录音，形成文字，对任何人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第一版的发行虽有不少令人遗憾之处，却引出意外的结果，彩显了为何要有出版自由”。由于《口述》很快和读者见了面，立时获得修正的宝贵机会。

在各路专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何蜀先生。作为著名的党史专家，与父来有一百多封书信往来，专门考证过父来一生涉及的人名、地名、时间、事件，对这一段历史有深入硏究。他以优美的文笔，写出引起各界关注的《从中共高干到围军将军：文强传》°（下称《文强传》），足见他深厚的党史功底和对父亲历史的熟稔。何蜀先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花费大量时间，一一订正《口述》中的错讹，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得以迅速出了修订本。这既说明何蜀先生古风犹存，有侠义之心，是一名助人为乐的坦荡君子，又可见真理和真相的逼近是离不开资料的公开发表，和各路专家、读者后续的细心考证的。

《口述》修订本的出版，使父亲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引起更加广泛的关注。他的历史，正好是中共官方为了彰显其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而一直竭力回避、乃至掩盖的。父亲本身的经历表明，所谓今日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一官方叙事逻辑是无法成立的。官方对今日大陆政治制度这种不容分说的武断，反而引起了人们对真实历史的更大好奇。前几年回国，常常有人向我抱怨，想买《口述》而不可得，才知道市面上这本书竟已绝版。面对社会上的强烈需求，老弟文定中曾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有关部门联系，询问是否可以续版。得到的答复却是，涉及党史和国共两党历史的出版方针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在可预见的将来，《口述》修订本的续版已不再可能。

鉴于《口述》带有口语色彩，又已绝版，何蜀的《文强传》虽忠实于历史，毕竟是转述。《劫后追忆》毕竟出自父亲自己的文笔，比口语或第三人称的转述更能细腻地反映他的情感，更准确地表达他的真实想法，也能使读者有机会欣赏父亲的文字，体会他这代人的学养，以及字里行间透出的浓厚历史感。所以，出版他的这部封笔之作，很有必要。父亲在此书的自序中以“说真话、实话之人”自许，并认为这“才是为人正道”。这一点尤为可贵。人越临近死亡，所受的束缚也就越少，所吐露的话语也越接近真相。如果说，这是一个普适规律的话，那么对于国人来说，更其如此。毕竟，中国至今言论仍受到严格管制。

博登书屋的社长荣伟先生知道父亲的《劫后追忆》和《日记》遗稿后，发出热情邀请，要我考虑在他那里出版。他又希望，出版时除了由我写一篇“代序”外，还能介绍父子间的互动。想到我与父亲曾有整整四年的朝夕相处，即使去复旦读研、出国读博，最后又在美国执教、定居，与父亲仍保持着密切联系，因而确有值得一写的互动情节。父子俩虽然经历极为不同，却有很多相通和互补之处。不料，因内容实在丰富，一发而不可收，竟写成了将近三十万字的篇幅。

为此，决定将父亲的《劫后追忆》，和《淮海战役日记》作为卷一的主要内容。这份《日记》文笔优美而流畅，有对时局的针砭，对战局得失和双方高级将领的评判，对爱妻和家人安危的忧虑，以及视死如归的决心等，集中体现了父亲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我在《日记》的后记中对这份历史资料的失而复得做了详尽的记述，这里不再赞言。卷一的附录中收了我的三篇文章。第一篇题为“告别乌托邦，回归主流的心路历程”，重点分析父亲抛弃中共的暴力路线，回归三民主义的原因。第二篇题为“迟到的评估：中共的“战犯”与特赦政策的残酷真相”，用中共自己的资料和数据，揭示这两项政策的残酷真相及其本质。第三篇题为“干古奇冤，父亲和中共的恩恩怨怨”分析了父亲本来不过是一名战俘，规因不車不判的荒唐政策，被开级为“战犯”。因于铁留之后接受强追洗脑达四分之一世纪有余，终至妻亡子散，连阿婆也差点被逼送进养老院，可说是当代的千古奇冤。

“卷二”以《血色风雨》为题，借助我的眼睛、耳朵、大脑，代替深囚于铁窗之内的父亲，去感知大陆在 1949年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这一卷除了记述阿婆在母亲自尽后，抚养幼儿的似山似海的恩情，以及在临终前与父亲团圆的人间奇迹外，还记述了我的幼年和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和心理障碍，在文革最疯狂的三年中遭受的接踵而来的迫害，紧接着在将近四年的知青生涯中，沉沦到社会的最底层，被迫体验公社制度下的当代农奴生活。这段时期中，我也得到自己的兄弟、农民、同学、好友和战友们的最纯洁无私的友情，和雪中送炭式的帮助，令人泪下。由于农村的经历，使我立志要寻找帮助中国农民解脱贫困和愚昧的有效方法。

希望我们父子间的心灵交流，以及对社会现状的共同探讨，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父亲的内心世界。我也希望，文家三代人在整整一世纪的凄风苦雨中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有助于年轻人认识到，中国取得今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既是不易的，又是片面、脆弱而无法持续的。因而，以目前的模式，是无法为人类指引未来方向的。一个绵延了几干年，创造过独特而灿烂的文明，又有长期专制传统的古老农本社会，究竟如何才能在当代世界中，找到一条光明大道，使得亿万底层民众，特别是其中的农村人口，与精英一起分享文明和富裕？究竟如何才能真正恢复整体国民，而非特权阶层和个别领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自信和荣耀？这是中国在新世纪中无法回避的最尖锐的问题。是依靠祖传的帝皇驭民术，依靠共产主义的欺骗和强制，还是依靠宪政民主加市场经济的自由道路，才能真正达到上述崇高目标？从父亲和我自己的经历可以看出，在通往共同富裕的崇高理想的道路上，有太多的诱惑和迷思，共产主义就是其中最充满诱惑，而又最陷阱密布的一条歧路。父亲拥抱过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我则拥抱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我和他最后拥抱的都是基于普世价值之上的宪政民主加市场经济的道路。

上面提到过一个自问自答的问题：民众对父亲的兴趣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除了他与国共两党高层有密切的人事关系，是否还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我思考的结果是，父亲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漫长的一生浓缩着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困顿、挫折、寻觅、探索、梦想、狂热、迷茫、反省、转向和期盼，打动着无数已经探索过，和正在探索中的志士仁人的好奇心和同理心。父亲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都在作真诚的上下求索，他的一生折射出每个国人、乃至整个民族在百年风雨中顽强奋斗的身影。他的漫长人生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持久好奇，也许是因为在夜深人静之时，他们会感到，与这位老人之间至少有一段心路历程是灵犀相通的吧？

在他的漫长生命趋近终了之时，他和谢韬、李锐这样的党内民主派越走越近，成为无话不谈的知音。他们建立起相互的信任之后，父亲曾几次应邀参加他们的内部讨论，以便帮助廓清中共早期党史中的一些问题。他深知谢韬、李锐作为党内前辈，正在为中共走出一党专政的死胡同寻找一条和平的道路，因而深深同情和支持他们的不懈努力。他临终前叮嘱我，好好关注和研究美国的民主制度。他认为，中国要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国家，终究绕不过宪政民主这个关。依靠枪杆子暴力夺权、暴力执政的中共，尽管通过垄断真理和真相，编造宏大叙事，一时似乎具有巨大的迷惑力，其实经不起历史的推敲。

中共力图使人们相信，武装夺权，推翻合法的民国中央政权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历史和人民的唯一选择。这些都是弥天大谎。中共最担心的，恰恰是历史真相。人们迟早会对真实的历史重新产生兴趣。一旦了解真相，民众会要求结束一一党专政，重新回到民国开创的宪政民主之路上去。希望本书的卷一《劫后追忆》有助于人们了解，民国在推翻千年帝制后，究竟经历了哪些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奋斗，又如何可叹可悔地失败了。

含泪写成的卷二《血色风雨》则倾注了我晚年的大量心血，希望有助于人们打心自问：以暴力夺权、暴力执政自豪的中共，虽然不断推出宏大叙事，高调宜扬一党专政的丰功伟绩。但是，相对民国时代，这种定于一尊，不容民众参政的专制统治，除了能服务于中共特权阶层的私利和专权外，对民生的普遍改善、民权的普遍提升而言，究竟代表了进步还是倒退？希望这部书有助于人们上下求索，将那条始于民国、并在台湾已经实现了的民主宪政加自由市场的现代化道路，重新寻找回来。我坚信，唯有这条道路，才是通向自由、民主、繁荣、并能与世界和诸相处的新中国的正途。也唯有沿着这条正途，海峡两岸的人民才有希望达成高度互信、可以持续、亲如兄弟的关系，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和平统一。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曾将一些章节中涉及的地名、人名、机构名、历史事件、父亲日记中的疑难字体等，求教于以下各位：何蜀、李学勤、李逊、王大宙、程奇逢、苏炜、丁东、文致中、文一中、文定中、文岳松、姚耐雪、姚大卫、陈植蘅、洪朝晖、孫涤、陆丁、陆致极、廖天琪、陆丙甫、蔡尚德、叶德美、杨荷洲、刘佑、朱学农、袁海雄、余佩桢、陈嘉光、袁优、谢昌、钟仲凯、杨权、许成钢、张济顺、胡喡、王敬成、曹期麟、张又方、陆刚、胡彬彬、陈纪新、李定一、唐雪麒、武燕玲、Joan Chow、赵越胜、徐友渔、胡平、高光俊、虞平、张欣、周炳魁、赖小刚、贾浩、赵昌伟、宋永毅、李晓林、袁水平、范雄白等。陈远换先生则对全书的文字做了仔细、认真的校对。对上遊泽位及时提供納相关信息、相关资料、修改建议等，谨致以衷心的谢忱。文中残留的所有错误，以及本书的观点概由笔者自负。

关于本书的注释说明如下。卷一正文中的注释，凡没有特别标明的，都是父亲的原注，其余为我所加。卷一收入的《淮海战役日记》，注释为何蜀所加，除非另有说明。卷一的附录收入的三篇文章，以及卷二的全书，均为我的文笔，因而所有的注释均由我所加。我加的注释中，常常用到维基百科，理由有二：一，使用网络信息代表着未来的方向；二，维基百科允许行家和民众自由参与，使错讹容易得到纠正，内容容易得到更新。和父亲一样，笔者本希望此书能首先在国内出版。既然暂无可能，那就在北美的自由土地上先行出版吧。同时，我殷切期盼，在不久的将来，本书也能在大陆和读者尽早见面。

文贯中（Guanzhong James Wen）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

纽约市皇后区森林小丘远思斋

2025年7月10号

2025年8月15号修改、定稿

注释：

1  父亲原稿的题目为《劫后余生世纪履》。

2  1950年中共支持北韩对南韩的侵略，其后一直力挺北韩的独栽政权。1979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期间，接受李光耀的忠告，结束公开支持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武装叛乱，颠覆当地合法政权的荒唐政策。

3 见他的“自序”。

4 谢韬，原名谢道炉（1922年—2010年8月25日），四川自贡人，中国学者，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2007年，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主张民主社会主义。谢韬表示“政治体制改草再也不能拖廷了。我党我国如果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跟上去，我们就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见谢韬-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5 见“白沙祭妻”一章。

6 以反共立命的陈立夫先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他在年轻时也被共产主义和苏俄的反帝经验所深深吸引。他还提到，国民党最高层有许多人曾经同情俄国十月革命，甚至本身就是左倾分子。见他的《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台北市衡阳路20号。1994年7月第四次印行。P27-29页。

7 文强，《文强口述自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修订版。

8 这使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一件趣事。当时，我和张欣合写关于中国 1959-61年大饥荒的论文，以和林毅夫商榷。稿子送出后，有位匿名审稿人质疑稿子中涉及的某些细节，特别是大饥荒导致的死亡人数，使芝大的经济学名刊《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Change）主编陷入困境。幸好他将稿子送给诺奖得主舒尔茨（T. W.Schultz）审阅。舒老智慧地指出，质疑者若有确切死亡数字的出处，应本着资料公开和共學的学术原见，允许作者引用。否则，稿子的作者应被视作已经穷及了业已公开的最好资料。据此，期刊应先发表此文，以期获得广大读者群的关注和讨论，也许能引出更准确，更完整的数据。果真，我们的文章发表后，引出许多有益的讨论。舒老的话其实也适用于《口述》一书。

9 何蜀《从中共离干到国军将领：文强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出版。

文章来源：文强 文贯中《血色风雨家国情–文强父子劫后追忆》（卷一），博登书屋，202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