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美国之音

原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观察中共政治，需要剥开表象，察其实质。有一个现象似乎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习近平明明得罪了很多人，可他的权力好像纹丝不动。但很多人只凭前面一点，就认定他迟早要被党内政敌掀翻桌子下台。

在中共的几代领导人中，论得罪的人之多，恐怕都超不过习。毛在他的一生中也有很多政敌，如博古、张国焘、张闻天、王明、刘少奇、林彪等，但这些政敌不是在一个时间段出现的，而是跨度几十年，出在不同阶段，且同时还有坚强盟友，如张、刘、林都曾在不同时期是毛的同盟。习没有毛这么明确的政敌，然而他上台10年特别是后5年，几乎把中国整个精英阶层都得罪光了。按照经典政治学以及政治常识来看，这是匪夷所思的，因为这种状况不要说在台上呆10年，能够撑二、三年都不容易，放在任一国家，怕是早被赶下台。可习不但平稳渡过10年，而且马上要三连任。在人类政治史上，确实很独特。

对此现象，很多人私下议论过，然而公开的认真的探讨，寥寥无几。可我们又不能无视它，它还关系到另一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习的权力崛起之谜。对于一个毫无“战功”、且在上台之初有些唯唯诺诺，元老们都认为好摆平、没有自己的班底和权力基础的领导人，为什么在短短两三年内，权力迅速膨胀，五年时间，把自己的思想写进党纲，成为指导思想。这里当然有权谋手腕的因素，但仅仅用权谋是解释不清的。中共的第一代领袖毛和第二代领袖邓，都是在枪林弹雨中打过来的，是先有对党的赫赫功绩和巨大威望，后才坐上宝座的，可习遵循的不是这个模式。

对这个问题暂存而不论。我想指出的是，习在权力崛起的过程中，得罪的人越来越多，当他完成了极权过程，达到权力顶峰时，该得罪的也都得罪了。环顾整个精英阶层，包括他所属的，本来应该成为他的权力基础和有力支持者的太子党，也找不到人不骂他，某种程度上，骂习已经成了精英阶层的共同心声。

可以把习的反对力量不精确地分成三个层面十一个群体，他们是党内的改开派、元老及其所代表的派系、红二代、反腐运动中落马的高官；社会的以公知为代表的普世派和维权律师为代表的维权群体、私人企业家群体、受打击的基督教、极左毛派；以及海外的民运、各种反中势力和法轮功。我称为十一路反习大军。他们尤其前面六路大军，基本囊括了中国的官、产、学精英阶层。

事后来看，习四面树敌，是他的必然宿命。因为他的集权不是建立在现有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基础上的，而是一种逆向操作，打碎现有的权力结构和社会结构，即在改革中形成的官产学的铁三角的精英联盟。习的有限集权或许是这个精英联盟乐见的，但从集权到极权，超过了他们容忍的界限，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遭他们的反对几乎是必然。原因在于，习的极权是以破坏这个铁三角的利益为代价的。但他打碎了旧的精英联盟，却未能建立起一个新的精英联盟，或者，这个新的官产学的铁三角的精英联盟尚在酝酿中，还未成形。按照常识，这就给了这个铁三角联盟推翻习政权的一个机会，因为从上述十一路反习大军的力量看，它要远远超过习和他的小圈子势力的，尽管名义上习握有党的合法性。此亦是一些严肃学者何以相信中南海发生政变的原因，党内力量对比有利于反习，怎么可以容忍他胡来而不去推翻他？

然而，事情的诡吊正出在这里。有力量反习却反被他压制，是习真的太厉害还是反对者太无能？这就需要我们去剖析原因。

我在上期专栏文指出，中南海游戏规则早已改变，但政变谣传者的思维仍停留在以前，已经点出了部分原因。习通过所谓的法治建设和政治建设，把自己的意志变成了国家法律和党的规矩，这让他的党内反对者在起反念时非常忌惮，因为习可以合法地以党的名义，借助党和国家的专政工具打击政敌。习控制了党内关键的组织、人事、宣传、政法、军队等部门权力，也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大权，以及重要地方的党内权力，这些部门和省份的一把手职位都掌握在他的亲信手上，他们拱卫着习。在这个党内权力结构下，政治反对派很难有什么作为。

不仅如此，习还充分发挥和运用现代监控手段对付他的党内同僚。他把高科技和大数据的监控功能运用到极致，大大提高了监控政治反对派的成效，让后者的联合和集结变得更为困难。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今天北京的高官基本上不敢串门，不论退休还是在任，串门是为党的纪律不允许，因为有密谋反习的嫌疑。有胆敢串门者，后面还有秘密警察和大数据在盯着。这种情况下，对官员们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必去触碰习定下的政治红线，免得惹他不高兴。对社会的反对派，虽然不像对高官一样有党内纪律和规矩的约束，但高科技和大数据的监控一个也少不了，同时对他们祭出更严厉的专政工具。故反习大军虽多，然而难形成合力，容易被习各个击破，成不了气候，只能放一些小道消息恶心恶心他。过去10年，除了党内极个别以及社会上少量的勇敢者挺身而出——他们基本上是孤军反习，最多是一个小团体，明知之人都在习的规矩和监控面前乖乖就范。

在反习这点上，他的党内政敌还有一顾虑，即怕造成党的不团结和分裂。像党内几个有力量的反对派——改开派、红二代、元老阶层，他们及其家族，是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享受着各种特权，虽然他们不喜欢习，但在保党这一点上，指向一致，过往中共党内斗争的历史告诉他们，要反对党的主要领导人，震动太大，对党是严重伤害，甚至有可能造成党的分裂。而如果党出问题，他们的利益也难保。所以这个顾虑让他们自缚手脚，不敢放手去反。

另一方面，尽管习的反对者众多，然而并不表示习就没有盟友和支持者。党的干部队伍里，除其亲信外，那些想上位和已经被习提拔的官员，都是习的支持者。中下层官员和底层民众里，也都有习的支持者。此外，部分持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立场的中产阶级，左派学者以及军队中的中低阶军官，都是习的广义的盟友。他们在关键的时候是习可以动用的力量。

上面这些因素没提到反腐。鉴于中共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腐败嫌疑，只要习举起反腐铡刀，就会吓得政敌们不敢作声。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中共的干部队伍里，不敢讲铁肩担道义的官员完全没有，但肯定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面对习的倒行逆施，明知这样做对中共对中国乃至对他们个人都有危害，但只能选择明哲保身，甚至在要求他们举手拥习时也会跟着举手。这当然不能怪罪他们。人骨子里是由自私的基因支配着的，何况还在中共这个酱缸文化里被污染了那么久，并面临着高压的政治恐怖气氛，因此，除非突变已经发生，否则对他们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

今天的习近平的极权是人类史上一种新式极权。在这种新极权所有的特征暴露出来前，党内反对派显得某种程度的软弱和茫然无措，不让人意外。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曾经在体制的边缘，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