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铭于1931年出生于中国上海，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应胡耀邦之邀，担任中央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于1985年被开除党籍。1988年离开中国，赴美多所大学访问研究。1997年来于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并于2002年取得中华民国国籍。他于2004年获前总统陈水扁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对于两岸关系有独到见解，过去曾出版多本关于两岸与美中台关系的著作，也时常发表对于两岸关系的政治评论，并接受媒体采访，分析当前局势。

今年十月一日，是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六十年前那一天，我是燕京大学（北大前身）学生，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同学们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天安门城楼检阅台上回应：”燕京大学同学们万岁！”那时下着大雨，衣服被淋得湿透，但心中的感觉是：终于走到了能够自由呼吸的一天。

在上海震旦中学投身中共学运

共产中国的六十年，对于我这一代人，可以说是对自由的追求与毁灭的六十年。在上海震旦附中投身学生运动，追求的目标就是自由，记忆中常唱两首歌。一首是：

太阳出来又落山，
监狱永远是黑暗，
我虽然生来喜爱自由，
挣不断千斤锁链。

我虽未进国民党监狱，比我高两班的同学就有被抓去，在特刑庭（特种刑事法庭）以”匪谍罪”被判死刑的。夜间常常听到呼啸而过抓人的囚车，那时称作”飞行堡垒”。生活在那个国民党恐怖统治的黑暗年代，也如同身在监狱。另一首是游行时，一边前进一边唱的：

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快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我开始参加学生运动时，只自发的对自由民主的追求。直到有一天，两位高三的同学（那时我念高一）到我家中，其中一位说他是共产党员，我吃了一惊。我想像中的共产党员是神秘人物，不会是像他那样的普通学生。但这位朱同学说：”共产党的目的是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反对国民党的特务恐怖统治，同我们学生运动的目标一样。”

在国共内战开打之前，上海的”生活书店”可以买到共产党的出版物。那时较流行的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毛泽东在重庆同蒋介石”和谈”的新闻报导。毛当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正是这样一个目标，吸引了青年学生和广大民众到了共产党一边。一九四八年我考进燕京大学。那年八月十九日，国民党特务闯入燕大校园搜捕学生，被陆志韦校长赶出校门。国民党黑名单上的学生受到学校保护，有的藏到美国教授家中，后来都安全离校去了”解放区”，其中有我的姐姐，当时担任学生自治会执委的阮宁。那就是著名的”八一九”事件，燕京大学也因此被誉为国民党刀枪插不进的”自由民主堡垒”。

彭真发动燕京大学思想改造运动

解放后的燕大，的确呼吸到一个时期的自由空气。从学生到教授，虽然生活上比过去艰苦，但不再担心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获得”免于恐惧的自由”，心情是舒畅的。教学与生活都生气勃勃，一九四九、一九五○两年招进的新生比过去还多。

第一个历史转折是一九五○年冬抗美援朝战争。一天下午北京市委来了两位首长：彭真市长的秘书王汉斌和教育局长张文松，作了一番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燕大师生中存在”崇美、亲美、恐美”思想。几天后彭真给全市大学师生代表作报告，提出”清除崇美、亲美、恐美思想，树立鄙视美国、仇视美国、蔑视美国观念。”

接着，一九五一年，彭真派来以张大中、彭珮云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在燕京大学”试点”，这可以说是共产中国最早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工作组选择了三个重点斗争对象：校长陆志韦、宗教学院院长赵学宸、哲学教授张东荪。三个人都是自由民主派知识份子，帮助过共产党。但他们在司徒雷登创办的燕京大学工作，理所当然与美国有联系。

那时工作组要大家学习毛泽东写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运动的目标对准文中所指”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那是一次反右派斗争的预演，在全校斗争大会上，陆志韦的女儿都被动员发言批评自己的父亲，跟着喊”打倒陆志韦”的口号。斗争结束后，燕京大学被撤销，北京大学进占燕大校园，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引入苏联式教育制度，跨进（全盘苏化）时期。

共产党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有人说是靠农民革命，共产党是陈胜、吴广。不能这样说。共产党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只是一条战线。另一条是自由民主战线。自由民主派曾经是中共的一支主力，没有党内外自由民主派获得民心，共产党靠枪杆子根本无法获得胜利。

邓力群斗争党内自由派的文章

然而取得政权后，共产党背叛了党内外自由民主派。一九五一年燕京大学斗争只是开端，接着是反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都是斗争党内外自由民主派。邓力群还为毛泽东制造出斗争自由民主派的”理论”，那就是〈要做马列主义者，不做党的同路人〉那篇文章。文章称自由民主派为”党的同路人”，就是说，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时，自由民主派与共产党是”同路”，共同举起自由民主旗帜；现在打败了国民党，共产党自己要”全面专政”，就必须与自由民主派”分道扬镳”了。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这篇反自由、反民主的作品，是一九五九年作为国庆十周年纪念文章以康生名义发表于《红旗》杂志。二十年后胡耀邦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上被拿出来批判，邓力群看到会议简报批判此文，给胡耀邦写信说，这篇文章是他出的题目，他出的主意，让邓立群执笔，和康生两人共同讨论修改，由他定稿，康生只是勉强同意署名，没有加一个字，也没有改一个字。也就是说，发明权是他邓力群的，你胡耀邦敢批？

胡耀邦则采取”来函照登”，把邓力群的信上了”简报”，让大家明白清除党内外自由民主派的”同路人”理论的真正制造者。

从〈别了司徒雷登〉到文革，可说是毛清除党内外自由民主派”同路人”，让自由民主理想的追求在共产中国毁灭的第一个历程。

和胡耀邦接触的两个时期

共产中国六十年，可以裁为两截：前三十年毛泽东帝国，后三十年邓小平帝国；经过两次自由民主理想从追求到毁灭的历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两个”凡是”，标志毛泽东帝国的终结。主导这一历史转折的不是邓小平，是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社会自由民主力量和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自由民主派。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只是顺应历史潮流，临时废弃胡乔木为他撰写的那篇充斥党政派语言的稿子，让胡耀邦另行起草的急就章。三个月后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才是邓小平帝国贯彻始终的政治纲领。

我与胡耀邦接触，是在两个时期。一段是五十年代初，他从川北到中央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我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任团委书记时；另一段是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二年，他在文革后复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到党主席兼总书记时。都属于历史上一个新时代”开创”之际。

一个新时代的”开创”，需要胡耀邦这样有新思维新方法，有非凡意志力与勇气排除艰险，去实现理想目标的创造型人才。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一度喜欢过他，也善用过他。但当大局已定，毛、邓大权到手，就看他不顺眼了。胡耀邦说，毛泽东是一九五九年卢山会议后不再找他的，因为胡耀邦在批判彭德怀是”同路人”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一言未发。

大概在毛泽东、邓小平们看来，胡耀邦也属于”同路人”一类，无论战争时期，改革时期，需要他们冲锋陷阵，攻克旧堡垒，打开新局面，也就是一同”打天下”。等到坐天下时，就不”同路”了，因为胡耀邦们还要继续前进，全面改革；而邓小平们却要”稳定压倒一切”，为了巩固权力，使用专政手段。

胡耀邦的主要历史贡献，也就在毛泽东帝国已经终结，邓小平帝国尚未建成的那个”方生未死”之间的特定历史时期。代表旧帝国的旧势力并没有死去，而代表历史前进的新生力量已经诞生。你看，当中国需要思想理论上的改变，抛弃对毛泽东的迷信时，胡耀邦到了中央党校；当需要组织上的改变，纠正毛泽东帝国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时，胡耀邦去兼任中央组织部长；需宣传文化系统思想僵化，无法适应时代前进时，胡耀邦兼上中央宣传部长；当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到毛泽东帝国的党机器时，胡耀邦成为新设置的党中央秘书长，五中全会又当选总书记，六中全会当选最后一届党中央主席兼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高勇说：”当时耀邦同志在很短时间内把党的重要职务全都当了。那段时间好像哪里都需要耀邦同志，而且他到哪儿，哪儿的局面就能很快打开。”

毛后至南巡：邓小平的选择

毛之后的中国，曾展现三种发展方向：

第一种，全面改革。顺应历史潮流与人民意志，结束一党专政的奴役制度，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现代宪政国家。这是从政治思想文化到经济领域全面改革派的主张，代表人物有胡耀邦、周扬、陆定一、习仲勋、赵紫阳、万里、项南、任仲夷等。

第二种，陈云的鸟笼经济。保持文革前毛泽东封闭的旧奴役制度帝国。这是从政治思想文化到经济领域全面专政派的主张，代表人物有陈云、王震、薄一波、姚依林、邓力群、胡乔木、李鹏。

第三种，邓小平的”两手硬”。开放经济领域，坚持一党专政，建立向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开放的新奴役帝国。邓小平自己，是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专政派，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派。他需要民主改革派的智慧和勇气，为他清除全面专政派设置的重重障碍，开辟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道路。他又需要全面专政派的顽固与残暴，阻止民主改革派把改革开放扩展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

邓小平交替使用”两手硬”对付民主派和专政派，但事实上是有区别的，如他自己所说，经济上出问题可以让，自由化出问题不能让。在邓小平看来，全球自由民主化历史潮流（国际大气候）和社会自由民主运动（国内小气候），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场无硝烟世界大战。因此反自由化必须采取专政手段；民主改革派虽然为中国发展立下开创之功，为人民所爱戴，却注定是悲剧下场。邓小平废胡黜赵，最终以流血镇压奠定他帝国统治的基础，是其世界观与权力意志发展的必然。

天安门屠杀的中国，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的民主改革派，或投入监狱或罢官回家或流亡海外，邓小平已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不需要再玩左右制衡的游戏了。他们最后一招是一九九二年南巡，主要对付陈云鸟笼派。民主改革派既已清除殆尽，已无需继续保留鸟笼派这个后患了。南巡回来，邓小平筹划十四大：废元老院（中央顾问委员会）、黜鸟笼派（姚依林、宋平退出政治局常委会），逐左王（邓力群），连六十年老战友杨尚昆也割袍断义，逼他和弟弟杨白冰交出军权。这一切，都是为确保邓二世江泽民和邓三世胡锦涛”长治久安”二十年（一九九二到二○一二）。

民主化重在批邓，才能彻底批毛

现在人们比较热心批毛，而讳言批邓；大概以为彻底批了毛，中国走向自由障碍即可消除。我看很难。今日中国的统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当然包括毛泽东思想，就是邓小平自我标榜的”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你不批邓，就不可能彻底批毛，此其一。其二，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确有创新，在当今世界比毛泽东思想更具欺骗性。

邓小平的创新在于，他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也打破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可称之为（邓小平模式）。那就是：对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自由、反民主、反平等、反人权、奴役本国人民；对外却向全球资产阶级大开自由之门，吸引跨国企业、金融资本、地产商、开发公司，源源涌进中国。国外资本与中国政府联手，掠夺农民土地与自然资源，损害生态环境，从亿万不自由的廉价劳工身上共同榨取超额利润，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工厂。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落后展中的奴役制度国家，ＧＤＰ不到全球百分之七，碳排放量已跃居全球第一，国民收入分配极端悬殊，大多数人民生活居世界最贫穷国家之列，其贪渎腐败政府却是世界首富，国家财政收入和军事装备开支每年以两位数比率激增。中国政府对内肆无忌惮地用专政手段压迫本国各族人民，对外与专制国家联合，遏止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颜色革命，迫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退却。
三十年前，中国人民认识了毛泽东带来的历史灾难，否定了两个”凡是”，结束了对毛泽东神话的迷信，就涌现出一大批全面改革派和西单民主墙的自由战士群，一度把中国推进到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前列。是邓小平的反自由化战略，清除了党内民主自由改革派和自由民主战士，镇压了学生民主运动和人民维权运动，摧毁了中国人民走向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历史进程。

“邓小平模式”新奴役制度的”崛起”，同样是利用对邓小平神话的迷信。三十年来，尤其是”六四”屠杀的二十年，这条富国（邓帝国，非共和国），强军（共产党军，非国防军）残民、害天的开放式新奴役之路，已经给中国人民生活与自然生态带来巨大不幸与破坏。

现在是结束对邓小平迷信的时候了。中国人民今天的使命，是从这两次自由的追求与毁灭中记取教训，以更高的智慧与勇气，挣断”邓小平帝国”的反自由化锁链，把地球上最后一个奴役制度大国，改革成为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绚丽、灿烂的人民共和国。

二○○九年九月十八日

文章来源：《开放》2009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