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 | 季风再来:一家独立书店的沉浮 以及公民社会的中国命运
发布时间:2024-10-09    作者:zhangjie
薄暮降临时分,于淼送走了最后一批读者,走出书店,妻子小芳在身后落锁关门。此刻,Connecticut大街华灯初上,”季风”两个汉字,用细细的灯线勾勒出来,在周围的一片英文招牌里跳脱出来,闪烁着光。

这是2024年的9月1日,季风书园在上海被迫关门六年半之后,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市中心重新开张。

开业第一天,意想不到的热闹,从早到晚,人流络绎不绝。打烊后的此刻,喜气洋溢在每个人的眼梢,于淼请三位年轻的店员一起吃饭,去了一家常去的中餐馆。才落座,面容和气的老板就走过来,送了他一杯酒。老板也是上海人,知道今天书店重开,也为他高兴。

早上十一点,书店正式开张。鲜花的香气萦绕着”书香”,不足200平米的两层空间全天爆满。于淼站在店内,不时有人来和他打招呼。六年前,季风书店在上海被关之夜,他曾跳上桌子激情演讲。那一段演讲在网上流传,故而很多人认得他。

开业第一天卖掉了五百多本书。于淼承认,这远远超出了他的心理预期。小伙伴们很兴奋,于淼却显得平静。”其实,今天卖掉一本,或者二十本,几百本,我的心情并没有太大起伏。”他说。


2024年9月1日,季风书店在DC开张时的情景。(歪脑)


仿佛是命运之手推着他到了今天,也仿佛这就是他的”必做之事”。他原本以为季风的那一页已在生命中”翻篇”,但2023年底,和朋友的一场闲谈,却无意中鼓荡起了心底的一个愿望:或许季风可以重来?这心念一起,便不能阻遏。他意识到,2018年1月31日,书店在上海的最后一夜,当便衣警察在店外守候,而热情的读者仍陆续赶来,那一刻,店内点起的星星烛光,其实从未曾在他心中熄灭。

在朋友沈亚川眼中,企业家出身的于淼一直是”行动力超强的一个人”。这次也一样。2024年初夏,他就正式签下了租房合同,为季风在这座大西洋岸边的城市找到了落脚之处。而且合同一签就是十年。赞叹他行动力的另一位朋友L也吃了一惊:人人都知道,这是开书店不能赚钱的年代,何况是在美国开一家严肃的中文书店,竟一签十年?也由此知道了他的决心。

坐落于华盛顿市中心Dupont Circle街边一处老建筑的季风书园,样貌素朴,如读者在Google Map上留言的,”不大,却可爱”。进入店门,除了沿墙壁立的竹木书架,以及上万册中英文的森森书阵,还有作家高尔泰题写的”季风书园”匾额。最吸引人眼睛的,则是墙上的一面大镜子,贴满了2018年季风被关门之前读者的留言。其中的两百多张,如今被漂洋过海带到了这里。

“风继续吹,它的名字,叫自由。”这是2017年底那场漫长的道别中,一位无名读者留在季风门口的话。仿佛是一个预言,如今书店的文字Logo,就是”风有声,鸣自由”,印在特别订制的书袋上。

季风书园曾经是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窗口。如今,那个活跃的年代已然远去,六年来,于淼本人,经历了书店被关、去国读书,以及妻子被限制出境、自己最终被迫流亡海外的境遇。四季轮回,历经艰难,而季风终于重新在中国之外吹拂。这不仅仅是一个书店的命运与故事,也是公民社会在中国20余年的历程缩影。

“你可以想象这是小说《1984》中的一个场景”


2017年的上半年开始,于淼一直在上海的各区之间奔波,希望能为”季风”寻找到新的店址。年初,他接到通知,季风总店物业所在的上海图书馆,在2018年1月31日租期满后,将不再和季风续约。

听起来这理由冠冕堂皇,但于淼以及相关的政府管理者,则对那个没法”点破”的原因心知肚明:此前,季风已被上海最高层官员点名为”自由化””颜色革命的阵地”,意欲除之而后快。和2008年、2011年那两场因经营原因引发的”季风保卫战”不同,这次,时移势易,季风被关几乎已是注定的命运。

于淼还是不甘心。那段时间,他走遍了上海的各区,为季风寻找可能的落脚处。季风品牌美名在外,好几家企业都表示愿意合作。但于淼前脚走,后脚就接到这些企业的电话:对不起。无一例外地,他们都接到了官方的通知——不能和季风合作。

季风的另一家社区店,和咖啡馆合作,但官方说是”无证售书”。待到正式申请”图书经营许可证”时,又置之不理,最终被”强行执法”而关闭。新江湾、八里台、嘉定区的几个合作项目都被迫夭折。

被关门已是无可挽回的命运,那就只能来一场有尊严的告别,为书店筹办一个”优雅的葬礼”。这也是季风创始人严搏非的愿望。于淼内心则还期待着某种转机,他曾说,”在死的过程中,也酝酿生,看看未来能有什么方式能够继续我们原有的理念”。


2017年,宣布书店被关的这一年,恰好是季风诞生20年。为此,书店策划了”季风时代20年”的纪念活动,列出了20个人文主题讲座,以对应每一年的流行思潮和社会问题。

这也是季风一贯的风度。此前五年,也就是于淼自2012年接手季风之后的这段时间,书店举办了800多场活动,包括系列人文讲座。因为怕被官方阻扰,一些讲座往往在前一天才发出消息,但还是能吸引来上百人参加。如同奇迹。

但这个奇迹就要被中断了。一把看不见的剑悬在那里,如今要无情地落下。

在这个时刻,于淼决定把书店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作用发挥到最大。既然命运无可更改,他要让季风在上海留下最深刻的回响——在不断的干扰中,季风的活动反而更为频繁。

路边堆满积雪,上海最冷的时候快到了。从春天宣布告别,到此时即将落幕,每天都有读者从上海乃至全国各地过来,留言,甚至落泪。2017年12月,季风举办了一场活动,讨论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独立书店的命运。邀请的嘉宾是三位中国独立书店的代表人:严搏非、刘苏里,以及薛野。后两位分别是北京万圣书园,以及贵州西西弗书店的创始人。


活动以对谈的形式举行。他们一起回望独立书店在中国的命运,这其实也是公民社会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薛野讲得动情,甚至说,季风的死亡如此重要。”任何一个不来参与到这场告别的人,就不能在中国被称为读书人。季风给了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的立场”。这话说得有点极端,但有此情此景下的深意——季风之死不仅是一个书店的命运,还关乎中国人正在被扼杀的公共生活。

漫长的告别还在进行,于淼必须面对”书店之死”背后所有琐屑的事务,包括清理库存、安置员工等等。有一天,在店内巡查时,他发现了好几处隐藏的监视器,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偷偷安装上去的。

再一次,在书店隔壁的一家宾馆,警方的几个人找于淼谈话,他们是上海方面的”国保”,也即思想警察。这次 ,谈话快结束时,于淼问他们:你们真的相信,你们所做的这一切,关掉季风这样的一家人文书店,是正确的吗?

其中一个看起来颇有”水平”的警察回答:你可以把这一切想象成是小说《1984》中的一个场景。

283天倒计时,最后的告别来临了。2018年1月31日晚上,便衣警察守在门外,送别的读者从四面八方赶来,人们在书店里唱歌,读诗,于淼和员工们一起朗诵了济慈的《夜莺颂》。音乐流淌,烛光闪烁,经历了前一晚的”断电”干扰,此刻,气氛达到高潮。于淼跳上了桌子,开始演讲:

“如果说季风二十年在上海精神文化史上留下了什么,我想首先是一种纯粹,由民间自发追求独立思想和追求真理的一种执着状态中的纯粹。它给了我们很多力量和勇气。另外留下的,就是一个伤疤。伤疤里面,你能看到无知和荒谬。这个伤疤已然形成,它无法愈合,我们只能跨越,我期待跨越的那一刻。”

“伤痕已然形成,只能跨越。” 时隔六年,这句话,依然被很多人记得。

六年半之后,2024年9月,季风华盛顿DC店开业的第二周。一个下午,秋阳温暖,于淼站在店门口抽烟。一个斯斯文文的男生走过来,抱着一摞刚买的书。”你是于淼吧。我就是想告诉你,季风关门的那天晚上,我是在场的志愿者。”男生简短温和地自我介绍。

他打开手机上的照片给于淼看,那正是书店最后一晚的情景。一瞬间,那晚的灯光、歌声,那个冬天坚持而不屈的气息,仿佛呼啸而来。这六年后的相遇,让于淼眼眶一时潮湿。他们握手道别,才知道男生从杜克大学专程过来,路上开车需要5个小时。

从1989到2018 一家书店和它经历的自由主义启蒙


“季风是大洋气流,随气候变化,生生不息,就像近代中国的命运。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出,开始现代化进程,对外部世界的吸收和抵抗、融化和变构从此就成为它的命运。”

2008年,在接受上海《新民周刊》采访时,严搏非曾如是说。那时候,季风书店因巨大的经营压力,正面临着第一次关张。得益于当时相对宽松的氛围,还有回旋的空间,彼时,他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

出生于1954年的严搏非,是那一代典型的知识分子。他12岁时,文革爆发了。1969年,他作为知青被下放去内蒙插队,在乡下呆了6年,还当过生产队长。他看到农民把”最高指示”糊在窗户上,也看到公有制下的贫穷如何压垮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的皮囊之下,真正让人们能够活下去的,是仅存的一点点私有经济。1971年的林彪事件,则让他在政治上启蒙,林彪坠亡之后中央下发供批判的”571工程纪要”,成了他和很多知青一代的启蒙书——原来,在神圣的中南海,”纯洁的政治似乎并不存在。”

1987年,严搏非大学毕业分配去了上海社科院工作。那以后,便是具有转折意义上的1989年天安门事件。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中国兴起下海热,全民经商,严搏非也辞去了公职。他先是办报纸,1997年创办了季风书店,鼎盛时期曾有八家分店。季风从此在上海吹拂20年,直到2018年彻底关张。

作为一家独立书店,季风一直以严格的选书,以及良好的学术品位而著称。书店以人文思想类书籍为主,而选书则是严搏非的专长。在季风书店转交给于淼之后,他完全退出日常经营,另外创办了三辉图书,出版的也多是高质量的人文书籍。

严搏非对季风的定位之一就是承接1980年代的启蒙理想(见财新记者谢海涛报道《用书店接续启蒙理想》)。事实上,1990年代开启的中国独立书店事业中,创办者大多都有这样鲜明的理想主义气质,万圣书店的刘苏里就曾在1989年”六四”之后入狱并失去公职。而严搏非看到,2003年,在北京的风入松书店,创始人王炜一口气进了2000本三联出版的《海德格尔选集》,说”每年卖200本,我卖十年,总能卖完”这几乎算是疯狂的理想主义,严搏非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这样做,要控制成本(见2008年《新民周刊》报道)。

在度过2008年的危机后,季风书店略得喘息,但还是举步维艰。到2012年,受整个行业的影响,季风财务形势严峻,面临即将关张的困境。严博非决定寻找更合适的人,来接手季风,他一无所图,只期望季风能够存续下去。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上海年轻的企业家于淼。”第一眼看到于淼,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这样说。他当即表示愿意托付,而于淼也几乎没有犹豫就决定接下季风。那时的于淼,还想不到,这将是一个深刻影响他今后命运的决定。

于淼在接手季风后表现出来的激情,让严搏非惊讶。那时,为了让书店顺利经营,避免当局忌惮,严搏非远离了季风,保持沉默,这也算是一个代价。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在推动季风从书店朝向一个公共空间的道路上,于淼走得更远。

季风原本就有各种读书活动,从2013年开始,各种讲座、活动开始十分频繁,而活跃在这些讲座或活动里的,大多都是中国泛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

在2023年我们的一次长谈中,于淼回望了那些年季风选择学者讲座的标准。其实就是两点,一是讲者要有好的学问,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并且不因循守旧。二是要有公共表达的勇气。”这些讲座的内容,无外乎两方面,一个帮助我们认清当下的现实,另一个就是寻找路径。我们的讨论不是象牙塔中的讨论。”

在中国,这样的学者数量其实很少,他们更符合”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位。但恰好在2013年前后,在中国官媒推动下,”公共知识分子”一词在中国开始被严重污名化,甚至成为一个贬义词。

秉持这样的问题意识,季风实现了从书店到一个公共的社会空间的转型。只是这一切发生时,中国短暂的自由主义思潮传播即将无路可走,原本微弱的公民社会也即将迎来打压与重创。越来越多的活动被当局勒令取消,2016年被取消的有郝建、赵楚、傅国涌、高全喜等人的讲座,2017年被取消的有童之伟讲座,以及女权主义分享会等。

据于淼回忆,季风也曾和上海官方有过十分短暂的”蜜月期”。2013年,于淼接手季风的第一年,季风甚至得到了官方对民营书店的文化补贴,在当年的上海书展上也得到了重要的位置。但第二年,再申请补贴时,氛围已经发生了变化,于淼直觉到季风已很难再拿到这个补贴了,他问负责的官方人员:有没有希望?对方摇头,他就放弃了。当年的书展,勉强给了季风一个展台,后来,就再也没有了。

没有了严搏非的季风书店,不仅没有收束,反而更像放开了手脚。这一点被官方很快”识破”,并对于淼给出了”傲慢且坚定”的评价,意思是其人难以改变。也的确如此,于淼虽然年轻,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丝毫不比严搏非弱。虽然他一直视后者为自己的精神导师。

当季风对人文精神的坚持被当局视为某种”对抗”,其实季风的命运已经注定,到了2017年,”图穷匕见”,偌大的上海,再也没有了季风的容身之所。接下来,是道别的时候了。而这场漫长的道别,正仿佛是一个时代的谢幕。

在中国,泛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深受前捷克总统、剧作家哈维尔”活在真实中”理念的影响。于淼身处这样一个公民社会行进的过程,自然也不例外。

于淼说,如果说书店有人格的话,季风就是”求真”的,也带着不屈。季风不是一个纯粹谈论学术问题的象牙塔,而是热情地关照现实,做了”一个又一个很坚硬的题目”。季风曾经有一个专门的”影像”栏目,放映了几十部纪录片。中国近些年重要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几乎都曾到季风播放过作品。

“这些优秀的纪录片,蕴含着导演真诚的情感,诉说着时代真实的故事,但这种”真”的体现,在当下步履维艰。那些有权的人并不愚蠢,他们知道”真”的力量可以摧枯拉朽,所以要遮蔽。不过常识告诉我们, “真”不会消失,而会在沉寂中积淀出越来越多的生命!”2020年, 在《消失的季风影像》一文中,于淼曾这样回顾。

“季风的立场不是从第一天就有的,而是逐步形成的,当然是因为先有人的立场才有了书店的立场。”严搏非曾经这样说。也正因如此,他把对季风的介绍总结为一句话,”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

2024年,季风书店在美国重新开张之时,其中的一款书袋上,就印着这句话。而如今书店的墙上,就挂着当年季风现场的照片。当读者拾级而上,就能看书店作为思想交流的场所,曾经如何吸引那些爱自由的灵魂。

从灾难救援到教育公益    “我是一个古典的理想主义者”


1972年5月12日,于淼出生在山东济南。彼时,文革已到后期,但尚未结束。

他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里长大。父亲在大学教授电力系统自动化,母亲是电视台的一名技术编辑。在他眼里,父母都是很正直的人。”如果街上有人打架,他们是一定会上去劝阻的人。”

1989年的5月,他正上高三。济南的大学生们组织游行,他和几个同学坐在母校济南二中的墙头上,看着大学生们喊出他们心中的诉求。

和那时候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每天在电视上看着各地抗议的画面,天安门广场绝食的人群,那是热血沸腾的时刻。但随之而来的是”六四”开枪之后,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上滚动播放着消息,大学生和民众们都突然成了”暴徒”。从那以后,他再也不相信”宣传”。

1989年的九月,于淼进入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读书。同学中,有后来的青年经济学者温克坚,也有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小芳。

彼时的中国,人们还没有从”执政党向人民开枪”的震惊中缓过劲来。意识形态高压之下,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要军训,学生们要接受教官的训话,首先学习服从。

大学里的氛围是沉闷的。但于淼有文艺青年的本色,他很快组织成立了一些社团,文学社、吉他社什么的,还到校园外邀请吉他老师来讲课,也跑去请山东大学的教授来”给大家讲讲”。

1990年的那个”六四”,悲伤的记忆依然鲜活。他和文学社的七八个同学,点了蜡烛,在学校食堂的楼上纪念。巡逻的保安来了,在楼下大声喊叫,赶走了他们。但黑暗中的烛光,以及压抑的激情,”至今我的皮肤还能感知到。”他说。

那时的大学里,陆续有参加过”六四”的学长毕业分配,工作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有两个当年领头的学长,一个分配到四川偏远的地方,一个在北京,他们都先后年纪轻轻地死去。是遇害?或者是厌世?消息传来,他们这些低年级的学生内心受到很大冲击。于淼形容,那时”仿佛看到一种可怕的现实在那里。那团巨大的黑色隐隐就在那里,但你摸不到它。你没法控诉,也没法摆在台面上去说。”

彼时外贸专业正火。1992年大学毕业,于淼被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国有外贸企业,为的是以后能够回到上海的分公司,与女友,也就是后来成为妻子的小芳团聚。三年后的1995年,他辞职创业。那时候,严搏非还没有辞职创办季风,虽然同在上海,但他们并不相识。

于淼记得那些日子,蹬着自行车去商场推销产品,租一张办公桌都很困难。经历了所有创业的艰难,凭借勤奋与坚持,渐渐的,他的企业站住了脚跟,并在商业上小有成就。2006年,他参加了上海交大EMBA班的”玄奘之路”戈壁徒步挑战赛,没想到,这成为他进入公益行业的开始。

2008年汶川地震的爆发,成为一个契机。那一年,也是中国公民社会进程中标志性的一年。似乎是不经意间,无数人的生命也因为这一年而改变。

地震爆发时,于淼正在戈壁滩上。前一年的5月12日,父亲去世,当天也是他的生日。一年之后,哀伤尚未过去,而在巨大的自然灾难面前,尤其是当人在戈壁滩的风沙之间,他的内心受到更大的震撼。

也是在戈壁滩上,他的队友——大多都是年轻的企业家,相约今后要投入到灾难的救援中来,并立即付诸行动,现场组建了一支志愿救援小队,开始接受正规的训练。当年六月,他们就到了映秀,参与灾后的物资运送。

2011年,玉树地震发生时,于淼和伙伴们已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伍。他们第一时间飞到四川,因航班取消,又转飞西宁,开了十多个小时的山路,成为最早进入玉树地震现场的民间救援组织。从那以后,雅安地震、鲁甸地震的救灾现场,都有他和伙伴们的身影。

在灾难救援的现场,所有的问题都变得具体。如何用生命探测仪,用手挖,用铁锹或小型工具?现场有受伤的人怎么包扎?怎么制作小型担架 ?这些都是结结实实的。

“在现场,所有的情感都锁定在当下。当你追问地震背后的原因,那些没有墓碑的死亡,这些勇气也会转化成现场救援的力量。”于淼说,那时候自己已经当了父亲,”有孩子后,我对孩子特别关注,看到孩子受伤害,我就受不了,那也是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孩子们的成长,作为社会的一员,你是有责任的。看到了就不能回避。”他说。也正是这个原因,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孩子,并很快参与到教育公益中来。他参与创立的”戈友公益基金会”,发起了”柏格理志愿者小路”,成立长短期的支教队,切实帮助云南、贵州山区里的孩子们。他每年都去贵州,去的最多的是毕节地区的威宁县,那是当地最穷的一个县,面积和上海差不多,但大部分都是山区。他跑遍了该县大部分的镇子,以及那些大山深处的学校。

如何让孩子们拥有更好的教育?后来,戈友基金会和脚里学院又发起了”好校长”培训计划。这个培训计划主要针对乡村校长,于淼认为,要让孩子们受益,还是要靠校长的理念。他希望帮助乡村校长去思考什么是好的教育,并在有限的空间里做一些行动。

培训别有趣味——校长们在茫茫戈壁滩上参加四天的高强度徒步,当他们身处天地之间、心灵打开的时候,再请老师们来讲课,共同探寻什么是”以人为本”的好教育。以2017年为例,雷颐为校长们主讲《近代中国”人”的觉醒》、王建勋则主讲《读书人的责任和使命》、顾远主讲《旁观者的一生》、王晓渔则主讲《风雨如晦,弦歌不辍》,为乡村校长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生命之窗。

一直致力于教育公益的梁晓燕,也在那时候和于淼接触多了起来。”我发现他身上有一种很浓厚的人文知识分子气质,这一部分甚至超过了企业家的那部分。”梁晓燕回忆。2016年,她也曾被于淼请去戈壁滩上,给”好校长”们讲课。”他不像别的人,把公益理解为做做好事,需要产出效率什么的。他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有一个好的社会。例如通过培育校长,影响到他们的理念,进而对教育产生影响。”这一切,让多年来始终做教育公益的梁晓燕,颇多惊喜。

“人终究是要在黑暗中觅光而行的,那些人文精神下的同情、执着、死亡、反抗,必定会播下一些种子,悄无声息地助力于我们丰满而醒觉的人生。”2019年2月,在哈佛沙龙邀请的演讲稿中,于淼这样写道。

彼时,距离书店的被关刚刚过去一年,他内心的激荡渐渐平静。他暂时离开中国,在美国大学读政治学专业,学习之余,还写下《中年爸爸去留学》的系列,轻松诙谐,只讲自己的故事。受邀演讲的时候,他就选定了”教育”的主题。

但现实正越来越严峻。从2017年开始,于淼一直推动的长期短期支教都被叫停了,当地的教育厅说是”教育主权”问题,以资格审查的名义,让他们撤出。石门坎的柏格理志愿者小道也被关闭,据说是”宗教原因”。再到2023年,于淼也成了有国难回的流亡者。

“书店曾经代表不屈的精神   但如今只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华盛顿DC是一座建在沼泽地上的城市。Dupont Circle 是一个交通的大圆环,也是城市的中心。穿过圆盘,草地上有流浪汉,也有发呆看鸽子和松鼠的人。过了一家星巴克,就是季风书店了。门头不大,绿色的橱窗里放着中文和英文书籍。旁边的Kramers书店,已经有70年的历史。

季风就在这里开张,竟然毫不突兀,仿佛它天然就该在这里。

这座1920年代的三层建筑,是历史保护范围。书店装修的时候,管理很严格,承重,装门头都有很多要求。于淼幸亏有妻子小芳帮忙。她十分能干,英文流利,和各方面沟通无碍,处理大大小小琐碎的事务,这大大减轻了他的压力。

怀着忐忑,到了正式开张的那一天,当读者从四面涌来,于淼才知道,自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虽然被迫搬到了美国,但季风的品牌效应还在。几乎所有来的人此前就知道季风。

开业前两天,于淼写了一段话,发在公号上,大意是说”季风将异域重生”。消息很快在朋友圈里刷屏,在阅读量到七八万的时候,这条消息就被删除了。看来,在当局眼里,”季风”依旧是敏感词。


但支持者的热情出乎他的意料。很多读者都和上海有关联。在店里他和小芳经常听到亲切的彼此问候:”侬是上海人?”

开业那天,来了一对夫妇,老两口1990年代从上海来到美国生活,老先生是大学教授,过去每次回上海都要去季风,结果后来季风被迫关闭,成为心头遗憾。今天书店重开,”这是一件让我要流泪的事情。”老人说。等于淼再看到他,老先生刚接受完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眼角泪痕尚未拭去。

两个年龄大约六十多岁的女士,满头花白,还带着行李箱,就进了店里。其中一位女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英文书《The Last Boat From ShangHai》(《最后一艘离开上海的船》),这是她写自己母亲的一本。她身边的朋友,翻开书,指着一张照片,是1948年的一位上海女性,秀美大方,那是她的母亲,离开中国后去了台湾。她们都很惊喜在美国有了这样一家高品质的中文书店。

也是开业当天,一个年轻的男子,在寻找自己想要的书,他说,他和妻子从俄亥俄州专程过来。妻子在大学教书,在这里看到好多喜欢的中文书,如获至宝。她买走的书里,包括一本徐贲的《极权下的人性》。

还有电话打进来。电话那头的人说自己出生在美国,母亲大半生研究中国的历史,如今去世了,留下许多中文书,但自己和父亲都读不懂中文,问能否捐给书店……

纸上的故事,人生的故事,就这样在书店交汇。于淼为此感动。他觉得,书店的气息,除了人们对知识的追求,更多的,是一种对自由的渴望,对正常生活秩序的向往。

曾经,在国内不自由的环境里,季风书店带上了一种冲击、反抗、不屈的色彩。但在这边,一个正常的社会,书店是为了营造更好的生活秩序,让生活更加丰满。于淼对此有清醒的认知。

这些年 我们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2024年9月,就在季风开张的同时,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报道《Liberalism is far from dead in China》,谈到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认为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国备遭打压,但并没有消亡,反倒在打压之下,吸引到更多默默的追随者。

联系到季风的被迫关张,”天鹅之死”一般的告别,以及今天的异域重生,这一切更像是中国公民社会境遇的一种映射。

2018年,诗人廖伟棠曾在台湾的上报专栏发表文章,他对季风选书的精当,以及文学和自由主义思想书籍印象深刻。文中,他将季风与100年前上海的”第一线书店”因为传播左翼思想而被政府关闭来对比。”虽然表面上时左右相反,但”实际上都是源自对自由思想的恐惧”。”只不过今天的上海,已经没有一个例外之地的租界,可以保护一家书店”。

2023年的上海,经历封城,有乌鲁木齐中路的白纸抗议,有喊出”我们是最后一代”的年轻人,也有因拍摄白纸抗议被抓的独立导演。对自由的追求在艰难中行进,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如果从1989年算起至今,中国监狱里的良心犯始终绵延不绝。不管是人权律师、独立记者,还是NGO从业者,抑或是艺术家,以及一个个为维护自身的权利而抗争的普通人,伴随着中国公民社会近年来遭遇重创,这个名单已经越来越长。还有更多的人,则被动流亡海外,有家难回。

从2022年9月直到2023年5月,于淼一直心绪不宁。那时,他住在佛罗里达,炎热的天气,心里却总有一块冰寒。妻子小芳在2022年底因照顾母亲回上海,经历了三个月的上海封城,等要再出国时,却被告知限制出境。原因是中国警方怀疑一篇在美国发表的批评文章与他有关,上海方面要他回国接受调查,以换取妻子出境。

接下来是极为煎熬的九个月,经历了不卑不亢的抗争,以及华尔街日报、美联社等美国多家主流媒体的报道,2023年5月,小芳终于被放行。他飞去纽约,从机场接妻子回来。一方面,心里的巨石落了地,同时也明白,自己短期内很难再回到中国。

2023年9月,搬到华盛顿DC不久,他与朋友在河边聚会,正值中秋,看月亮升起,突然有人说了句,”这里坐着的,都是回不去中国的人。”

身为流亡者,他不愿沉浸于谈论乡愁。他想着该做一些什么,毕竟很多时候,只有行动才能给人力量。在最煎熬的那些日子,他曾陪伴着儿女,一起等待妻子回来。”如今,她回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包括不怕书店失败。不怕前面可能发生的一切。”他说。

书店注册成了非营利机构,这让他不至于有太大的经营压力。同时,他心怀开放的,季风开张后,各地都有人咨询关于开中文书店的事情,他都倾囊以授。他乐于见到更多人与人的链接,这原本也是公民社会的本义。

“在这边开书店,我们没有了红线。但我们有自己的底线。底线就是学术良知,还有一个就是社会正义。我们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动或主动地在这边。”他说。在他的设想中,因为向往更好的社会,在这边做事,这种价值也会也传递到故土。”不管你在那里,你都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也追求社会正义。”他说。

“身处历史 ,个人没有垃圾时间”   以及”有一天,我们能自由地回到故乡”


讲座将在下午四点开始,读者已经陆续到场。于淼带领书店的员工推开书架,妻子小芳在摆放桌椅。这是2024年9月,华盛顿每年最美的季节。燥热退去,温度适宜。

这天下午的讲座是裴敏欣,他是政治学者,从1989年后去国离家40载,如今满头华发。他今天的讲题是”数字极权下人的隐私与权利”。前一天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吴国光,讲题是《公共生活于族群自由——从”亚流亡”到海外华人的文化重建》。两位讲者不要讲课费,自己承担住宿。他们说,来,就是为了表达对季风的支持。


书店面积不大,但厅堂有四米多高。门口拉下来一个投影幕布,便成了讲坛。一楼的位子已满,从二层望出去,大玻璃窗外,有夕照,有树影和飞鸟。屏幕上的内容则是惊动人心的。裴敏欣教授介绍自己的英文新著《哨兵中国》,讲中国如何管理”重点人口”,文革中被中断的线人体系,如何在1974年前后被重建起来……每一页PPT都关怀到严峻的现实。现场有五六十位听众,听得入神。

讲座结束后,椅子收起,人们迟迟不肯散去,热烈的讨论还在继续,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这正是于淼心中一座书店的样子。

9月开设了三场演讲,包括哈金的讲座《故土的束缚》。10月6日,不明白播客的线下活动,要在这里举行,独立学者蔡霞要和袁莉将在这里对谈。每一场活动,报名参加的人都爆满。


“每个公民——每个自由、平等的公民——都有要求得到国家公正对待的权力,这不是乞求,而是认为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也不是施舍,而是国家对待公民的基本责任。当个体意识到这项权利,并努力捍卫时,国家便不能只靠暴力来统治,而必须提供理由来争取人民的支持。”

这句话,取自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的新著《左翼自由主义——公平社会的理念》。季风的书柜上摆放着这本书的签名本。九月份,卖出了多本。

“书店从推进到顺利开张,这段时间最深的感触是什么?”我问于淼。

 “感觉像一种侥幸,并没有做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得到了超乎想象的回应。我想人们不仅是对季风这个书店品牌有认同,还掺杂了对中国这个时代、自己命运的关切,也呼应了个人命运在其中的不堪、委屈等等,才引起这么大的欢呼。”

 “还会梦回上海吗?怎样描述你今天对中国的情感?”

 “我们说要重新安心,扎根土壤,开启新的生活,没有那么容易。不经意间,你的情感,牵挂,对未来的期盼,都和那边的故土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经过几年,就标志着你开启了新的生活。你内心的羁绊依然在。哈金的主题——故土的束缚,可能到死都解决不了。但你没有选择,还是得挣扎出来,一步步往前走。”

   “开书店的过程,也是一种洗刷。你通过这些,试图洗刷对过去对故土的依恋。你依然用行动去化解,回应一切之以行动。我希望每天的时间段,不要空空过去。”

 “这两年常有人说历史的垃圾时间,形容无事可做,苦闷的时代氛围。你承认历史的垃圾时间吗?”我继续问。”可能历史有垃圾时间,但对个人来说,哪有垃圾时间啊!你不可能因身处历史的垃圾时间而停止做事。”他的回答干脆利落。然后,补上一句:

“我相信,有一天,季风终能回去。而我们都能自由往返家园。”

2024年 10月 7日
文章来源: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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