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佩普新书节选聚焦“统计口径”之争

* 作者罗伯特·佩普（Robert A. Pape）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

* 本文系作者新书《我们的头号敌人：暴力民粹主义时代的美国》（Our Own Worst Enemies: America in the Age of Violent Populism）部分内容简介

原文链接：https://www.wired.com/story/book-excerpt-political-violence-robert-pape-our-own-worst-enemies/

美国的政治暴力，究竟是不是越来越严重？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主要是谁在实施暴力？是右翼、左翼，还是两边都在走向极端？

这几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很难用一个数字回答。

9月22日，WIRED刊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芝加哥安全与威胁项目（CPOST）负责人罗伯特·A·佩普（Robert A. Pape）新书《我们的头号敌人：暴力民粹主义时代的美国》（Our Own Worst Enemies: America in the Age of Violent Populism）节选。文章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美国关于政治暴力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人们掌握了完全不同的事实，而是因为不同研究和机构对“政治暴力”到底应该统计什么，本来就没有统一答案。

佩普在文章开头用了两名国会议员的经历作为切入口。

2022年7月，民主党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和丈夫在西雅图家中遭到陌生人威胁。对方驾车经过住宅时高声辱骂、威胁，随后其中一人返回，手持已经上膛的手枪走向门廊。与此同时，来自共和党的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也长期受到死亡威胁。文章提到，格林在后来与特朗普发生公开分歧后，针对她及其家人的威胁进一步升级，最终她在2025年宣布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并把家人安全列为原因之一。

在佩普看来，这两个人的共同点并不是政治立场，而是她们都处在一个越来越容易把政治分歧转化为现实威胁的环境里。

文章随后把争论拉回到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什么才算“政治暴力”？

学术研究通常把它界定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使用、或者可信地威胁使用身体暴力。这包括刺杀或刺杀未遂、针对政治人物的武装袭击、爆炸和纵火、政治性恐吓，以及以政治目标为目的的暴力骚乱等。普通犯罪、私人纠纷，以及单纯的激烈言论，则不应自动被算进来。合法抗议即使场面激烈，也不等同于政治暴力。

真正麻烦的地方在于“动机”。

比如，一场骚乱中有人烧毁警察局，到底属于政治抗议、普通犯罪，还是两者兼有？一个人袭击宗教场所，是因为意识形态仇恨、个人恩怨，还是个人问题与政治信念共同作用？一个人给议员发死亡威胁，是情绪宣泄、网络挑衅，还是已经准备实施现实中的暴力？

不同数据库会给出不同答案，因为它们采用的标准并不一样。有的要求出现明确的政治口号或意识形态声明，有的根据袭击目标、使用的标志以及发生时机来判断动机，还有一些数据库更重视具体行为，而不是行为者说了什么。佩普认为，正是这些分类上的差异，造成了不少看似互相矛盾的研究结果。

美国政府层面同样存在这个问题。FBI和国土安全部虽然持续监测国内暴力极端主义，但美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暴力”年度统计口径。相关机构分别使用国内恐怖主义、国内暴力极端主义、仇恨犯罪、针对官员的威胁以及反政府暴力等不同类别来记录案件。因此，公众很难从官方数据中找到一个简单的数字，说清楚美国一年到底发生了多少起“政治暴力”。

这也是为什么围绕“美国政治暴力到底来自哪一边”的争论经常陷入僵局。

佩普综合联邦政府威胁评估、恐怖主义数据库、抗议事件数据、国会安全记录以及调查数据后认为，美国政治暴力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接近20年的相对下降后，大约从2016年开始明显回升，而且已经从过去较为边缘的现象，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政治生活的中心。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暴力并不是简单地按照“左翼”和“右翼”一分为二。

文章的判断是，近年来两边的政治暴力在某些统计口径下已经更加接近，但表现形式明显不同。与右翼相关的暴力，自2016年以来总体上仍然更加频繁，也造成更多死亡，目标往往涉及选举、联邦机构和公职人员；与左翼或反权威运动有关的暴力，则更多出现在大规模抗议和社会骚乱中，例如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之后的全国性动荡，以及围绕移民执法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常见形式包括财产损毁和与警方发生冲突。

这意味着，“两边都有政治暴力”和“双方造成的伤亡规模一样”，完全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文章专门强调，联邦机构长期以来都把国内暴力极端主义视为持续存在的重大威胁，其中右翼意识形态，尤其是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相关暴力，在致死性方面一直受到特别关注。与此同时，官方数据也记录了2020年前后大规模抗议活动中的纵火、袭警以及针对政府设施的暴力行为。

所以，佩普真正想反对的，并不是人们对某一方暴力的关注，而是把一个本来就复杂的问题压缩成“到底哪一边更坏”。

在他的框架里，过去几年出现的变化，可以用一个词概括：“暴力民粹主义”（violent populism）。

这个概念指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战，也不只是通常所说的民粹主义，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政治状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政治对手视为必须击败甚至消灭的敌人，把制度和选举看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并逐渐接受暴力可以成为政治工具。佩普认为，这背后的深层因素包括越来越固化的身份认同、对政治对手的生存性威胁感、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任下降，以及政治精英越来越倾向于用“我们”和“他们”的语言描述国内政治。

这也解释了文章为什么把“统计争论”本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

当不同阵营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数据时，右翼可以强调左翼抗议中的骚乱和袭警，左翼则可以强调右翼暴力造成的更多死亡和针对政府机构的袭击。两边都能够找到真实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说法，但如果只拿其中一部分数据来描述整个局面，就很容易把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看窄了。

佩普因此主张，把不同来源的数据放在一起看，而不是寻找一个看似精确、实际却无法解释复杂现实的“政治暴力总数”。真正值得观察的，是几个持续出现的趋势：谁成为攻击目标，暴力采取什么形式，造成多大伤亡，以及这些模式在2016年之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文章最终指向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党派结论，而是一个更值得警惕的变化：政治暴力正在从美国政治生活的边缘，逐渐靠近中心。

过去，暴力更多被视作极端分子的行为；如今，支持暴力的态度开始出现在更普通的政治参与者中。佩普新书的出版社也把这一点作为全书的重要论题：支持针对民主制度和政治机构使用暴力的人，并不一定是街头极端组织成员，也可能是拥有普通职业、住房和退休账户的社会成员。

这也是这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它并没有试图用一张简单的“左右暴力排行榜”来结束争论，反而认为，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美国政治越来越难以接受正常的分歧——当对手被视为敌人，当制度被视为失去合法性，当恐吓和暴力开始被部分人理解为可以接受的政治手段，问题就已经不再只是几起孤立事件。

佩普的新书《我们的头号敌人：暴力民粹主义时代的美国》于2026年9月22日出版。书中试图回答的，也正是文章留下的那个更大的问题：当政治暴力从极端现象变成一种越来越常见的政治表达方式，美国的民主制度还能靠什么维持基本的规则和和平交接权力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