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Helena Rosenblatt

原文链接：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26/11/will-liberalism-survive-the-latest-crisis/

近些年，宣告自由民主陷入危机的书籍、文章、随笔、播客和宣言层出不穷，简直铺天盖地。越来越多的人发出警告：威权主义正在全球抬头，甚至在美国也是如此。人们对自由主义制度的信心、对政府的信任，都在大幅下滑。许多美国人不再相信下一代会过得比上一代更好。在批评者当中，有一种尤其令人不安的倾向：他们认为，该受责备的恰恰是自由主义本身——即对个人自由、宗教自由、有限政府和人人平等的信奉——因此理应把它抛弃。在左翼一侧，批评者把自由主义描绘成先天有病且无可救药的东西；他们主张，自由主义那些被大肆标榜的理想，往往不过是精英统治与压迫的面具。在右翼一侧，后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自由主义对自主个体的执迷削弱了宗教，损害了家庭与社区生活，侵蚀了人们所珍视的文化传统，由此造成普遍的道德堕落。

与这股潮流相抗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以及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两人的新著《自由民主怎么了？》与《革命性的中间地带》并不否认，自由主义的种种失败已经引出了严重的问题。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并不能归咎于自由主义固有的缺陷。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自由主义原则的成功，而在于我们轻率地把这些原则丢在了一边。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超越自由主义，而是重新找回那些被遗忘、被扭曲的原则。

阿西莫格鲁认为，自由主义包含着一些值得捍卫的承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这是他着重强调的——对弱势公民的保护和对”共享繁荣”的追求。他提醒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由主义把这些承诺兑现得相当不错。它改善了普通人的生活。自由主义社会带来了广泛的经济增长、不断上涨的工资，以及更高的政治参与度。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后期，这一切开始瓦解。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向后工业经济的转型。工业资本主义依赖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强大的工会和普遍的工资增长，而新兴的数字经济却把这套机制整个颠倒了过来：它厚待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专门技能的大学毕业生，同时掏空了大量传统的体力劳动和蓝领就业机会。阿西莫格鲁认为，自由主义者根本就是”迷失了方向”。他们抛弃了自由主义的许多核心信条，其中就包括对共享繁荣的承诺——而这恰恰是自由民主得以成功的关键。他说，他们听任市场、技术创新和企业主导的全球化朝着系统性侵蚀社会根基的方向发展。由此造成的不平等急剧扩大，使普通公民产生了一种感觉——而且这种感觉不无道理——自己正被自由派精英忽视和轻慢。

阿西莫格鲁把大量批评对准了这些后工业时代的自由派精英。他们越来越集中于大学、科技公司、企业化的媒体网络、进步派基金会、专业官僚体系和各类管理机构之中，而这些机构在文化上日益与广大民众相隔绝。他认为，其中许多人对自己的技术官僚式专业知识和进步理念变得过于自信。久而久之，他们对来自民主一侧的阻力、对地方性的文化依恋、对种种较为传统的知识形式，都越来越不耐烦。他们不去倾听，而是自上而下地推行”社会工程”——阿西莫格鲁所指的，是那种带有强制性和说教色彩的努力，意在塑造人们的信念、价值观和文化取向。在许多公民看来，这越来越像是意识形态监管和社会控制，于是引发了反弹。

要熬过眼下的困境，自由主义必须回到它最初的原则。在阿西莫格鲁看来，最重要的一条是，自由主义者必须履行提供共享繁荣这一根本承诺。他提出的方案是”工人阶级的自由主义”，或者说”温和的社群主义”。不出意料，他建议进行一定程度的定向财富再分配，同时重新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尤其是医疗和基础设施。自由主义制度还必须对技术变革加以规制和引导，使技术成为人类劳动的补充，而不是取而代之。

阿西莫格鲁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论点是：共享繁荣有赖于地方性知识。他坚持认为，如果自由主义只是一项纯粹个人主义的、或技术官僚式的工程，专业知识只自上而下地流动，那它就无法存续。人们需要切近的制度，好让自己的能动性有施展之处。如果地方社区被赋予更大的自治权，知识便能自下而上地流向中央机构。他也承认其中的危险：缺乏中介、封闭自守的社区，很容易变成社会从众与排外的”令人窒息的牢笼”。但他坚持认为，人需要那种就在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制度，借以共同解决具体问题。

如果说阿西莫格鲁主要是以一个对政治制度深感兴趣的经济学家身份写作，那么伍尔德里奇更像是以文化批评者的身份写作。他的核心关切是：自由主义已经堕落为——用他毫不留情的说法——一种洋洋自得、自以为是而又安于现状的建制信条；其捍卫者是一个管理阶层，而这个阶层正是从它声称开放公平（实则不然）的那套体制中直接获益的人。阿西莫格鲁把信心寄托在一种新型的共同体上，伍尔德里奇则寄托在个人主义的复兴上。

这并不是说伍尔德里奇对经济不平等无动于衷。他尖锐地批评了他所认为的一九八〇年代以来市场意识形态的种种过火之处。他写道，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背弃了那些本可保证其长久成功的自由主义价值。我们今天所目睹的，是”寡头统治的胜利”。在他看来，当代自由主义者嘴上常挂着开放的说辞，实际上却在积极地让自己免于竞争；他们宣扬宽容，却又拥抱各种”取消”、封杀和意识形态上的整齐划一；他们为任人唯才辩护，却听任财富与社会地位事实上变成世袭；归根到底，他们讴歌个人自由，却容忍着那些系统性削弱自治个体的技术与文化退化。

为了对抗这种内部的腐坏，伍尔德里奇主张，自由主义必须与批评者正面交锋，而不是傲慢地把他们边缘化。吊诡的是，它同时还必须重新发现自己最初那种激进的精神与核心价值：个人自由、竞争、机会平等、思想与言论自由，以及宽容。伍尔德里奇尤其批评左翼放弃了”修补”资本主义的努力，转而投向身份政治。他写道，”身份主义是自由主义怀中的一条毒蛇。”而且，左翼与右翼的身份政治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一对”邪恶的双胞胎”。他既斥责左翼沉迷于”他者化”，也斥责右翼执着于”挥舞旗帜”：两者都系统性地把独立的个人判断置于群体归属之下。这尤其危险，因为它把民主政治变成了敌对派系之间动荡不定的零和争斗。

伍尔德里奇所呼吁的文化复兴，需要对教育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造。在这一点上，他再次回到自由主义最初的一个信念：除了程序规则和宪法保障之外，自由社会还需要严格的道德与公民教养。关键在于，他强调传统博雅教育与人文学科对塑造”品格”的重要性——培养独立的判断力、道德上的自律，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还有力地论证了高雅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卓越追求之必要。于是我们看到，阿西莫格鲁寻求的是修复并强化自由民主的制度机制，伍尔德里奇则转向内在，主张以博雅教育来塑造品格、培养严肃性，并让我们的精英重新具备道德感。

然而，两本书都在这里遇到了麻烦。

如果现代自由民主已经被技术颠覆、不平等激增、精英的自我保护、剧烈的政治极化和普遍的不信任掏空，那就很难看清它究竟要如何才能恢复元气。最吊诡的一点是：那些亲手促成这种局面的精英，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秉持原则的自由主义复兴者？一个在结构上与外界隔绝、又自以为是的精英阶层，要如何才能被重新赋予道德感？两位作者最终都寄望于一个脆弱的希望：自由派精英会认识到自己的制度正面临生死攸关的危险，并选择去改革那个他们长期从中获益的体制。

即便如此，这两本书仍不失为一记重要的警示，而且来得正是时候——此刻自由主义的前途正显得晦暗不明。尽管分歧不少，阿西莫格鲁与伍尔德里奇在一个核心判断上是一致的：自由主义的失败，与其说源于它的核心原则，不如说源于我们未能维系那些原则所依赖的制度、习惯与道德文化。在一次次深重的历史危机面前，自由主义一再展现出自我革新的能力。我们要做的，是确保它继续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