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课程将在一种国际视野下探讨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可能最感兴趣一个问题——中国如何才能民主化？它将立足于过去数十年中发生在世界范围的民主转型，不仅介绍关于民主转型的基础理论、知识，更要关注中国民主转型的可能路径和未来制度设计的关键问题。它将对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于中国知识界的渐进改革主义给予系统批评，同时提出一种我称之为“大转型理论”的、关于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新的战略思考框架。
本课程的教材是我的个人专著《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该书是我2008年到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西北大学、纽约大学等学校做访问学者期间所做的研究基础上撰写的，许多章节从2010年底开始在《中国人权双周刊》连载，完整版2012年由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希望本课程对于你认识中国的现状、思考她的前途与命运能有所帮助，即便你不同意我的观点。现在就让我们开始。
中国正在经历第二波争取民主共和的努力。在当今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中，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一努力更重要了。第一波努力滥觞于清朝末年，所取得的成绩既显著又有限，到了1949年共产党人接管政权，则彻底灰飞烟灭。在历经30年极权主义统治之后，也就是70年代末，第二波努力发端了，延续至今仍然停留在呼喊阶段。这是浴火重生的新启蒙时代，自由、民主、共和、宪政等原则再次得到阐释传播，今天已然上升为民间主流话语。
然而，中国如何才能建立民主宪政？民主变革的切入点在哪里？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路径，比较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这些问题依然困惑着人们，令人苦恼而又挥之难去。虽然知识分子们一直在思考论述，但应该说，迄今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任何强有力的回答。与在传播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相比，中国知识分子过去30年来对于民主转型路径的思考、探索，却黯然失色。尤其是90年代以来，尽管自由、民主等价值获得了比过去更为清晰深入的解说，但知识界流行的其实是一种保守的的自由主义，主张的是一种更有利于维持现状不利于开创未来的转型战略。这种战略，其主张者将其概括为“渐进改革”。它没有使人们对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变得更清楚，反而变得更加困惑更加不切实际。
自19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关于中国民主转型路径，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观点是渐进改革主义。无数的人，无论是明显亲官方的知识分子，还是自由知识分子，在谈论、鼓吹渐进改革，声称只有渐进改革才是中国实现民主的最现实也代价最小的路径。尽管近一两年，随着革命呼声的兴起，渐进主义有所衰落，但是，它依然被许多人出于一些明显的原因而继续坚持和宣扬。持这种主张的人，有的是出于策略考虑，试图以低限度要求说服统治集团改革；有的内心虽然希望快速、剧烈变革，但害怕表达出来；有的是基于理论认知，认为渐进改革优于快速变革或革命。
然而，不论主张者们的初衷如何，当下中国话语中盛行的渐进改革主义，其实是对民主转型的性质和过程缺乏基本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想当然的路径设想。它没有严肃考虑过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也没有勇气或者说不愿意正视从专制到民主必须经历一场剧变、断裂。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假定民主转型可以通过小改小革的累积而完成，或者小改革会导致大改革；假定提出底限度要求才更有助于政治变革的启动；假定只有小步幅、缓慢的改革才能平稳、有序地实现转型，而将开放党禁、全国直选等构成民主转型的关键性变革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
就其将重大的、整体性的变革推迟到无限期的未来而言，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不论其主张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客观上不是一种关于民主转型的战略，毋宁说，是一种在头脑中想象为以实现民主为导向、实际上乃是回避甚至反对民主转型的言说。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因此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热情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为政治变革迟迟不能开始而焦虑，另一方面，在论及如何实现政治变革时，却后退了回去，有意无意支持那种延缓或者说其实是反对民主转型的立场，参与塑造了一种不利于大变革的舆论、文化环境。而更严重的是，迄今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依然对一种伪渐进主义深信不疑，任何反对意见都有可能被贴上“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标签[1]。
倘若知识精英——舆论和精神氛围的主要塑造者之一——都不能走出这种自相矛盾，没有面对、要求整体性大变革的勇气与魄力，中国民主转型发生的可能性将是渺茫的。不少人也许在内心并不排斥甚至渴望经由大规模民众抗议引起快速变革，但他们出于复杂的原因选择的伪渐进主义表述妨碍了有助于大变革发生的舆论、文化氛围的形成[2]。
一般认为，民主转型的发生必须以专制秩序的正当性危机为大前提。当专制的政治秩序不再被人们所认同的时候，它就陷入了一种不寻常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在政治学上被称为“合法性危机”，或者说“正当性危机”(crisis of legitimacy) [3]。但正当性危机并不是专制秩序崩溃、民主转型发生的充分条件。只有当民主成为一种真实而非想象的替代性选择（real alternative）时，民主转型才会发生。[4]也就是，许多人——包括足够数量的政治精英[5]——愿意以实际行动结束专制的时候，民主转型才会发生。而形成付诸行动的政治意志，需要的不只是对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有足够的认同，也需要对民主转型的过程有较强的信心。
目前中国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人对于民主转型的过程缺乏信心，一提到民主转型便立即联想到可能会引发难以收拾的动荡、失序，从而陷入对民主转型的想象的恐惧之中。在展望自己的国家没有经历过的、意味着巨变的未来的时候，人们内心深处有种种恐惧和担忧是在所难免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恐惧、担忧都是有道理的。目前中国弥漫的对民主转型的恐惧，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民主转型过程的不了解，或者说对于民主转型路径的迷茫，主要是想象的恐惧。恐惧如果压倒了信心，人们就不会选择未来。
要想建立人们对于民主转型的信心，不能像当下盛行的渐进主义那样回避民主转型的大变革，相反，应该正视民主转型的大变革、认真研究阐释民主转型的大变革。应该看到，许多国家成功地实现了民主转型，并没有发生什么天塌下来的大劫难，相反，人们收获的是解放和自由。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程度不一的震荡，其他国家人们能承受的，中国人民也没有什么不能承受，否则我们就不配得到自由、民主。我并不是说民主转型不会有任何严重的风险，但是，只有正视、研究民主转型的过程，才能知道风险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并找出对治的策略、办法。如果转型的战略、步骤以及制度安排得当，人们所担心的某些问题，例如族群冲突、国家分裂，也是可以避免、控制的。
根据中国目前的思想状况，以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转型的复杂性，特别有必要发展一门新学问，不妨称之为“民主工程学”[6]，或者“自由工程学”、“宪政工程学”。这样一种学问，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动力机制，探讨民主转型的战略、模式、路径、步骤、节奏；研究民主政体的制度设计、宪法选择，探讨民主转型完成后如何巩固民主、提升民主的质量、使民主持之久远；预测民主转型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政治经济危机，寻求化解危机的策略、方法。
这样一种学问，其指向显然是未来的，但却必须立足于当下。以当下而论，通过研究转型路径、转型经验，民主工程学将致力于厘清人们矛盾混乱的思绪，帮助人们克服对于民主转型可能导致天下大乱的想象的恐惧，营造一种有利于民主转型发生的舆论氛围，促成政治变革意志的形成、民主转型时刻的到来。就未来指向而言，民主工程学将致力于为成功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而进行必要的知识、理论、战略和制度选择准备。
民主工程学的哲学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它特别重视世界范围内民主转型案例的分析、探讨。与过去数十年来知识界醉心于英国经验、从古老的英国历史汲取灵感不同，民主工程学应该特别重视的是发生在当代世界的民主转型。以遥远的英国历史为参照寻找中国的出路是一种时空错乱，最近数十年发生的第三波民主化才对我们更有价值。第三波民主化为我们提供了特别富于启发意义的经验材料，中国已经遗憾地错过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如果我们也不能利用好第三波民主化所提供的宝贵经验，那将是知识界的失职。
本课程下面所讲的内容，是发展民主工程学的一个尝试。其核心是探讨政治变革的恰当顺序，同时也兼顾转型模式、动力机制等重大问题，以期提供一个战略性思考框架。它是一种不同于当下盛行的渐进改革主义的思想框架，不妨命名为“大转型理论”。
我将首先立足于第三波民主化，阐述一种强调动力、过程的转型思考方法，解释从专制到民主必经的阶段，逐一界定民主化、自由化、民主巩固的任务，说明自由化必须发生在民主化之前，并从动力、节奏的角度划分民主转型模式类型。然后检讨知识界盛行的民主转型观，也就是渐进主义，分析渐进主义的特征、主张和产生的现实、历史、理论原因，说明渐进主义的空想性及其与民主转型的矛盾或不相关性，阐明为什么要将思考模式从“渐进改革”转变为“民主转型”。接下来将提出一种包含操作方案的转型战略框架，讨论政治变革的恰当顺序、节奏，说明如果回避开放党禁等整体性变革民主转型便不可能真正启动[7]，而一旦启动了转型，速度越慢、过程越长，变数就越多、风险就越大，尤其是，如果全国选举的开放被延迟到省级选举之后，国家很可能陷入分裂。最后，我将讨论民主转型的动力机制、转型过程中的沟通与谈判以及转型正义。
至此，我其实还没有很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如何才能民主化？我将在后面的讲义中完成这个任务。
[1] 这里批评的只是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渐进主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西方文献有时也会提到某些国家的民主转型是“渐进”的，但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渐进主义是与这些文献中所说的渐进主义（gradualism）不同的。例如，在一些西方文献中，西班牙的转型经常被描述成是渐进（gradual）的，但是，我接下来将会谈到，它的转型是有重大开端的，从政治自由化即开放言禁党禁等开始的，而且从转型开始到第一次议会大选所经历的时间不到2年。我国许多知识精英理解、传播的渐进改革主义则不同，回避开放言禁党禁、全国选举等重大变革——只有极个别渐进主义者提出了尽快开放党禁的要求，而所有的渐进主义者都没有将全国大选作为近期考虑。开放党禁、全国大选被认为短期内是不现实的、而且可能会导致混乱失序，“现实”、“稳健”的战略是从一些不太“敏感”、“要害”的地方入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我认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渐进改革主义其实只与民主转型有想象的联系，将民主转型推迟到了不确定的未来。
[2] 《论言论自由》的作者胡平先生提醒我说，有些渐进主义者不一定对其主张认真。我在相当程度上同意这一判断。有人主张渐进主义，是为了说服或者说诱使统治集团改革。他们认为，只有降低要求、回避关键问题、迎合领导集团的口味，才有可能达到目的。他们在内心可能并不排斥、相反渴望尽快进行整体性变革。假如明天就发生革命，许多渐进主义者可能也会很高兴。然而，没有表达的内心的想法并不能影响舆论。一个人必须对其表述负责。大变革的发生需要一种相应的舆论、文化氛围。知识界所宣扬的渐进主义妨碍了这种氛围的形成。要知道，民主转型的发生依靠的并不是要求的卑微，如果连重大改革的要求都不提出来，转型就更加不可能发生了。请参见本课程第三篇关于此点的进一步说明。
渐进改革主义话语多年来是官方所容忍的，因為它并不对官方构成大的压力和威胁，官方还可以借“渐进”的名义停滞不动。考虑到国内言论空间的限制，我在这裡批评渐进主义，有些人可能会指责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当然知道国内的环境，但是，我同时也认為，环境的限制并不构成知识分子不对其表述负责、不以更积极姿态发言的充分理由。例如，如果你害怕直截了当说出“结束一党专制”，也可以换个说法，尝试谈谈“开放政治结社、允许组建不同党派”；至少，不要為了论证自己的渐进改革主义，轻言“开放党禁不现实、会乱”。此外，本课程后面将说明，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并不只是在无奈的情况下选择的一种言说方式，它有着复杂的理论渊源、认知原因，因而被不少人真诚地拥抱。
[3] 英文 legitimacy一词中文通常译成“合法性”，但是，英文中与中文“合法性”等义的实际上是legality，而不是“legitimacy”。中文“法”通常指现行的法律，英文legitimacy却未必指符合现行法律（legality），它更强调的是符合比法律更高的道德、政治标准。其最基本的含义是“可接受性”、“正当性”。符合现行法律的，未必是正当的、可以接受的。所以，这里将“legitimacy”译为“正当性”，尽管并不排斥将“legitimacy”译为“合法性”。
有一定政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政治合法性”中的“法”并非指现行法律，不过，这一表述可能会给许多普通读者带来困惑，因为他们在看到“法”的时候，想到的可能是现行法律，而不是比法律更高的准则，不是可接受性。
[4] 美国政治学家Adam Przeworski论述过为什么专制秩序的正当性危机不是民主转型的充分条件以及民主如何成为真实的可替代性选择。参见Adam Przeworski,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
[5]“精英”（elite）一词在政治学中没有褒贬。它指的是具有优越性的少数人，也就是比许多人更有权力、地位、财富、才智的那一部分人。在汉语中，“精英”通常是褒义的，一个有权势、财富的人，如果缺乏才干、道德，则不会被认为是“精英”。本课程并不在这样的狭义上使用“精英”。
[6] 在华人学者中，最早提出建立民主工程学的是目前任教于加拿大的吴国光教授。参见吴国光《构造“民主工程学”：再论“县政中国”》，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9157。
[7] 民主转型要求必须开放政治结社（党禁），这本来是一个根本性的常识判断，并不需要专门论述的，遗憾的是，在当今中国许多渐进主义者那裡，这一常识被无限期搁置、边缘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