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晚清曾发生“革命”还是“改良”的激烈交锋。结果是，革命派占了上峰。1989年之后，这一争论以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的出版为标志，被重新激活。这次，总体上则是改良派取得了胜利。 然而，在我看来，这一争论具有很强的误导性。如果“革命”指的是暴力革命——这是“革命”的经典含义[i]，争论其实已经过时了，因为暴力革命在当今时代基本上不现实，不过是在争执一个属于虚拟而非真实的问题。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重新激活了革命与改良之争。
关于暴力革命的不现实性，我稍后再做探讨。这里要先说明的是，“革命—改良”之争之所以具有严重的误导性，还在于它将人的思维导向、局限于其中一个极端——要么选择暴力革命、要么依靠政府改良。
在这场争论中，“改良优于革命”成为许多人的共识，而且，由于“革命”意味着突然断裂、剧变，改革则意味着连续、嬗变，与此相联系，“渐进改良优于激进改革”也成为主流共识。可是，“改良”如何才能发生，渐进改革如何才可能，亦即依靠什么驱使这一切成为现实？尽管不是所有改良派都天真到以为改良会自动发生，但由于“革命-改良”二元对峙的思维方式的极端性，在排除了革命的前提下，动力机制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基本上被过滤掉了。盛行于知识界的渐进改革主义，其一个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明显缺乏一种动力观念。结果是，不断有人呼吁、劝导政府改革，更多的人在等待、盼望政府改革，似乎这样下去，改革“总有一天”会开始，民主转型终究会发生；他们以为，这才是“最现实”、“最稳健”、“代价最小”的“道路”。
这非常像一种梦幻状态。呼吁和等待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并不是终结专制的方式。经验表明，如果没有足够的人采取实际抗争行动，一个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也是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的，被盼望的改革也许永远不会发生。“许多善良的人假定，如果他们足够强烈地谴责压迫，而且反对的时间足够长，所期待的变革就会以某种方式发生。这个假设是错误的，” 毕生致力于非暴力抗争研究的美国政治学家基恩·夏普（Jene Sharp），在其最新著作《自我解放》中这样写道。[ii]
本人《大转型》2010年底开始在网络发表、传播后，以及2011年初北非“茉莉花革命”以来，改革话语趋于式微，革命话语复兴。2012年初，青年作家韩寒发表了三篇博客文章反对革命和尽快民主化[iii]，一时间招致了许多人在网络上的激烈批评。
但是，近几年新一轮“改良—革命”的辩论，再次呈现出思维方式的极端性。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口炮党”，他们不仅弃别了改革的幻想，也不相信非暴力革命，拥抱“以暴制暴”幻想暴力革命。而与此同时，盛行的渐进改革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正视，依然被不少人特别是某些著名知识分子所坚持和主张。
所以，我在此将简略讨论为什么不能将未来寄托在“改革终究会发生”这样的假定上，也不能寄托在“只有暴力革命才是有效的”假定上，而是必须依靠有规模的非暴力抗争来争取民主自由。此一讨论将从暴力革命问题开始。在“革命—改良”之争中，改良派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是，在相信政府不会自动改革的人中，一直有一部人主张必须诉诸暴力革命[iv]。在新一轮的“革命—改良”之争中，暴力革命论者的人数明显增加了。
暴力革命思想的根源并不难找到。大家知道，共产党是依靠暴力革命起家的，它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其政权之残暴、专横，长期以来对于异议人士、异议运动的严厉镇压，也在不断打击一些人对于非暴力抗争的信心。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无力感，有些人自然会想到只有暴力革命才有足够的力量打垮专制。但是，如何开展暴力革命？此外，它是一种最佳选择吗？我不是要说人民没有拿起武器推翻暴政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无疑是存在的。可是，暴力革命在当今时代既不现实，也不是最佳选择。
首先，在当今这个时代，人民没有武器可以拿来革命，因为政府垄断了武器。所以，那些主张暴力行动的人，基本上是虚设了一个问题，年复一年地谈论暴力的必要、散布对非暴力的不信任而已。
“在1985年波兰军管期间，米奇尼克在他的《狱中书简》里，回答了经常是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团结工会从一开始就声明放弃暴力？米奇尼克说他担心暴力革命可能扭曲民主运动的性质。再有，米奇尼克讲的很干脆：‘我们没有枪’。”[v]
没有枪，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暴力革命曾有过其时代，但那样的时代已然逝去。
其次，即使能找到某些武器、人员发起行动，也将很难避免是以己之短攻彼之长，面对的是对手绝对的优势。“独裁者几乎总是在军事硬件、弹药供应、交通运输和军队数量上居于优势。除了勇气外，民主派并非（几乎总不是）对手。”结果是，被残酷、野蛮地镇压下去[vi]。
也许有人会提到葡萄牙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可是，葡萄牙中下级军官发动政变导致民主转型，只是罕见的例外。反对派不能等待政变的发生。大规模抗议爆发时，军队可能会不支持镇压，从而给独裁者关键一击，但是，正常情况下军队并不属于反对派可以借助的资源。
其三，正如许多论者早就说过的，即使暴力抗争取得成功，产生的也很可能是新独裁政权，以专制取代专制。这是因为军事行动会将资源集中起来，形成新的专断权力体系，造就可以实施专断统治的军事强人。回顾历史，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仑，以及我国的袁世凯、蒋介石，都是这样的人物。而且，从长远看，如果不能摒弃很容易就想到以武力推翻政府的习惯，也将对民主政府的稳定性构成威胁。
与暴力革命不同，非暴力抗争依靠的是民众自身的力量和资源，而不是他们不能合法拥有的枪炮。这决不是说可以轻易开展起有效的非暴力抗争，但是，非常明显，力量、资源就潜在于每个人自身和周边。如果想采取非暴力行动，只要有决心和勇气，就不会找不到机会和相应方式。非暴力行动更容易得到广泛的同情。暴力行动为迅速、残酷的镇压提供了充分理由，但是，非暴力行动却会使镇压陷入道德上的困境。军人、警察面对和平抗议人群，没有遭受伤害、死亡的风险，他们在是否要执行命令予以坚决镇压的时候，也相对更难以下决心[vii]。尽管非暴力行为也经常遭到镇压、惩罚，有时并且会受到严厉的镇压、惩罚，但是，相对而言，参与者所承受的制裁、苦难风险，要比在暴力行动中小。由于这个原因，普通人相对而言更容易克服内心的恐惧加入进来。而一旦克服了内心的恐惧，将会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随着抗议人数的增加，镇压、统治机器将会难以应付、面临失灵，统治集团会围绕镇压还是开放发生分歧(暴力行动更有可能促使统治精英团结对“敌”，非暴力行动则有助于他们的分裂)。那个时候，转型的时机就会来临,并且，在非暴力行动中，民众、社会的组织和力量得到了积累、发展，它们为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社会基础。
为了进一步说明非暴力抗争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此要特别介绍基恩·夏普（Jene Sharp）关于政治权力的思想。他的著作对于一些国家人民争取自由的运动起过重要作用。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中，夏普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政治权力并非内在于统治者，而是来源于社会。例如，被人们认为有权利发号施令，服从、合作或提供协助者所占的人口比例，那些为统治者提供服务的人的知识、技能，统治者所掌控的财产、经济资源、通讯工具，可以使用的镇压手段[viii]。而所有这些权力来源都依赖于人们的服从，它们正是独裁者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如果人们撤回对独裁者的服从、支持，就切断了其权力来源，专制政体就会陷入瓦解。
基恩·夏普关于非暴力抗争的著作对于一些国家人民争取自
由的运动起过重要作用。
专制政权往往看起来非常强大、无懈可击，而反对派却显得极其弱小、没有效率和力量。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专制政权也是有弱点的。反对派应该发现、分析专制政权的种种弱点，集中攻击其弱点，以削弱对方、增强自身[ix]。为此，需要制定包括大战略（grand strategy）、 战略（strategy）、战术（tactics）和方法（methods）在内的计划[x]。非暴力抗争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夏普在《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中就从过去的案例中总结出了198种方法，它们被分为“非暴力抗议和说服”、“非暴力不合作”、“非暴力干涉”3大类[xi]。非暴力行动也会有伤亡，但要比暴力行动小得多。
夏普认为，非暴力抗争会以四种机制引发变革。其一是“转变”（conversion）,对方阵营一些人被镇压带给非暴力抗争者的苦难所感动，或者被非暴力抗争者所说服，因而接受抗争者们的目标，但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其二是“容纳”（accommodation）,如果所涉事项不是根本性的，抗争者的要求在统治者看来并不具有威胁性，而且抗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统治者可能会与抗争者达成一项协议平息事态，例如，许多罢工就是这样处理的；其三，“非暴力强迫”（non-violent coercion），统治者事实上失去了控制局势的能力，被迫接受抗争者的要求；其四，“瓦解”（disintegration），统治者失去了任何控制能力，连投降的力量都不够，政权崩溃。[xii]
在过去数十年中，绝大多数转型都由非暴力抗争所驱动或争取而来，这充分证明了非暴力抗争的力量。经常有人说，非暴力不合作并不适合于中国，因为统治者极其残暴。这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正如基恩·夏普所说，非暴力抗争适合于所有的专制政体；所有的专制政体都是有弱点的[xiii]。如果说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特别残暴的专制政体，暴力抗争就更加不现实了。
在任何专制政体下，非暴力抗争都是困难的和有风险的，在有些专制政体下则更困难、风险更高一些。终结专制是人类面临的最复杂、艰巨的任务之一。在控制特别严格、抗争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不仅不应丧失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相反，应更加坚信必须诉诸非暴力抗争，研究其战略、战术、方法，拿出创造力和想象力。
事实证明，中国人是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例如，针对政府对于游行示威的严密封杀，近些年来，维权人士发明了“散步”、“围观”的街头运动新方式。这符合非暴力抗争中的“迂回战术”（indirect approach）原理，亦即以当权者不便于采取严厉措施的议题、方式，撕开裂口[xiv]。
就当今中国的情况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当坚持非暴力抗争，而在于如何使非暴力抗争更加有效。这就需要研习非暴力抗争的原理、战略、战术、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非暴力抗争的计划，也就是开展超越被动反应的“战略性非暴力抗争”（strategic nonviolent action）。相较于暴力行动，有效的非暴力行动是温和的，但决不是软弱的，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柔道”。
过去20年来，尽管一直有反对派在抗争，但由于不少人将希望寄托在依靠政府渐进改革上，还有不少人对非暴力抗争信心不足，因而对于非暴力抗争的战略、战术、方法研究探讨非常不够，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不少人对于开展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和决心。
不过，进一步讨论非暴力抗争的战略、战术、方法已超出了这里的范围，建议读者仔细研读相关著作，特别是基恩·夏普的《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从专制到民主》、《自我解放》[xv]。我将转而对中国民主转型最可能在什么情境下发生作一预测。前面分析了“革命—改良”之争的误区，不过，与非暴力抗争相联系，革命概念在当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也需要给予介绍。
请读者先用下表重温一下1989年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抗议风潮——
表3. 1989年《纽约时报》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运动的头条新闻
| 2月6日（ 华沙）华沙开始与团结工会谈判 3月26日 （莫斯科）苏联人尝试1917年以来最自由的选举 4月2日（哈瓦那）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 ，受到卡斯特罗拥抱 5月4日（北京）催促中国民主，10万人突破警察封堵 5月13日 （地拉那）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表示国家将民主化但继续实行社会主义 5月13日 （北京）中国的民主英雄：戈尔巴乔夫 5月17日 （北京）100万中国人游行，加大压力要求变革 6月4日（北京）军队进攻、镇压北京抗议者；数千人还击，许多人丧生 6月8日（华沙）华沙接受团结工会的压倒性胜利和党的颜面扫地失利 6月11日 （北京）民主运动：结束了——暂时地 6月16日 （布达佩斯）领导1956年反叛的匈牙利人被当作英雄安葬了 10月15日 （西柏林）东德的运动被后继者超越 11月4日 （东柏林）50万人东柏林集会要求变革；移民被许可前往西柏林 11月20日 （布拉格）20万人布拉格游行，变革呼声高涨 25月25日 （布拉格）布拉格共产党领导人辞职；新党魁，48岁，一匹黑马；35 万人集会欢呼杜布切克 11月26日 （布达佩斯）匈牙利举行42年中首次自由选举，避免了一场杯葛 11月27日 （布拉格）数百万捷克斯洛伐克人继续给党施压，两小时总罢工 12月4日 （布拉格）抗议集会重现布拉格，要求新政府下台 12月24日 （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军队在首都得手，但战斗仍在继续 |
来源：该表格取自查尔斯·铁利（Charles Tilly）《社会运动，1768-2004》（Social Movements，
1978-2004），英文版第72页。
在当代中国历史中，1989年无疑是最令人刺疼、伤悲的一年。那一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开启了转型的契机，但最终与转型失之交臂，而在东欧被终结的则是共产主义，民主自由取得了胜利。那么，在未来中国，是否还要重现大规模的抗议才能再次获得转型的契机呢？
我认为，中国民主转型只可能在两种情境下发生。一是，社会的反叛导致控制成本大幅攀升、政府难以承受控制成本，也就是强硬路线难以为继，如不顺应变革的要求政府很可能会失去控制的时候，此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温和派并取得相对的优势，开始政治上的开放。另一种情况是，在上述情景下，统治集团内没有及时分化出温和派，或者虽然分化了，但温和派并没有取得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没有能力启动转型，结果，局势进一步变化，最终发生更大规模的抗议导致政权瓦解。
这里要介绍一下英国一位历史学家对东欧国家转型的解读。提摩太·伽登·阿什（Timothy Garden Ash）曾长期在东欧做记者，是那个地区民主转型的现场目睹者。他认为，１９８９年发生在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历史性事件，是革命（revolution）与改革（reform）的混合。“有由统治的共产党内少数人领导的强烈和根本性的、‘自上至下’的变革因素，也有‘自下至上’的、关键性的民众压力因素”[xvi]。所以，他将英文revolution(革命)和 reform(改革) 两个词合而为一，生造了一个词refolution [xvii]。这个词在中文无法有对等翻译，所以，我在这里也生造一个词，将其译为“革改”。它的意思等于“革命＋改革”。我相信，中国不可能经由许多学者所想象的渐进改革建立民主，她需要一场革改。
提摩太·伽登·阿什认为，１９８９年发生在匈牙利、波兰等国家
的历史性事件，是革命（revolution）与改革（reform）的混合。
近年来，国外政治作品中有一个新变化，就是“革命”这一表述再次流行起来。但是，流行的并不是传统意义的，也就是从美国《独立宣言》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两个多世纪中被信奉的革命概念，其基本特征是以民众参与的暴力行动夺取政权来建立新制度。今天再度流行的“革命”概念的特征，它指的是通过大规模的和平抗议击败独裁统治，暴力并不是其特征。这一新的、当代的革命概念，最早或许应该追溯到1989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人，他们将自己终结共产专制的街头抗议称为“天鹅绒革命”（天鹅绒柔韧而有厚度）。不过，进一步使得新革命概念广泛传播的，当是进入本世纪后为了推翻被操控扭曲的选举而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的大规模抗议[xviii]。那些抗议被称为“颜色革命”，例如在格鲁吉亚被命名为“玫瑰革命” （2006年），在乌克兰则是“橙色革命”（2006年）。
在结束本节之前，还要引用以将博弈论用于分析民主转型而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亚当·普利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一段话。普利热沃斯基认为，当一个威权政体丧失正当性、不被认同的时候，如果民主没有成为一种真实而非想象的可替代性选择，亦即人们还没有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时候，民主转型是不会发生的。“当父母们约束着孩子以及相互约束的时候，当工人们照常上班、离开工厂大门的时候，当一小部分不埋头于约束孩子或谋求生计的人由于官方的镇压或者吸纳而不能组织起来的时候，一个（威权）政体是不会崩溃的……当人们选择不约束孩子们采取行动，不是离开工厂而是占领工厂，在谈论政治时不是降低声音而是动员他人，只有这个时候，一个（威权）政体才会受到威胁。”[xix]
“自由之家”2005年做过一个统计，发现过去30年近70个政治转型中，绝大多数依靠的是非暴力抗争：在67个人口100万以上、发生了转型的国家中，非暴力抗争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达50个、多于70%；由掌权者自上至下的改革所推动的转型只有14，还有3个则是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下开启的；反对派没有或几乎没有使用暴力的占40个，诉诸过暴力但对转型的发生没有起关键作用的有20个。
这个统计还发现，非暴力抗争对于转型起了关键作用的国家，也比通过自上至下的改革转型或反对派诉诸过暴力的国家，享有自由度更高、更稳定的民主：在14个发生过自上至下改革转型的国家中，到2005年，只有2个变成了自由国家，有8个是部分自由国家，有4个回归了不自由国家；反对派使用过暴力的20个国家中，只有4个成了自由国家，12个部分自由国家，4个回归了不自由国家。[xx]
上述数据表明，经由改革实现转型是小概率事件，暴力革命则更加不现实，由于改革的局限性和暴力行为的副作用，也更少可能获得和保持充分的自由。所以，民主派既不能坐等改革的发生，也不能在当今时代梦想暴力革命，而应该追求通过革改或非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温和革命）——实现民主转型。[xxi]
我在前面曾提到，精英人物的选择、策略对于民主转型的发生与成功至关重要。这里着重探讨了反对派或者说民间精英为什么要坚持推动非暴力抗争并使其更有效。下面将讨论舞台上的另一个关键角色——统治精英的分裂。
延伸阅读：
韓寒：《論革命》、《說民主》、《要自由》，2012年，链接：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wocold/
荣剑、秦晖、朱学勤：《再议“告别革命”》，《财经》2013年2月16日
基恩·夏普《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原理》、《从专制到民主》、《自我解放》 (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892f.html)
[i] 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写作于19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其针对性非常明显。他们这样表达他们所要告别的革命的类型：“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政权的激烈行动”；“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告别革命》第24页）。总之，他们要告别一切革命，包括天鹅绒革命、颜色革命。
[ii] Jene Sharp：Self-liberation: A Guide t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Action to End a Dictatorship or Other Oppression,p.2(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2009) 。
[iii] 韩寒2012年初发表了《论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客文章（http://www.bullogger.com/blogs/twocold/）。
[iv] 在我20余年的异议生涯中，我经常听到有人说没有暴力革命不可能推翻共产党统治。2008年初到美国后，我发现，“暴力”与“非暴力”是海外流亡民运人士聚会时最经常辩论的话题之一。
[v]胡平《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吗？》（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3期，2010年8月26日。http://is.gd/GB7BJd） 。
[vi] 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p.4（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2003)
[vii] 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1973),p.753。甘地曾说：“一支曾踏过无辜男女尸体的军队，却可能无法重复这样的经历”（转引自Jene Sharp该书753页）。
[viii] 参见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8-16.
[ix] 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21-25.
[x] 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37-39. 他的最新著作Self-liberation则是专门讲述如何制定战略的。
[xi] 参见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art Two。该书是迄今关于非暴力抗争最重要的著作，共分3卷，其中第2卷专门论述非暴力抗争的方法。
[xii] 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p.31-32;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705-754.
[xiii]参见Jene Sharp：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p.23、p.27。
[xiv]关于迂回战术的论述，请参见 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pp.495-496.
[xv] Jene Sharp：基恩·夏普（Jene Sharp）的著作是迄今关于非暴力抗争最权威、系统、富于启发性的论述，被译成30多种文字，对不少国家的民主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值得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士仔细阅读，本人在此强力推荐。
他的著作有：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1973), 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 (1979), Social Power and Political Freedom (1980), Making Europe Unconquerable (1985), Civilian-Based Defense (1990), and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1993, 2002, and 2003), Waging Nonviolent Struggle: Twentieth Century Practice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Potential(2005)，Self-liberation: A Guide to Strategic Planning for Action to End a Dictatorship or Other Oppression（2009) 。
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可以在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网站上找到电子版，其中有些著作，例如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从专制到民主），已经被译成了中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这个链接下载英文和中文电子版：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892f.html。不懂英文的读者，可以请朋友帮忙下载中文电子版。也可以与我联系，我乐意效劳。
[xvi] 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p.14.
[xvii] 同上。
[xviii] 参见Charles H. Fairbanks,Jr.: Revolutions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8, Number 1 January 2007) .
[xix] Adam Przeworski,“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xx] 参见Adrian Karatnycky and Peter Ackerman：How Freedom is Won: From Civic Struggle to Durable Democracy（A special report of Freedom House, 2005）;
Stephen Zunes : Weapons of Mass Democracy:
Nonviolent Resistance Is the Most Powerful Tactic Against Oppressive Regimes(2009) (http://is.gd/G6CMSE) 。
[xxi]本章最初发表在《中国人权双周刊》第52期（2011年5月19日）。这里针对新近发生的、 备受关注的利比亚革命和中国的乌坎事件作点补充说明。2012年10月，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推翻了卡扎非独裁政权，一些人似乎找到一个发生在“眼前”的案例，据此说明“还是暴力革命管用”。在此，我想提醒那些暴力革命论者不要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1、利比亚革命的开端是民众走上街头和平抗议；2、正是卡扎非对和平抗议者残暴的镇压导致了军队的分裂;3、正是因为最初发生的是和平抗议，从政府军中分化出来的“叛军”才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4、由于国际社会的武装干预、支持，反叛的军队才免于被消灭的命运。
广东陆丰乌坎村民由于土地问题而走上街头，在经过近3个月的抗争后，广东当局与村民谈判、妥协，包括承认了村民选举产生的自治机构。在抗争过程，当面临大批警察围困的时候，村民们曾拿起菜刀、棍棒守卫在路口和家门，以阻止警察进村。一些人也截取这一片段，用来论证应该采取暴力行动。在此，我想向这些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村民们一开始就拿着菜刀、棍棒走上街头，结局会如何？还想提到下列事实：1、林祖鑾等抗议领导人反复强调“不来粗野的”、要“文戏”而非“武戏”、“以理服人”；2、当大批警察要强行进村的时候，村民拿起棍棒守候在路口，是防卫性而非攻击性行为；3、整个抗争过程是和平、有序的。
客观、周到的人会为村民们运用非暴力抗争的水平、技巧所鼓舞。村民们的组织性、团结性、纪律性，以及对于条幅、旗帜、媒体等信息传递手段的娴熟运用，给人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经常有人说非暴力抗争不适合于中国，乌坎抗争是对这种论调的一个驳斥。还经常有人说中国老百姓素质太低，乌坎抗争也是对这种论调的一个驳斥。当然，在整个国家的专制制度没有改变的大环境中，乌坎一个村庄能否保持抗争获得的某些果实，有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