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我应邀给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一批学生、学者做了一场演讲。一位中国学者提了一个问题：“你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哪些改革是困难的，哪些是容易的，应该先进行什么改革，是从困难的开始还是容易的入手？”这个问题提得好。我的回答是，“那些不触及现制度基本原则、不影响共产党权力的改革是容易的，但并没有什么意义；那些触及现制度基本原则、影响共产党权力的改革是困难的，但是，这样的改革才会有意义。所以，改革应该从困难的方面确定切入点。”
前面说过，当今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伪改革现象，每隔一段时间推出一点无关宏旨的“制度创新”，制造渐进政治改革的幻觉，以应付外界舆论、无限期拖延民主改革。而盛行于知识界的渐进主义，则回避重大、有难度的变革，将开放言禁、党禁、全国选举排斥在近期议事日程之外，误以为不提出重大的变革要求反而更有利于启动政治改革。舍难就易、回避挑战，这或许是人之常情，但民主转型必须有重大的开端，小改小革与民主转型之间只有想象而非真实的联系。要想启动民主转型，必须有要求大变革、面对大变革的决心和勇气。
为了实现民主转型，精英人物的思想首先要转型。“改革”，尤其是“渐进改革”、“体制改革” 的思维范式，需要转换为“民主转型”。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体制”和“制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指的只是对制度运行的某些方式进行调整，亦即所谓“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改变整个政治制度的性质与架构[i]。知识分子们试图“暗度陈仓”，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体制改革”，希望赋予“体制改革”以“制度改革”的内容，但迄今为止，他们多数人的具体改革主张并没有超出官方设定的界限。
与“政治体制改革”涵义的这种模糊混乱不同，“民主转型”却是一个有明确原则的专门概念。所谓“民主转型”，它指的就是从专制政体转变为民主政体。为此，它要求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亦即要求开放党禁言禁、开放地方选举，以及举行全国自由、直接选举。民主转型也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但与渐进主义者主张的小幅度、慢速推进“路径”不同，它要求必须进行重大的变革，时机、节骤、速度非常重要，尤其是从自由化到民主化的时间间隔应该合理（请回忆一下本讲座前面所提出的L-D跨度）。民主转型的思考范式不是将从专制到民主的大变革视为政府的单方面行为，而是视为统治精英、反对派、不同政治力量博弈的过程。此外，这一思考范式也不像渐进改革主义那样将政府主动改革预设为惟一的转型模式。
以当今中国的政治状况而言，是否启动、推进民主转型，是鉴别真改革与伪改革的惟一标准。不要耽入幻想，以为在民主转型发生之前，会有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转型所要求的大变革，其内容是特定、明确的。借用伊索寓言中的一句名言，“这里就是罗德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接下来将重点讨论适合于中国民主转型的变革顺序。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渐进主义者们总是强调说“应当循序渐进”，但是，却几乎没有人严肃、仔细探讨过究竟应当按什么顺序“渐进”。当然，这不是说，渐进主义者们没有关于改革顺序的设想。实际上，在他们那里，顺序问题也占有核心的位置。其总体思路，恰如周天勇所概括的，是“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由局部到整体逐渐展开” [ii]；“法治先行”、“党内民主先行”，或者从地方选举突破，等等，实际上都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然而，问题在于，渐进主义者们的设想，无论是总体思路还是具体主张，都是想当然的，与民主转型的经验不符。渐进主义者们所刻意回避甚至反对的开放党禁言禁等整体性变革，正是民主转型的起点，按照他们的设想，民主转型实际上会遥遥无期。
政治自由化即开放党禁言禁等是民主转型的第一个阶段。所有的民主转型都经历了或长或短的自由化阶段，然后过渡到民主化——自由、直接选举全国政府。民主化之前必须自由化，否则，任何选举都不可能是真实的。不过，尽管自由化应该先于民主化，下面我将首先讨论中国的民主化，然后讨论中国的自由化。我将通过讨论选举顺序，阐明民主化应该在什么时候发生。
并不是所有的民主转型都在全国大选前开放了地方选举。在先开放地方选举的转型中，地方选举是自由化的一部分，而不属于民主化的范畴。前面说过，渐进主义者们几乎普遍主张选举的开放应该自下至上逐步实行，也就是，从乡镇、县市、省区逐级实施自由直选，最后举行全国选举[iii]。基于“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的思路，优先举行全国大选对于是他们不可想象的，即使是最大胆敢言的人也将民主化推迟到了遥远的未来。
在渐进主义者们的这一设想中，L-D跨度不可避免会相当长。他们自以为这是最现实、稳健的战略，然而，我在下面将阐明：如果遵循这样的选举顺序，如此安排L-D跨度，将极大地增加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最有可能导致中国的动荡和分裂。最稳健、安全的做法，不是自下至上逐级开放选举，而是缩短L-D跨度，优先举行全国大选，至少全国大选应当先于省级选举。
我提出这一观点直接得益于胡安·林茨、阿尔弗·斯泰潘。他们的研究发现，在存在国家认同（stateness）亦即分裂问题的国家，第一次自由选举——“奠基性选举”（founding election）——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选举顺序可以建构、也可以瓦解对国家的认同。如果第一次选举是地方性的，将会使得竞选的焦点集中在反对国家的民族主义议题上，选举一完成全国政府的正当性和权威就立即下降了。而如果第一次选举是全国性的，它将会加强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促进全国性政党的形成，提升全国政府的正当性与权威[iv]，从而大幅减少了L-D跨度内的不确定性。
下面我将通过几个具体案例阐明这一点，并进而提出在确定全国选举优先于省级选举的前提之下，中国——一个幅员广大、有分裂危险的大国——民主转型的两种操作方案。
我将首先讨论三个案例，阐释恰当的选举顺序对于西班牙化解分裂主义的重要性，以及错置的选举顺序在南斯拉夫、苏联解体中的作用，然后说明其中的经验教训为什么同样适用于中国。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西班牙政治并不感兴趣，但是那里的民主转型却备受国外学术界关注，是著名的成功案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崩溃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不少人试图从中总结“亡党亡国”的教训，他们的分析是官方色彩的或扭曲性的，可以用来反对民主转型，不能用来指导民主转型。
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开始于1975年岁末，亦即弗朗哥（Franco）去世之后。长期统治西班牙的弗朗哥政权，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经济高速发展后，最终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不仅工潮、学潮频仍，族群问题、分裂主义也激烈化了。弗朗哥病重后接掌政府的布朗哥（Blanco），就是被巴斯克分裂组织“埃塔”（ETA）爆炸身亡的。巴斯克人是一个分布在西班牙西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古老族群，他们在传统上讲一种其起源至今仍是个谜的独特语言。在其大部分历史中，跨越数省的西班牙巴斯克地区都享有某种程度的语言、宗教、政治自治。但是，在弗朗哥统治之下，往日不再，巴斯克受到了残酷、严格的压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极端的巴斯克分裂组织终于产生了。[v]
巴斯克极端组织“埃塔”。
巴斯克并不是困扰着西班牙的惟一民族问题。在西班牙东北部居住着数百万以加泰兰语为传统语言的人。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的民族主义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久远。在西班牙“第二共和”时期，加泰罗尼亚地区曾建立自治政府，首府是著名的巴塞罗那。弗朗哥取消了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于是加泰罗那流亡政府成立了。随着时光的推移，流亡政府首脑穷困潦倒，但在加泰兰人心中却享有崇高的威望[vi]。
简言之，民族主义是西班牙民主转型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其转型过程必须要处理、疏导的棘手问题。有民族问题的国家，其民主转型总是要更加复杂、棘手。转型开始后，长期受压制的族群情绪会获得宣泄机会，民族主义往往会空前高涨，战争、分裂是很可能会发生的。那么，西班牙的民主转型是如何得以避免这类不幸的呢？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恰当的变革、选举顺序。
西班牙的民主转型是按先中央后地方的顺序进行的。弗朗哥去世之后，西班牙恢复了君主的设置，国王卡洛斯任命苏亚雷斯（Suares）为首相启动了转型。作为民主化的预备阶段，新闻、媒体展开了政治改革的热烈讨论，政府经过大量沟通起草了《政治改革法》，获得了议会的通过并交付全民公决。接下来正式开放了党禁，使不同政党合法化[vii]。在此基础上，1976年6月举行了第一次自由的全国议会选举。由于实行的是君主立宪政体，所以议会选举结果也决定了谁担任政府首脑。围绕这次选举，形成了4个全国性大党，它们都在巴斯克、加泰罗尼亚进行了非常卖力的竞选。但此次选举产生的议会，其最主要的任务是制定一部新宪法。由四个主要议会政党和加泰兰民族党参与起草的宪法，在议会以94.6%的赞成票通过后，于1976年12月交付全民公决通过（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也都获得了通过）。新宪法确定后，政府又不失时机地在1977年3月举行了第二次议会大选。至此，中央政权的大变革完成了。经过3次全国性投票（包括议会选举和宪法公决），全国政府和议会得到了加强，取得了足够的认同即正当性（legitimacy ）。
正是在这样的优势下，政府和议会与第一次议会大选后在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建立的区域政权机构，就赋予殊地位问题展开了真诚的沟通、谈判。[viii]经过激烈、紧张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也就是两个地区的自治法，于1979年10月交付当地居民公决。加泰罗尼亚自治法的得票率是87.9%，巴斯克自治法的得票率是90.3%[ix]。至此，西班牙的民主转型宣告完成。
假如政府没有将民主化作为优先考虑、第一次选举不是全国性而是地域性的，西班牙的转型将会复杂化。正如林茨和斯泰潘的分析，西班牙的转型是在明显不利的条件下展开的，包含着极其危险的变数[x]。转型开始后，巴斯克分离主义者的恐怖活动不仅没有下降，反而螺旋式攀升。例如，1978年，也就是通过新宪法的那一年，有65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1979年，亦即表决巴斯克自治法的那一年，死亡的数字达到78人。恐怖袭击的攀升、军方的报复性介入，使人们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xi]。
如果第一次选举是地方性的，首先强大起来的将是区域性政党。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等具有分裂可能性的地方，最有可能赢得选举的，用林茨、斯泰潘的话表述，将是讲述“苦难与希望”的民族主义者[xii]。地方政权在正当性上将优越于中央政权。中央政权的权威将会被削弱，其对议事日程的主导权将很可能丧失。提交给巴斯克人、加泰兰人投票决定的将很可能是独立还是留在西班牙之内，而不是要多高程度的自治。军方将获得充分理由全面介入，政变将会提前爆发并且成功机率更高[xiii]。西班牙将前途难卜，内战、分裂或回归弗朗哥时代等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然而，由于政府优先致力于民主化、首先举行了全国性选举，前面的路就变得“简单”清楚了起来。在转型过程中，没有任何全国性政党和利益集团提出制度性指控（system blame）,这显然得益于政府在寻求广泛共识基础之上迅速民主化的战略。在巴斯克地区，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主张独立建国，但是埃塔的恐怖主义原本享有相当广泛的同情。出于对军方强硬态度的反应，同时也是为了干扰转型进程、实现分离出去的目的，激进的民族主义组织不仅号召抵制选举、而且更频繁地诉诸暴力。但是，经过多次全国性投票之后，特别是围绕着自治法的谈判和公民投票，民族主义组织发生了分化，人们的情绪出现了重大转变，埃塔的极端主义被孤立化、边缘化了[xiv]。
回顾西班牙转型的历程，如果不引进局部的联邦制安排、区域自治，国家认同问题当然是不可能得到成功处理的。但是“西班牙能够通过成功的权力下放处理国家认同问题”，是因为它首先通过恰当的选举、投票顺序，“建立了具有正当性的国家政权，使它享有权威和能力来进行制度的重构”[xv]。
由于时机、顺序把握得当，西班牙转型既尊重了族群认同，又重建了国家认同。但是，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如果谁想解体国家、加剧族群冲突的话”，“遵循的实际上是应该遵循的最佳（选举）顺序”[xvi]。我国有一种广泛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前苏联的解体是由于改革太快、太激进。这其实是假定“慢的就是稳的”的想当然判断，而不是仔细分析其转型过程、战略的结果。
延伸阅读：
胡安·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第六章（西班牙，103-111页），第十九章（苏联与俄罗斯，366-417页）；
J. Linz and A. Step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Daedalus, Spring 1992 , pp.. 123-39）
[i] 在70年末、80年代初，领导集团开始倡导“改革开放”的时候，就区分了“体制”与“制度”，体制指的是制度的表现形式、运作方式，而不是制度本身。所以，在官方的文件中，使用的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之类的表述。在官方看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不能改的，可以改的只是其某些表现形式、运行方式。参见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出版社，1984年）；蔡继明《改革开放30年的最大成果：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http://is.gd/dWQbJ）。
[ii]参见周天勇等《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第4页。
[iii]例如，季卫东、俞可平、张博树、周舵等学者都认为选举应该自下至上逐步开放，改革的重点首先是基层政权、地方政府。季卫东说：“从建立安定的依法民主主义体制的立场来看，我不认为应立即实行最高领袖的直选和全国人大代表的普选。……中国政治改革的初步实践已经预示了更现实可行的民主化方式：只要近期把行政首脑的真正的直接选举从村民委员会扩大到乡镇乃至县市，把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从县扩大到省、直辖市，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权力的正统化、合法化机制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参见季卫东《中国：通过法治迈向民主》）。需要说明的是，我1997年在狱中上书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也曾提出类似建议，但我并不反对首先开放全国选举。当然，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种自下至上逐级选举的顺序有什么不妥 (参见王天成《狱中文存四篇》，原载《北京之春》99年2月号，http://is.gd/eLNee）。）对于渐进主义者来说，这样的选举顺序是很自然就能想到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选举的地域范围越大，越容易发生动荡，从小至大才是稳健的。渐进主义者们在提出这样的设想时并没有任何论证，似乎那是顺理成章、不必质疑的。
[iv] 参见J. Linz and A. Step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Daedalus, Spring 1992 , pp.. 123-39）；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pp.87-115, pp. 366-400。
[v] 参见 Stanley Payne： Catalan and Basqu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 6, No. 1, 1971)；Manuel Romero Carril：Basque Nationalism:History,Roots and Possible Solutions（U.S. Army War College Strategy Research Project）。
[vii] 最初，共产党并不在合法化的政党之列，但是，共产党被排除在选举过程之外是不符合民主化的要求的，所以，苏亚雷斯与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秘密谈判。共产党领导人承诺将承认君主制、使用象征着君主制的“红-黄-红”国旗、支持一项未来的社会协议，苏亚雷斯顶着军方的压力宣布了共产党的合法化。Paul Preston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p114。
[viii]参见J. Linz and A. Step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pp.98-101。
[ix] 同上。
[x] 参见J. Linz and A.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pp.99-101。
[xi] 参见Paul Preston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pp.124-159。
[xii] J. Linz and A. Stepan,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xiii] 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军事政变的危险一直萦绕在西班牙的上空。军方不少高级将领在政治上都是弗朗哥主义者（Francoist）。在转型完成后，随着首相苏亚雷斯声望的下降和巴斯克地区在继续发生的恐怖活动，1981年2月，政变终于发生了。但是，几个小时后，政变就失败了。假如选举的顺序选择失误、导致区域政权对中央政权构成挑战，政变也许早就发生了，并且会赢得更多人的支持。
[xiv] 参见Paul Preston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pp.124-159。
[xv] J. Linz and A.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p99。
[xvi] J. Linz and A. Stepan,：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