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截然不同的“8-9-6-4”，一个是黑色的，另一个是光明的，它们都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的56天，红色中国提供了一个被扼杀的民主转型案例。大规模的学生、市民抗议带来了转型的契机：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了，在温和派的努力下，部分开放了媒体，并寻求与反对阵营对话、协商。但部分幼稚、激进的学生宰制了天安门广场的局势，街头运动变得无法节制，同时，统治集团内部温和派领导人的不谨慎也激怒了还在观望的强硬派首领。
最终，双方都本应尽可能避免的流血发生了，长安街上响起了反人类的枪声。这是发生在北京的“8-9-6-4”，中国因此错过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这是一张举世闻名的照片。一个据说叫“王维林”的青年只身阻挡1989年6月开上北京街头的坦克，成为20世纪人类勇气的象征。
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还有一个“8-9-6-4”：同一天，瓦文萨领导的波兰团结工会赢得了根据圆桌会议协议举行的议会选举。“女士们、先生们，1989年6月4日，共产主义在波兰结束了！”一位漂亮的女演员在舞台上宣布[i]。那是苏东共产主义阵营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张骨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都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最高统治者没有下令开枪，或者下令了，但军队、警察拒绝执行，历史改变了方向。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因此迅速地实现了民主化，并立即着手建立民主制度赖以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的大本营——苏联，其转型虽然是统治精英主动推行的，但转型还没有完成，国家崩溃、分裂了。苏联崩溃后，叶利钦在俄罗斯并没有抓住有利时机将建立民主体制置于优先地位，其经济制度转型的进程要比东欧、中欧国家曲折艰难。
北京的“8-9-6-4”结束了被诬称为“动乱”的和平请愿运动，也结束了一个时代——纯朴而活跃、勇于面对未来、强调政治改革的80年代。镇压之后，知识分子面临的外部环境和他们内在的心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治集团清洗、整肃了内部的温和派，立法废止了宪法承诺的游行示威权利，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和“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高调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似乎只有专制才能维持稳定、才能发展经济，如果实行民主就会乱、经济就发展不起来。在一段时间内，官方不再谈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甚至经济体制改革也停滞了。不过，到了1992年，邓小平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6-4”以后的知识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思考、重新出发的。最初的一段时间，许多人都“有—种窒息感，一下子坠入没有边际的时间深渊”，“真的好像死过—次”[ii]。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他们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乐观起来，因为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符合一个广为人知的理论——民主政治必须立足于自由市场经济之上。
在“痛定思痛”之后，许多人对于自己曾置身于其中的80年代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认为80年代是幼稚、激进、浪漫的，是思想多于学术的。他们要求自己变得理性起来，以更深的学术积累，传播包括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思潮，阐释“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的涵义和彼此复杂的关系，而在政治上却退却了，在政府明显比80年代更没有政治改革意愿的情况下，把希望集中到了政府主动改革上，而且几乎一致主张渐进改良主义。许多人对于年复一年“稳定压倒一切”的舆论宣传不以为然，但其思考却不约而同地打上了这一论调的烙印——既渴望转型又害怕转型，一谈到转型就联想到动荡、失序，强调要“渐进”、“有序”，假定那样就不会有“阵痛”了。
另一个截然不同的“8-9-6-4”也对9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我国许多学者的看法大概是东欧、俄罗斯的人们想不到的。当东欧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瓦解的时候，“受够了他们（共产党）”[iii]的人们沉浸在欢庆之中，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随着经济转型的迅速启动，原本在危机中的经济大幅下滑，一些西方专家甚至担心会引发激烈的抗议、动荡，导致新生、脆弱的民主体制的破产。但人们，虽然不免沮丧，忍耐了——没有发生“激进的集体抗议、漫无节制的运动、大规模的罢工以及政治暴力” ，转型时期的政治生活是相当稳定的[iv]。
1989年11月，人们在欢呼象征着冷战和共产主义铁幕的柏林墙被推倒。
改革2-4年后，一些国家的经济开始从低谷反弹，1995年至1999年绝大部分东欧国家GDP平均增长率都超越了80年代，走上了稳步增长之路[v]。民主宪政体制巩固了，经济转型也最终获得了成功。2007年，著名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发表了经济学家奥拉·哈夫里立辛（Oleh Havrylyshyn）的研究报告，总结了前苏东地区转型15年后的结果：变革快速、广泛的东欧国家要比变革较慢或只进行了有限改革的独联体国家，在经济增长、制度建构、吸引外资、贫富差距、减少贫困等方面的表现都明显要好，社会所承受的痛苦、付出的代价也更少[vi]。
但是，在西伯利亚以南的中国知识界，许多学者对于苏东转型的过程和成就并不十分了解，他们的看法总体上是相当负面、灰暗的。苏联的崩溃经常被简单地归结于改革速度太快。大量的学人，无论是官方的、投机的，还是有独立立场的，匆忙地得出了结论：苏东激进、快速的转型是灾难性的；还是中国渐进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好，政治体制改革也最好是渐进的[vii]。
对于官方而言，苏东剧变是一场噩梦，宣传媒体对东欧人民自豪的、结束专制的抗议运动讳莫如深，将那里发生的一切统称为“动荡”，认为必须避免步苏东后尘，而知识分子们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近似的结论——不能走苏东道路。
归结起来，80年代最后一年北京城的呼喊与血光，留给许多人的不是悲壮的激励，而是沉重的打击。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本来是人类自由的重大胜利，但在西伯利亚以南的中国留下的却是阴影，挫伤了人们对转型的渴望，激起的是对转型的畏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发生了断裂、转向。
从90年代上半期开始，发生了一场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争论，这是中国知识界思想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来源。不过，触发这一讨论的不是90年代的著述，而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1988年在香港的一次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的演讲。余英时在演讲中阐明了晚清以降中国思想演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就是不断激进化——从主张西方政治制度，进而全盘否定中国的文化传统；从倡导政治改良到要求政治革命，到主张共产主义社会革命，最后发展到主张文化革命。余英时的演讲最后落在对80年代下半期比“五四”反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化反思热的反思上。在80年代末大陆知识界激烈的文化反思热正当高潮的时候，也许没有多少人会耐心倾听余英时的批评。但是，在“64”之后特殊的心态、氛围之下，余英时的演讲在90年代初传到大陆之后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viii]。
的确，余英时所揭示的不断激进化现象，对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和思考国家、民族的未来，具有很高的价值。非常明显，共产党人要砸碎一切、重建世界的极端的社会革命，以及“五四”和文化反思热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偏激、全盘的否定，是必须批判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特别是1949年以后，保守主义被彻底污名化，“保守”一词被等同于“愚昧”、“落后”、“顽劣”，一切激进的东西都被冠以“进步”、“觉醒”的名义而受到膜拜，整个社会的文化缺乏精神宽容和不同思想的激荡、制约。
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激进’和‘保守’应该在紧张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在一个要求安定的时代，‘保守’常常是思想的主调，而‘激进’则发挥着推动的作用”[ix]。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说“激进’和‘保守’应该在紧张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然而，大陆知识界经过这场“激进—保守”的讨论之后，在“保守”获得正名的同时，“激进”却被污名化了。像过去一样，不少人陷在简单化的、“激进—保守”的二元对峙思维中，以“激进—保守”论是非，只是这次情形反转了过来：“保守的”是正确的、现实的、好的，“激进的”则是浪漫的、灾难性的，在理论上只反激进主义、不反保守主义。
在这一批判“激进”、转向“保守”的思潮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80年代影响很大的两位学者——李泽厚、刘再复１９９５年在香港发表的著名的《告别革命》一书。这一“没有严格的论述论据”、“只是表述看法”[x]的对话录，却是知识界倒向保守的重要著作。 李泽厚、刘再复说，“２０世纪的中国，从上到下都太激进” [xi]。“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政治民主“远不是当今中国现实所急需”。中国未来的发展应该遵循“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的逻辑顺序[xii]。不过，对话录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告别革命”，正如其标题所显示的。华人学者张灏将历史上所发生的革命区分为“小革命”（政治革命）与“大革命”（社会革命）[xiii]，对“小革命”持同情态度。李泽厚、刘再复并没有进行这样的区分。
《告别革命》的第一作者李泽厚
“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政权的激烈行动” [xiv]。影响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对其充分反省才是最根本的反省，二十一世纪不能再革命了。“我（李泽厚）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这种革命方式付出的代价太沉重了” [xv]。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的是一个大烂摊子，是一大堆无序的混乱、破坏。“辛亥革命未必必要 ”,“戊戌变法可能成功”[xvi]。共产党仍然是有重要效能的支柱力量，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有另外的力量、机构替代它，“可以反对它，批判它，攻击它，但我不赞成打倒它，取缔它，摧毁它”。[xvii]。改良也就是进化（evolution）,是相对于革命（revolution）而言的,即“不是通过突变、飞跃、革命，而是通过改良、改革、积累而取得进步”[xviii]。“法制、理性、渐进、建设”[xix]。“改良比革命好”[xx]。
李泽厚、刘再复的对话录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晚清发生的“革命-改良”之争再度被激活。尽管有不少人对于彻底否定革命并不认同，但“改良优于革命”显然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我也不赞成暴力革命，因为那样的时代已然过去。然而，问题在于，李泽厚、刘再复要告别的不只是暴力革命。他们还要告别突变、飞跃，假定不经历突变、飞跃就可以实现民主。他们只主张缓慢的演化、渐进的改革，其中还包含了一个未经证实的预设，就是不仅改良优于革命，渐进的改良也优于快速、急剧的改革（东欧的快速、急剧变革，在他们看来是不可取的）。
李泽厚自述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了“法国式”与“英国式”不同道路之分，认为后者优于前者[xxi]。的确，在进入90年代之前，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反思法国革命、推崇英国道路。但是，这一思潮的兴盛却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它构成了知识界思考政治转型路径的最重要的理论来源。
学者们热烈地谈论着英国与法国历史的不同。英国道路是经验主义的，法国道路是理性主义的或者理性的狂妄自负。英国的民主宪政是通过不断改革形成的，是在历史的岁月中逐渐演化、成长起来的。它的反面教材是法国革命，是法国革命的血腥、暴力、恐怖和动荡不宁。
我对学术界关于法国革命的不少这类反思也是认同的。然而，英国道路是否可以用“渐进改革”来概括，在此必须予以辨析。
延伸阅读：
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Cambridge in Association with Penguin Books, 1990, p45).
Jan Fidrmuc，Economic reform, democracy and growth during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9 (2003) 583–60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第1-29页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244-307页（香港天地图书，1996年）
[i] 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Cambridge in Association with Penguin Books, 1990, p45).
[ii] 刘再复的一段表述体现了许多人在“6-4”之后的心境：“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我有—种窒息感，一下子坠入没有边际的时间深渊，这种体验真是“刻骨铭心”。“经历了一次大沉重之后，反而轻松了。我真的好像死过—次，开始了第二人生。”（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页，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5版）
[iii]“这些年来我已经受够了他们”，一位波兰老人在1989年6月4日的议会选举中，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划掉了选票上所有共产党候选人的名字。参见Timothy Garton Ash: We the People: The Revolution of 89, p28。
[iv]Bela Greskovits,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test and Patience: Eastern European and Latin American Transformations Compared, p69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v] 参见Jan Fidrmuc，Economic reform, democracy and growth during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9 (2003) 583–604）。中欧、东南欧、波罗的海国家（本书统称“东欧国家”）1995-1999年的平均GDP增长率为：波兰5.78，匈牙利 3.2 3，保加利亚 _1.96 ，捷克1.34 ，斯洛伐克 5.02 ，罗马尼亚 _0.74，阿尔巴尼亚 6.14，克罗地亚4.28 ，马其顿 1.4 ，斯洛文尼亚4.2，爱沙尼亚4.48 ，拉脱维亚3.22，立陶宛 3.24 。经济转型初期 ，GDP下滑非常之大，相当一段时间后GDP才恢复到1989年的水平，但GDP增长率1995年后就开始纷纷超越1980年代。
[vi] 参见Oleh Havrylyshyn： Fifteen Year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Rapid Reformers Outperformed Gradualists. （The Cato Institut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Development Policy Analysis. No v e m b e r 9 , 2 0 0 7 , n o . 4（http://www.cato.org/pub_display.php?pub_id=8781））。快速经济改革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改革起点很高然后平稳推进的国家：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休克疗法流产的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吉尔吉斯坦，俄罗斯。渐进改革国家：罗马尼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卡扎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只进行了非常有限改革的国家：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当时在经济转型上存在两种战略主张，一是快速的，二是渐进的。大爆炸战略主张者们认为，变革的迟缓会导致严重的寻租行为，产生对变革的抵制甚至使变革逆转。他们认为组织、制度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但应在经济自由化之后实现。渐进主义者们担认为步子太快会导致更大的社会代价、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痛苦。他们主张在自由化、私有化之前应先建立组织、制度，以保证得到最大效应。
后来的历史证明大爆炸主张们的担忧和判断是正确的。独联体国家的改革速度普遍要慢一些，经济自由化程度也明显不及东欧国家。其中，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体制仍然非常类似于过去的计划经济。
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贫富差距悬殊，少数寡头控制了庞大的财富。（ 长期以来，国内知识界以为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是快速、激进的，但实际上并不准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流产了，改革速度放慢，改革也并不彻底，只实行了中等程度的经济自由化）。
[vii] 持这种观点的作品数不胜数，这里只列举两篇有真知灼见、十分难得的反驳文章供读者参考：吴敬琏《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战略吗?》（《经济学动态》 , 1994年 09期）；孙来祥《对一种“社会共识”的质疑》（《战略与管理》 , 1995年 01期）。
[ix]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第1-29页。
[x] 这是李泽厚、刘再复本人对《告别革命》的评价。见《告别革命》第5版前言（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4年，第5版）。
[xi] 同上书，第6页。
[xii] 同上书，第22页。
[xiii] 张灏《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第42-56页。
[xiv]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第24页。
[xv] 同上书，第60页。
[xvi] 同上书，289页。
[xvii] 同上书，300页。
[xviii] 同上书，302页。
[xix] 同上书，294页。
[xx] 同上书，289页。
[xxi] 同上书，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