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主义的不良政治后果是多方面的，这里着重从民主转型发生的角度讨论。渐进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观，也是一种心态、一种思维方式。前面说过，渐进主义者们，除极个别例外，普遍回避要求开放党禁等民主转型的关键性变革，因为他们认为统治精英们不可能同意。在他们看来，只有提出低限度的、不涉及现制度根本原则的要求，才是现实的。醉心于与民主转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小改小革，不要求尽快开放党禁、不要求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这正是渐进主义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后果之一。然而，一个并不难明白的道理是，如果不提出民主转型所需要的关键性变革，那么，民主转型就更加不可能发生。你连要求都没有提出来，他为什么要改？
在专制制度已经散失了正当性、不再被人们所认同的情况下，由于这种无原则的退让，渐进主义大大缓解了专制政府的政治压力，消解了对于民主的呼声。这是渐进主义一个最明显的后果。当然，可以理解，发出要求开放党禁等重大变革的声音是不容易也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多一些像贺卫方、张博树、顾晓军那样的学者[i]，风险也就降低了，言说空间就会扩大，一种要求转型的舆论压力就会形成。而渐进主义妨碍了这种舆论压力的形成。
民主转型的发生并不能靠要求的可怜、卑躬屈膝而换来，几乎没有例外——盟军占领下的德国、日本除外——是社会与掌权者之间博弈角力的结果。渐进主义将希望寄托在依靠政府单方面的点滴改革上，因而，它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人们消极、被动地等待。多少年来，许多人就是在等待、盼望中度过的，等待盼望一点一点地好起来，等待盼望着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出现。当一届领导人让人失望的时候，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下一届领导人身上，不知道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希望。人们太在意领导人的姿态，哪怕仅仅是语言上一点含糊其辞的新提法，也会被过度猜测解读；太在意政府的任何“开明”之举，哪怕是显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伪改革，也会受到过度的赞许、吹捧，沉浸在与民主转型的想象的联系之中。
渐进主义不仅为统治精英玩弄语言游戏和进行种种规避、对抗民主转型的伪改革提供了接受、容忍空间，也为他们以伪改革拖延时间或干脆不进行任何调整、停滞不前以及给体制内学者为此进行辩护提供了理论依据。你经常听到一些领导人说“民主需要一个过程，应当循序渐进”。这就是他们对不进行改革所作出的解释。过去３０年明明是拒绝真正的民主改革的历史，却被俞可平、周天勇、徐湘林[ii]们说成是中国一直在进行“渐进政治体制改革”；过去３０年——就政治制度而言——明明是知错不改的历史，却被保守到几近病态的萧功秦美化为“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iii]。渐进主义在中国已然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许多学者一方面籍此表达了对与民主的向往、不受良心谴责，另一方面又迎合了政府、获得了免受打压乃至跻身学界显贵的机会。
邓小平在1986年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他的意思也就是现在不能进行民主改革。
不过，这一集装箱鸦片对那些被动吸烟者影响更大——渐进主义还有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它一再渲染开放党禁、全国大选不仅在目前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会导致动荡混乱，有意无意与统治集团“稳定压倒一切”的宣传交相呼应，使人们对民主转型没有信心、处于想象的恐惧之中。以渐进主义反对尽快开放党禁、举行全国自由选举而言，它是反自由化、反民主化的，但渐进主义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种反民主转型的主张。它最严重的问题在于萎靡人的意志、精神，使人没有面对大变革的决心和勇气，都变成“现实的”、“策略的”、不积极争取未来的封闭的个体。一个民族的心态史也就是其政治史。我以如此多的笔墨批判渐进改革主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人们的心灵能变得积极、开放、刚强、勇敢起来。
为了有助于评判当下中国保守、畏缩的渐进主义能走多远，这里要介绍两个也声称奉行渐进主义、站在十字路口的国家。它们一个离我们不远，另一个是文明古国。首先要介绍的是前苏联联盟共和邦土库曼斯坦。
在独立前，土库曼斯斯坦共产党领导人抵制了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改革，虽然举行了“共和国”总统直接选举，但不过是苏联传统风格的“选举”，而不是有多个候选人的竞争性选举。在从苏联解体中获得独立后，土库曼斯坦统治精英们也声称要建立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他们说，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所启动的变革“导致或加剧了经济困境、政治冲突、社会不稳、族群紧张，在有的地方还引起了战争”，所以，土库曼斯坦应该遵循一种“慢速的、演化式的改革路径”，从而最终实现民主而又避免这些混乱不幸[iv]。“稳定高于一切”，土库曼斯坦领导人们说[v]（像中国领导人）。共产党在土库曼斯坦被更名为“民主党”，但是，今天这个国家仍然是从苏联的崩溃中独立的国家中改变最少的，在“自由之家”的评估中，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比中国的排名还靠后。其经济体制仍然类似于苏联时期的计划体制，政治制度是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独裁体制。媒体充斥着对总统尼亚佐夫的赞扬，这位“土库曼的领袖”，以全民“公决”延长任期，或以90%甚至接近100%的得票率“当选连任”。在谈到政党问题时，尼亚佐夫说，不应该引进其他国家的政党制度，政党“应该是自然成长的”[vi]（有点像周舵的观点[vii]）。在时间的河流中，土库曼斯坦以渐进的名义停滞了。
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他直到2006年死去也没有进行任何民主改革。
现在让我们把眼光转向中东，那里有一批国家声称在走渐进改革之路，埃及——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就是这样。在80年代，刚上台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表示要逐步实行民主，推行过相当显著的政治自由化：释放政治犯，允许媒体批评政府官员；在1987年的议会选举中，反对党赢得20%的席位；非政府组织增加了数千个。然而，此后不久，风向变了，“去自由化”（deliberalization）发生了:重新开始控制，操控扭曲选举，打压反对党，关闭报纸，监禁人权活动者，破坏民间组织，等等。人民的自由被缩小，穆巴拉克的自由扩大了。[viii]穆巴拉克每次都以９０％以上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执政党总是能“赢得”８０％甚至95％以上的议会席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2年，穆巴拉克在大规模民众抗议中被推翻。
等待审判的穆巴拉克。他曾经是位渐进改革者。
与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相似，中东还有一些国家，例如约旦、科威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ix]，在过去２０多年中也经历过自由化，然后出现倒退、停滞。渐进主义在这个地区已成为停滞不前的代名词。
这些国家所实行的是“策略性的自由化”，目的在于缓解压力延续威权统治，而不是民主化。它们在政治学上被称为“自由化的独裁统治”（liberalized autocracy）或“独霸性选举威权政体”（hegemonic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x]。对此，后面在讨论中国当前政体的类型归属时还会涉及，这里要说的是，以当下知识界的渐进主义回避开放党禁等重大变革、不要求自由化或只要求有限的自由化而言，它要进展到霸权式选举威权政体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政治转型在中国得以启动，以渐进主义中强烈的威权控制特质，前景也很可能是独霸性选举威权政体而不是自由民主政体。独霸性选举威权政体很可能会倒退或长期停滞不动，因为小步幅的开放更容易被取消或止步不前，亦即不向任何方向转型[xi]。
（本节与上节内容作为《大转型》的一部分，2011年2月24日发表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上，鉴于埃及形势的的变化，当时插入了以下说明，兹照录：“本文上面关于埃及的文字写于若干个月前，当即将提交发表的时候，埃及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2010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在大规模的民众抗议中倒台。我觉得没有必要对这段文字进行修改，因为正好可以提供一个关于埃及的较完整的故事：埃及在经历了中国知识界的渐进主义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的渐进改革后，陷入长期停滞，不向任何方向转型，最终不得不经历一场革命而启动转型。不管你是否相信，几个月前写作时我曾想到，在埃及和其他一些类似的国家，要真正启动民主转型仍然需要一场非暴力革命”。）
现在对知识界盛行的渐进主义的精神气质作一总结。90年代以来，在经历了1989年的沉重打击之后，知识分子们重新出发，继续在艰难的环境下热情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一方面，知识界一直对于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不满，为政治改革的迟迟不能启动而焦，另一方面，许多人对民主转型的发生机理认识不清，而且对民主转型的心态是矛盾的。他们的一个核心考虑是策略，试图以低限度的要求说服或者说诱使统治精英开始政治改革，为此回避开放言禁党禁等重大问题，幻想着只要小的改革开始了会进一步引起大的改革。同时，他们又对民主转型的大变革忧心忡忡，担心会出现大的动荡、冲突，反对尽快开放党禁、全国大选。
正是这种自以为“现实”、“策略”和不自觉的自相矛盾，使得他们关于政治转型的总体主张与民主转型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具有反民主转型的特质。可以说，以回避开放党禁、全国选举等整体性变革 而言，当代中国知识界盛行的其实是一种伪渐进主义。这种渐进主义（或许个别像张博树那样的学者的主张除外），由于所提要求的退让、不得要领，与民主转型之间实际上只有想象的联系；它试图通过回避、无限期延迟民主转型所要求的关键性变革而实现民主转型，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了。
过去20余年来，统治集团一直在反对“和平演变”也就是民主转型，知识界主张缓慢、渐进的改革，回避、反对尽快进行整体性的大变革，实际上与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有暗合之处、异曲同工之妙。不妨说，过去20年来，许多人，尽管也许是不经意的或者完全是善意的，却的确与官方之间有一个“共谋”，共同营造了一种反民主转型的舆论、精神氛围。这无疑是非常严厉、尖锐的指责，所以，在此重申一遍，我丝毫无意否定过去二十年来知识界传播自由民主等价值所作出的显著贡献以及开拓言说空间的艰难。但知识界，特别是自由主义者，必须检点自己的言论，必须善于自我批判，因为知识精英对于中国未来负有特殊的责任。
还要看到，9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自称是经验主义的，却并没有认真研究经验、严肃对待经验。学者们虚构了“英国渐进改革道路”的神话，假定“如果不发生辛亥革命，是有可能通过渐进改革成功实现民主宪政的”，以虚构、假定为“经验”来论证渐进主义。由于资讯的封锁，也由于学者们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知识界对于发生在当代的、与中国“改革开放”差不多同时拉开序幕的[xii]第三波民主化，却并没有给予充分了解、研究。渐进主义就是在这样不严肃对待经验、不认真研究经验、沉湎于空想的状态下产生和传播的，其主张者们实际上没有提出过一个恰当的案例来作为经验依据。
在一个需要大变革的时代，保守主义以自由主义的名义取得了主导地位。历来的民主派都要求快速民主化，但是当代中国的民主派却反了过来。渐进主义通常是拒绝改革的独裁者的借口，而在中国，知识分子却高举起来了这一旗帜。他们一方面渴望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又在真诚地呼吁政改应该“慢慢来”。有些人也许在内心并不排斥甚至渴望快速变革甚至捷克斯洛伐克式的天鹅绒革命，但是，由于环境和认知原因，他们在表述上选择了渐进主义。本人在此断言，渐进主义是一个浪漫而有毒的玫瑰梦[xiii]，尽管无数的人声称它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最现实、最优越的路径。
渐进主义是一个浪漫而有毒的玫瑰梦。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当今中国作为一个兼具极权主义色彩的威权主义国家，在民主转型发生之前不可能有具有实际意义的制度、机制改革[xiv]，当民主转型发生的时候，变革将很可能是快速的，像绝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一样。
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对于民主转型而言，精英人物的选择、战略至关重要。如果精英人物们的主导精神是保守的、强调威权控制的渐进主义，即使出现转型的契机，变革的机会也可能会散失；转型即便开启了也可能会出现反复、然后或许陷入长期停滞，像一些中东国家那样，不向任何方向转型。当然，不向任何方向转型还不是渐进主义可能会导致的惟一后果，对此，后面还会在适当地方进一步讨论。
至此，我已基本完成对于渐进主义的批判。渐进主义的影响如此之深，这里的批评或许不少人不容易接受。“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但是，一种有利于民主转型的精神、舆论氛围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为了启动还是完成民主转型，思维范式都需要从“渐进改革”转变成“民主转型”。下面将提出一种不同于当下渐进主义的转型战略，为了便于理解，我称其为“大转型理论”。我将主要探讨变革的内容和顺序，同时也兼顾动力机制、转型模式等重大问题。
你将会看到，那种以为只有小步幅、缓慢的改革才能平稳、有序地实现转型的假定是不成立的。在政治改革已经开始、政治控制松动的情况下，如果改革步伐太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分裂、解体之虑的国家，是尤其危险的。慢的未必是稳的，快的未必会乱，情况更可能正好相反。只有奉行一种有着强烈时间意识、及时进行重大变革、先后顺序得当的战略，才能比较平稳、顺利地实现民主转型。
延伸阅读：
萧功秦《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时代周刊访谈录）（2009年1月）
Daniel Brumberg：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Amr Hamzawy：Gradualism of Reform and Traditional Politics（http://is.gd/dvj3M）
[i] 贺卫方、张博树、顾晓军是今年来少见的几个公开要求多党制、解除结社组党限制、允许反对党出现的人。关于张博树的观点，前面已经介绍过。2006年3月，贺卫方在被称为“新西山会议”的研讨会上，谈到了多党制，并批评共产党没有在政府部门登记注册，一段时间内产生了强烈反响（参见《贺卫方在“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所谓“新西山会议”）座谈会上的发言》：http://is.gd/dtGcv）。作家顾晓军2010年5月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呼吁培养反对党，一段时间也备受瞩目（参见顾晓军《反对党、反对派是遏制腐败的苦口良药》：http://is.gd/dtGxy）。所有的自由分子都对一党专制不满，但绝大多数只含糊笼统地谈论民主，回避直接明确涉及多党制、党禁问题，因而缺乏力量。
[ii] 俞可平的相关论述前面已介绍过。关于周天勇的论述，请参见周天勇、王长江、王安岭《攻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年）。徐湘林的论述，请参见《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摸着石头过河”与中国渐进政治改革的政策选择》（《天津社会科学》 2002 年第3 期）。
[iii] 参见萧功秦《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时代周刊访谈录）（2009年1月）
[iv]参见Michael Ochs：Turkmenistan: the Quest for Stability and Control, in Karen Dawisha and Bruce Parrott: Conflict, Cleavage, and Chang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Democrat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pp.312-3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
[v] 同上，p313。
[vi] 同上，p323。
[vii] 周舵认为应该从议会内部发源，像英美一样，而不是建立街头政党。请参见前面关于周舵转型方案的介绍和相应注释。
[viii] 以上参见Jason Brownlee：The Decline of Pluralism in Mubarak’s Egypt（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6-14）。
[x] 参见Daniel Brumberg：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Larry Diamond: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2 April 2002) 。
[xi] 参见Daniel Brumberg：The Trap of Liberalized Aut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 13.4 (2002)
[xii] 拉开第三波民主化序幕的是1974年的葡萄牙康乃馨花革命。红色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在华国锋上台不久就开始了，而不是像官方为了抹杀某些事实所宣传的那样始于1978年的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
[xiii] 参见王天成《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 纪念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年，http://is.gd/fndNP）。
[xiv] 我无意不加分辨地否定学者和活动分子们推动政府进行种种局部、细节改革特别是法制改革的意义，例如过去已经实现了的将“无罪推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刑事诉讼法、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取消收容遣送、制定信息公开条列等等。但是，非常明显，总体上看，中国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即不启动总体性的政治变革向民主转型，便不太可能继续在局部改革上实现重大的、有实际意义的突破。同时，还必须看到，在政治不民主的大前提之下，所有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推动实现了的局部改革，其实际效果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学者、活动分子们当然还可以继续在各自的领域争取新的变革，这种努力并非毫无意义，例如，即使达不到预期目的，也可以教育政府，同时，还是公民社会集聚力量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学者、活动分子们过去许多争取局部改良的努力是宝贵的、值得赞赏的。但是，并不能以争取局部、细节的改革代替或延迟争取民主转型的整体性变革，不能假定局部、细节的渐进改革会最终导致民主转型的大变革。而且，今天必须警惕各种以拖延时间、规避民主转型为目的的伪改革。如果许多人都把争取民主转型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民主转型离我们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