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介绍了迄今为止的三波民主化，以及经过这三波民主化，民主政体在当今世界的广泛分布。早在19世纪30年代，也就是第一波民主化开始在欧洲蔓延时，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预言“民主即将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和普遍地到来”，并且进而写道：“以为一场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能被一代人的努力所阻止，岂非愚蠢”[1]。

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预言“民主即将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和普遍地到来”。


那么，民主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它需要什么前提和条件呢？对此，政治学家们有两种很不相同的分析视角。一种是现代化理论（theory of modernity），试图从社会经济条件给予解释；另一种是转型学(transitology)，着眼于民主发生、建构的政治过程。

10、现代化理论：经济发展与民主

我将先简单介绍一下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差异，然后展开介绍现代化理论。在最近三十多年中民主化的70余个国家中，有的发展水平相当高，例如韩国、西班牙；有的则非常低，甚至低得惊人，例如贝宁、马里等。美国转型学家、《民主杂志》编辑拉里·戴蒙（Larry Diamond），在其2008年出版的《民主的精神》中对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民主化的情况进行了统计。被联合国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列为最不发达的36个国家中，有15个（42%）实现了民主化（见下表），被列入次不发达的23个国家中，则有11个（48%）[2]。这种情况对于一种曾经非常流行的现代化理论构成了重大挑战。现代化理论在我国知识界也很有影响，但是，许多人对在其后发展起来的转型理论却并不熟悉。
图表6  最不发达国家政体类型（2006）

说明：此表摘自于拉里∙戴蒙《民主的精神》英文版374页相同主题列表。

现代化理论是 6-70年代在国际上特别流行的一种关于民主发生、存在条件的学说。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塞缪尔·M·里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是这一理论最重要的阐释者之一。1959年，里普塞特这样写道：“在谈论民主时，必须能够指着一组在一系列国家实际存在的条件，说：民主就是从这些条件中产生的，并且是因为某些支撑着它的机制（institutions）和价值，以及其内部自我维持的程式，而稳定下来的”[3]。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相互关联。这当然是自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以后就存在的一个观点，但是，里普塞特的不同就在于试图以社会现代化程度指标的相关数据来予以证实。他对48个欧洲、英语和拉美国家——包括稳定的民主国家、民主与专制都不稳定的国家、从民主转变为不稳定的专制的国家、稳定的专制国家四种类型——的人均财富、工业化程度、城市化范围、教育水准进行了比较。民主较多的国家在这些方面的数据高于那些民主较少或没有民主的国家。例如，在欧洲，更加民主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是695美元，民主较少的是308美元；在拉美，有一定民主的国家是171美元，没有民主的119美元（这些都是里普塞特写作时的数据）。
里普塞特认为，高水准的教育并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在现代世界差不多是民主的必要条件——文盲超过半数的拉美国家，除了巴西外，其他都是民主较少或没有民主的国家。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尽管某些经济贫困的国家也可能会有较高的教育水准。不过，里普塞特补充说，一个给定的民主政体，其稳定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水平，还取决于其效能和正当性，即取决于它满足社会多数成员期望的程度以及人们是否认为它对于社会是最适宜的制度[4]。
截至7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民主政治体都是西方先进工业国家。当时，西方知识界对民主制度在其他地区的发展前景相当悲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其出版于1971年的著名的《多元政体》一书中写道：“这种设想是不现实的，即在一代或两代人时间之内多元政体（民主政体）的数量会出现戏剧性变化……像许多事情一样，要打赌一个国家的政体从当下算起在未来一代人内的变化，最安全的押注是它会与今天不同，但是不会有根本性的不同。”[5]拉里·戴蒙说，这种悲观情调产生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显赫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认为，发达工业国家之所以能保有民主，是因为它们有高水准的教育、个人收入和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些发达的特征在公众中培养了政治知识和参与，对异议与反对派的宽容，政治上的节制和约束，以及建立和参加独立组织的习性——独立组织使民主成为可能。这样一种广泛的民主政治文化，构成了民主精神的关键维度。”[6]所以，要成为民主国家，首先要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根据这一逻辑和冷战需要，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和投资那些致力于现代化的独裁者，例如台湾的蒋介石、南韩的全斗焕、新加坡的李光耀、印尼的苏哈托、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巴西和智利的将军们、伊朗的国王。最终发达起来的时候，民主也会接踵而至”[7]。
然而，就在西方政治分析家们认为民主不可能在世界范围获得快速扩展、西方政府支持许多独裁政权的时候，第三波民主化的序幕从葡萄牙的里斯本揭开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崩溃后，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了一本书，宣布历史结束了，因为自由民主的价值没有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了，已经取得了终极胜利[8]。也许福山有些过于乐观，但是，过去数十年民主国家数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增加，却是许多人所不曾料到的。

罗百特∙达尔是当代最杰出的民主理论家之一，他没有预见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来临。

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不仅仅在于不能解释为什么不少贫穷的国家也实现了民主化。它只是从社会结构特征的角度探讨民主的条件，并没有说明民主产生的政治过程。第三波民主化发生后，现代化理论的显赫地位被一种新的分析体系——转型学（transitology）所取代。它的核心关注不是静态的结构，而是动态的过程。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现代化理论不再像过去那样显赫，它并没有完全丧失其影响力。学者们还经常在为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关系争论不休。也经常可以看到学者继续坚持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分析民主转型发生的可能性。例如，拉里∙戴蒙2012年曾写过一篇文章，从这样的角度预言中国将在未来20年中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民主化[9]。

11、转型学解释：动态分析视角

实际上，在第三波民主化开始前不久，就有人主张应该从动态角度探讨民主的形成原因。1970年，美国政治学家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发表文章，对现代化理论家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罗斯托认为，此前的学者们，例如里普塞特，讨论的实际上不是民主是如何形成的，而是已经存在的民主如何能够保持、加强其健康与稳定。他们使用的是民主国家当下的经验数据。民主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导致民主产生的原因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否定社会条件的重要性当然是头脑简单的，但是，维持一个民主政体稳定的因素未必是导致民主产生的因素，应该在民主的运转与其产生之间做出区分。应该回到历史中去，到一个民主政体产生之前和其来临的阶段去寻找经验事实，解释其是如何发生的。罗斯托只列举了一项民主产生的背景条件，那就是国家的统一，因为国家统一显然要先于民主发生的所有阶段。
罗斯托进而将民主的产生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预备阶段。引发民主化动态过程的是一种长期的、扩散性的政治抗争。其次是决定阶段，也就是选择民主的阶段。相当数量的政治力量相互博弈，其中一小部分领袖人物会发挥特别大的作用，因为要就明确的条件和可能的风险进行谈判。最后是习惯阶段。民主化的决定对于一些人是苦涩的，但是一旦做出了选择，可能会发现其实是可口的。人们在新的规则下竞夺公职、处理纠纷，在日复一日的公共生活中体验民主的好处[10]。
罗斯托的分析视角、模型是当代民主转型研究的先声。他以第一波民主化为经验材料，但其分析模型也同样适用于第三波民主化，转型政治学的大发展则是第三波民主化兴起、准确地说是进入80年代以后的事情。从那时到现在产生了浩如烟海的转型研究著作，这里想特别提到、推荐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吉勒莫·奥多纳（Guillermo O’Donnell）与菲利普·斯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主编的、80年代中期出版的《从威权统治转型》（共四卷），以及另两位美国政治学家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90年代中期出版的《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它们都包含了大量转型个案和相当系统的理论概括，是过去数十年中被最广泛阅读的关于第三波民主化研究的巨著。


胡安∙林茨是《民主转型与巩固问题》的作者之一。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没人怀疑他是当然的获奖者。

下面将介绍国外学者根据第三波民主化经验对于民主转型各主要阶段的研究。不过在此之前，首先要说明的是，民主转型是不同政治角色（actors）的博弈过程，政治精英的选择、战略至关重要。奥多纳、斯密特认为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精英内部发生分裂，这是转型政治学中一个著名的论断，对于理解民主转型是如何发生的相当关键。所谓“分裂”自然是指统治精英内部裂变出温和派(soft-liners)，形成温和派与强硬派（hard-liners）的不同。“强硬派相信彻底实行威权统治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如果不能彻底实施，建立某些伪装也能保持自己不受侵犯的、等级森严的威权统治权力。”“有的强硬派持这一立场是出于机会主义，并不关心长远的政治目标，只关心保住自己的职位和分赃份额”，但“构成强硬派核心的是那些发自肺腑要拒斥民主的种种‘不治之症’和‘混乱失序’的人”。“温和派起初与强硬派可能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民主的呼声、外部的反抗，“他们可能同样倾向于使用镇压手段、纵容相关部门或安全机构的专横行为”。“他们转变成温和派是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他们所协助建立并在其中占据高位的政治体系，在可预见的未来需要采用某种程度或形式的选举而正当化。”[11]
不过，奥多纳所阐释的“分裂”似乎只是政治领导人之间的分裂。在对一些转型案例进行研究之后，我发现分裂包括两种明显有所不同的形式。一是政治决策层分裂，也就是奥多纳所分析的分裂。这种分裂既可能表现为最高领导人作为温和派的首领，例如，台湾的蒋经国[12]、波兰的牙鲁泽尔斯基[13]，也可能表现为职位与最高领导人相近的重要人物作为温和派的发言人，例如，匈牙利的波斯茨格(Poszgay)、中国的赵紫阳——一个失败的案例。另一种分裂是军队、警察与政治决策层或最高领导人的分裂，也就是他们拒绝服从镇压的命令。例如，齐奥塞斯库手下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偷偷下令军队撤回军营，捷克斯洛伐克的华拉克维克将军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军队不会与人民作战”。当然，军队的分裂和政治决策层的分裂有时是联系在一起的。这里强调了统治精英内部分裂对于民主转型的关键意义，但是不能忘记的是，内部分裂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从过去的历史看，社会反叛、经济危机是导致统治精英内部分裂的最常见的原因。关于这方面的事实材料，后面会在不同的地方叙述。我将谈到，非暴力抗争在绝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起了关键性作用。

1989年，在大规模民众抗议冲击下，中共高层分化出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




当代转型学者的研究往往以罗斯托所说的“决定阶段”为核心。罗斯托所说的“预备阶段”显然不同于启动转型后的政治过程。当学者们谈论“民主转型”时，他们指的通常是转型被提上政治日程后的过程。民主政体的形成、稳定过程划分为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也就是罗斯托所说的“习惯”——两大阶段。民主转型又进而被划分为自由化与民主化两个阶段、两个维度（见下图）。
图表7 从专制到民主的政治过程

下面将通过界说自由化、民主化、民主巩固三个概念，来描述从专制到民主的令人激动的宏大政治变迁。需要顺便说明的是，以罗斯托所说的决定阶段为核心，当然不是说转型前的预备阶段不重要——它极其重要，转型学家们当然也予以研究。除了转型学，还有社会运动学、非暴力政治学的专门研究作为这方面的重要补充。

延伸阅读：
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二章第五节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
拉里·戴蒙德著、张大军译《民主的精神》，引言:在民主时代的入口处—超越知识分子的悲观态度(9-12页);推动民主的力量:内部因素(重点:95-98页)
英文:
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No.1,1959.
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1970): 337-363。

[1] 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十二版序，商务印书馆，1991年。

[2] 参见Larry Diamond,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08, Appendix, Table 3, Regimes Types of Least Developed States, 2006。戴蒙说，在57个低或在或中低发展国家中，有27个是民主国家（47%），不过，其中大约有7个国家有些模糊，因为选举的自由和公正性以及总体政治环境有些可疑。

[3] 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No.1,1959）。

[4] 同上。

[5] Robert Alan Dahl,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208-209.转引自Larry Diamond，The Spirit of Democracy，p10.

[6] Larry Diamond，The Spirit of Democracy, pp.10-11.

[7] 同上书，p11。

[8]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Free Press，1992）。

[9] Larry Diamond, China and East Asian Democracy: the Coming Wav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23, Number 1 January 2012.

[10] 参见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1970): 337-363。Rustow被誉为“转型学”之父，他的观点、分析视角在第三波民主化兴起之后被广泛接受。

[11]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p16.

[12] 2010年8月，在与一位台湾前政要交谈中，我了解到，1986年民进党在一个饭店宣布成立后，国民党高层讨论是否采取措施镇压，蒋经国表示：世界上没有在台上执政的万年政党。国民党政府对民进党成立的默认，是台湾民主转型的开端。

[13] 1989年1月，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提议团结工会谈判，遭到多数人的反对。于是，他与内政部长一起提出辞职，走出了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