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我梳理了70年代末以来的30余年中高层派系格局的产生与演变，尤其是政治温和派、改革派的消亡过程。在80年代，高层曾分化出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政治温和派，但是，他们的力量太弱小；80年代末以后，政治温和派、改革派在共产党内消亡了。这个过程可以说明一个明显然而经常被人忘记的道理：政治变革不是可以轻易发生的。
“6-4”的枪声响过之后，不少异议人士以为共产党政权支撑不了多久了，因为其正当性受到重创。这一判断忽视了政治温和派遭到清洗对高层政治格局的影响以及当权者心理的变化。强硬派背上了血债，由于担心被审判、清算，比过去更增添了坚持强硬路线、拒绝变革的动力。从独裁政权的自身构成看，它没有变得比过去更脆弱，而是更顽固了。虽然不能断言共产党内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开明的人，但胡耀邦、赵紫阳的遭遇无疑对于那些内心有不同想法的人是沉重的教训。追求个人的权位、利益，不关心国家的前途，有“理由”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90年代以来，国内知识分子几乎普遍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主动、渐进改革上。他们是在政治温和派、改革派已经消亡的前提下谈论改革的，这正显示了其盲目性。自从胡耀邦、赵紫阳被清洗后，再也没有人挑战过邓小平的政治强硬路线。江泽民、胡锦涛继承了这一路线，担心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都有可能构成对共产党的挑战、动摇一党统治的专制制度。这种心态排除了推行政治上的逐步开放的可能。不过，我在前面已经反复批判过渐进改革主义，这里只从本节议题的角度做点补充。
还有一点似乎需要注意。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专制政权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所说的，它成了有韧性的威权政体（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这主要得益于邓小平从80年代初开始倡导、推动的高层人事制度改革。最重要的当然是权力继承的制度化、领导人退休制度建立了起来。2002年，江泽民与胡锦涛、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之间的交接，是权力继承制度化的标志。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成了有韧性的威
权政体。
“继承问题的不确定、内部精英政治的不稳定性”，会使威权政体“在内部分裂过程中衰败或‘转型’”[i]，而退休制度则使“发动政变或进行政治斗争以策动政变的诱因和机会减至最小”[ii]。黎安友认为，派系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功能已经下降了，权力继承的制度化是其首要原因[iii]。
经常有人猜测高层哪个派系更开明一些，从派系之争中产生政治变革的期盼。但是，这种倾向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同派系之间的合作。在此要提到美国政治学家芭芭拉·基德斯（Barbara Geddes）对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她将威权政体分为军人的、一党制的、个人化的和混合性的4类；个人化政权也可能是军人建立的，也可能有一个垄断性政党，其不同在于，不存在制度化。
基德斯发现，军人政权最容易因为内部分歧、纷争而选择让出权力，因为军人通常特别关心军队的等级、纪律，不希望因为掌握政治权力损害自身的统一和效率（自身的统一和效率也是他们的权力基础）。与此不同，一党制之中的干部们则出于不同动机最希望保有职位[iv]，各竞争派系通常情况下会相互合作，所以，一党制政权会相当具有韧性，往往由于外部事件而不是内部分歧而倒台。在个人化政权中，官员们也最希望保有职位，各派系之间会相互合作，但是，政权在独裁者死亡时变得特别脆弱，此外，它也更容易被暴力所推翻。[v]
黎安友、基德斯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性。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和一些元老推动了一定程度领导、人事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基于自身在“文革”的经历，认识到应该建立一种比较安全的内部政治生态，另一方面是需要以改革的名义削弱毛泽东的继承人华国锋、将其排挤出局。但是，这种自发性的动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当他们达到目的后就永远停滞了，成为“完善”了的威权政体最坚定的守护者。而由于他们有限的改革，制度化而非个人化的一党专制终于确立了。“赢家不会拿走一切”，“输家不会失去一切”。在这种情境下，派系之间可以更加安全地相处，有更强的动力彼此合作而不是寻求改变，因为官员们都在“大局”中有一份，维持“大局”对于他们每个人都有利。
要打破这种局面，没有外部事件是不太可能的。不过，与基德斯不同，我认为，由外部事件导致一党专制的终结也需要其内部的分裂。赵紫阳在1989年的反应就提供了一个中共在大规模非暴力抗争压力下分裂的案例，尽管转型的契机丧失了。
从第三波民主化的经验看，最经常起作用的外部事件是民众抗议和经济危机。在众多民主转型中，有相当高比例的转型发生在经济危机的情势下。不过，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威权政体的首先反应是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或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是在1985年经济整顿失败后，才提出以公开性为先导的政治改革的[vi]。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是在其1987年的经济改革计划得不到人们支持后，才提议与团结工会谈判的。邓小平在70年代末推动的经济改革迅速取得了成效，这加强了他对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信念。
所以，不是经济危机而是不能快速扭转经济危机，使威权政体陷入灾难之中。抑制经济危机努力的失败会削弱政治精英中一些人对威权统治能力的信心。尤其重要的是，它会加剧民众的不满和怨愤，引发大规模的抗议。
我认为，对于未来中国而言，政治精英最可能在两种情况下发生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分裂：第一，民众的反叛和抗议达到这样的地步，即政府已经在失去控制，再也难以承受控制成本，统治精英中有人认识到强硬路线已经难以为继，从而分化出温和派。但是，只发生分化依然不够，温和派必须取得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如果最高领导人是温和派领袖，就像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优势的取得会对容易一些，转型将是常序性的。如果温和派领袖不是最高领导人，情况可能会复杂得多——除非发生“宫廷政变”，也就是最高领导人像匈牙利的盖达尔、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被主张改革的手下所取代，温和派无法取得优势。
第二，在社会越来越动荡、政府已经在失去控制的情况下，统治精英中没有及时分化出温和派，或者虽然分化了出来，但没有取得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结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最终发生更大规模的抗议，从而导致威权体系的瘫痪、分裂。重要的分裂可能、也可能不是先发生在政治决策层，关键是军队不支持镇压；最高领导人被迫下台，就像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军队支持镇压。但是，经过“8-9-6-4”之后，这种可能性似乎已经减少了——或许会像当年甘地所说：“一支曾踏过无辜男女尸体的军队，却可能无法重复这样的经历”[vii]；中国的军人因此将挽回自己的尊严和荣誉。
这里要顺便提到最近关于高层分歧的猜测。温家宝总理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频繁讲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说他是在演戏，有人说是真诚的，并据此推断高层已出现了裂痕。在此，我并不打算做这种那种推测，尽管我也非常关注。在我看来，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假定温家宝是温和派、高层已经出现20余年不见的重大分歧，他的力量也太弱小。
假定温家宝是温和派，他的力量也太弱小。
从其他国家民主转型的经验看，如果温和派领袖不是最高领导人，除非通过“宫廷政变”、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抗议中取代最高领导人，政治变革通常不会发生。最高领导人是温和派的机率相对要低很多，所以，如果读者重温一下第二篇关于转型模式的讨论，就会发现非常序性转型中的内部取代模式在民主转型中占据着最高比例[viii]。
近些年来，公民社会在艰难的环境下获得了明显的成长。社会又重新骚动起来，就像清华大学的一份报告所说：越“维稳”越不稳。2010年中央政府的维稳经费逼近国防预算，2011年则已超过国防预算。许多人多年来一直在盼望政府进行政治改革，但改革始终没有发生，这使得幻灭感开始在一些人中蔓延。特别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正在放缓，目前通货膨胀已经发生。而经济高速增长是过去20年来共产党政权正当性的最重要来源。
从这些情况看，北京威权政府的压力正在攀升。但是，政治精英目前并没有发生具有民主转型意义的分裂，意味着压力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强度。[ix]
我们在此向对手——威权统治者——透露了一个秘密，就是民主转型的发生以统治精英的分裂为前提。但是，我并不担心专制主义者在得知后会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因为他们本来就对这个秘密不陌生。“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李鹏在回顾1989年时写道[x]。其实，记住“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话并不困难，平时也可以努力训练、加强堡垒内部的力量，但是，当一个邪恶的堡垒被摇晃、要塌陷的时候，想做到让里面的人都坚守堡垒却不容易，有的人可能会放弃保护堡垒，也有的人会争取献出堡垒从而加入胜利者的行列。
李鹏说“要牢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句名言，最危险的
敌人往往来自内部”。
独裁者们的阿基里斯之踵就在于，他们不能依靠自身进行统治。每一项命令、指示都需要他人去执行，需要他人的服从、合作与支持。为了统治的稳定性，所有的独裁者都会提拔对自己“忠诚”的人，程度不同地监视部下动态，但是，却不能进入每个人的头脑查看其思想。他们会抑制潜在的挑战者，但却不能只需要俯首贴耳、总是附和自己的人，也需要有一定新思想、开拓性的人以保持政权的活力。他们不可能铲除派系，因为在提拔、重用“自己人”的时候，也就制造了派系；围绕争当下一任最高领导人，也会形成新的派系。
在正常情况下，为了保住职位或得到提拔，无论内心思想如何，所有的官员都会表现出对独裁者、现政权的忠诚和支持，各派系之间会团结、合作。但是，一旦发生危机以至于“大厦将倾”，他们许多人就会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有的人还会从危机中看到难得的、参与不朽大业的机会。他们是“两栖动物”[xi]，如果发现陆地上有危险，就会选择下水。他们曾为独裁政权服务，但是这并不会成为其负担；可以洗刷自己、完成“凤凰涅槃”。波兰的科瓦思涅斯基（Kwasniewski）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曾担任部长，他1995年当选为总统，在解释自己过去的经历时，辩白说：“在思想观念上，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xii]
过去数十年中，有些独裁者“与时俱进”、接受了变革的要求，更多的独裁者过分相信自己的力量，结果被赶下台，只能目睹自己昔日的下属与反对派谈判转型。下面将讨论另一个重大问题——转型过程中的沟通与谈判。
延伸阅读：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著、何大明译：《中国政治变迁之路》,43-59页(台湾巨流图书公司，2007年）
X. L. Ding：“ Institutional Amphibiousnes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The Case of China （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24, No. 3 ，Jul., 1994, pp. 293-318）
Barbara Geddes：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20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115-44.，1999）
[i]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著、何大明译：《中国政治变迁之路》第43页（台湾巨流图书公司，2007年）。
[ii]同上书 第53页。
[iii] 参见上书43-59页。
[iv] 谋求、保持职位的动机可能是为了权力，为了权力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或者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张。参见Barbara Geddes：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20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 115-44.，1999）。
[v]根据Geddes的统计，1946年至1998年存在过的所有威权政府中间，军人政权的平均延续时间是9年，个人化政权是15年，一党制政权是23年。在1998年依然存在的威权政府中，军人政权的平均延续时间是7年，个人化政权是19年，一党制政权是35年。
[vi] 戈尔巴乔夫开始政治改革的时候，并没有严重的社会反叛压力，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vii]转引自Jene Sharp ：Th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1973),p.753。
[viii]在我统计的21个重要案例中，突发性的内部取代有9个之多。常序/常任转型即在政府相对还有较强控制力、常年任职的最高领导人选择开放的，有6个，其中除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其他都是军人。而台湾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从来就没有主张过永久性的一党统治。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路线，是国民党一再声称奉行的。也就是说，国民党认为自己的一党独裁是过渡性的，与军人政权类似。基于“军政、训政、宪政”的路径思想，国民党到台湾后，地方选举是有一定竞争性的，政权属于“竞争性威权政体”。
[ix]第二篇将民主转型分为“常序性转型”与“非常序性转型”两大类。“常序性转型”是在政府权力秩序没有被打乱的情况下发生的，反之，则属于“非常序性转型”或者说“突发性转型”。常序性转型又可以分为“常任者转型”和“新任者转型”两个子类。非常序性转型则可分为“内部取代”、“外部取代”、“交叠取代”3个子类。就中国而言，考虑到一党制所具有的韧性以及统治者害怕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我认为常序性转型的机率将会相当低，虽然并不能完全排除。换言之，政府不太可能“主动改革”，专制政权将最可能因为外部事件而倒台。
[x]李鹏《关键时刻——李鹏日记》序言（网络版）。
[xi] 香港著名政治学者丁学良（X. L. Ding）首先提出了转型过程中“两栖动物”的作用问题。他分析了在体制内生存但同时传播自由化思想或从事异议活动的知识分子对于导致1989年学生运动的重要性。参见：X. L. Ding：“ Institutional Amphibiousnes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The Case of China （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24, No. 3 ，Jul., 1994, pp. 293-318）；Alfred Stepan:“Democratic Opposi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Theory”(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32: 657–678,1997)。
[xii] 参见John Higley, Judith Kullberg & Jan Pakulski：The Persistence of Postcommunist Elites （Journal of Democracy 7.2 (1996) 133-14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