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政治现代化之路是漫长的，的确有渐进和演化的特点，但其整个历程却不能以“渐进改良”、“渐进改革”概括之。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英国人革命次数之多，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英国现代政府制度的发端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215年，那一年，一个要求国王尊重一系列臣民权利、自由的宪法文件——著名的大宪章横空出世了。但大宪章并不是国王自觉自愿颁布的，而是暴力革命胜利的果实。贵族们披坚戴甲，发动起义，攻陷伦敦，俘虏了国王约翰，强迫他签署了一份投降协议书，也就是大宪章（Magna Carta，又称“自由大宪章”（Magna Carta Libertatum）。
1215年，被俘后的英国约翰王在签署《大宪章》。他正对面的贵族领袖手持一把剑。
此后半个多世纪中，为了迫使国王们承认、尊重大宪章，人们又数次发动起义。特别应提到的是1263年爆发的内战，孟特福侯爵（Montfort）率领骑士在新兴市镇的支持下赢得胜利。1265年，蒙特福召开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直接选举产生的骑士、市民代表参加的大议事会（National Council），这是英国现代议会制的开端。在频仍的内战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战争并不是宪章、权利的可靠保障，而需要发展出相应的机构、机制。另一方面，君主们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驯化，认识到了遵守承诺、尊重臣民意见的“好处”。英国因此走上了向议会制政府演进的道路，议会的权力逐渐由弱到强、在政治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但是，到了17世纪，随着封建制的日落西山，欧洲大陆国家走向了绝对君主制，英国的君主也想起而效法。结果是尽人皆知的：1642年，革命爆发了，7年后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1688年的“光荣革命”几乎没有流血，但依然是诉诸了武力的革命。受英国议会的邀请，荷兰执政、未来的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率军从西南登陆，詹姆斯二世闻风逃跑了。光荣革命后，议会的最高地位得以稳固，代议制、分权、司法独立的现代政制框架全面确立，英国成了一个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
英国从此告别了革命，但政治现代化没有停止。责任内阁制、现代政党体制逐步演化了出来；经过1832年、1867年、1884年选举改革，成年男性获得了普选权。然而，这些和平的演化、改革都是在现代政制的大本大原已经确立的前提下发生的。在大本大原的确立过程中，每一次飞跃都是以刀剑开道的。
所以，从英国政治现代化的全部历程看，所谓英国道路是“渐进改革”、“渐进改良”显然是一种虚构、曲解。如果较准确地概括，其路径可以说是“革命、改革，再革命、再改革，直至革命不需要了，然后深化改革”[i]。
事情是如此明显，因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盛行于中国知识界的“英国渐进改革之路”的神话是如何产生的？答案就在于，学者们回避或淡化１７世纪末以前的历次暴力革命，只强调光荣革命以后的政治发展历程。
一个较早的例子，是历史学家钱乘旦、陈意新1987年出版、销量很大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这本书归纳了三种政治现代化模式：英国的“渐进改革之路”、法国的“人民革命之路”、德国的“民族失败之路”。作者从1215年大宪章的颁布一直谈到19世纪中叶后普选权的逐步实现、20世纪50年代上议院的改革，但是却只根据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选举权扩大的历程，将英国模式归结为“渐进改革之路”，强调说“英国通过三百年演变，和平长入现代社会，走了一条渐进改革的路”[ii] ，光荣革命以前的历史消失了。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像是钱乘旦、陈意新这样以偏概全，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源于对西方学者的匆忙解读或简单搬用——不少西方学者也经常提到英国的民主化是渐进的[iii]。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误解的表述。但在西方学者那里，所谓“英国的民主化”，指的主要是１９世纪亦即从１８３２年开始的选举权的逐步扩大过程，中国学者却将这一表述含糊笼统地解读成英国政治现代化的总体路径。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在于对这一语境中“民主”的理解。 一提到民主，中国学者想到的是整个现代政制架构，西方学者指的是现代政制的一个维度。在谈到“英国渐进民主化”时，他们指的是现代政制框架基本成形之后英国在一个更小的领域政治发展的历程，而不是其整个政治制度是在没有经历暴力革命的情况下逐步改革形成的。
在西方人看来，光荣革命形成的虚君共和政府虽然包含了民主的成分，但由于没有建立在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之上，仍然是不民主的。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大量脱离了土地的中产阶级和劳工群体没有选举权，英国的政治生态是非常不民主的，所以，还存在政治民主化的问题。但这个民主化，不是“大民主化”，而是“小民主化”，是在总体政制、宪法框架不变的前提下的民主化。与“大民主化”相比，“小民主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相对低得多，因为过去的革命造就了一个开放的政治系统，具备渐进改良的制度条件，不必改变整体制度框架就可以吸收新兴政治力量。
可以从英国政治现代化之路中得到什么教益呢？英国的宪政民主之路特别漫长是可以理解的。从中世纪到１６世纪荷兰革命之前，君主制在西方思想中似乎具有天然的正确性，占据着绝对的正统地位，现代民主宪政制度对于人们是难以思议的。英国的宪政主义、代议制政体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从１３世纪开始发祥的，没有蓝图、没有计划，经过多次革命，到１７世纪末，才完成从君主制政府向代议制政府的转型，后来又经过渐进改革，完成向大众民主政府的转型。光荣革命后不久，英国的自由政府制度就成为世界的榜样、现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渊源。但是，虽然人们可以学习英国的自由政府制度，却不必要也不可能复制摩仿英国的政治现代化路经。
英国的道路是与英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紧密相连的，今天的时代无论是社会结构还是精神氛围都与历史上的英国大不相同。今天，在已有样榜的前提下，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现代民主宪政制度框架，而不必像英国一样在黑暗中经历没漫长曲折的抗争探索、逐步形成自由政治制度框架。今天的时代，平等已成为人们共信的原则，也没有理由像英国一样经过多次改革将选举权扩大到全体国民，逐步实现民主化。
英国自由政府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但其发展路经是独特的，并不具有典型性。当代民主转型研究之父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就认为，在探讨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时，英国及其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并不是恰当的案例[iv]。
前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斯托说，在探讨民主转型的发生原理时，英国及其移民国家并不是恰当的案例
我并不是说英国道路没有任何可供我们吸取的地方。英国道路虽然有独特之处，但依然包含了重要的教益。无论在18世纪前革命的时代还是以后的渐进改革年代，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都是社会力量、掌权者之间博弈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单方面的行为，这是尤其不应忘记的。
工业革命之后，人们运用集会、结社、媒体为实现普选权进行了不懈抗争。1832年选举改革之前公众情绪相当激烈，由于改革法的通过，才使英国避免了一场革命。所以，还不应忘记的是，英国是在自由政府整体框架建立之后才走上渐进改良之路的，一种开放的政治制度框架的确立为渐进改革铺平了道路、提供了表达平台。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国一些学者一个思想混乱之处就在于，在民主制度整体框架建立之前主张渐进主义，却不能以渐进的心态看待转型之后新生民主体制的幼稚、缺陷。你经常看到一些人将民国初年政坛的纷乱归结为转型太快、条件不成熟，想象着如果通过渐进改革实现转型就可以避免那些现象了[v]。当看到台湾立法院内的纷乱时，他们同样怀疑台湾是否具备了民主的条件，甚至认为华人文化不适宜于接受民主[vi]。他们太急于为渐进主义寻找依据，以至于不能认识到，新生的民主共和政府需要一个成长或渐进改良的过程。在真正需要渐进主义心态、渐进主义已然成为可能的时候，他们抛弃了渐进主义，变成了急躁主义，并反过来以这种肤浅的、自相矛盾的解读作为主张渐进主义的论据。
不仅对于英国道路的扭曲性解读深刻影响了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下面将看到，与英国有密切关系的保守主义，以及与保守主义有密切关系的２０世纪英美自由主义，对于９０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也极其重要。
延伸阅读：
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1970): 337-363。
参见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66-68、234-238页。
[i]参见王天成《渐进民主——知识界的玫瑰梦》（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12，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0120）
[ii] 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25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iii]中文译著如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1至29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参见）。英文原著如Arend Lijphart： 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 plur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Netherlands，pp.96-9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 ess, 1976）。
[iv] Dankwart A. Rustow,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Toward a dynamic model, Comparative Politics 2 (April,1970): 337-363。
[v] 例如，萧功秦总是强调“试错”、“渐进”、“演化”，但在谈到民初政党政治的时侯，却不再是这种态度（参见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66-68、234-238页）。他似乎不懂得民主政治也是需要成长的，而既然是民主政治的成长，也就必须先有民主。任何国家政党政治都是在民主架构下发达起来的。每一个新的民主政体诞生后，都存在一个政党制度化——也就是政党获得稳定性、有效性、价值——的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萧功秦以急躁的眼光看待民初的政党政治，反过来又以此为依据来批判他所说的清末立宪、辛亥革命的“激进主义”，从而论证当代中国应该实行渐进主义、现在不宜进行重大的政治变革，似乎只有这样将来中国就会出现一个不再需要成长、巩固、制度化的民主政治。
[vi]例如，潘维在《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就持这种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