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挑选四个学者作为个案来讨论自由知识分子与官方知识分子的异同。如何界定官方知识分子与自由知识分子当然是讨论的前提，但这个复杂的问题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下面所评析的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关于他们的归类，大多数人都应该不会有异议。
通过分析四个典型个案将发现，官方知识分子以渐进改革的名义明确反对尽快民主化，他们的改革建议往往与民主转型无关。自由知识分子的要求要进一步，既可能会包含有限的自由化，也可能会包含了较多的自由化，但即便是最大胆敢言的学者，对于尽快民主化也是疑虑的。
在官方知识分子中，要首先讨论的是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这位被誉为“文胆”、亦官亦学的政治学者，以“以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而名动一时，但他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贡献了一句大白话，而是以精巧的概念将渐进主义理论化。集中体现这一点的，是被他称之为“增量民主”的政治发展路径。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胆”俞可平
俞可平从四个方面阐释了“增量民主”的涵义。首先，“正在或者将要进行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有足够的‘存量’”，即“必须具备充分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必须与既定的社会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其次，“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新的增长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性质上的突破”；复次，“在过程上是渐进和缓慢的，它是一种突破但并非突变”，“突破可能意味着质变的开始，但质变的过程将是十分漫长的”；再次，“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i]。
俞可平认为，增量改革、增量民主不仅是中国应该选择的路径，也是一条已经在走的道路。中国只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发展, 就是中国正在走上一条增量民主的道路, 这是在中国目前现实环境下惟一一条通向善治的道路。”[ii] 党政不分的现象得到了有效克服； 政企分开从根本上动摇了政治经济高度一元化的传统体制; 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慢慢成长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上升为国家的宪法原则; 地方政府推行了政务公开、干部竞争上岗、乡镇长公推公选、党支部书记“两票制”选举、简化行政审批手续、舆论监督等制度创新[iii]；等等。按照增量民主或者增量改革的思路，“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当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iv]。中国模式”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先稳定后发展，应当奉行以渐进改革的策略，努力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软着陆。[v]
“增量民主”的提法的确是新颖的，提出后吸引了不少人，然而，其真实的含义却远不如字面那样有新意。下面的分析将表明，它其实是一种 以新奇而模糊的语言包装的、有利于维持现制度的原则、无助于将民主转型提上日程的理论。首先，在阐释其“增量民主”理论时，俞可平沿袭了官方一贯的做法，就是滥用民主的概念、将“开明”专制与民主混为一谈。他刻意回避了诸如政务公开等“制度创新”有多少实际意义的问题，抹煞了真改革与伪改革、以民主的名义所做的姿态与真正的民主制度之间的界限。民主不是被当成一种国家政体、政府架构，而是被贬低为政府操控的、局部的“开明”举措。
其次，俞可平曲解了过去数十年中国政治、社会变迁的性质，淡化、掩盖现政权的非民主性质。的确，70年代末以来中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与毛时代极权主义的显著不同在于，人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有了一定的空间。但这个过程在性质上属于极权主义衰落、过渡到后极权主义、并向威权主义演变，而不是向民主转型。这些变化或许可以成为争取民主的有利因素，但却不能武断地贴上“民主”的标签，以所谓“民主存量”来概括。人们并没有选举政府的自由，仍然生活在非民主的政体之下，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三，在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在政治制度上一直停止不前，而只是进行了一些规避普遍民主原则的调整和伪改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俞可平却将其曲解为已经走上了“渐进改革、增量民主”的政治发展路径。从这个角度，有理由认为，所谓“增量民主”不过是为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只进行一些伪改革以逃避民主转型而辩护、粉饰的理论；事实上，自它产生以后，发挥的也是这样一个作用。
其四，根据“增量民主”理论，专制是与民主相容的，在专制制度下，民主只是少一点而已。它假定民主可以在一党专制的框架之下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建立起来。然而，我在前面已经阐明，在坚持一党统治不变的前提下，突破性的、有实际意义的重大改革是不可能的，就连发展真正的“党内民主”也是不可能的。对于领导集团而言，事情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拒绝真正的民主，维持一党专制，要么发展民主，放弃一党专制。
其五，俞可平强调“增量民主”在过程上是“缓慢的”、“十分漫长的”，要求的是“突破”而不是突变。然而，“突破”与“突变”实际上是有关联的，对于统治精英而言，为了杜绝“突变”的可能，就需要不能有真正“突破”。从这个角度看，“增量民主”理论不过是一种空想，类似于假定毛毛虫可以拒绝蜕变而羽化为蝴蝶。但它的问题还不只在于空想，更在于反对“突变”，也就是快速的整体性变革，将大变革推迟到遥远的、没有任何限期的未来。
俞可平说：“中国民主政治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vi]。这当然是代表政府立场的表述，威权主义被贴上了民主政治的标签。俞可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主张也没有超出政府宣传的口径。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谈论一些地方所推行的“政务公开”、“竞争上岗”、“公推公选”、“简化行政手续”等基层民主“制度创新”，以此来证明中国正在走一条渐进改革、增量民主之路。他是官方版的党内民主的积极鼓吹者之一。他走得最远的也不过是提出了“在不远的将来”县乡一级的改革要有所突破，将乡镇一级的“选举”扩展到县一级领导人的选拔。[vii]但他所谓的突破显然并不是指开放县乡两级基层政权，因为公推公选之类的“制度创新”只是统治党操控下的内部游戏，并不是向党外力量开放的竞争性选举。
综合起来，无论是从其抽象理论还是具体主张看，俞可平这个在喊出“民主是个好东西”后因其特殊身份而激起人们猜测的专家，其实是一个自相矛盾、自我否定的人。在抽象地谈论“民主”时，他看起来是个充满激情的民主派，然而，在解读中国政治现实时，却成了一个将威权主义称为“民主”的人；在涉及如何实现民主时，提出的是一套以增量民主的名义无限期搁置民主转型的理论。
如果以A来代表俞可平的渐进改革主张的集合，以D代表民主转型所要求的重大变革的集合，两者的非重叠性即不相关性可以图示如下：
图表13
说明: A=“党内民主”＋“县乡基层制度创新”（“政务公开”、“简化行政手续”、“公推公选”等）；T=自由化（开放党禁、开放言禁、开放地方政权）+民主化（全国自由直选）。
现在让我们讨论另一位官方学者、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这位据说经常为高层决策提供咨询的学者，与王长江、王安岭主编了一本书《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2007年10月出版，迅速引起国际和国内的广泛关注。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在纵论改革
《攻坚》一书特别不寻常的一点在于提出了一个分阶段改革的时间表和许多具体的改革建议。时间表的起点是2002年（是2002年，我没有说错）：从2002年年到2010年，重点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税收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也进行一些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和司法机构方面的改革；2011年到2016年，重点是进一步改革人大、政协和司法体制，形成现代的权力制衡机制；2017年到2020年，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形成现代公民社会；2020年以后，再用20年时间，即到2040年，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民主和法治国家（关于什么是“中等发达的民主和法治国家”，周天勇没有给出解释）[viii]。
在这个时间表之下，《攻坚》包括10个分别由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撰写的专题报告，首先讨论共产党建设、党内民主，继而论述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协体制与协商民主、立法民主化和法律监督、行政体制、司法体制、财政预算体制、中央与地方关系、民间组织与宗教事务等重大领域需要进行的一些改革。
仔细阅读各个分报告，你会发现，《攻坚》一书将过去10余年来不同领域学者提出的许多改革建议汇集到了一起，有的建议并且涉及到政府体制、国家结构的改革。例如，人大代表专职化、减少全国人大代表人数，减少政权层次、形成三级政府体制，缩小省级区域、加强中央控制。
由于《攻坚》既有改革的时间表又有具体的改革建议，它很容易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就是的确提出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渐进政改路线图，这在当代汉语作品中是罕见的。
一提到政治体制改革，人们总容易联想到民主转型。然而，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周天勇全部方案的大前提，是继续坚持共产党一党统治。他说，在未来至少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共产党对新闻媒体、干部任免、军队、行政机构、人大和法院的控制。这意味着，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要继续坚持目前的党国体制，继续实施党禁、言禁，继续搁置自由选举，也就是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却不启动民主转型。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周天勇为延长一党统治辩护时所使用的逻辑，30年之后依然是有效的。周天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注重的是可操作性[ix]。他说，没有共产党领导就不可能很好地推行政治改革。他认为，从政党格局的改革看，不论是壮大其他现有的党派，还是建立新的党、意图实现多党制，都是行不通的，政治成本都相当高昂，风险也相当大。[x]他没有明说的是，之所以出现新的、可以替换共产党的政党是“不现实的”，是因为现在是一党制，共产党不愿意开放党禁，不允许出现能替代自己的组织性力量出现。所以，他的逻辑，简单地说，就是因为现在是一党制，所以要坚持一党制，取消党禁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按照这一逻辑，30年之后中国依然是一党制，也相应地要继续实施党禁、坚持一党制，民主转型依然是“不可操作的”。
《攻坚》一书试图给人一个重要印象，就是要先进行许多方面的改革，才能进而启动民主转型。在其所提出的种种具体改革建议中，如果孤立地看，也许每一项改革都不无道理，但我们完全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提出问题：那些不触及政体原则的改革，是否启动民主化之前必须要进行的，是否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如果在民主化之前实施那些改革，是否能收到预期效果，而不会是浪费时间、增加摆设？哪些改革在民主化之后进行更好，更有可能成功？在周天勇方案的种种改革建议中，我没有发现一项是民主化之前非进行不可的。例如，将审计部门划归人大管辖，这是学者们多年的呼吁，但即使现在实施了，又会怎么样呢？审计会变得更加有效吗？人大的地位可以因此而提高吗？审计制度的改革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吗？
通读《攻坚》，你还会发现，有些变革对于民主化是很有价值的，周天勇在书中却避而不谈，或涉及却不谈要害。例如，发展民间组织、形成公民社会，周天勇在书中虽然辟有专章，却闭口不提结社自由，而没有结社自由，恰恰是目前公民社会发展的瓶颈所在。又如开放乡镇、县市选举，有助于为全国选举积累经验、打下更好的基础，但周天勇在书中丝毫没有提及[xi]。考虑到周天勇的特殊身份，这些疏漏似乎并非偶然。
所以，《攻坚》的确是一本奇书。它最奇特的地方就在于，以时间表和具体改革建议，来对抗、延迟民主转型。其建议中既不包括自由化，更不涉及民主化，民主转型被回避了。从这个角度看，它并不像其标题所显示的那样是在“攻坚”，相反，不过是在“攻软”而已。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却激起了一些人对于整体性政改的联想，还引起了海外媒体、智库的关注。
如果以Ａ代表周天勇的渐进改革主张的集合，以T代表民主转型所要求的重大变革的集合，两者的不相关性和矛盾性可以图示如下：
图表14
说明：Ａ＝共产党对政府、军队、新闻的控制＋党内、行政、人大、司法等众多领域的改革；T=自由化（开放党禁、开放言禁、开放地方政权）+民主化（全国自由直选）。
延伸阅读：
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148-16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周天勇等《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第45-46页（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年10月）。
[i] 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第156-15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作者在其访谈录《民主是个好东西》一书中重复了上述四项表述，同时增加了一项，提出根据增量改革的思路，政治改革的最佳突破口是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参见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ii]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第155页。
[iii]记者刘海音《走向善政和善治之路———访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上海党史与党建2005 年11 月号）。
[iv]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第59页。
[v] 同上书。第99页。
[vi] 俞可平、裴智勇：《30 年盘点： 中国民主增量发展》（《人民日报》2008 年12 月3 日）。
[vii]俞可平《探寻中国政治改革的合理路径》（2010年，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6335）
[viii] 参见周天勇等《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第45-46页（新疆建设兵团出版社，2007年10月）。
[ix]记者马晖《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攻坚政改》（《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02月26日）。
[x]记者傅剑锋《中央党校课题组提交政改报告》（《南方周末》，2006-06-29）。
[xi] 周天勇在《攻坚》出版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实行县长竞争性选举（由人大代表选举，而非直选），但是，在《攻坚》一书中并没有看到这一观点。参见剑锋《中央党校课题组提交政改报告》（《南方周末》，2006-0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