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是否开始了政治自由化？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有些人也许认识不清。从70年代末开始，由于共产党逐步放弃了过去激进的社会革命路线，向1949年以前退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人们感觉比70年代末以前的30年自由多了。这种感觉无疑是真实的。不过，如果从当代世界的眼光看，我们目前的自由度仍然低得可怜，只获得了有限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
在此介绍一下中国在世界上的自由度排名，以说明这一点。总部设在纽约的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从50年代开始探索评估世界各国的自由度，发展出了一整套评估计量标准、方法，其一年一度的“世界自由报告”受到广泛的重视，是民主转型研究重要的数据资源。它从两组权利，即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来评定一个国家的自由状况。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包括选举程序、政治多元化、政治参与和政府运作各环节的权利，涉及选举政府首脑、选举立法机构、组织政党或其他政治团体、政府透明度和知情权、请愿权、腐败惩治、政策评论权等子项。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 包括表现和信仰自由、社团和组织权利、法治、个人自治与个人权利等类别，涉及媒体的自由独立、宗教机构自由、学术自由、教育自由、司法独立、建立非政府组织、组织工会、拥有私人财产、开办私人企业、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平等机会等等子项。
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两组权利的状况，均根据各子项的评分结果，划分为1、1.5——6.5、7共13个等级。其中，第1级最高，表示有广泛的自由；7级最低，表示意味着没有自由；6.5级倒数第二，只有非常有限的自由。综合这两组权利状况的评估等级，世界各国家分别被归入“自由国家”、“部分自由国家”和“不自由国家”三大类。每一大类又分为级别不同的若干群组，例如，不自由国家包括5.5、6、6.5、7共4个级别。
在自由之家2010年1月发布的《世界自由报告》中，中国在政治权利状况上属于最低的第7级，没有自由；在公民自由状况上的级别是6，只有非常有限的自由；所以，中国的综合评级为倒数第二的6.5。处于这一级组的共有8个国家，除中国外，还有老挝、古巴、津巴布韦、叙利亚、萨特阿拉伯等。第7级组即没有任何自由的国家有9个，包括缅甸、北朝鲜、索马里、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6.5级组虽然只比7级组高0.5级，但自由度要显著高于后者。不过，这两个级组都属于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共17个国家，中国是其中之一。[i]
“自由之家”从制度、结构的角度进行评估。它对于中国的评估或许会出乎一些人的意外，但我认为自由之家的评估结果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的确，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首先是共产党的“改革开放”——它从70年代末开始，到21世纪初结束——部分否定了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公有制、终结了计划经济体系。私人企业重新出现，人们可以自由择业，人口开始了流动。所以，人们在经济领域重新获得了部分公民自由。正因为如此，中国已经不是没有任何自由的国家，免于了与北朝鲜等国家为伍。
自由之家发布的2013年“世界自由地图”。
不过，不应忘记经济改革很不彻底，金融、电信、铁路、航空、重工业等关键领域仍然由国家垄断。人们也没有组织工会等公民自由。
还需要提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无可挽回地没落，官方丧失了彻底控制思想言论的能力。多数人的私下谈话已经可以相当自由，能表达对当局的鄙视和愤怒，不必担心会像以前一样因此被送进监狱。但是，这基本上是“说悄悄话的自由”，不可与思想言论自由混为一谈。因为只有达到能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也就是可以在各种媒体和公共场所畅所欲言，才能算有了言论自由。
然而，这种自由目前显然是不存在的。互联网的出现对言论管制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今天你打开网页就能看到一个警察。至于组党、集会、游行、选举等与政府相关的自由之不存在，是如此明显，毋庸赘言。结论是，政治权利等于零，政治是高度压迫性的。
这将我们引向了同一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方式，那就是，中国目前的政体属于什么类型？有人说它依然是极权主义的（totalitarian regime），也有的人说是后极权主义的(post-totalitarian regime)，还有人说是威权主义的(authoritarian regime) 。所谓“极权主义”，根据林茨的经典定义，其特征之一是几乎铲除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所有多元主义。“后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的不同在于，它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多元化，形成了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平行的第二文化（second culture）。“威权主义”呈现有限的政治多元化，但不存在责任政治。[ii]不过，有时学者们也以“威权主义”泛指所有非民主政体。
我认为，当今中国的政体似乎可以认为是兼具后极权主义特点的威权主义，是一种杂交政体（hybrid regime）。它不存在政治多元化，意识形态仍然是其重要维度，但已经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和社会多元化。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也区分了一种杂交政体，对威权政体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在此有必要简略介绍以资对照。在50、60年代，主要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有一批国家一方面实行了某种形式的选举民主，有定期的、竞争性的多党选举，但是，另一方面，选举却被种种不正当方式扭曲了，没有达到公平、自由选举的正常标准。这种将民主因素与威权统治结合起来的杂交政体，美国政治学家斯蒂芬·列维斯基（Steven Levitsky ）、鲁逊·维（ Lucan A. Way）称之为“竞争性威权政体”（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iii]。马拉西亚、新加坡、台湾（86年前党外运动时期）、泰国（2005年后），俄罗斯（叶利钦之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克兰（04年橙色革命前）、格鲁吉亚（03年玫瑰革命前），埃及、肯尼亚、塞内加尔、约旦，等等，都属于“竞争性威权政体”。
与斯蒂芬·列维斯基、鲁逊·维不同，拉里·戴蒙将这种杂交政体按自由度细分为三类：“模糊政体”（ambiguous regime）、“竞争性威权政体”、“霸权性选举威权政体”（hegemonic electoral authoritarian）。除杂交政体之外，还有一种威权政体，那就是“政治上封闭的威权政体”（politically closed regime）。全世界有25个政治上封闭的威权国家，其政治权利在“自由之家”的评估结果中为第6级至第7级。政治权利处于第7级，亦即政治上没有任何开放的国家，为15个，构成了世界上的“一小撮”，中国是其中最显赫的一员[iv]。
顺便说一句，在苏联崩溃中独立的国家并不像国内许多人想象的那样都成了民主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除土库曼斯坦外，其它都经历了程度不同的自由化和部分民主化。但是，苏联崩溃后，大部分都先后经历了向威权主义的回潮。2003、2004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先后发生了颜色革命，分别成为部分自由和自由国家，吉尔吉斯坦2005年也曾发生颜色革命，但后来又回到了不自由国家行列。在自由之家2010年的世界自由报告中，俄罗斯、白俄罗斯、吉尔吉斯坦、卡扎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均是不自由国家，处于5.5级，属于拉里·戴蒙所定义的“霸权性选举威权政体”。当然，这些不自由国家仍然举行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相对于戈尔巴乔夫改革前开放，自由度显著高于中国。
由于总算有一定的开放，它们的状况也许正好符合中国一些渐进主义者的胃口。然而，我们并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变成民主国家，在重新走向民主的过程中人们会付出什么代价，是否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我认为，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其精神气质最有可能导致三种前景：其一，长期停滞不动，不发生真正的民主转型；其二，从完全封闭的威权主义过渡到前景不明、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威权主义；其三，转型的速度跟不上社会动员的速度，像前苏联那样解体。下面将对从自由化向民主化过渡的角度对转型的节奏、速度做进一步探讨，并对以上几节做一小结。
延伸阅读：
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pp.5-7, pp.65-70; 159-165.（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0）。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2 April 2002)
Larry Diamond:“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2 April 2002)
[i]参见自由之家2009年度的报告：Freedom in the World: The Annual Survey of 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http://www.freedomhouse.org。
[ii] 参见Juan Linz and A. Stepan：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pp.38-43；Juan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pp.5-7, pp.65-70; 159-165.（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0）。
[iii]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2 April 2002)
[iv] Larry Diamond:“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3, Number 2 April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