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讨论了非暴力抗争。综合各方面情况，我相信，只有非暴力抗争才能构成促使中国民主转型发生的动力。重要的是如何使非暴力抗争变得更有效，这就需要走向战略性非暴力抗争。当非暴力抗争的力度达到可以从外部撕裂统治精英的时候，民主转型的时机就来临了。
我在第一篇说过，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统治精英的分裂。这种意义上的分裂并不是日常的利益之争或低层次政策分歧，而是关于是否进行政治开放、是否维持威权统治的分歧；不仅统治集团内部要分化出温和派、改革派，而且变革的力量要占据相对于强硬派的优势；分裂有两种形式，即政治决策层的分裂或军队与政治领导人的分裂，它们既可能单独、也可能同时发生；内部的分裂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应。下面就将这一分析视角、模型运用于中国。
高层政治动向一直备受关注，其中一个重要视角就是派系主义（factionalism）。我将首先回顾一下过去30年来共产党高层派系的演变，其中要重点说明的是改革派，特别是曾短暂存在的“政治改革派”——准确地说是温和派（softliners）——是如何产生和消失的。派系之争其实几乎贯穿了共产党的历史[i]，但是，故事应该从70年代末开始，因为只有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才第一次出现“改革”与“保守”之争。但是，改革派与保守派阵营的划分，是以支持还是反对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和实行对外开放为标尺的。
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当人们提到“改革派”的时候，指的是经济改革派，这一现象本身就可以说明高层在政治上的保守性。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田纪云等是公认的经济改革派，陈云、李先念、王震、李鹏、姚依林等则是明确的经济保守派。所有的经济保守派同时也是政治强硬派，但是，经济改革派却未必是政治温和派。尤其关键的是，邓小平既是经济改革派的首领，也是政治强硬派的核心。
邓小平、陈云等许多曾为共产党政权的创建立下大功的元老在“文革”中都遭到迫害。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驱动力，就是希望建立一种存在自身安全感的高层政治生态。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接受毛泽东的继承人华国锋，需要通过主张某些改革将其排挤出局。所以，他们在70年代末复出后曾带来一种弃旧图新的气象：主张停止残酷斗争、你死我活的游戏方式，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反对个人崇拜，推行包括废除终身制在内的领导制度、人事制度改革，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通过制定种种法律来控制、管理社会。
但是，他们要实现的只是相当程度地去毛化，丝毫没有改变他们本人参与建立并在其中享有权势、特殊利益的专制制度的意思。邓小平与其他元老在经济改革上存在很大分歧，但在维持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上，不仅与他们立场相同，而且有最为系统的论述[ii]。80年代，邓小平曾多次谈到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但他所主张的其实是行政改革，例如，干部年轻化，给地方、企业放权[iii]。
邓小平和其他老人们担心，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和松动，都有可能构成对共产党的挑战，威胁共产党的统治地位[iv]。80年代中后期，以邓为首的元老们对于偏离他们坚守的政治方向的人进行了两次清洗。这两次清洗对于高层政治生态的影响不仅在当时是重大的，也延续到现在。
第一次是1986年对总书记胡耀邦、中宣部长朱厚泽[v]等人的清洗。胡耀邦之成为政治温和派，与他对毛时代以频繁的政治运动迫害干部、知识分子的反思有关系。邓小平等元老也从“文革”中吸取了一定教训，但是在掌握权力后就停下了脚步，而年纪较轻的胡耀邦在高层却是一个异数。他70年代末主持了平反了过去的大量冤假错案，组织了被认为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他在因此而被提拔为总书记后的政治态度，仍然与这段经历保持着一致性。他明显不想在自己的手中重复过去的错误，这似乎是他与邓小平分歧的根源。
胡是否有实行重大政治改革的长远考虑，这一点并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他对占据着主导的邓小平政治强硬路线有疑虑，主张对不同的思想、主张实行比较宽松的政策。他支持给作家创作自由；抵制、消解了1983年邓小平所发动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对于邓要处理郭罗基、刘宾雁、王若望等自由化知识分子，不以为然；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人“闹事”，也主张疏导而非使用强硬手段。邓小平曾两次托人给他带话，认为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力、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软弱，但他似乎置之不理[vi]。他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对于邓小平是否应该退休的敏感问题，也表现出暧昧的态度，令邓小平愤怒[vii]。
胡耀邦是否有实行重大政治改革的长远考虑，这一点并不清楚
本来邓小平和元老们决定在1987年秋季举行的中共十三大上让胡耀邦下台，但是，1986年12月，上海、合肥等城市发生学潮，他们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会议便提前解除了胡的职务。在胡耀邦下台之前，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与邓小平的分歧。但是，邓小平的第二次清洗却发生在明显的分裂状态下。
赵紫阳喜欢主管经济事务的总理职务，而不太愿意担任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负责的总书记。邓小平让他接替胡耀邦，便轮到他承受元老们的不满和压力了。不过，他表现出比胡耀邦更强的、与元老们打交道的能力，在领会、表述邓小平的思想时也更加用心[viii]。尽管他与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元老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在一段时间内邓小平继续信任他。他们的分歧、分裂决定性地发生在1989年春夏胡耀邦突然去世引发的规模空前的学潮中。赵紫阳不同意邓小平将学潮描述成“动乱”的定性；主张与学生对话；开放了媒体对学潮的报道；反对戒严和镇压。今天的青年学生对这些可能不太了解，但整个过程和结局曾是举世瞩目的，兹不赘述。学潮被镇压下去后，与赵紫阳一同被清洗或整肃的还有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鲍彤等人。
赵紫阳自述他在相当长时间内注意力都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完全没有注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直到80年代中期，他的想法才有一些变化，但也主要是从经济改革的角度看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因为没有政治改革，支持经济改革的力量很难发挥作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也得不到抑制。他考虑过增加透明度、开辟对话渠道、扩大差额选举等问题，以改进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一直到1989年，他都没有想过要在中国搞多党制、议会民主。他下台以后经过反思，才认识到西方的议会民主是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ix]。
赵紫阳自述他下台以后经过反思，才认识到西方的议会民主是
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
不过，尽管赵紫阳在任时只是想实行非常有限的自由化，假如在1989年春夏下台的是邓小平而不是他，我相信，他会走得更远。来自社会的压力会驱使他快速更新观念和态度。
回顾70年末、80年代的风云，相对于掌控最高权力的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李鹏、姚依林、李锡铭、陈希同等人所组成的阵容，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改革派处于绝对的劣势。而经过上述两次政治清洗之后，政治温和派、改革派在高层消亡了。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于挑战邓小平的强硬路线了。
“6—4”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高层不再提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是防止“和平演变”。虽然到了1988年的中共十五大又表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但不过是邓小平意义的政改即行政改革，并没有诚意进行任何真正的政改[x]。1989年“果断”查禁《世界经济导报》的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期间的名言，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1989年在西藏亲自指挥镇压藏人抗议的胡锦涛上台后，对异议人士、“不安定分子”的打压控制更加有计划性、更加严密。
90年代以后，派系依然存在，但彼此没有路线分歧。90年代，人们谈论的是“上海帮”的崛起，此后是“上海帮”与“团派”的斗法，近几年则是“团派”（“青帮”） 与“太子党”（“红帮”）的较量。它们都是按个人升迁路线或者家庭出身划分的，是为了掌握权力而形成的集团，而不涉及政治态度的分歧——当然不是没有政治态度，在维持威权统治稳定的“大局”上，它们彼此合作[xi]。“太子党”的兴起不只是传统世袭制度生命力的体现，也与“6-4”之后高层“还是子弟兵可靠”的认识相关。
“6-4” 之后，中共高层认为还是将权力交给自己的孩子可靠。
习近平的上台就是这一政策的果实。
还需要说明的是，不仅政治改革派到80年代末消失了，经济改革派后来也消失了。在整个80年代，围绕着计划与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改革派与保守派存在尖锐分歧，虽然经济改革派占据着优势，不过，保守派的力量也相当强大。经济改革在80年代末至年代初陷入停滞。
但是，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一举突破了“计划”姓“社”、市场姓“资”的意识形态束缚，宣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对“6-4”后重组的、江泽名为首的领导集体发出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从此，经济改革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经济保守派变得不再重要。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具体说是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高层认为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进行较大的改革了，经济改革派也消亡了[xii]。
从此以后，进入了全面回归保守或者说抱残守缺的时期。一方面，过去10多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画上了句号，在此背景下，近年来一种新的舆论兴起了，也就是“中国模式”论。所谓“中国模式”，无非是威权主义+半吊子的市场经济。但它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不仅不需要改了，还成了一种应该予以赏识、坚持、效法的成功模式。它的兴起是全面保守的一个标志，表明掌权者不仅无视正当性的缺乏，反而变得更加自负骄横了。
延伸阅读：
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
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二十一世纪》网络版0二年六月号总第3期
[i] 参见Andrew J. Nathan (黎安友)：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The China Quarterly,No.53, 1973)。
[ii]邓小平1978年曾发表著名的讲话《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反对权力过分集中、批评家长制，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但是，这篇文章当时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削弱华国锋的权力（参见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第271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而邓小平很快就建立了自己专权的家长制。他厌恶西方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将权力集中、不受牵制视为共产党的优势（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78页、195页；赵紫阳《改革历程》275页）；不能容忍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即他所蔑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此，在1979年就提出了束缚中国政治发展的“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以专政手段维护稳定，要求对游行、请愿、“闹事”必须快刀斩乱麻、强硬地压制。“在我印象中，邓是老人中强调专政、对专政念念不忘最为突出的一位，至少是其中之一”，赵紫阳回忆说（赵紫阳《改革历程》276页）。
[iii]赵紫阳在晚年回忆中说，“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与一般人的理解，即国家现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决共产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力和效率问题，基本上是行政改革” （赵紫阳《改革历程》第274页）。
[iv] 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277页。
[v]朱厚泽1985年7月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胡耀邦从贵州调往北京任中宣部部长，1987年2月与胡耀邦一同下台。朱厚泽任中宣部长期间，提出了“宽松、宽容、宽厚”的著名“三宽政策”，给思想文化界松绑，被认为是近30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小阳春”。参见本人在朱厚泽去世时写的纪念文章《“而事实上，没有这个希望”》（BBC，2001年5月，http://is.gd/jUn8k7；完整版：《传知行学术通讯》2010年第三期）
[vi]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184页。
[vii]参见上书184-18页。关于胡耀邦与邓小平的分歧、胡耀邦下台的原因，赵紫阳有清晰扼要的叙述。
[viii] 他主持起草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将邓小平的思想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得邓小平的赏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ix] 参见上书292-300页。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学教授麦克法尔（Roderic MacFacuhar）,在为该书英文版写的序中，谈到赵紫阳的思想历程时，感慨地说：“一个热爱国家的官员，如果只有在多年赋闲全力反思的条件下，才得出中国需要民主的结论，那么对于日理万机的官员来说，又有什么休闲时间，或者有什么（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在当朝当政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来呢？如果他终于能够得出这种结论，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党内反对力量之下，来实现这个结论呢？”（见赵紫阳《改革历程》中文版309页）。
[x] 本书第二章曾谈到，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制度”与“体制”是有区分的。“体制”指的是制度运行的方式，而不是制度本身。在官方看来，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制度是不能改的，但治理的某些方式方法可以改。由于不清楚或没有认识到这一区分的重要性，每当官方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时，一些人就兴奋起来，以为官方还是要改革的。官方也清楚这一点，而经常刻意加以利用。他们知道，以改革相号召是70年代末以来中共政权获得正当性的重要来源之一，空洞地谈一谈“政治体制改革”，不让人们绝望，有益无害。
[xi]尽管过去10多年中出现过一些比较大胆的报刊，例如《南方周末》、《财经》、《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但是，这是随着经济的多元化及与此相联的社会多元化，极权统治无可挽回地衰落，也就是专制者更加难以贯彻自己的意志的结果，而不是刻意奉行宽松、宽容的政策的产物。大家知道，当权者一直在想方设法整治比较大胆的媒体和记者，并且经常能获得“回报”，例如，曾经风行一时的《南方周末》早就黯然失色了。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也给专制者管制言论、信息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但是，经过最初一段时间的不知所措后，相应的管制技术、方法、制度、人员发展了起来，几年前你打开网页，就可以看见有一个警察在巡逻了。
[xii] 从现在的文献看，吴国光教授较早提出了经济改革已经终结的判断（参见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二十一世纪》网络版0二年六月号总第3 期）。在经济改革已经终结的情况下，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改革派是否还存在？我认为，非常明显，经济改革派也相应地消亡了。官方并不认为需要进一步改变金融、电信、铁路、航空、重工业等关键领域由国家垄断的所谓“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多年来，政府内部一直有人认为需将部分出版社、报纸企业化，出于思想、舆论控制的考虑没有多大动静。最近，似乎这方面的改革又要提上日程，不过，并不能改变经济改革派在总体上已经消亡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