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位自由知识分子中间，我将从具有传奇色彩的周舵开始。他是1989年天安门绝食“四君子”之一，也是较早主张渐进主义的学者之一。“从1993年我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时就开始到处宣讲‘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当时，我的这种温和、渐进、改良的主张非常不受欢迎，可以说是两边挨骂”，“坚持到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渐进民主’主张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共识”[i]。2008年，他在题为《理解中国问题的七件》演讲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渐进民主”主张。
1989年天安门广场绝食“四君子”之一周舵。其他三人为刘晓波、侯德健、高新。
周舵在这篇演讲中关于中国如何实现政治现代化的思考，“总括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目标是英－美模式的现代化，路径是‘渐进民主’——先自由（以宪政、法治有效约束政治权力，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后民主，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ii]。“英美模式是在自由宪政法治整个一套基本制度巩固之后逐步扩大政治参与，最后实现全民普选”[iii]。“先自由后民主，则自由民主兼有”；“先民主后自由，则民主自由尽失”[iv]。“要是听从那班天真幼稚、头脑简单的民主乐观派的馊主意，还没有建立起牢固的自由宪政和法治基础，就立即开放普选式的‘一人一票’全民民主，我们的‘民主’会是何等丑恶的一副面孔！十之八九，比陈水扁之流还要丑陋不知多少倍。”[v]
基于这样的考虑，周舵构思了一个与众不同或者说怪异的转型方案。他认为，在操作上，首先要达成“精英共识”，建立宪政和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游戏规则，其中司法独立至关重要。在此前提之下，一方面培养文明的政治行为习惯，同时渐进、稳妥、有序地逐步扩大公民的政治权利，其中最核心的是政治参与的权利，和言论、出版、表达的权利。精英必须起主导作用，政治参与相应地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个层次。“精英层次的参与，是指人大、政协向真正的议会转型，执政党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一党独大，但必须从高居于议会之上的‘议会老子党’，真正成为在宪法约束下，以议会为主要政治舞台的议会党，同时逐步向独立的民间人士开放议席，走‘内源式’的多党制发育之路”，也就是政党从议会内部派系中发源（像英国、美国政党的起源），“而不是在现有体制之外形成非法状态的反对党”。“大众的参与可以采取自基层民主选举逐级向上递进的方式。扩大言论、出版、表达的权利也类似，可以在政治性、现实性、大众动员性的言论，和非政治性、非现实性、小众范围内的言论之间作出区分，后者应尽可能自由，前者则不妨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逐步放宽限制。” [vi]
周舵这个别出心裁的转型方案的空想性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他没有说明决定建立宪政制度的“精英共识”如何才能达成，也没有说明共产党如何会自觉自愿地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老子党”变成议会党。这些“细节”的缺陷是如此明显，并不需要给与专门讨论。但周舵主张宪政先行，这是其整个操作方案的基础，应予侧重辨析。而且，过去10多年来，一些人围绕着民主与宪政的关系争论不休，不时有人发出宪政先行的吁请[vii]。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周舵主张先建立宪政制度然后逐步扩大政治参与，是基于对“英国经验”的表面化理解或者说想像。的确，英国全民普选的实施是在宪政制度巩固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宪政制度是在缺乏广泛政治参与的情境下得以维持、巩固的。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就成了一个立足于广泛的政治参与、以议会为最高机关的虚君共和国[viii]。尽管它不是一人一票基础之上的民主共和国，但民主却是其政体至关重要的构成元素。其最重要的机构即议会下院是平民自由、直接选举的，是其政体的民主成分[ix]。拥有或租种价值40先令土地的男子都能参加选举，普选权在当时其实不是严重问题，而是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新问题。18世纪下半叶后肇始的工业革命产生了许多根据旧选举法不能选举代表的新市镇，也造就了一个数量庞大、没有土地的工人阶级。所以，英国到了1832年才开始推行普选权是与其社会结构的变迁历程联系在一起的，不能脱离这一背景去理解。
其次，非常明显，宪政的确立不能依靠少数“治国精英”的自觉自愿，必须以政治开放为前提。说到宪政，指的是以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自由。经验表明，其实现不仅需要通过建立分权制约机制实施政府的自我约束，更需要人民广泛有力的参与、监督。正如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指出，控制政府的最深厚的力量来自于人民[x]。但是，在周舵那里，宪政制度的建立只是少数精英的事情，与“芸芸众生”无关。他希望通过少数精英——实际上主要是官僚——的参与，实现人大政协“向真正的议会转型”。议会对于宪政制度当然是至关重要的，英国的宪政发祥史其实也就是其议会成长史。然而，在精英们由人民定义之前，亦即以自由、直接的选举将人大政协那些“治国精英”们[xi]置换成具有独立性的、真正的人民代表之前，我看不出人大政协如何能转化为议会，看不出威权政体如何会转化为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xii]。
其三，应该区分因为政治松动所获得的短暂、不稳定的自由与宪政化、制度化的自由。前面说过，在民主化之前需要自由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自由是先于民主的。但需要明确的是，自由化阶段的自由是没有制度化的，亦即还不是宪政、法治保障下的自由。只有在实现充分的政治参与亦即民主化之后，宪政法治才有可能牢固确立，自由才能制度化。周舵主张“先自由（以宪政、法治有效约束政治权力，保障每个人的基本自由）、后民主”，将宪政制度的建立置于民主化的实现之前，实际上是将民主化以后才有可能完成的事情不切实际地提前了。
周舵再三强调必须走“渐进、可控、有序”的政治发展之路，因为像许多渐进主义者一样，他担心民主转型、政治参与会引发社会动荡。他希望统治集团能主动启动转型。然而，在对转型充满担忧恐惧、强烈追求“可控”的心态下，统治集团是否会启动转型本身就是成疑问的；而且，按照周舵渐进、缓慢的操作方案，转型是否能“可控”、“有序”地完成，也是成疑问的。在过去20年中，统治集团没有进行任何自由化的尝试，对各种可能的“漏洞”严防死堵，禁止游行、打压言论、紧缩互联网、遏制公民社会的成长，等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担心任何局部的开放都可能会导致失控。也许，周舵认为他的“英国式”方案已经足够保守，实施起来是可控的，统治集团应该能接受。然而，他错了。在统治集团相信自己还可以控制局势但对转型却没有信心的情况下，周舵的方案对于他们显得过于“激进”、是颠覆性的，而到了不得不进行变革的时候，他的方案对于民主派又显得过于保守、不合时宜。
要知道，转型是政府、社会之间相互博弈的产物，而不是政府自觉自愿的单边行为。在过去发生的民主转型中，有的是政府启动的，有的是政府与反对派谈判的结果，有的是公民社会强加的。以政府主导的转型而言，它也不会发生在统治集团相信自己能够实施有效控制的时候，相反，是在已经开始失去控制、对保持控制越来越没有信心的时候。
典型的情况是，在严重的经济、政治危机中，面对公民社会的反叛或反叛的威胁，政府的控制成本变得难以承受，紧缩、镇压的前景难以预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虽然还掌握着相对的主动，但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了，温和派认为如果不做出一些让步、不实施某些开放，将难以渡过危机，局势将会进一步失去控制。温和派说服了强硬派，尝试推行政治开放。在这种情况下，温和派必须及时寻求公民社会的支持，以稳定局势、巩固自己在统治集团内暂时获得的优势。周舵转型方案将不大可能得到考虑，因为它是封闭性的，过于保守、片面，不可能得到公民社会、反对派的认同。它排斥体制之外即外源性政党的参与，排斥全国自由直选。就像清朝末年预备立宪中的皇族内阁曾引起全国舆论大哗、让天下士子离心，如果坚持这种单边的、“可控的”、“渐进的”思路，后果也将是严重的。在政治已经松动、社会开始动员起来的情况下，倘若不加快转型的步伐，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将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对峙、冲突。所以，以为“渐进的”、缓慢的就是“可控的”，“可控的”、“渐进的”就是“有序的”，是不成立的，结果可能正好相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周舵主张“先自由后民主”，不只明显是反对尽快民主化的。他反对在体制之外成立的“非法”政党[xiii]。他主张限制政治性的言论、出版、表达权利（所谓“随着各方面条件的成熟逐步放宽限制”）。所以，周舵同时也是反对尽快自由化的。不过，他在不同场合还提到，应尽快启动“县市一级的系统性整体政治体制改”、直接选举市长[xiv]，可以认为他要求尽快推行有限的部分自由化。前面说过，周舵提出的先宪政后民主的操作方案，以人大政协向议会转型和共产党降格为独大的议会党为核心内容。所以，归结起来，如果以Ｌ指代周舵的渐进改革主张的集合，以Ｄ指代民主转型所要求的变革，则两者呈现出非常有限的交叉关系，图示如下：
图表15
说明：Ｌ＝人大政协改革＋共产党向独大的议会党转变＋县市长直接选举；T＝自由化（开放言禁、开放党禁、开放地方政权）＋民主化（全国自由直选）。
接下来讨论另一位自由知识分子——张博树。如果你想列举几个在当今中国数十年坚守理想、不为红朝利禄所动的学者，张博树当是其中之一。他因为自己的政治态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不上高级职称，前不久还被解聘了。
前中国社科院研究人员张博树坚守理想、不为红朝利禄所动
在其２００８年出版的个人文集《解构与建设》、特别是曾在网络上流传的《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xv]，张博树颇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民主转型的主张。他认为，“改革的战略设计要彻底，战术设计要循序渐进”。“所谓‘改革的战略设计要彻底’，就是说终结党专制体制是宪政改革坚定不移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要贯穿于改革之战略设计的各个方面。”“所谓‘战术设计要循序渐进，则指改革的具体推进要积小步为大步，不能指望一口吃掉一个胖子”[xvi]。“‘改变’不应是‘推倒’，而是逐步‘解构’，就是一点一点儿地‘拆除’”。“要实行一个和平的、理性的，渐进式的政治改革”，“‘解构’和‘建设’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xvii]。
张博树认为，宪政改革的具体实施步骤是：“取消言论限制和结社限制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改革教育体制、废除党化教育；推进基层和地方自由选举；政党政治建设，包括让现有８个“民主党派”独立化，解除党禁允许新的独立政党的出现；共产党党内民主化；解决“６／４”和镇压法轮功两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举行制宪会议，确定多党制基础上的宪政民主框架；两岸和平统一，共建大中华共和。基于渐进主义，张博树主张新闻、教育、政党、地方选举等制度改革都应以逐步解构和建构的方式进行（渐进主义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仅改革在整体上是渐进的，在局部、单项上也是渐进的）。
张博树认为，执政党主动进行的改革将是成本最小的改革。如果执政党不主动改革，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不可阻挡的，但中华民族将会为政治现代化付出更大的代价。他希望“建设性的反对派”（中右力量）与共产党内的宪政改革派（中左）结成“中派联盟”，共同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xviii]
张博树上述方案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毫不含糊地将剑锋指向一党专制、要求开放党禁。每个人都知道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停滞不前的症结就在于统治集团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可是，在思考、探讨如何才能启动政治制度改革是，许多人都忘记或者刻意回避这一点。例如，许多人都主张开放地方选举，却不要求开放党禁，反而迎合甚至鼓吹应继续坚持一党体制，幻想着这样统治集团就能接受他们的主张。但实际上，开放地方选举也是与是否有意放弃一党专政联系在一起的，如果统治集团根本无意放弃一党专政，它也就不大可能开放地方选举。过去２０多年来，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之所以一直没有超出非政府性的、狭小的村级单位而像许多人所期待的那样扩展到乡镇、县市，就是因为以乡镇、特别是县市的规模而言，如果举行自由直选，候选人不能依靠自己一人的力量，而需要借助于组建竞选团队，包括运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这意味着独立政治组织的出现。
所以，张博树既要求开放地方选举，也要求开放党禁，比其他渐进主义者“渐进”了一大步，似乎“激进”了许多，反而是一种更现实、更符合政治逻辑的主张。
然而，像其他渐进主义者一样，张博树的转型思考依然有下列问题：其一，他也在渲染转型过程的可怕，假定小步、慢速的改革才是稳健、安全的。他说，苏东各国改革历史表明转型过程“都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动荡期”[xix]，苏俄改革最大的教训就是速度太快，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赞赏威权控制的转型战略[xx]。我并不是说转型过程不会有震荡、风险，但综观第三波民主化，可以发现，总体上应该以积极的心态看待民主转型过程。我在后面还会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也会阐明苏俄改革最重要的教训其实不是速度太快，而是某些关键性改革没有被置于优先地位；东欧国家的改革历程也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动荡。渴望转型的中国知识界对转型过程几乎一边倒地持负面看法，这种精神、舆论氛围是非常不利于转型的发生的。
其二，张博树对于在较短时间内推行全国自由直选即民主化的态度是暧昧的、没有信心的。他在罗列改革的步骤时，并没要将全国自由直选放在一个重要、明确的位置，只是在含糊的上下文中附带说了一句“全国人大代表也完全是可以直接选举的”[xxi]，这表明了他对应否在较短时间内从自由化过渡到民主化相当模糊、疑虑（在我与张博树先生的一次当面交谈中，他表示20年之后中国才适宜实施自由直选国家领导人）。尽管张博树强调了开放党禁，但从其他国家转型的经验看，开放党禁的决心通常是与是否愿意实行全国大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在近期内实行全国大选是不适宜的，开放党禁也往往会被认为是不适宜的。
其三，可以看出，张博树主张自下至上开放选举，即先实行基层和地方也就是乡、县和省级自由直选，最后扩展至全国自由直选。这样的顺序几乎是所有渐进主义者一个共享的观点（我本人16年前也曾提出类似主张），然而，我在后面将阐明，如果全国自由选举不在省级之前发生，渐进主义者们所担忧的“社会解体、国家分裂”将真的有可能发生。我们将看到，渐进主义者想当然的、自以为稳健的“从小到大、逐步推进”的改革思路，如果真的有机会付诸实施，可能是多么危险！对于民主转型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把握时机，渐进主义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没有这样的观念，假定慢的就是稳健的、小步走就不会摔倒。
以Ｌ代表张博树的渐进改革主张的集合，以T代表民主转型要求的关键性变革的集合，两者的重叠与差距可以图示如下：
图表16
说明：T是大椭圆形，Ｌ是小椭圆形；L＝（开放言禁、开放党禁、逐步开放地方政权）； T＝自由化（开放言禁、开放党禁、开放地方政权）＋民主化（全国自由直选）。
张博树的渐进改革主张是迄今最大胆、“激进”的，所以，Ｌ完全落在了T之内，但它依然与T存在明显反差，覆盖的只是T中的自由化部分，而不包括民主化。在张博树方案中，民主化并不在近期政治日程之内。
前面评述了过去１０多年来流行的一些渐进改革主张和几位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的渐进改革思想。以此为基础，我对当下盛行于中国知识界的渐进主义的重要特征作如下概括：第一，渐进主义者们（绝大多数）的一个基本心态，就是认为要求开放党禁、举行全国大选等整体性变革是不现实的，因为领导集团不可能同意。所以，他们认为不如退而求其次，主张诸如法治、党内民主、行政改革等较温和的变革，以期能得到领导集团的采纳，从而“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渐进主义者们还有一个基本心态，就是对民主转型和民主政治充满焦虑恐惧，认为当下开放党禁、全国大选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会导致大的动荡、失序。基于这一原因，他们也主张先进行一些温和“理性”、不会导致政府失控的改革，不仅不要求、反而反对尽快开放党禁、举行全国大选等整体性变革。
第三，基于上述原因，渐进主义者们刻意回避民主转型所要求的关键性变革，主张许多与民主转型没有关系的改革，典型的如周天勇等人提出的不同领域的变革建议；或主张只有在民主转型发生的前提之下才有可能和有实际意义的变革要求，重大的如司法独立。
第四，渐进主义者们不仅在整体路径上持一种渐进的改革革观，在局部发展上也持一种渐进的改革观。例如，胡伟提出要用50年的时间逐步推行党内民主；周舵希望人大政协向议会转型，逐步向独立人士开放；张博树主张新闻、教育、政党、地方选举等制度改革都应以逐步解构和建构的方式进行；等等。
第五，渐进主义者们强调政府对于变革过程的可控性，认为小步、慢速推进就是稳健安全的，快速、大幅的变革会导致动荡失序。他们将政府对于变革过程的可控性等同于秩序，没有回答在政府具有很强控制力的情况下，即使启动了有限的变革，是否会长期停滞不前，或者倒退回去；以为采取缓慢、小步的变革路径就是稳健的，就不会导致动荡失序，也是没有经过论证的假设。
第六，渐进主义者们希望通过提出统治精英能够接受的低限度要求启动政治变革，但是他们没有回答在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的前提之下，统治集团为什么要启动具有实际意义的政治改革，也没有回答进行与一些民主转型没有关系或者虽然有关系但只是非常有限的自由化，如何能导致民主转型发生。
第七，渐进主义在中国流传如此之广，很少有知识分子不属于这个学派，尽管不同背景、立场的人所持的具体改革主张存在差异。明显亲政府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变革主张往往既不涉及自由化，更不涉及民主化；自由知识分子的主张要进一步，但也通常只涉及有限的自由化，很少有人像张博树那样提出开放党禁。而无论官方还是自由知识分子，都没有提出尽快民主化的要求，即主张尽快举行全国自由选举。渴望民主的人没有提出尽快民主化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
第八，渐进主义者刻意回避开放党禁、全国大选等等民主转型的关键性变革，反对尽快启动这样的变革，主张先进行种种与民主转型没有关系的改革或只进行有限的自由化，这使得渐进主义与民主转型之间有一种内在紧张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它总体上不仅是一种主张延缓民主转型的理论，也具有强烈的反民主转型特质（它与民主转型只有一种想象而非真实的联系）。
至此，本讲座已对当今中国盛行的渐进主义的基本思路、主张、特质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检讨，但检讨还不能就此结束。对于这样一种影响巨大、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思潮，还需要给予更深入的剖析。
渐进主义萌芽于80年代，但其盛行却是90年代的事。它是整个中国知识界以1989年为分水岭、在90年代转向保守主义的产物。80年代那种要求快速变化的精神特质嘎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渐进主义[xxii]。下面将探讨渐进主义兴起的历史、理论原因。
延伸阅读：
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在乌有之乡的演讲，2008年）、《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人与人权》，2008年7月）。
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之主报告。2007年首先发表在网络上，2008年10月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i]周舵《“渐进、有序、可控的民主化” —— 就地震及“六•四”十九周年答记者问》（《人与人权》，2008年6月）。
[ii]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2008年3月在乌有之乡的演讲）。http://www.snzg.net/article/show.php?itemid-9672/page-1.html
[iii]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2008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
[iv]周舵《自由民主及其悖论》（《领导者》第24期）
[v]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2008年11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http://home.kaiyuan.de/space.php?uid=74411&do=blog&id=3690
[vi] 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2008年3月在乌有之乡的演讲）。
[vii] 例如，本讲座提到的季卫东、顾肃就是宪政先行论者。参见季卫东《中国：通过法治迈向民主》、顾肃《论法治基础上的民主》。
[viii] 关于英国光荣革命之后政治参与的情况，参见 John A. Phillips： Participatory Politics in Hanoverian England（ Social History, Vol. 16, No. 2 (May, 1991), pp.. 223-230）。这是一篇书评，评析了两本专门研究光荣革命后至1832年开始推行普选权英国政治参与的著作，Whigs and Cities: Popular Politics in the Age of Walpole and Pitt by Nicholas Rogers 和Voters,Patrons, and Parties: The Unreformed Electorate of Hanoverian England, 1734- 1832 by Frank O’Gorman。
[ix] 根据西方古典政治理论，英国实行的是混合政体，即包含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个要素的政体。当时的英国人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政体的。君主主要执掌执行法律的权力。贵族、平民分别通过议会上院和下院参与国家事务。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法学家、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在1765至1769年出版的《英国法释义》中写道：“下议院（平民院），由人民在他们自己中间自由选举产生，这使它成为一种民主制”。参见Sir William Blackstone：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Vol. 1, p50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Company, 1893) 。
关于混合政体、共和制与民主制的关系，以及英国政制的混合特点，也请参见我的两篇文章《论共和国》（http://www.gongfa.com/republicwangtc.htm）、《再论共和国》（http://www.gongfa.com/republic2wangtc.htm）。
[x]参见《联邦党人文集》，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等译，第264页，商务印书馆。
[xi] 周舵将精英定义为“仰望星空的人”。他将精英分为四个层次：职业精英（各专业领域有影响力、领导力的人物）、治国精英（在既定制度、游戏规则约束下掌握权力、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制宪精英（制定基本制度和游戏规则的远见卓识者）、思想理论精英（为制宪精英提供思想、精神、文化和信仰资源的思想家）。参见周舵《理解中国前途的七件工具》（2008年3月在乌有之乡的演讲）。
[xii]周舵由精英主导建立牢固的宪政制度的观点，也是受英国经验的启发——贵族在英国宪政制度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由于中国并没有英国那样的传统贵族，所以他转而将希望寄托在精英身上。然而，周舵所期待的精英——“仰望星空的人”，是不可能发挥英国贵族那种作用的。英国历史上的贵族既有动力又有力量削弱、限制王权。他们有自己的领地、城堡、骑士和刀剑，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主要的纳税人，与国王有利益冲突。他们交替使用手中的刀剑和议会的讲台驯化君主，将君主一步步赶进宪法的“牢笼”之中。正是由于他们的独立性和强有力，由他们构成或参加的议会才变得有力量，并最终成为英格兰政制的核心部分。然而，周舵所特别寄予厚望的精英，那些坐在人大和政协中的人，并不是这样的力量。他们的主体是党政官僚，与社会有利益冲突，与政府则是利益共同体。人大要转变成真正的议会，要建立起分权的宪政体制，就必须将官僚们置换成具有独立性的、真正的人民代表，这只有通过人民自由、直接的选举、而不是“逐步向独立人士开放”才能完成。在没有传统贵族的现代社会，保障宪政、自由的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精英而是精英背后的力量——大众。
周舵设想共产党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老子党”“屈尊”降为议会党，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一党独大。即使这一方案被付诸实施，由此而建立的也不可能是宪政体制，而是类似于新加坡的威权体制——比新加坡的威权体制还不如，因为新加坡的议会至少在形式上是直接选举的。
[xiii]周舵的设想是“走‘内源式’的多党制发育之路，而不是在现有体制之外形成非法状态的反对党”。“内源”和“外源”是法国政治学家迪韦尔热提出的两种政党起源方式。“内源政党”发源于议会内部派系，英国、美国的政党就是这样起源的。但是，迪韦尔热说得很清楚，这是现代政党在18世纪的起源方式。那个时候许多人都不知道政党是什么东西。19世纪中叶以后，“外源”成为普遍的政党创建和发展方式——在议会之外组建政党参加社会运动和政治竞争。参见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John Wiley & Sons，Ist English edition, 1954), pp.xxiii-xxxvii。
[xiv] 参见周舵《谁将折腾中国？》（http://boxun.com/hero/200905/zhouduo/2_1.shtml）
、柴子文《六四凌晨的雾与电——周舵专访》 （《亚洲周刊》2009年6月）。
[xv] 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2007年首先发表在网络上，2008年10月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其《解构与建设》也同时在香港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xvi]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第２３页。
[xvii]引自张博树答记者问：《北京学者新著 解构一党专制》（记者乔龙，自由亚洲电台，2009年4月27日）。
[xviii]张博树《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第23－41页。
[xix]同上书，第23页
[xx] 参见上书第108-110页。
[xxi]参见上书第30页。他在谈到修改选举法扩大基层和地方直接选举范围时附带提到了“人大代表也完全可以实行直接选举”。
[xxii] 最早强调民主应该“循序渐进”的是共产党领导人。例如，邓小平在1986年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旗帜宣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共产党领导人所说的“民主”与知识分子所希望的民主当然不是一回事。知识界后来的渐进民主思想，与邓小平的渐进“民主”思想似乎也并没有什么渊源关系，而是基于不同的理由独立发展起来的。后面将谈到，李泽厚自述在70年代末就萌生了渐进改良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