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提摩太·伽登·阿什对于1989年发生在东欧的天鹅绒革命亦即温和革命[i]，与历史上的另一类革命，也就是1789年的法国革命及其进一步发展者1917年俄国革命、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做过一个比较。他写道：
1789年式的革命是暴力的、乌托邦的、宣称以阶级为基础的，其特点是不断激进化、在恐怖中达到高潮。例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曾提出这样的有名论断，并进而说：“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 能矫枉。”
与此截然不同，1989年式的革命是非暴力的、反乌托邦的、不是以一个阶级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广泛的社会联合之上的，其特点是运用大众的压力——“人民的力量”——将台上的掌权者带过来谈判。它的高潮不是恐怖而是妥协。如果说1789式革命的图腾是断头台，那么，1989年式革命的图腾则是圆桌子。[ii]
1789年式革命的图腾是断头台
当然，谈判和妥协并不是从1989年的东欧开始的。例如，1975年底开始的西班牙转型，被公认为“协议转型”（pacted transition）的成功典范；1984年，乌拉圭军政府与反对派达成了著名的“海军俱乐部协议”；在巴西极其缓慢的转型中，军政府一直享有支配性地位，但是，协议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iii]。谈判在第三波民主化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转型，政府与反对派之间都有程度不同的谈判。有的谈判非常正式，有的很不正式；有的是公开进行的，有的是秘密的；有的集中在某个时段进行，有的分散在不同时间；有的签署了协议，有的没有。
谈判并根据谈判结果通过法律，是就结束威权统治、建立民主制度做出基础性安排的最佳方式。谈判的结果不仅关系到民主转型能否顺利进行，也对民主的巩固有重要影响。我国许多人一谈到民主转型就非常惶恐，但谈判会减少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它是结束敌对状态、共同工作的开始，有助于建立朝野政治精英之间必要的互信和共识。经过谈判，彼此不再将对方视为“敌人”，而是当作“对手”。民主政治中日复一日的沟通、讨价还价、妥协、节制、既争斗又合作，从谈判转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民主是以民主的方法建立的；没有其他的方法”，亨廷顿说[iv]。
由于对第三波民主化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许多人对于如何通过谈判实现转型不太了解。有鉴于此，也许多讲述一些案例，会比一般性地讨论、介绍关于谈判的理论对读者更有助益。下面将重点介绍几个案例，说明特定的谈判发生的前提和谈判的内容、过程、结果。此外，还将对1989年中国政府与抗议学生的对话做一评点。
案例1 ：西班牙
首先介绍西班牙的谈判，不仅因为它是“协议转型”的著名案例，还因为它不得不应对民族分离主义。西班牙的转型发生在由经济危机所加剧的、严重的社会压力之下。例如，罢工在1973年比上年增加了84个百分点，1974年又递增了63个百分点，政府的镇压能力明显下降[v]。
不过，当时以军队为核心的保守势力仍然相当强大，统治精英依然有较强的控制力[vi]。新上任的卡洛斯国王、苏亚雷斯首相开启并支配了转型的进程，但是，使转型变得顺利的是广泛的沟通、谈判。苏亚雷斯长于沟通、特别重视寻求共识。
他首先运用说服或许诺大选后的职位，促使“政治改革法” 得以在弗朗哥时代留下的、保守分子占优势的议会（cortes），以425票赞成、15票反对、13票弃权获得通过——那个“议会”自己投票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该法在交付全民公决通过后，苏亚雷斯宣布“社会主义工人党”等反对派组织合法化，但是，与反对派包括反对君主制、主张暴力革命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触、谈判，在政治改革法没有提交议会表决前就在秘密进行了。大选之后，苏亚雷斯就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及相关政策、改革进行谈判，各主要政党签署了著名的曼克洛亚宫协议（Moncloa Pact）[vii]。此后不久，在各主要政党事先取得充分共识的前提之下，议会又通过了新宪法并交付全民表决。
对西班牙转型构成严重挑战的是巴斯克、加泰罗纳的民族主义。解决加泰罗纳问题的钥匙是流亡法国的塔勒德莱斯（Terradellas），他被视为加泰罗纳民族运动的象征。苏亚雷斯邀请其秘密回到马德里，就恢复1932年加泰罗纳自治政府、维持西班牙的统一达成了协议。巴斯克的民族主义要比加泰罗纳强烈、激进。为了避免过分刺激军方，苏亚雷斯没有寻求与巴斯克流亡政府领导人谈判，而是由政府一位部长与巴斯克民族主义党在议会的成员及其他政党来自巴斯克的议会成员谈判，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巴斯克地区议会。[viii]接下来，政府和议会与选举产生的加泰兰和巴斯克地区议会就自治安排进一步谈判。基于谈判结果，议会制定了“加泰罗纳自治法”和“巴斯克自治法”，并交付两个地区的选民投票公决。
苏亚雷斯的许多谈判都是不正式的、悄然进行的。他在强硬派与反对派之间走“钢丝”，既安抚、抑制强硬的军方，也利用对于军方可能发动政变的担忧，要求反对派做出让步、给予合作；不仅与政治精英进行广泛的沟通、谈判，还反复利用全民投票来形成最大限度的共识、保持对改革进程的主导权。
案例2：波兰
波兰共产党与团结工会1989年的圆桌谈判，是那一年东欧一系列结束共产专制的圆桌谈判的先声。从国际环境看，谈判发生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已经启动政治改革的前提之下；以国内情况而言，它源于波兰共产党需要寻求团结工会的合作以应对经济危机。1980—81年，团结工会在迫使政府短暂承认期间，成员迅速发展到1000多万；在雅鲁泽尔斯基实施戒严后，它在天主教会的协助下变成了一个分散然而各部分相互联系的地下“帝国”，印刷发行1000多份正式或非正式的刊物[ix]。
雅鲁泽尔斯基试图通过改进经济状况来赢得民众支持。1987年，他提出了一揽子会导致物价上涨的经济改革方案，为了得到民众的支持交付全民投票表决，结果却没有获得通过。1988年，新一轮罢工潮兴起。在这种情况下，雅鲁泽尔斯基克服了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对，决定与团结工会谈判。
在前期的洽谈中，双方达成了部分开放议会选举、团结工会合法化、避免讨论过去的原则性协议。谈判正式开始于1989月2月，历时2个月。坐在谈判桌边的包括政府、亲政府的工会、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的代表，主角当然是政府和团结工会代表。分“工会多元化”、“政治改革”、“社会、经济政策和制度改革”3个大组进行，大组之下又按议题细分为若干小组，例如“法律与司法改革”、“地方政府”、“住房政策”、“医疗保险”等。到了3月初，由于越来越多分歧危及到了整个谈判进程，内务部长、圆桌谈判共同主席凯斯茨扎克（Kiszczak）邀请瓦文萨及团结工会主要谈判代表，到马格达论卡别墅与共产党内主要改革人物进行非正式会谈。马格达论卡别墅谈判此后成为调解重要分歧、达成妥协的场所。
1989年波兰圆桌谈判会场
关于政治改革的谈判是最重要也最艰难的。共产党（统一工人党）方面只同意开放35%的议会（下院）席位选举，团结工会为了换取自己的合法化接受了，但要求下次议会选举必须全部开放。在此后的谈判中，争执的最大焦点是总统的权力和选举方式。共产党的方案赋予总统很大的权力，包括任命总理、否决议会法案、解散议会等，并主张由议会（下院）和部长会议主席顾问委员会等现存咨议机构选举。这个职位是给雅鲁泽尔斯基预留的，目的在于保护共产党的利益。团结工会认为是帝王式的总统，虽然接受了其权限安排，但是坚决反对其选举方式，“民主可以被强暴一次，不能被强暴两次和多次”[x]。最后，为了达成协议，共产党同意新设立的参议员实行自由选举，总统由下院和参议院共同选举产生。由此所形成的政府架构是类似于法国的半总统制，它在90年代曾为波兰民主的巩固蒙上阴影——雅鲁泽尔斯基后来很快辞去了总统职务，瓦文萨当选总统后与议会、总理频繁地发生冲突。
谈判的结果大大超出了团结工会的预期，它最初的希望是取得合法地位，没有想到会就民主转型的安排达成协议。在谈判开始后，团结工会有机会通过新闻发布会公开阐述自己的立场，民众对它的支持更清楚地显露出来，这加强了它的谈判地位，也促使政府做出了更多的让步。不过，团结工会始终保持克制。谈判过程中一直存在一个担忧，也是政府方面的一张牌，就是“走得太远会招致苏联干预”，发生像1956年苏联坦克开上匈牙利街头那种悲剧。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稍后在匈牙利进行的圆桌谈判，苏联牌却不再那么有效，民主派认为团结工会让步太多。
案例3：匈牙利
匈牙利的转型开始于1988年卡达尔的下台。当时，苏联已经在推行政治改革，匈牙利也需要改革以应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新任共产党总书记格洛兹（Grosz）只愿意进行经济改革和有限的法律改革，以波斯茨格(Poszgay)为首的改革派通过重新评价1956年纳吉事件占了上峰。改革者启动了政治自由化，但整体的转型却是改革与革命的混合。
起初，反对派人数很少、相当孤立[xi]，但是，更多的反对派组织出现了，社会动员了起来。1989年3月15日是匈牙利从哈布斯堡王朝独立的1848年革命纪念日，10多万人参加了反对派要求将3月15日恢复为国庆日的游行；6月6日，数十万人参加了重新安葬纳吉的葬礼。共产党原本想由自己为转型确定规则，试图采取与反对派组织一一会谈的策略分化之；1989年3月末，不得不做出决定举行正式谈判以获得反对派的合作[xii]。
为了对抗政府“分而治之”的策略，分散的8个反对派创立了自己的圆桌会议。所以，转型中有两个并行的圆桌会谈，一个是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还有一个是反对派组织之间的会谈。在预备谈判中，反对派与政府就程序问题和谈判参与者范围争执了很长时间。双方的正式谈判开始于6月中旬，历时3个月余。会议设立了工作小组和分支委员会。总统的选举时间和议会的选举方式是两个争论最激烈也最重要的问题。
共产党代表希望先选举总统，以便波斯茨格顺利当选。反对派组织之间意见不统一，倾向波斯茨格的党派主张采用半总统制，争辩说应该先选举一个总统来保障转型过程的稳定；其他政党代表则认为总统的权力只能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决定。在谈判结束前，反对派向政府做出了让步。但是，后来，由于两个反对派政党的努力，总统直选的方案最终被交付全民投票，并被全民投票所否决。匈牙利后来实行的是议会制，总统是虚位国家元首。假如总统先于议会选举，结果就是半总统制而不是议会制了。
关于议会的选举方式，共产党主张采用多数代表制，也就是在每个选区得票最多者当选，因为共产党认为反对派们没有什么名气，自己的候选人将会胜出。反对派方面则要求按各政党得票比例分配议会席位（比例代表制），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政党还没有组织、准备好，在选举中将处于劣势。最终的协议是约一半议员以多数代表制选举，另一半用比例代表制选举。反讽的是，后来的结果表明，双方都失算了：反对派政党出人意外地获胜，拯救共产党（1989年9月重组为“社会主义党”）的是它反对的比例代表制——由于比例代表制它才保住相当数量的席位。
案例4：捷克斯洛伐克
这里所介绍的4个案例中，坐在谈判桌边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是最虚弱的。它此前比其他三个国家的政权更顽固、更具压迫性，转型是在突发性的大规模抗议下发生的。1989年11月17日，学生集会纪念二战期间纳粹关闭捷克大学事件，遭到防暴警察野蛮殴打，由此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持续到12月的大规模游行、罢工。原本弱小的反对派迅速组织了起来，11月19日成立了哈维尔等著名异议人士领导的、有各界代表参加的“公民论坛”（Civic Forum）。政权事实上陷入瘫痪，不得不做出让步以平息抗议浪潮。在这种情况下，有改革思想的联邦政府总理阿德梅克（Adamec）与哈维尔为首的反对派代表开始了谈判。
谈判开始于11月26日。双方争议焦点不在修改宪法，而在政府改组上。反对派方面坚持总统胡萨克必须辞职，要求阿德梅克内阁也辞职，然后建立由阿德梅克担任总理的过渡政府——“民族谅解政府”—— 负责维持秩序、筹备全国大选。但是，阿德梅克却无意于过渡政府总理，他想接任总统。谈判共进行了10轮，结束于12月9日。达成的协议是，胡萨克辞职，共产党官员、立法委员会主席卡尔法（Calfa）出任有反对派参加的临时政府总理。
接下来，反对派又与共产党就议会改组谈判，迫使一批共产党议会辞职、补充了反对派议员；商定议会选举杜布切克为议长，以及选举哈维尔为总统。就议会改组所进行的谈判并没有遇到大的障碍，共产党方面出于为今后利益考虑，也希望其一批声名狼藉的官员从议会辞职。
掌权者决定与反对派在谈判桌前坐下来是需要前提的。对此，我在讨论民主转型发生的动力机制、统治精英分裂的条件时实际上已经进行了阐释，在叙述以上4个谈判案例时也一一特别做了简略介绍。只有在特定的前提下，统治集团中才会分化出温和派，温和派才会获得谈判的许可、产生必不可少的谈判诚意。
所谓诚意，也就是愿意作出让步，寻找解决办法。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反对派也需要有诚意，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让步。只有在双方都有强烈愿望共同寻找解决办法的情境下，才会特别讲究、恰当运用谈判的策略和技巧，因而穿越谈判过程中出现的僵局、就分歧很大的问题达成协议。
例如，波兰的圆桌谈判就是在有诚意共同寻找解决办法的前提下进行的。谈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分歧，但是，正如政府谈判代表之一、1995年当选总统的科瓦思涅斯基回忆所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我们曾站在最后破裂的边缘”，“整个过程中，明显的是我们在努力寻找折中（compromise）”[xiii]。在预备谈判中，双方就达成了一个共识，即避免讨论过去（例如否定1981年开始的戒严[xiv]），因为过去争议太大。
在谈判之初，双方自然免不了情绪的对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次又一次会谈的进行，恐惧、愤怒和仇恨消退了，怨恨溶解了”，波兰政治学家维克特·奥斯廷斯基（Wiktor Osiatynski）评论道[xv]。这一情感上的变化，为1989年6月4日议会选举之后组成团结工会领导的联合内阁铺平了道路。
奥斯廷斯基说，历时2个月的细致谈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育机会，谈判者们学会了如何谈判、学到了许多关于公共事务的具体知识。团结工会作为反对派形成了自己的、在一起工作的专家团队，这对于未来的新政府是重要的[xvi]。
现在让我们检视一下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在以大学生为先锋、先后将知识界、市民等阶层卷入的大规模抗议面前，统治集团分裂了。然而，强硬派领袖邓小平掌握着最高权力、牢固地控制着军队，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虽然有诚意进行对话，留给他们的让步空间却非常有限。这是1989年共产党与学生之间对话的总体背景。
争议的最大焦点是官方对学潮的定性。根据邓小平讲话起草的“4.26”社论将学潮定性为“动乱”，学生们对这一“罪名”既愤怒又担心因此被秋后算账，不得不发起更大规模的抗议以期推翻之——当然，动力还来源于对民主的渴望。对于学生来说，明确否定“4.26”社论似乎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让步；而在邓小平看来，这其实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议题。他不能容忍自己所定的调子被明确否定，那样不仅意味着他错了，会极大地影响他的地位，还可能会给共产党的统治带来雪崩效应。
不过，一段时间内，为了平息学潮，邓小平容忍了赵紫阳做出有限的、变通性的让步。其中，最著名的是，赵紫阳5月4日在亚洲发展银行理事会年会上，正面评价了学生的要求，提出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乱，表示应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一讲话没有明确否定、但实际上修正了“4.26社论”，它显著缓解了学生的情绪，此后北京各高校学生大都复课了。
但是，学生所期盼的对话迟迟没有发生、诉求并不能停留在这样层面上。于是，到了5月13日，绝食抗议开始了，运动被推上了巅峰[xvii]。
对话一直是学潮的一项基本诉求。4月27日大游行之后，强硬派人物袁木等召集官方学生会代表进行了一次假对话。温和派与抗议学生对话代表团只进行了一次对话，而且是一次没有充分预备对话的对话。对话代表团自5月初成立后，不断派人到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信访局要求对话，但都没有结果。直到5月13日学生已经决定要开始绝食抗议时，代表团才得到同意对话的通知。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邀请对话代表团领导成员和几位著名知识分子匆忙地进行预备性会谈。在第二天进行的正式对话中，阎明复表现得相当真诚，但对于学生提出的关于否定“4.26”社论、政治改革、落实宪法规定的政治自由3个方面的要求，均无法作出答复。由于对话没有按预先承诺实况直播，部分激愤的学生冲进了会场，对话无法继续进行，在尴尬中收场。[xviii]
前中共统战部长、与学生对话的阎明复
不过，应该说这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开端，假如5月14日之后还能继续对话。作为第一次对话，可以理解，阎明复也不可能对学生的要求作出明确答复。然而，5月16日，邓小平被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激怒，5月17日决定、19日宣布了戒严。对话之门刚刚打开一个小缝，便永远关闭了。
赵紫阳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关头，曾在内部努力要求否定“4·26社论”，但是没有获得通过[xix]。5月17日，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声明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保证不秋后算账，但是并没有打动正在受到各界声援、支持的绝食学生。16天后，当权者和抗议着都应该尽量避免的流血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爱国民主运动在罪恶的枪声中被终结。
回顾20多年前的悲剧，可以看到，当权者和抗议者都表现出不妥协的精神。邓小平等强硬派看待问题的角度，是共产意识形态中你死我活的斗争。夹缝中的温和派愿意作出一些让步，但是却不能被支配天安门广场局势的绝食学生所接受——暂时的折中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解决办法。对话是这些学生的基本诉求，但是他们却缺乏必要的妥协精神。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似乎没有被深入思考过，即假如不能通过一次“决战”取得胜利，而是遭遇残酷的镇压，如何维持一场运动？
一些温和的学生领袖主张撤退回去乘势建设校园民主，这在当时是一种更可能成功的选择——那将意味着一个组织化的、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成长的良机[xx]，假以时日，也有望引起统治精英的进一步分化。不幸的是，温和的学生领袖当时主导不了局势。
应该说，当时并没有出现成熟的政治反对派。强硬派占据着优势的统治集团固然没有与学生进行真正谈判的诚意，学生也并不是适当的谈判对手——他们可以成为中华民族未来的领袖，但当时的人生历练、政治经验不够。一批站出来的著名知识分子本来是有潜力承担更大责任的，但他们的定位是学生的支持者、帮助者及政府与学生之间的调停者，更愿意在不太显眼的背后而不是前台活动。假如当时能出现类似于捷克那样由著名异议人士领导的、具有代表性的“公民论坛”，或者匈牙利那种由反对派组织的圆桌会议作为与当局谈判的对手，可能就有了可以信赖的谈判者，情况也许会不一样。
但是，总体上看，1989年没有多少可能通过谈判实现民主转型，虽然并非没有可能通过避免流血而维持一场运动。必须无条件谴责屠杀，因为屠杀是最卑劣、严重的犯罪，但同时，反思那场运动的失误也是应该的。反思不是要指责反对派中某些具体的个人，而是为了从失败中学习。瓦文萨从70年代中期流血的罢工中吸取了教训，所以才有了80年代初“团结工会”迅猛发展的机会。反对派和当权者都从接下来的戒严中懂得了谈判、妥协的重要性[xxi]，所以，才会有１９８９年的圆桌谈判——它揭开了东欧共产主义崩溃的序幕。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前景也有赖于反对派和当权者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
在展望民主转型的前景时，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过去侵犯人权的行为、实现政治和解。接下来将讨论这个问题。
延伸阅读：
Timothy Garton Ash ：Velvet Revolution: The Prospect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 56, No.19 ,December 3, 2009）
Jon Elster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i]“天鹅绒革命”也就是温和革命（gentle revolution）。它最初是西方记者提出来的，用来描述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以和平、戏剧化、谈判的方式改变政体。哈维尔等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领袖接过了这一表述。提摩太·伽登·阿什等著作家后来将1989年发生在波兰、匈牙利、东德的划时代事件，也称为“天鹅绒革命”。参见Timothy Garton Ash ：Velvet Revolution: The Prospects（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Vol. 56, No.19 ,December 3, 2009）
[ii] Timothy Garton Ash ：Velvet Revolution: The Prospects.
[iii] 有的谈判发生在政府依然比较强有力的情况下，也有的谈判发生在政府面对带规模抗议陷入瘫痪的情况下。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下节。
[iv] Samuel Hungtington，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p.164.
[v] 参见Jose Maria Maravall and Julia Santamaria：Political Change in Spain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Southern Europe。西班牙的经济从50年代末起得益于对外开放高速发展，然而，下层阶级从经济增长中所得的收益不成比例。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经济衰退、通货膨胀的来临，威权统治下的畸形发展所累积起来的矛盾更加尖锐地凸显出来。反对派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成功地推行了“从下面施加压力”的战略。包括部分官员、工商资本家、中产阶级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但是，机会要等到弗朗哥1975年底死亡、卡洛斯加冕为国王才出现。卡洛斯吸取了他的祖父阿枫索十三世1931年被推翻的教训，不想重蹈覆辙。他登基后安排其老师托库图·费南德慈—米兰达（Torcuato Fernández-Miranda）担任议长，任命苏亚雷斯为首相，开启了民主转型。
[vi] 像当代中国的威权主义者一样，弗朗哥政权一直宣扬民主会导致动荡和国家的解体，这是其教育和文化政策的核心信条。参见Paul Preston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p.3。
[vii] 参见Kerstin Hamann: The Pacted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and Labour Politics in Spain( South European Society & Politics, Vol.2, No.2 , Autumn 1997, pp.110–138); Omar G Encarnación: The Legacy of Transitions: Pact-Making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pain. Working Paper 193. Madrid: Instituto Juan March de Estudios e Investigaciones. 2003.
[viii] 参见Paul Preston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 in Spain”，pp.132-135。
[ix]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p364.
[x] Jon Elster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53. 当政府代表凯斯茨扎克提出总统由下院和其他所谓的咨议团体选举的时候，团结工会代表吉勒米克（Geremek）回答说：“民主可以被强暴一次，不能被强暴两次和多次”。
[xi] 同上书，p.70。
[xii] 同上书，p.71。
[xiii] 同上书，p.48。
[xiv] 在谈判中团结工会要求政府废除戒严期间的许多决定，以及对过去所制造的伤害予以赔偿。然而，政府方面并不想给人印象表明戒严错了。后来，一位律师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将戒严所导致的后果与对戒严本身的评价分开。政府在没有失面子的情况下做出了让步。参见Jon Elster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p.43、53。
[xv] 同上书，p.32。
[xvi] 同上书，p.32。
[xvii] 关于绝食抗议的发起过程、与政府迟迟不愿与学生对话的关系，参见封从德《六四日记》（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269-281页。绝食学生提出了2条诉求：其一，要求对话；其二，改变对学潮的定性。
[xviii] 为了核实对话前和对话过程中的相关情况，我电话采访了当年的学生对话代表团团长项小吉先生。感谢项小吉细致地解答我的问题。
[xix] 参见赵紫阳《改革历程》47-48页。
[xx] 在1989年民主运动中出现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包括许多高校的学生自治会、知识界联合会、工人自治联合会，等等。
[xxi]参见Jon Elster ：The Roundtable Talks and the Breakdown of Communism，pp.23-24。
